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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生观决定了学校教育中的教师與学生之间关系的性质、距离、定位和模式。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师生观是典型的教师权威指导下的学生平等。在中国师生观中，教师拥有必要的职业权威，教师拥有充分的教育与教学的管理权，学生之间平等竞争发展，教师是学生事务的权威仲裁者和保护者。在西方学校教育的师生观中，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学生之间与师生之间均为平等关系。在西方师生观中，教师职业不具有权威地位，学生以挑战教师为荣，教师与学生之间相对平等。中国与西方师生观的差异与分歧，其背后的源头是支撑性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结构。两者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选择，两者都具有各自明显的优势，也存在各自内在的缺陷。
关 键 词 师生观；中国教育；西方教育；平等中的首席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8）03-00-05
师生观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基本假设，师生观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和教学模式等领域深刻影响学校教育教学。一定程度上说，不同的师生观决定了不同的学校教育教学模式。中国学校教育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学校教育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具体在师生观上，分歧与差异很大。
师生观指的是学校教育中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假设与基本定位，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基本假设之一。师生观决定了学校教育中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性质、距离、定位和模式。
在性质上，师生观决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教学关系、教育关系和指导关系。在距离上，师生观决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和交往距离。在定位上，师生观决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基本权利关系、基本责任关系和基本教学组织形式。在模式上，师生观决定了教学模式中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具体教学行为、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等的选择，还涉及教育核心理念的设定，教育问题的处理模式等。不同的师生观将产生不同的学校教育模式，最终将影响国民的基本行为倾向和基本素养。成人社会中的基本行为范式，大都可以直接从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寻找出对应范式。强调自由多元的社会，一般都会要求学校教育中采取宽松的师生关系和倾向于自由的师生观。注重安全与和谐的社会，则强调秩序和纪律，呈现出一种严谨特色和教师主导的师生观。
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师生观是典型的教师权威指导下的学生平等。这种师生观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固有模式，也与中国学校教育的基本结构相适应，同时同中国社会的社群主义倾向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结构相匹配。
（一）教师拥有必要的职业权威
在中国学校教育中，教师拥有必要的权威，既是知识的权威，也是道德的楷模，在学校教育中居于中心地位。所以在中国社会中，强调教师必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社会普遍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社会道德水准，强调人民教师的职业荣誉。中国社会普遍认为教师的水平决定了学校教育的质量，历史上一直注重师道尊严。师道尊严原出自《学记》，“凡学之道， 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简而言之，师道尊严认为教师是一个尊贵的职业，教育是一项值得社会尊重的行业。[1]这种师道尊严的要求既是社会对教育和教师的定位，也是对教育和教师的严格要求。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不管教师群体是否同意，具有职业权威实际上是社会对教育和教师的本能要求。这种职业权威可能来自于教师的道德，也可能来自于教师的学识和能力。当然，教育和教师在中国拥有尊贵地位，其背后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方面导致教师职业具有较高的声望，同时也导致中国社会对教师的要求极高，职业压力极大。
（二）教师拥有充分的教育与教学的管理权
中国学校教育中，教师拥有教育和教学的管理权力。这种管理权力既包括对学生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活动的安排等，也包括对学生的生活指导和道德教育等领域。这种教师的管理权力在学校教育中集中体现在班主任的角色上。班主任的教育教学权力几乎涵盖学生的所有活动，对学生的发展影响力量强大。这种全方位的管理权力一方面给予了中国教师充分的教育教学权力，同时也将一切责任都施加于教师自身，导致中国教师对学生的责任也几乎是全方位和无限的。中国学生发展优秀，教师则是教学有方；如果学生发展不好，教师就要背上误人子弟的骂名。
（三）学生之间平等竞争发展
中国学校教育中，学生之间完全平等，在学习和生活中为平等竞争关系。在中国学校的具体教育教学中，教师管理非常深入，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混乱相对较少。在教师的强力管理下，班级文化大多健康、和谐和公平。所以这种成长环境出来的学生，大多对自己的同学关系非常珍惜。因为中国的班级大多是一种家庭式的温情脉脉的社群，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班级是承载学生温馨回忆的记忆体。这种平等竞争发展的学生关系体，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在学校教育中的投射，中国社会也特别强调社会个体之间的平等。
（四）教师成为学生事务的权威仲裁者和保护者
教师在中国学校教育中，既是学生矛盾的调解者、问题行为的教育者，也是学生群体的保护者。作为调解者，教师需要公平对待班级中每一个学生，并注重在班级事务中的公平执法。作为教育者，教师需要在学生的问题行为上做到合理和积极制止，并保持一个教育促进者的角色。在保护者角色上，教师需要全方位保护学生的人身权利、教育权利，给予学生安全感，营造班级的家庭氛围，并在学生受到伤害或其他危险时，教师要能够保护学生。所以中国教师的权力与责任是相匹配的，其责任往往也让教师不堪重负。中国教师在学校教育中，既扮演着教师的角色，也扮演着严格要求学生的父亲角色，同时还承担着抚慰学生和关心学生的母亲角色。所以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对教师特别是班主任记忆深刻，班主任对学生的影响力也非常强大。
（五）教师与学生之间属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中国学校教育中，班主任与学生之间除了師生关系之外，同时也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班主任有着组织教学、管理班级、管理学生生活和行为等诸多方面的权力，同时通过设置学生班委协助班主任管理班级。班委干部既可以通过学生集体民主选举产生，也可以直接通过班主任任命产生，同时班主任可以免去任命的或者学生选举的班干部。从这一点看，班主任既是班级组织中的董事长，也是具体负责运行管理的总经理。但同样，班主任也承担着班级问题的管理责任，在学校层面，学校可以通过免职或者其他惩罚方式，处理问题班主任。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学校教育与中国学校教育的师生观差异很大，其主要特征是教师是首席乐手的角色。在著名的后现代课程论学者多尔眼中，平等中的首席（ first among equals）很好地界定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作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构建，教师的作用从外在于学生情境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其权威也转入情境之中。[2]简而言之，在西方学校教育的师生观中，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即教师并不具有权威地位，学生之间与师生之间均为平等关系。
（一）教师职业并不具有权威地位
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职业并不具有权威地位。简单地说，教师仅仅只是一项普通职业，在社会职业中没有特殊之处。所以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并不是学生天然崇拜和尊敬的对象。在社会心理结构上，西方学生大多将父母视为自己的尊重对象，父母的形象和地位大多高于教师。由于西方教师不具有职业权威的结构，因此，很难具备对学生的强大影响力。
（二）教师仅具有教学上的管理权
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仅具有对学生教学上的管理权，对学生的生活和道德等领域的干涉极为慎重。相对来看，中国教师拥有的权力几乎是全方位的，不只是教学上，还包括德育领域和生活领域。西方社会中这种较为单一的教师权力，也导致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相对较低。这种教师权力实际上也是西方社会结构在教育中的投射，西方社会普遍强调小政府结构，强调政治权力的边界，强调民众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反映到学校中，也是强调学生的自由权利，所以必然限制和约束教师的教育权力。同时，在社会结构上，西方社会中宗教力量强大，基督教会在道德领域占据权威地位，学校在道德领域是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这与中国社会结构差异很大，中国没有强有力的宗教，所以中国教师承担了道德教化的责任，这同时也设定了中国教师的较高的道德权威的地位。
（三）学生以挑战教师为荣
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不居于权威地位，学生对教师的眼光，也不局限于敬仰。相反，特别是在美国，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整个美国社会，都鼓励学生挑战教师，并以此为荣。所以在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需要随时面对学生的挑战。中国学生也可能采取一些考验教师的水平与能力的挑战，比如用很难的数学题和很生僻的诗歌考验教师，但大多会注意维护教师的形象和面子，这种考验一般都较为随意和隐蔽。但在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的形象并不是学生关心和主动维护的。所以相对来看，西方教师面临的未知局面更多，职业难度更大。
（四）学生之间形成丛林社会
西方学校教育中的班级设置和班级结构与中国班级差异很大。一定程度上说，西方学校教育中的班级具有明显的丛林社会，即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规则的领域。因为教师不居于权威地位，教师也对学生的生活等领域缺少管理，大多交由学生自己处理。班级本身也是一个社会结构，教师权威退出后，学生之间就陷于矛盾和暴力中，所以西方班级内部的学生暴力更为严重，学生之间的欺凌频繁，最终导致班级内部的混乱，学生之间处于丛林社会的暴力中，最弱势的学生则长期处于被欺负和侮辱的境地。据统计，“每个月在美国各地的公立学校共有52.5万起攻击、抢劫及勒索的事件发生；大约有13.5万个学生是带着枪支上学的；每5个14岁的女孩子中就有两个人会在她们19岁之前怀孕。”[3]所以西方班级内部学生之间的关系没有中国学生那样平等，学生暴力增多导致学生辍学严重，最终导致教育失败者增多。
（五）教师与学生之间属于平等关系
平等中的首席的师生观，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解构教师权威。[4]基于这种学生观，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平等，所以教师被比喻为是乐队的首席乐手，与学生之间的地位平等。这与中国教师是学生的全方位的导师的角色差异很大。中国学校教育中，教师是乐队指挥角色，学生集体是乐队。而在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只是首席乐手，并不具有对学生的优势指挥地位。西方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职业工作关系，教师也仅仅是从事教学工作而已。这种纯职业的关系远没有中国师生之间的亲密程度，当然也剥夺了教师对学生的强大影响力。
中国与西方师生观的差异与分歧，其背后的源头实际上是支撑性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结构。两者各有其优势，并有着背后的社会系统性支撑。西方师生观的背后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社会政治哲学和社会结构，而中国学校教育背后则是中国社会珍视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结构和政治哲学均与其相适应。两者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选择，而是人类社会两种不同的教育选择，两者都具有各自明显的优势，也存在各自内在的缺陷。双方的主要分歧如下：
（一）教育理念：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发展与学生自由发展
西方的教育理念是学生的自由发展，由学生自由发展自己的天赋。[5]这是西方教育的核心假设，这一假设决定了西方教师在学生发展中的有限影响和有限权力。因为要尊重学生的自由发展，教师必须充当与学生平等的角色，而不能强力影响学生的自主判断和自由选择。而中国的教育理念强调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发展，强调名师出高徒，注重教师对学生全方位的指导权力。所以中国教师与学生之间是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教师在师生关系中具有权威地位，当然教师也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二）学生群体：平等社会与丛林社会
中国社会历来注重民众之间的平等，中国社会结构一直以来都是权威之下的平等社会，所以中国注重在学校教育中设置为教师权威指导下的学生平等的结构，强调学生之间的平等、和谐和亲密关系。中国基础教育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公权力，社会将对学生的教育和安全都托付给教师，教师代表社会教育学生，指向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建构一个和谐和安全的社会。[6]西方社会基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假设，认为政治和政府都是社会中必要的恶，即使必要，但仍然是恶，所以天然反对权威设置。在教育中，西方也同样推翻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将管理权力交给了学生自己，最终形成了学生群体内部的力量竞争，也即在这种没有权威的丛林社会中，让学生自己寻找自己的地位，自己保护自己，最后导致了强者欺凌弱者的局面。在美国，“每年有超过300万的儿童遭受暴力侵害，实际数字比这还多3倍；大约有180万的儿童遭到绑架；有近60万的儿童住在福利院；每天有25%的儿童受到欺凌，43%的少年、97%的中学生受到网络欺凌；约有16万学生因为害怕被欺负每天都待在家中。”[7]这种在中国显而易见会绝对避免出现的局面，却是西方学校教育中的常态，其背后的根源，就是中西社会哲学的差异。
（三）教师作用：必要权威与首席乐手
中国社会几乎在任何领域都强调秩序和和谐，为了学校中的必要的秩序和学生之间的和谐，必须设置有着协调者、指导者、仲裁者和保护者等多重角色的教师权威地位。但西方社会对此有不同认识，认为社会中更应该呈现出一种自由竞争的局面，在学校教育中也应该如此，所以西方学校教育中剥夺了教师的职业权威，将教师与学生设置为平等身份，即首席乐手的角色。中国式的师道尊严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师道尊严只是要求学生尊重并敬重教师，并不要求学生屈从于教师的权威。事实上，西方平等中的首席也并非完全否定教师的权威性，但对教师的要求更高。[8]平等中的首席刻画出教师权威的悖论性本质，在不要求学生接受权威时实现了权威，而在实现权威的节点上又否定了绝对权威的可能。[9]平等中的首席的教师角色既要求教师的高超的教学艺术和协调能力，在职业权威性降低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成长。实际上这是更为艰难的任务，所以对教师的学识、能力、教学的艺术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问题的两极：学生独立自主发展问题与学生过度自由问题
中国学校教育重视教师的指导，强调教育的效率，注重对学生的防微杜渐，在学生的独立自主发展的角度则存在弱点。西方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自由发展，强调学生的天赋，但在教育效率方面存在问题，即使在其最珍视的自由发展方面，也存在学生的过度自由，导致严重的校园暴力问题。以中国式的社群主义伦理视角来看，这种过度偏爱自由而不顾人身安全与正义的做法显得比较极端。[10]不过现实中吊诡的却是：从中国角度上看，西方教育中的过度自由导致学生缺乏必要的保护，本身违背了教育的正义性；而站在西方角度，中国的教育存在严重的侵犯学生自由权利的问题，本身就不道德。综合来看，两种师生观都与该社会系统相适应，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优点与缺点集于一体，不能简单地认定哪种师生观更为合理，更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師生观与该种社会系统性支撑相适应。
[1]易连云，等.传统“师道尊严”思想探析[N].人民日报，2010-08-27.
[2]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38.
[3]Ronald E. Koetzsch.学习自由的国度——另类理念学校在美国的实践[M].薛晓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1.
[4]韩淑萍.“平等中的首席”之考辨[J].上海教育科研，2006（11）：16-18.
[5]冉亚辉，等.防微杜渐与自由发展两种德育模式的对立——中美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07（11）：49-53.
[6]冉亚辉.论基础教育公共性的必然[J].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5（2）：1-4.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EB/OL].（2011-4-10）[2016-11-2].http：//www.gov.cn/jrzg/2011-04/10/content_1841245.htm.
[8]陈丽华.教师形象：从师道尊严的权威者到平等中的首席[J].教育学术月刊，2008（9）：10-12.
[9]黄庆丽.教师权威的丧失与重建[J].教师教育研究，2016（5）：18-23.
[10]郝大维等著，何刚强译.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42.
责任编辑 徐向阳
关 键 词 师生观；中国教育；西方教育；平等中的首席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8）03-00-05
师生观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基本假设，师生观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和教学模式等领域深刻影响学校教育教学。一定程度上说，不同的师生观决定了不同的学校教育教学模式。中国学校教育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学校教育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具体在师生观上，分歧与差异很大。
一、师生观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影响
师生观指的是学校教育中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假设与基本定位，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基本假设之一。师生观决定了学校教育中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性质、距离、定位和模式。
在性质上，师生观决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教学关系、教育关系和指导关系。在距离上，师生观决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和交往距离。在定位上，师生观决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基本权利关系、基本责任关系和基本教学组织形式。在模式上，师生观决定了教学模式中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具体教学行为、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等的选择，还涉及教育核心理念的设定，教育问题的处理模式等。不同的师生观将产生不同的学校教育模式，最终将影响国民的基本行为倾向和基本素养。成人社会中的基本行为范式，大都可以直接从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寻找出对应范式。强调自由多元的社会，一般都会要求学校教育中采取宽松的师生关系和倾向于自由的师生观。注重安全与和谐的社会，则强调秩序和纪律，呈现出一种严谨特色和教师主导的师生观。
二、权威下的平等：中国教育中的师生观
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师生观是典型的教师权威指导下的学生平等。这种师生观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固有模式，也与中国学校教育的基本结构相适应，同时同中国社会的社群主义倾向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结构相匹配。
（一）教师拥有必要的职业权威
在中国学校教育中，教师拥有必要的权威，既是知识的权威，也是道德的楷模，在学校教育中居于中心地位。所以在中国社会中，强调教师必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社会普遍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社会道德水准，强调人民教师的职业荣誉。中国社会普遍认为教师的水平决定了学校教育的质量，历史上一直注重师道尊严。师道尊严原出自《学记》，“凡学之道， 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简而言之，师道尊严认为教师是一个尊贵的职业，教育是一项值得社会尊重的行业。[1]这种师道尊严的要求既是社会对教育和教师的定位，也是对教育和教师的严格要求。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不管教师群体是否同意，具有职业权威实际上是社会对教育和教师的本能要求。这种职业权威可能来自于教师的道德，也可能来自于教师的学识和能力。当然，教育和教师在中国拥有尊贵地位，其背后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方面导致教师职业具有较高的声望，同时也导致中国社会对教师的要求极高，职业压力极大。
（二）教师拥有充分的教育与教学的管理权
中国学校教育中，教师拥有教育和教学的管理权力。这种管理权力既包括对学生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活动的安排等，也包括对学生的生活指导和道德教育等领域。这种教师的管理权力在学校教育中集中体现在班主任的角色上。班主任的教育教学权力几乎涵盖学生的所有活动，对学生的发展影响力量强大。这种全方位的管理权力一方面给予了中国教师充分的教育教学权力，同时也将一切责任都施加于教师自身，导致中国教师对学生的责任也几乎是全方位和无限的。中国学生发展优秀，教师则是教学有方；如果学生发展不好，教师就要背上误人子弟的骂名。
（三）学生之间平等竞争发展
中国学校教育中，学生之间完全平等，在学习和生活中为平等竞争关系。在中国学校的具体教育教学中，教师管理非常深入，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混乱相对较少。在教师的强力管理下，班级文化大多健康、和谐和公平。所以这种成长环境出来的学生，大多对自己的同学关系非常珍惜。因为中国的班级大多是一种家庭式的温情脉脉的社群，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班级是承载学生温馨回忆的记忆体。这种平等竞争发展的学生关系体，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在学校教育中的投射，中国社会也特别强调社会个体之间的平等。
（四）教师成为学生事务的权威仲裁者和保护者
教师在中国学校教育中，既是学生矛盾的调解者、问题行为的教育者，也是学生群体的保护者。作为调解者，教师需要公平对待班级中每一个学生，并注重在班级事务中的公平执法。作为教育者，教师需要在学生的问题行为上做到合理和积极制止，并保持一个教育促进者的角色。在保护者角色上，教师需要全方位保护学生的人身权利、教育权利，给予学生安全感，营造班级的家庭氛围，并在学生受到伤害或其他危险时，教师要能够保护学生。所以中国教师的权力与责任是相匹配的，其责任往往也让教师不堪重负。中国教师在学校教育中，既扮演着教师的角色，也扮演着严格要求学生的父亲角色，同时还承担着抚慰学生和关心学生的母亲角色。所以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对教师特别是班主任记忆深刻，班主任对学生的影响力也非常强大。
（五）教师与学生之间属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中国学校教育中，班主任与学生之间除了師生关系之外，同时也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班主任有着组织教学、管理班级、管理学生生活和行为等诸多方面的权力，同时通过设置学生班委协助班主任管理班级。班委干部既可以通过学生集体民主选举产生，也可以直接通过班主任任命产生，同时班主任可以免去任命的或者学生选举的班干部。从这一点看，班主任既是班级组织中的董事长，也是具体负责运行管理的总经理。但同样，班主任也承担着班级问题的管理责任，在学校层面，学校可以通过免职或者其他惩罚方式，处理问题班主任。
三、平等中的首席：西方教育中的师生观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学校教育与中国学校教育的师生观差异很大，其主要特征是教师是首席乐手的角色。在著名的后现代课程论学者多尔眼中，平等中的首席（ first among equals）很好地界定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作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构建，教师的作用从外在于学生情境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其权威也转入情境之中。[2]简而言之，在西方学校教育的师生观中，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即教师并不具有权威地位，学生之间与师生之间均为平等关系。
（一）教师职业并不具有权威地位
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职业并不具有权威地位。简单地说，教师仅仅只是一项普通职业，在社会职业中没有特殊之处。所以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并不是学生天然崇拜和尊敬的对象。在社会心理结构上，西方学生大多将父母视为自己的尊重对象，父母的形象和地位大多高于教师。由于西方教师不具有职业权威的结构，因此，很难具备对学生的强大影响力。
（二）教师仅具有教学上的管理权
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仅具有对学生教学上的管理权，对学生的生活和道德等领域的干涉极为慎重。相对来看，中国教师拥有的权力几乎是全方位的，不只是教学上，还包括德育领域和生活领域。西方社会中这种较为单一的教师权力，也导致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相对较低。这种教师权力实际上也是西方社会结构在教育中的投射，西方社会普遍强调小政府结构，强调政治权力的边界，强调民众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反映到学校中，也是强调学生的自由权利，所以必然限制和约束教师的教育权力。同时，在社会结构上，西方社会中宗教力量强大，基督教会在道德领域占据权威地位，学校在道德领域是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这与中国社会结构差异很大，中国没有强有力的宗教，所以中国教师承担了道德教化的责任，这同时也设定了中国教师的较高的道德权威的地位。
（三）学生以挑战教师为荣
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不居于权威地位，学生对教师的眼光，也不局限于敬仰。相反，特别是在美国，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整个美国社会，都鼓励学生挑战教师，并以此为荣。所以在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需要随时面对学生的挑战。中国学生也可能采取一些考验教师的水平与能力的挑战，比如用很难的数学题和很生僻的诗歌考验教师，但大多会注意维护教师的形象和面子，这种考验一般都较为随意和隐蔽。但在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的形象并不是学生关心和主动维护的。所以相对来看，西方教师面临的未知局面更多，职业难度更大。
（四）学生之间形成丛林社会
西方学校教育中的班级设置和班级结构与中国班级差异很大。一定程度上说，西方学校教育中的班级具有明显的丛林社会，即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规则的领域。因为教师不居于权威地位，教师也对学生的生活等领域缺少管理，大多交由学生自己处理。班级本身也是一个社会结构，教师权威退出后，学生之间就陷于矛盾和暴力中，所以西方班级内部的学生暴力更为严重，学生之间的欺凌频繁，最终导致班级内部的混乱，学生之间处于丛林社会的暴力中，最弱势的学生则长期处于被欺负和侮辱的境地。据统计，“每个月在美国各地的公立学校共有52.5万起攻击、抢劫及勒索的事件发生；大约有13.5万个学生是带着枪支上学的；每5个14岁的女孩子中就有两个人会在她们19岁之前怀孕。”[3]所以西方班级内部学生之间的关系没有中国学生那样平等，学生暴力增多导致学生辍学严重，最终导致教育失败者增多。
（五）教师与学生之间属于平等关系
平等中的首席的师生观，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解构教师权威。[4]基于这种学生观，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平等，所以教师被比喻为是乐队的首席乐手，与学生之间的地位平等。这与中国教师是学生的全方位的导师的角色差异很大。中国学校教育中，教师是乐队指挥角色，学生集体是乐队。而在西方学校教育中，教师只是首席乐手，并不具有对学生的优势指挥地位。西方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职业工作关系，教师也仅仅是从事教学工作而已。这种纯职业的关系远没有中国师生之间的亲密程度，当然也剥夺了教师对学生的强大影响力。
四、中西师生观的比较
中国与西方师生观的差异与分歧，其背后的源头实际上是支撑性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结构。两者各有其优势，并有着背后的社会系统性支撑。西方师生观的背后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社会政治哲学和社会结构，而中国学校教育背后则是中国社会珍视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结构和政治哲学均与其相适应。两者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选择，而是人类社会两种不同的教育选择，两者都具有各自明显的优势，也存在各自内在的缺陷。双方的主要分歧如下：
（一）教育理念：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发展与学生自由发展
西方的教育理念是学生的自由发展，由学生自由发展自己的天赋。[5]这是西方教育的核心假设，这一假设决定了西方教师在学生发展中的有限影响和有限权力。因为要尊重学生的自由发展，教师必须充当与学生平等的角色，而不能强力影响学生的自主判断和自由选择。而中国的教育理念强调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发展，强调名师出高徒，注重教师对学生全方位的指导权力。所以中国教师与学生之间是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教师在师生关系中具有权威地位，当然教师也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二）学生群体：平等社会与丛林社会
中国社会历来注重民众之间的平等，中国社会结构一直以来都是权威之下的平等社会，所以中国注重在学校教育中设置为教师权威指导下的学生平等的结构，强调学生之间的平等、和谐和亲密关系。中国基础教育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公权力，社会将对学生的教育和安全都托付给教师，教师代表社会教育学生，指向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建构一个和谐和安全的社会。[6]西方社会基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假设，认为政治和政府都是社会中必要的恶，即使必要，但仍然是恶，所以天然反对权威设置。在教育中，西方也同样推翻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将管理权力交给了学生自己，最终形成了学生群体内部的力量竞争，也即在这种没有权威的丛林社会中，让学生自己寻找自己的地位，自己保护自己，最后导致了强者欺凌弱者的局面。在美国，“每年有超过300万的儿童遭受暴力侵害，实际数字比这还多3倍；大约有180万的儿童遭到绑架；有近60万的儿童住在福利院；每天有25%的儿童受到欺凌，43%的少年、97%的中学生受到网络欺凌；约有16万学生因为害怕被欺负每天都待在家中。”[7]这种在中国显而易见会绝对避免出现的局面，却是西方学校教育中的常态，其背后的根源，就是中西社会哲学的差异。
（三）教师作用：必要权威与首席乐手
中国社会几乎在任何领域都强调秩序和和谐，为了学校中的必要的秩序和学生之间的和谐，必须设置有着协调者、指导者、仲裁者和保护者等多重角色的教师权威地位。但西方社会对此有不同认识，认为社会中更应该呈现出一种自由竞争的局面，在学校教育中也应该如此，所以西方学校教育中剥夺了教师的职业权威，将教师与学生设置为平等身份，即首席乐手的角色。中国式的师道尊严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师道尊严只是要求学生尊重并敬重教师，并不要求学生屈从于教师的权威。事实上，西方平等中的首席也并非完全否定教师的权威性，但对教师的要求更高。[8]平等中的首席刻画出教师权威的悖论性本质，在不要求学生接受权威时实现了权威，而在实现权威的节点上又否定了绝对权威的可能。[9]平等中的首席的教师角色既要求教师的高超的教学艺术和协调能力，在职业权威性降低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成长。实际上这是更为艰难的任务，所以对教师的学识、能力、教学的艺术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问题的两极：学生独立自主发展问题与学生过度自由问题
中国学校教育重视教师的指导，强调教育的效率，注重对学生的防微杜渐，在学生的独立自主发展的角度则存在弱点。西方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自由发展，强调学生的天赋，但在教育效率方面存在问题，即使在其最珍视的自由发展方面，也存在学生的过度自由，导致严重的校园暴力问题。以中国式的社群主义伦理视角来看，这种过度偏爱自由而不顾人身安全与正义的做法显得比较极端。[10]不过现实中吊诡的却是：从中国角度上看，西方教育中的过度自由导致学生缺乏必要的保护，本身违背了教育的正义性；而站在西方角度，中国的教育存在严重的侵犯学生自由权利的问题，本身就不道德。综合来看，两种师生观都与该社会系统相适应，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优点与缺点集于一体，不能简单地认定哪种师生观更为合理，更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師生观与该种社会系统性支撑相适应。
参考文献：
[1]易连云，等.传统“师道尊严”思想探析[N].人民日报，2010-08-27.
[2]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38.
[3]Ronald E. Koetzsch.学习自由的国度——另类理念学校在美国的实践[M].薛晓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1.
[4]韩淑萍.“平等中的首席”之考辨[J].上海教育科研，2006（11）：16-18.
[5]冉亚辉，等.防微杜渐与自由发展两种德育模式的对立——中美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07（11）：49-53.
[6]冉亚辉.论基础教育公共性的必然[J].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5（2）：1-4.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EB/OL].（2011-4-10）[2016-11-2].http：//www.gov.cn/jrzg/2011-04/10/content_1841245.htm.
[8]陈丽华.教师形象：从师道尊严的权威者到平等中的首席[J].教育学术月刊，2008（9）：10-12.
[9]黄庆丽.教师权威的丧失与重建[J].教师教育研究，2016（5）：18-23.
[10]郝大维等著，何刚强译.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42.
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