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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银川只有一条主要马路。从贺兰山下一直延伸到银川的东门，贯穿了银川市的三个地方：新市区，新城，银川。当时有个顺口溜，新市区是战场，新城是赌场，银川是情场。
我就住在战场的第一大“城市”：同心路。
星期天同心路上走来走去的人，无外乎是周围三个大厂子的人：西北轴承厂和长城机床厂的东北话，水泥厂和平吉堡的宁夏话，宁夏化工厂的宁大话，氮肥厂的南腔北调。
89年到90年的时候，黄军帽喇叭裤和双卡录音机，已经退出了小伙子和小姑娘的生活。我的同学们也都踏实下来上班，谈恋爱的谈恋爱，哥们在喝酒闲谝的时候，也更多开始提到钱。
1990年的时候，我在外面晃荡了一圈没什么出息，就回到了银川。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
1990年，有个哥们要开一个歌舞厅，知道我会弹吉他，就来商量搞个乐队。我的打算是4个人，吉他，贝司，鼓，键盘，再找几个流行歌手就行。于是，我去找到了新城的贝斯手老刘，然后我们找鼓手，老刘说找东安。
东安在新城，新城就一条街，银川有句话这样形容：“新城街上两座楼，一个警察站两头”。新城是这座城市2000年之前变化最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新城就意味着啤酒，因为新城有糖厂，糖厂有个麦芽车间，所有的银川人都喝这个麦芽车间生产的啤酒。
银川一到夏天，晚上街边都是散啤酒罐子，两三个人一桌的就按脸盆卖，一脸盆一脸盆地喝。九十年代如果你去银川，满大街的酒摊子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五颜六色的脸盆，不知道你还以为是卖脸盆的。
新城那时就三站，新城东站，中岗楼，新城西站，东安就在新城中岗楼。我们进去时，东安正边唱边打鼓，宽宽的脸盘全是汗。
东安最早是长城机床厂的工人，后来因为喜欢摇滚乐，辞职了，专门搞音乐，他和我们说他在搞作品，我们高兴地玩了一下午。我们这一代新市区男人说话爱带口头语，“我×太逼歪了，我×太好听了，我×又错了再来一遍……”
第二天，我们又找来了键盘手和歌手，开始在新市区友谊餐厅二楼排练，每当东安唱起《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我们全都热血沸腾，每天排练完，少不了狂灌一通。
同心路这时候已经初具规模了，成了新市区的中心，这之前宁大附近文化宫才是新市区的中心，各厂矿因为承包制改革给很多人带来了点实惠，大家兜里有点钱，
中秋节，歌舞厅开业，生意极火。那时不需要小姐，每个歌舞厅都是以乐队为主招徕客人。我们自诩是银川最新潮的乐队，纯电声，流行歌，从谭咏麟到崔健，从潘美辰到邓丽君，迅速征服了同心路的小商小贩，和各个厂的年轻人。歌手唱《水中花》他们就跳慢四步，东安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们就跳颠四。
那时最火的歌是潘美辰的《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每次歌手在唱到最后反复的时候有两句和声，原版磁带里是潘美辰自己录和音的。东安经常到那两句就主动伴唱，嗓子很高，偶尔他心情不好，就不唱，我就会回头看他，然后用吉他弹出那两句。
后来因为我开始找对象，就懈怠了，谱子也不写，直到有一天东安找来了新的吉他手代替我的位置，我有些不高兴，但也没太当回事。后来大家各自胡混，听说他们去了南方，后来听说他们回来了，又听说他们散伙了。
我们有十年没有再见面。我从同心路，进了城，2003年去了银川一家星级酒店里的歌舞厅混饭。
有一天舞台上需要一个鼓手，我就又想起东安了，请他来打鼓，性格还那样，不顾场合地大声哼唱和讨论流行音乐。过了几天，东安提起他媳妇，来自内蒙的草原女子，名字挺长说他们快离婚了，又过了几天，东安几乎天天喷着满嘴酒气来上班，我说以后上台前别喝酒啊，他支吾着。
一天我问他，现在还唱不唱歌。他说以前在南方唱刀郎的歌，我说那你能唱就唱，养家糊口嘛。一个月后，他终于离婚了，更是每天喝得两眼通红。我劝他的同时，也暗示他，这个小城市不是每个人都能一天挣一百块钱，现在他连刀郎的歌都唱得晃晃悠悠快上不去了。他说，调太高了。
东安后来就不怎么唱了。我们在前进街夜市摊子喝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几次张张嘴，想提十几年前的旧事，但是都咽下去了，就像往常一样喝了一场后，我们作鸟兽散。我也结束了混场子生涯。
我又见到东安，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那次是我喝多了，不知道怎么回的家，第二天老婆告诉我是东安送我回来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他，他就礼貌地说没事，以后你少喝点，注意身体。
这次，东安说话从头到尾没有带一个“我×”。
同心路
1992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同心路口摆了一个烟摊。旁边有一个卖眼镜的，叫老陶，浙江人，两口子，都是小个子，很瘦。那时候，同心路还没有盖大市场，里面是个菜市场，外面一条小马路两边挤满了商贩，百货齐全。小偷逐渐也多了，在街上横冲直撞，好几次见到他们偷东西偷炸了，和事主吵架，有时候干脆就打起来。
老陶一般老远见他们走过来，就会掏出烟来，递烟打招呼。有时候他们几个路过老陶摊子的时候，从眼镜架上随手拿个眼镜，戴上，对着镜子照一照，就走。
老陶就会赶紧说，哥们，哥们，给个本钱，我不容易。对方一般会半笑着耍赖跑掉。有几次他们喝了酒来拿眼镜，老陶刚上来夺，对方上来就是几炮锤，老陶老婆就过来拉，就连他老婆一起打。两口子就经常被打得满身伤，还总是不松手，也不还手，只是一个劲说，你给我个本钱，给我个本钱……最终是抢不过的，他会气喘吁吁去擦自己的血迹。
我觉得那一年同心路挨打最多的人就是老陶。即使这样，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老陶会准时在同心路口摆出他的眼镜架，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递烟。有一次深夜，我经过他们家门口，看到他家一屋子眼镜片和眼镜框子，两口子在安装，然后很熟练地贴上标签。
2009年，我回银川，看到几个大的商城都翻新了。同心路也盖了新市区最大的商城，叫浙江商城。据说开发商是老陶的朋友，于是老陶参与了集资，买了好几间大房子，他现在在同心路有最大的两家店了，很大的招牌很大的字：“老陶眼镜店”。 有一次，我回同心路，去他店里买了个东西，见到了留着油光大背头的老陶，已经微微发福。我像以前一样客气的和他打招呼，他对着镜子很小心地捋了下头发，很从容地转过脸来和我打招呼，问我和家人可都好。他的伙计忙前忙后，任何顾客如果提出异议或者来反映售后问题，伙计都会不屑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店，你还不相信我们吗？”在我一根烟的时间里他重复了至少三次。他老婆依然忙碌勤恳，对每个人很客气，只是在她转身的时候，看出来，有些老了。
我在兴盛面馆吃面的时候，看到那几个一样老了的小偷，他们已经不偷了，我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我心里说，现在你再去老陶那儿抢个眼镜试试？
山楂树
1995年左右，老城区的大众歌舞厅里面，首府歌舞厅应该算生意最好的，就在羊肉街口，市政府的旁边。和其它灯红酒绿的场地不同的是，里面顾客多半是银川本地机关的职工，人到中年，下岗潮也淹过了银川市，机关里的优越性在降低。
相比南方人和东北人，几十年来，他们固守这样的安分的生活—早上是街对面的宁园锻炼锻炼，挑挑拣拣的早市，老银川贺兰和永宁口音大声地叫卖。广播里不停地有主持人在喋喋不休，煽情说有人下岗后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后来做企业做大做强的故事，好像下岗反而会给大家带来多大好处似得。
有些人从机关的小办公桌上离开，变成了个体户，出租车司机，小饭馆老板。晚上他们就出现在首府歌舞厅。低消费的人群，和舞台上低收入的艺人，舞客们国标舞的舞步并没有凌乱，鱼尾纹初生的眼睛依然顾盼生姿，从《山楂树》的蹦擦擦到《昨夜星辰》的探戈就是趟着趟着走。
没有人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广播里的希望，但只要你和这座城市的性格一样—足够沉默，倔强，逆来顺受，生活就能过下去。
我们就在这里面伴奏，老板叫撒哥，比我们大七八岁，个子高高的，戴个眼镜，很机关单位的样子。
见面的时候，撒哥看着我的长头发，用带有极重银川口音的话说：“不要闹什么摇滚乐，我这点都是中老年人来跳交际舞的，你们闹球的那个别人不爱听。”
谈了几次后，撒哥说，每天只能开场的时候演一首摇滚乐，剩下就老老实实弹舞曲，先干一个月，合适了接着干，不合适了另请高明。我们就答应了，当时的这座城市，工作实在不好找。
撒哥一般是开场前，在大舞池里转一圈，就到他办公室去了，不怎么管。有一天我们看撒哥好像没来，就把音量开大，来了个《无地自容》。下面的中老年舞客和国标舞师生，开始搂着跳颠四。
我们第二首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看，有的人捂着耳朵。
我们演了三四首玩得出了汗，然后才开始弹舞曲。弹舞曲的时候电子琴多，我们可以偷点懒。我和鼓手就去厕所尿尿，一边谝着，我还说刚才我们玩的时候声音太小了，啥破音响嘛，我都听不清楚贝司声音。
这时候我身后有人说，还他妈的声音小？我差些震得从坑上掉了下去！我回头一看，撒哥在坑上蹲着呢，四只眼睛红红的，瞪着我。
就这样，我们干了一个月就滚蛋了，撒哥人很仗义，说了一个月就一个月，也不提前开除。
大概是98年，体育场办了一个银川有史以来最大的演唱会。当时风头最劲的黑豹，臧天朔，和苏芮—对于小城市来说只能在电视和磁带里听到的名字，都来了。
人群拥挤，街道热闹，武警们严阵以待。一张票一百多，我们买不起，我和乐队的安彪站在体育场的铁栅栏外。
音响轰鸣，苏芮的《一样的月光》前奏响起，她的现场声音很有质感，高音征服着我们。然后，李彤的吉他响起的时候，我和安彪说，我们要组一个银川最好的乐队！去他妈的歌舞厅夜总会吧。
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上。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因为银川市已经开始流行迪厅了。所有的歌曲，都配上了洞次洞次的鼓点。下面燃着五颜六色头发的丫头嘎子，大口大口挥霍着雪碧掺着杰克丹尼，他们只需要一个艳丽的领舞，我们依然无处可去。
一年之后，在体育馆和北京来的明星们开了演唱会后，我解散了乐队。
2000年元旦礼花的绚烂光彩中，满街黄头发和绿头发的银川市，修了八车道。白天有更多的外地生意人，晚上有了更多的消费。节奏已经从“洞次洞次”进步到了“洞次打次洞次打次”了，一个慢摇的银川。
后来，我再见到撒哥的时候，是在西塔文化市场古玩城里，他在和别的文物贩子一样，在门口和别人闲谝。我和他打招呼，他很意外。我看着貌似古色古香的店面，和他客套着。
后来，我知道，首府歌舞厅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才交易中心。每次路过，看着那些熙熙攘攘的带着简历排着队的人们，我总是想到撒哥那双眼睛。
的哥哈嘻嘻
差不多从2003年开始，这个城市的夜晚开始色彩斑斓起来。
首府歌舞厅斜对面的广场又开始盖楼。好像是在集资，每天有很多人在那儿排队，喇叭里的“画饼声”慷慨激昂。周边的山西盐池到陕西定边一带的石油生意正好。经常听到有人前一年还给别人打工看油井，突然有一天自己挖出了一口井，出了油。一夜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城里城外的都会开着豪车来银川市消费，有时候干脆就包场。
这个城市开始夜夜歌舞升平。
我们的主持人隐藏起银川口音，用生硬的二半吊子港台腔，把舞台搞成一个山寨百老汇。乐队在这样的舞台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我时不时地接待南来北往的二人转演员，和迈克杰克逊模仿秀、迪克牛仔模仿秀等等各种明星模仿秀。
他们在夜场的行当里，有个名字，叫“嘉宾”，价格要比我们本地歌手贵几倍，越贵的越卖力。我好几次看到汗水，在他们铺着厚厚脂粉的脸上冲出浑浊的印子后，掉在地上。
即使这样，他们多半会从容地灌下那些客人强行递上的大扎啤酒。
2009年，我在北京的《新京报》上，看到家乡的名字—银川的房价涨幅，有一周是全国第一。 我就给朋友打了电话，他们说，不但如此，房子还很紧俏。周边定边的，几个矿区和石油大县来了很多炒房团，买了很多房，房子就越贵越紧俏了。我们银川靠工资的人都再也买不起房了，现在的银川，是外地人的银川了。
我看着《新京报》上家乡的名字，笑着说，没关系，银川在我们心里。但瞬间我又觉得开这样油嘴玩笑不合适，尴尬地压了电话。
2012年钓鱼岛事件的时候，我在银川大街上，远处看到有游行的人群，就赶紧打了辆车。车上广播里正播一个银川方言广播喜剧《的哥哈嘻嘻》，讲述了一个的哥的日常生活。
每次打车，十个银川司机有九个会放这个广播，一般我们会在一起听的时候一起笑着谝两句。那位闲谝的司机，有点郁闷。
我说，怎么起步价涨了？
他说，五月份银川市为了解决打车难的问题，给出租车涨了价，以前五块的起步价现在涨到了七块。
我说那也挺好，这两年银川的车这么难打，有一次贼冷的冬天晚上，我看见一个老姨妈在街边哭着骂呢，“这他妈了个×的啥事吗啊？等了一个小时没打上车！这么冷的天！”这下好了，你们也能多挣点。
他说，屁呢，刚给我们把起步价涨到七块，车上的液化气价格翻了一番，这么个我们不但不挣钱，反而跑远路还要赔钱。
我看着路上游行的人问他，你这个不会也是日本车吧？百姓买个车不容易。
他很愤怒地说，我们男人要有个男人样子呢，虽然我们生活不容易，但是也不允许小日本欺负我们中国人，这种大是大非问题，我们还是要支持国家的，砸了车他们就不买日本车了，这样他们的经济就不会那么厉害了，也就不会打我们了。
我看他心情不好，哈嘻嘻笑了他都没有笑。我就赶紧闭嘴，悄悄在广播的笑声中下了车。
打开我的iphone4，网上的银川娃娃们已经对于砸车事件一片骂声—像每一个中国城市一样。
我知道，关于银川的故事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有人去说这块土地有枸杞，发菜，贺兰石等五宝，和正在享受的所谓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有成千上万个东安，老陶，哈嘻嘻，还有我每天经过的西门桥头那样的银川场景。
时间，就像银川青铜峡旁唐徕渠的水，我们觉得永不停止。
渠边的广场上，有穿着校服在树下长椅上说笑亲嘴的娃娃，有跳舞的中老年们，还有中年为琐事发泄的汉子。天天在桥头按摩的婆娘们，偶尔会和老汉们，带着皱纹打情骂俏，青春已经消褪了，一半是五湖四海的风，一半是贺兰山的气息，浇灌了酒精和嬉笑掩盖下的心。
我就住在战场的第一大“城市”：同心路。
星期天同心路上走来走去的人，无外乎是周围三个大厂子的人：西北轴承厂和长城机床厂的东北话，水泥厂和平吉堡的宁夏话，宁夏化工厂的宁大话，氮肥厂的南腔北调。
89年到90年的时候，黄军帽喇叭裤和双卡录音机，已经退出了小伙子和小姑娘的生活。我的同学们也都踏实下来上班，谈恋爱的谈恋爱，哥们在喝酒闲谝的时候，也更多开始提到钱。
1990年的时候，我在外面晃荡了一圈没什么出息，就回到了银川。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
1990年，有个哥们要开一个歌舞厅，知道我会弹吉他，就来商量搞个乐队。我的打算是4个人，吉他，贝司，鼓，键盘，再找几个流行歌手就行。于是，我去找到了新城的贝斯手老刘，然后我们找鼓手，老刘说找东安。
东安在新城，新城就一条街，银川有句话这样形容：“新城街上两座楼，一个警察站两头”。新城是这座城市2000年之前变化最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新城就意味着啤酒，因为新城有糖厂，糖厂有个麦芽车间，所有的银川人都喝这个麦芽车间生产的啤酒。
银川一到夏天，晚上街边都是散啤酒罐子，两三个人一桌的就按脸盆卖，一脸盆一脸盆地喝。九十年代如果你去银川，满大街的酒摊子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五颜六色的脸盆，不知道你还以为是卖脸盆的。
新城那时就三站，新城东站，中岗楼，新城西站，东安就在新城中岗楼。我们进去时，东安正边唱边打鼓，宽宽的脸盘全是汗。
东安最早是长城机床厂的工人，后来因为喜欢摇滚乐，辞职了，专门搞音乐，他和我们说他在搞作品，我们高兴地玩了一下午。我们这一代新市区男人说话爱带口头语，“我×太逼歪了，我×太好听了，我×又错了再来一遍……”
第二天，我们又找来了键盘手和歌手，开始在新市区友谊餐厅二楼排练，每当东安唱起《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我们全都热血沸腾，每天排练完，少不了狂灌一通。
同心路这时候已经初具规模了，成了新市区的中心，这之前宁大附近文化宫才是新市区的中心，各厂矿因为承包制改革给很多人带来了点实惠，大家兜里有点钱，
中秋节，歌舞厅开业，生意极火。那时不需要小姐，每个歌舞厅都是以乐队为主招徕客人。我们自诩是银川最新潮的乐队，纯电声，流行歌，从谭咏麟到崔健，从潘美辰到邓丽君，迅速征服了同心路的小商小贩，和各个厂的年轻人。歌手唱《水中花》他们就跳慢四步，东安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们就跳颠四。
那时最火的歌是潘美辰的《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每次歌手在唱到最后反复的时候有两句和声，原版磁带里是潘美辰自己录和音的。东安经常到那两句就主动伴唱，嗓子很高，偶尔他心情不好，就不唱，我就会回头看他，然后用吉他弹出那两句。
后来因为我开始找对象，就懈怠了，谱子也不写，直到有一天东安找来了新的吉他手代替我的位置，我有些不高兴，但也没太当回事。后来大家各自胡混，听说他们去了南方，后来听说他们回来了，又听说他们散伙了。
我们有十年没有再见面。我从同心路，进了城，2003年去了银川一家星级酒店里的歌舞厅混饭。
有一天舞台上需要一个鼓手，我就又想起东安了，请他来打鼓，性格还那样，不顾场合地大声哼唱和讨论流行音乐。过了几天，东安提起他媳妇，来自内蒙的草原女子，名字挺长说他们快离婚了，又过了几天，东安几乎天天喷着满嘴酒气来上班，我说以后上台前别喝酒啊，他支吾着。
一天我问他，现在还唱不唱歌。他说以前在南方唱刀郎的歌，我说那你能唱就唱，养家糊口嘛。一个月后，他终于离婚了，更是每天喝得两眼通红。我劝他的同时，也暗示他，这个小城市不是每个人都能一天挣一百块钱，现在他连刀郎的歌都唱得晃晃悠悠快上不去了。他说，调太高了。
东安后来就不怎么唱了。我们在前进街夜市摊子喝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几次张张嘴，想提十几年前的旧事，但是都咽下去了，就像往常一样喝了一场后，我们作鸟兽散。我也结束了混场子生涯。
我又见到东安，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那次是我喝多了，不知道怎么回的家，第二天老婆告诉我是东安送我回来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他，他就礼貌地说没事，以后你少喝点，注意身体。
这次，东安说话从头到尾没有带一个“我×”。
同心路
1992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同心路口摆了一个烟摊。旁边有一个卖眼镜的，叫老陶，浙江人，两口子，都是小个子，很瘦。那时候，同心路还没有盖大市场，里面是个菜市场，外面一条小马路两边挤满了商贩，百货齐全。小偷逐渐也多了，在街上横冲直撞，好几次见到他们偷东西偷炸了，和事主吵架，有时候干脆就打起来。
老陶一般老远见他们走过来，就会掏出烟来，递烟打招呼。有时候他们几个路过老陶摊子的时候，从眼镜架上随手拿个眼镜，戴上，对着镜子照一照，就走。
老陶就会赶紧说，哥们，哥们，给个本钱，我不容易。对方一般会半笑着耍赖跑掉。有几次他们喝了酒来拿眼镜，老陶刚上来夺，对方上来就是几炮锤，老陶老婆就过来拉，就连他老婆一起打。两口子就经常被打得满身伤，还总是不松手，也不还手，只是一个劲说，你给我个本钱，给我个本钱……最终是抢不过的，他会气喘吁吁去擦自己的血迹。
我觉得那一年同心路挨打最多的人就是老陶。即使这样，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老陶会准时在同心路口摆出他的眼镜架，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递烟。有一次深夜，我经过他们家门口，看到他家一屋子眼镜片和眼镜框子，两口子在安装，然后很熟练地贴上标签。
2009年，我回银川，看到几个大的商城都翻新了。同心路也盖了新市区最大的商城，叫浙江商城。据说开发商是老陶的朋友，于是老陶参与了集资，买了好几间大房子，他现在在同心路有最大的两家店了，很大的招牌很大的字：“老陶眼镜店”。 有一次，我回同心路，去他店里买了个东西，见到了留着油光大背头的老陶，已经微微发福。我像以前一样客气的和他打招呼，他对着镜子很小心地捋了下头发，很从容地转过脸来和我打招呼，问我和家人可都好。他的伙计忙前忙后，任何顾客如果提出异议或者来反映售后问题，伙计都会不屑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店，你还不相信我们吗？”在我一根烟的时间里他重复了至少三次。他老婆依然忙碌勤恳，对每个人很客气，只是在她转身的时候，看出来，有些老了。
我在兴盛面馆吃面的时候，看到那几个一样老了的小偷，他们已经不偷了，我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我心里说，现在你再去老陶那儿抢个眼镜试试？
山楂树
1995年左右，老城区的大众歌舞厅里面，首府歌舞厅应该算生意最好的，就在羊肉街口，市政府的旁边。和其它灯红酒绿的场地不同的是，里面顾客多半是银川本地机关的职工，人到中年，下岗潮也淹过了银川市，机关里的优越性在降低。
相比南方人和东北人，几十年来，他们固守这样的安分的生活—早上是街对面的宁园锻炼锻炼，挑挑拣拣的早市，老银川贺兰和永宁口音大声地叫卖。广播里不停地有主持人在喋喋不休，煽情说有人下岗后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后来做企业做大做强的故事，好像下岗反而会给大家带来多大好处似得。
有些人从机关的小办公桌上离开，变成了个体户，出租车司机，小饭馆老板。晚上他们就出现在首府歌舞厅。低消费的人群，和舞台上低收入的艺人，舞客们国标舞的舞步并没有凌乱，鱼尾纹初生的眼睛依然顾盼生姿，从《山楂树》的蹦擦擦到《昨夜星辰》的探戈就是趟着趟着走。
没有人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广播里的希望，但只要你和这座城市的性格一样—足够沉默，倔强，逆来顺受，生活就能过下去。
我们就在这里面伴奏，老板叫撒哥，比我们大七八岁，个子高高的，戴个眼镜，很机关单位的样子。
见面的时候，撒哥看着我的长头发，用带有极重银川口音的话说：“不要闹什么摇滚乐，我这点都是中老年人来跳交际舞的，你们闹球的那个别人不爱听。”
谈了几次后，撒哥说，每天只能开场的时候演一首摇滚乐，剩下就老老实实弹舞曲，先干一个月，合适了接着干，不合适了另请高明。我们就答应了，当时的这座城市，工作实在不好找。
撒哥一般是开场前，在大舞池里转一圈，就到他办公室去了，不怎么管。有一天我们看撒哥好像没来，就把音量开大，来了个《无地自容》。下面的中老年舞客和国标舞师生，开始搂着跳颠四。
我们第二首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看，有的人捂着耳朵。
我们演了三四首玩得出了汗，然后才开始弹舞曲。弹舞曲的时候电子琴多，我们可以偷点懒。我和鼓手就去厕所尿尿，一边谝着，我还说刚才我们玩的时候声音太小了，啥破音响嘛，我都听不清楚贝司声音。
这时候我身后有人说，还他妈的声音小？我差些震得从坑上掉了下去！我回头一看，撒哥在坑上蹲着呢，四只眼睛红红的，瞪着我。
就这样，我们干了一个月就滚蛋了，撒哥人很仗义，说了一个月就一个月，也不提前开除。
大概是98年，体育场办了一个银川有史以来最大的演唱会。当时风头最劲的黑豹，臧天朔，和苏芮—对于小城市来说只能在电视和磁带里听到的名字，都来了。
人群拥挤，街道热闹，武警们严阵以待。一张票一百多，我们买不起，我和乐队的安彪站在体育场的铁栅栏外。
音响轰鸣，苏芮的《一样的月光》前奏响起，她的现场声音很有质感，高音征服着我们。然后，李彤的吉他响起的时候，我和安彪说，我们要组一个银川最好的乐队！去他妈的歌舞厅夜总会吧。
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上。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因为银川市已经开始流行迪厅了。所有的歌曲，都配上了洞次洞次的鼓点。下面燃着五颜六色头发的丫头嘎子，大口大口挥霍着雪碧掺着杰克丹尼，他们只需要一个艳丽的领舞，我们依然无处可去。
一年之后，在体育馆和北京来的明星们开了演唱会后，我解散了乐队。
2000年元旦礼花的绚烂光彩中，满街黄头发和绿头发的银川市，修了八车道。白天有更多的外地生意人，晚上有了更多的消费。节奏已经从“洞次洞次”进步到了“洞次打次洞次打次”了，一个慢摇的银川。
后来，我再见到撒哥的时候，是在西塔文化市场古玩城里，他在和别的文物贩子一样，在门口和别人闲谝。我和他打招呼，他很意外。我看着貌似古色古香的店面，和他客套着。
后来，我知道，首府歌舞厅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才交易中心。每次路过，看着那些熙熙攘攘的带着简历排着队的人们，我总是想到撒哥那双眼睛。
的哥哈嘻嘻
差不多从2003年开始，这个城市的夜晚开始色彩斑斓起来。
首府歌舞厅斜对面的广场又开始盖楼。好像是在集资，每天有很多人在那儿排队，喇叭里的“画饼声”慷慨激昂。周边的山西盐池到陕西定边一带的石油生意正好。经常听到有人前一年还给别人打工看油井，突然有一天自己挖出了一口井，出了油。一夜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城里城外的都会开着豪车来银川市消费，有时候干脆就包场。
这个城市开始夜夜歌舞升平。
我们的主持人隐藏起银川口音，用生硬的二半吊子港台腔，把舞台搞成一个山寨百老汇。乐队在这样的舞台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我时不时地接待南来北往的二人转演员，和迈克杰克逊模仿秀、迪克牛仔模仿秀等等各种明星模仿秀。
他们在夜场的行当里，有个名字，叫“嘉宾”，价格要比我们本地歌手贵几倍，越贵的越卖力。我好几次看到汗水，在他们铺着厚厚脂粉的脸上冲出浑浊的印子后，掉在地上。
即使这样，他们多半会从容地灌下那些客人强行递上的大扎啤酒。
2009年，我在北京的《新京报》上，看到家乡的名字—银川的房价涨幅，有一周是全国第一。 我就给朋友打了电话，他们说，不但如此，房子还很紧俏。周边定边的，几个矿区和石油大县来了很多炒房团，买了很多房，房子就越贵越紧俏了。我们银川靠工资的人都再也买不起房了，现在的银川，是外地人的银川了。
我看着《新京报》上家乡的名字，笑着说，没关系，银川在我们心里。但瞬间我又觉得开这样油嘴玩笑不合适，尴尬地压了电话。
2012年钓鱼岛事件的时候，我在银川大街上，远处看到有游行的人群，就赶紧打了辆车。车上广播里正播一个银川方言广播喜剧《的哥哈嘻嘻》，讲述了一个的哥的日常生活。
每次打车，十个银川司机有九个会放这个广播，一般我们会在一起听的时候一起笑着谝两句。那位闲谝的司机，有点郁闷。
我说，怎么起步价涨了？
他说，五月份银川市为了解决打车难的问题，给出租车涨了价，以前五块的起步价现在涨到了七块。
我说那也挺好，这两年银川的车这么难打，有一次贼冷的冬天晚上，我看见一个老姨妈在街边哭着骂呢，“这他妈了个×的啥事吗啊？等了一个小时没打上车！这么冷的天！”这下好了，你们也能多挣点。
他说，屁呢，刚给我们把起步价涨到七块，车上的液化气价格翻了一番，这么个我们不但不挣钱，反而跑远路还要赔钱。
我看着路上游行的人问他，你这个不会也是日本车吧？百姓买个车不容易。
他很愤怒地说，我们男人要有个男人样子呢，虽然我们生活不容易，但是也不允许小日本欺负我们中国人，这种大是大非问题，我们还是要支持国家的，砸了车他们就不买日本车了，这样他们的经济就不会那么厉害了，也就不会打我们了。
我看他心情不好，哈嘻嘻笑了他都没有笑。我就赶紧闭嘴，悄悄在广播的笑声中下了车。
打开我的iphone4，网上的银川娃娃们已经对于砸车事件一片骂声—像每一个中国城市一样。
我知道，关于银川的故事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有人去说这块土地有枸杞，发菜，贺兰石等五宝，和正在享受的所谓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有成千上万个东安，老陶，哈嘻嘻，还有我每天经过的西门桥头那样的银川场景。
时间，就像银川青铜峡旁唐徕渠的水，我们觉得永不停止。
渠边的广场上，有穿着校服在树下长椅上说笑亲嘴的娃娃，有跳舞的中老年们，还有中年为琐事发泄的汉子。天天在桥头按摩的婆娘们，偶尔会和老汉们，带着皱纹打情骂俏，青春已经消褪了，一半是五湖四海的风，一半是贺兰山的气息，浇灌了酒精和嬉笑掩盖下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