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文豪、伟大的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诞生450周年。时至今日，当人类文化正走向全球化及后现代历史文化语境时，纪念莎士比亚还有没有意义？有人认为莎士比亚已经过时，更有甚者，在有的国际研讨会上居然有论者发声，要跟随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新思潮，提出“去莎士比亚”的口号。我看这个“去莎”不是那么随意可去掉的。不说国际上，单就中国而言，莎剧的演出和研究就一直是门显学，尤其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举办，《无事生非》《威尼斯商人》《奥赛罗》《麦克白》（改编为昆剧时改名《血手记》）、《安东尼和克莉奥帕特拉》等剧的相继成功演出，都曾引发成千上万观众争看莎剧的热潮。这是“去莎”论者没有料到也不敢正视的。
　　事实是，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莎剧在各地屡演不衰，广受激赏和追捧，涌现了一大批“莎迷”和拥趸。这不仅给纪念士比亚的意义提供了现实依据，也又一次印证了莎翁作为人类戏剧文学经典的一代宗师，是永远也“说不尽的”（歌德语）。
　　我们知道，在莎翁风格体裁各异题材内容多样的剧作中，历史剧所占比例相当可观。从他最早的剧作《亨利六世》上、中、下三部到他最后一部的《亨利八世》，都是历史剧，达12部之多。惜乎，过去我国莎剧演出中，他的历史剧却罕见上演。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难得的是，1986年4月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京、沪举办，上海戏剧学院曾隆重献演了莎翁历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格斯》，一时盛况空前，声名远播。之前，1982年方重教授也以古稀之年翻译出版了莎翁早期历史剧《理查三世》，引起不少莎剧学者的关注和揄扬。莎翁的剧作生涯，有一个有趣现象：他以写历史剧为开端，也以作历史剧为终结。这说明莎氏本人对历史剧有多么重视与偏爱。
　　《理查三世》是他1590—1592年间一气写成的第一套四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莎学界认为，它是人类流传千古的莎翁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亘古不变的欣赏价值和文献意义。
　　《理查三世》堪称他早期历史剧的一部力作。它的历史内涵映射的是离莎氏100多年前的英国历史面貌而又不是纯客观地叙述当年的历史事实；在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基础上，莎氏将历史题材进行了富有全新意义的再处理。剧本的内容题旨、人物臧否、美学追求、道德评审、价值取向等，都是莎氏所处时代人文精神在艺术多棱镜下的清晰呈现。虽是历史题材，剧本聚焦的却是伊丽莎白盛世时期明争暗斗的权力斗争和历史走向，写的是历史剧，观照的是当年的现实生活。这个特点贯串于莎翁所有的历史剧，而尤其出色地体现于《理查三世》中。
　　剧本完成于1592年或之前的时期。它主要塑造了英国历史上一个暴君的典型形象。当其时也，正是都铎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英国封建经济已盛极而衰，以羊毛产业和呢绒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早已萌芽并开始发育成长。这一新生的产业经济进一步推动了对外贸易，促进航海和造船业等大型工商业快速发展，形成英国空前繁荣富强的盛况。由此产生的政治势力的变换更替，主要表现为：旧的世袭贵族阶级大多已衰朽没落，取代他们的是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或由王室特加提携加封的新贵族及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然而这时的资产阶级还未强大到像十七世纪那样觊觎直接掌控政权的地步。他们还得依附王室的至高权力，同时王室也需要利用他们的经济优势来敛财富国，巩固王权统治。这样，王室贵族与资产阶级两股势力所达成的暂时平衡，成为伊丽莎白一世的政权基础，显得相对稳定和牢固，促成了经济的大发展，文化的大繁荣。同时在文化和思想意识方面，14世纪肇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席卷欧洲。在英国，到16世纪中叶，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广为播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托马斯·莫尔（名著《乌托邦》作者）。以后不久，英国文艺复兴运动达到高潮，涌现出斯宾塞、锡德尼、培根、马娄等一批人文主义思想家、作家，他们反封建、反教会，倡导以人为本，突破封建专制和神权的精神桎梏，鼓吹解放个性，尊崇理性、博爱、平等的启蒙思想。而与他们同时代的莎士比亚正是这群星璀璨的天空中最耀眼的一颗巨星。
　　莎士比亚站在人文主义立场来观察、思考社会上的一切现象，表达自己的看法和理想。他找到了的最佳表达方式就是戏剧。恰好当时伦敦正盛行演出历史剧。他抓住这广受青睐的艺术样式，在伦敦舞台上搬演历史故事和人物，巧妙地让人们在观赏历史故事的同时，联想到当下时代的特权人物和社会痼疾。
　　剧中主人公理查三世是一个独夫民贼，一个旷世的暴君。他外貌丑陋，内心阴毒，在位不过3年，为了篡夺王位，他不择手段，巧言令色，两面三刀，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一连残杀了6个王位继承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和侄子）。在舞台上演示这一历史人物的行径最有利于当时的观众联想和发现他们眼下的社会中类似的典型人物，从而收到启蒙和审美的效应。也许，莎氏早期的剧作为什么多为历史剧的缘由，于此可见出端倪。
　　十五世纪中叶英国王朝内部理查三世篡夺王位的政变，是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一题材经莎氏艺术化重组处理，衍生成为他早期历史剧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尤其是，剧作家对剧本主题的开掘和阐发，极富人文思想内涵和厚重的历史感。一方面，它状写并透析了被都铎王朝创始者所挫败的这个暴君的罪行和下场，给都铎王朝继承人和属下臣民有所憬悟和戒备；另一方面，又以曲笔影射了当时正活跃于经济、政治舞台、为谋求预期的统治权力而蠢蠢欲动的新生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理》剧虽属莎氏早期尚待成熟的试笔之作，却入木三分刻画和鞭挞了历史上所有暴君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当今和未来的篡权阴谋家。这即是《理》剧冷静而敛抑的历史意蕴和史剧品格之所在。
　　理查三世这一暴君的典型性及其跨世代意义，国外有莎学者将之概括为：莎士比亚“自觉地把封建时代诸多社会冲突的历史叙述，跟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心灵冲动天衣无缝地交织融贯在一起；其次，莎氏历史剧的主人公必然是封建帝王霸道跋扈任性暴戾的体现者，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践行者”。（参见苏联A·A·阿尼克斯特（AHNKCT）《英国文学史稿》）也即是说，15、16世纪的英国，垂死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两种“血脉”的相互依存、融合，必然会产生理查三世那样的混血怪胎，最终必然酿成悲剧性覆没的下场！从政体嬗变的视角来看，这样的人间悲剧迄今仿佛尚无终日，并将不断地重造历史轮回的怪圈。
　　莎翁的语言才华，也早在《理查三世》之中迸射出耀眼光华，着实令人讶异称奇。比如《理查三世》一开始那段开场白及第二场理查三世与安夫人的激烈争辩，舌剑唇枪，咄咄逼人，一派雄辩气势，以致不少莎学研究者惊呼：这是莎氏借理查三世之口，首次出示他那机锋嘲诮势不可挡的语言优势。又如第一幕第一场，理查三世有一大段独白，几乎毫无遮拦地把他幽深的内心活动袒露无遗。独白略显冗长，达40行，但内容的丰赡、语音的峭拔，使它成为很富戏剧性的一个华彩片段。全剧以素体诗格叙写，在3599行诗中，不时闪现出莎氏天才和智慧的艺术之光。
　　与同属莎氏早期之作的“复仇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①一样，《理查三世》也是后人觉得较难上演、往往被忽视或有意回避的历史剧之一。庆幸的是，在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两大“难剧”，均被上海戏剧学院（1986年4月）和中国国家话剧院（2012年4月）成功搬上舞台，赢得了莎学界和广大观众热烈追捧和称道。这或已标志着我国新时期莎剧的研究和演出，已迈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业绩巍然兀立于莎学之林，值得国人自豪。
　　在当今泛娱乐化时代，重读《理查三世》能让我们回到自身，回到戏剧本体的样态之中，去分享、感悟诸多纯属心灵的悸动、悲悯和净化。当我们以歆慕、敬畏的目光去观照、品味那些已蒙上历史风尘的经典时，往往会憬悟：戏剧的本真和生命，确确实实隐潜于舞台的演出之中。只有精湛的演出而又尊重、敬畏观众，戏剧才能获得强劲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注释：
　　①“复仇剧”充满相互厮杀的血腥味，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观众却爱看这类难以卒睹的仇杀戏，卖座率极高。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