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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能力打破“G20局限”，成为延续G20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力量。
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将于11月中旬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G20，这个在金融危机中诞生和升级的全球治理机构，能否在后危机时代重塑当前依旧乱象环生的金融治理？
对此，多家智库认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相对危机前没有明显改善，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协商平台，G20应在重塑全球金融治理上发挥更大作用。但现实是，G20面临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以及地缘政治三重挑战，在国际秩序中深陷“身份困境”。由于中国具有“桥梁”功能和“共识”凝聚力，中国有能力打破“G20局限”，成为延续G20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力量。
G20突围
“稳定国际金融：这个系统能被拯救吗？”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最近发布的报告，直接以此为题发问。在全球金融治理并未明显改善的当前，同样的担忧不断成为全球各类智库研讨会的热门话题。
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美国自二战结束后构建的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及广泛质疑，G7（7国集团）以及治理全球的国际经济组织面临代表性不足的困境，治理乏力。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表示，2013年5月底至6月底，新兴经济体普遍受到美联储退出QE预期的较大冲击。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4月的研讨会上，印度央行行长拉格拉迈·拉詹公开指责发达国家在制定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没考虑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金融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认为，金融全球化与决策缺陷结合在一起，导致全球金融治理问题的出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该中心报告提出分两步走：在现有框架内，可改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规范国际资本流动；更进一步，如想改善金融系统，则需要改革IMF，重组G20，稳定汇率关系。其中，G20的作用备受关注。
G20的呱呱坠地本身就与金融治理密不可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俱乐部G7已承担不了国际治理的重任，G20应运而生，双部长会议启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G20双部长会议升级为元首峰会，从此开始承担世界金融治理任务。
三重挑战
不过，在后危机时代，G20机制自身的问题浮出水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近期召开的多国智库研讨会认为，G20机制主要面临三重挑战：
在治理体系方面，IMF改革搁浅实际上使G20承诺的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相关的大部分后续改革都无法进行，暴露出其机制缺乏执行能力；在治理能力方面，G20仅限于对各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事务的协调，缺乏国际统一的全面经济政策协同，且没有一个综合财政、货币与产业的理论框架指导；在地缘政治方面，目前乌克兰形势依然严峻，G7与俄罗斯之间的分歧看不到弥合希望，G20的存在结构相当脆弱。
更重要的是，目前欧美经济显示出“复苏”迹象，G20针对的金融危机议题不再紧迫，“针对性”机制面临尴尬，这种“身份困境”导致G20在“责任分担机制”与“平等参与机制”、全面框架与有限框架、长效体系与临时体系的选择上难以取舍。
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G20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卡拉汉认为，G20甚至自身还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没有常设秘书处，需要有效的国际组织来推进其承诺和实现目标。同时，G20在对金融监管的监督，包括明确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关系等方面也存在缺陷。在应对监管措施可能带来的金融体制结构变化等“高层次问题”上还没有经验。
但博弈激烈进行，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希望继续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力量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张燕玲表示，近几年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50%以上，危机时期甚至超过70%。G20成员国的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不断增强，它们希望加强政策协调，增强其在G20和金融稳定委员会论坛的共同声音，促使发达经济体在出台政策时考虑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当前最大的僵局在于，G20在作用上的局限使其无法促成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达成共识。僵局该如何打破？谁又能引导议题打破僵局？在许多国内外智库人士看来，答案之一是：中国。
中国使命
这由中国的客观条件以及主观意愿决定。从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具有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以及最具可信度的协调地位。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福本智之认为，自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仅凭经济影响力就能在G20引导重要问题，尤其是中长期经济结构改革问题的讨论，凝聚共识，而其经济改革甚至可成为引发新一轮世界经济改革热的重要契机。
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副总裁车斗铉看来，G20的僵局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三方间折冲樽俎，调和利益需要赢得三方的信任，而中国的双重身份有利于减少各方间战略猜疑。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已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但是，在地区层面上仍是发展中经济体，因此，中国可成为连接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
从主观来看，中国也具有天然优势。中国对外战略是两种东西的混合：在旧的美国、欧洲主导的自由秩序中，改革这一秩序，使这一秩序更具有全球性质，更加合理；另一方面，提供更多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力图成为新的国际规则制定者。G20正好是这样一个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庞中英说，2016年如果中国举办G20，是G20重新出发、塑造21世纪世界秩序的历史性机会。G20这一平台将有助于世界重建与中国的关系。
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将于11月中旬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G20，这个在金融危机中诞生和升级的全球治理机构，能否在后危机时代重塑当前依旧乱象环生的金融治理？
对此，多家智库认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相对危机前没有明显改善，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协商平台，G20应在重塑全球金融治理上发挥更大作用。但现实是，G20面临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以及地缘政治三重挑战，在国际秩序中深陷“身份困境”。由于中国具有“桥梁”功能和“共识”凝聚力，中国有能力打破“G20局限”，成为延续G20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力量。
G20突围
“稳定国际金融：这个系统能被拯救吗？”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最近发布的报告，直接以此为题发问。在全球金融治理并未明显改善的当前，同样的担忧不断成为全球各类智库研讨会的热门话题。
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美国自二战结束后构建的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及广泛质疑，G7（7国集团）以及治理全球的国际经济组织面临代表性不足的困境，治理乏力。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表示，2013年5月底至6月底，新兴经济体普遍受到美联储退出QE预期的较大冲击。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4月的研讨会上，印度央行行长拉格拉迈·拉詹公开指责发达国家在制定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没考虑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金融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认为，金融全球化与决策缺陷结合在一起，导致全球金融治理问题的出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该中心报告提出分两步走：在现有框架内，可改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规范国际资本流动；更进一步，如想改善金融系统，则需要改革IMF，重组G20，稳定汇率关系。其中，G20的作用备受关注。
G20的呱呱坠地本身就与金融治理密不可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俱乐部G7已承担不了国际治理的重任，G20应运而生，双部长会议启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G20双部长会议升级为元首峰会，从此开始承担世界金融治理任务。
三重挑战
不过，在后危机时代，G20机制自身的问题浮出水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近期召开的多国智库研讨会认为，G20机制主要面临三重挑战：
在治理体系方面，IMF改革搁浅实际上使G20承诺的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相关的大部分后续改革都无法进行，暴露出其机制缺乏执行能力；在治理能力方面，G20仅限于对各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事务的协调，缺乏国际统一的全面经济政策协同，且没有一个综合财政、货币与产业的理论框架指导；在地缘政治方面，目前乌克兰形势依然严峻，G7与俄罗斯之间的分歧看不到弥合希望，G20的存在结构相当脆弱。
更重要的是，目前欧美经济显示出“复苏”迹象，G20针对的金融危机议题不再紧迫，“针对性”机制面临尴尬，这种“身份困境”导致G20在“责任分担机制”与“平等参与机制”、全面框架与有限框架、长效体系与临时体系的选择上难以取舍。
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G20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卡拉汉认为，G20甚至自身还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没有常设秘书处，需要有效的国际组织来推进其承诺和实现目标。同时，G20在对金融监管的监督，包括明确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关系等方面也存在缺陷。在应对监管措施可能带来的金融体制结构变化等“高层次问题”上还没有经验。
但博弈激烈进行，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希望继续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力量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张燕玲表示，近几年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50%以上，危机时期甚至超过70%。G20成员国的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不断增强，它们希望加强政策协调，增强其在G20和金融稳定委员会论坛的共同声音，促使发达经济体在出台政策时考虑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当前最大的僵局在于，G20在作用上的局限使其无法促成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达成共识。僵局该如何打破？谁又能引导议题打破僵局？在许多国内外智库人士看来，答案之一是：中国。
中国使命
这由中国的客观条件以及主观意愿决定。从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具有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以及最具可信度的协调地位。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福本智之认为，自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仅凭经济影响力就能在G20引导重要问题，尤其是中长期经济结构改革问题的讨论，凝聚共识，而其经济改革甚至可成为引发新一轮世界经济改革热的重要契机。
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副总裁车斗铉看来，G20的僵局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三方间折冲樽俎，调和利益需要赢得三方的信任，而中国的双重身份有利于减少各方间战略猜疑。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已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但是，在地区层面上仍是发展中经济体，因此，中国可成为连接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
从主观来看，中国也具有天然优势。中国对外战略是两种东西的混合：在旧的美国、欧洲主导的自由秩序中，改革这一秩序，使这一秩序更具有全球性质，更加合理；另一方面，提供更多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力图成为新的国际规则制定者。G20正好是这样一个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庞中英说，2016年如果中国举办G20，是G20重新出发、塑造21世纪世界秩序的历史性机会。G20这一平台将有助于世界重建与中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