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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經典课文的教学中，许多语文教师急于摆脱前人的影响，进行教学创新，但未免陷入过犹不及的“套路”。语文教材中经典课文的解读，受到作品题材与创作手法、文本自身内容、教材编排意图、学生能力水平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对经典课文的教学，应以文本的内部探究为重心，慎以教师的私人阐释代替公共阐释。
【关键词】经典课文，语文教学，文本解读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关教材经典篇目与传统篇目的解读，一直是备受语文教学界关注的问题。从专家学者的文本细读，到一线教师的教材分析，人们不断挖掘经典的潜在价值，力图为经典文本的解读开拓更多的方向，为经典课文的教学设计提供更多的思路。这些围绕经典的研究，确实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深化了对经典的认识，但面对求新求变的文本解读，语文教学似乎容易陷入经典解读的焦虑状态。
近日，笔者借助超星学习通平台，阅读到《经典解读如何“解套”》一文。作者结合《装在套子里的人》，提出经典课文的解读要“解套”，主张寻求文本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鼓励多元解读乃至逆向解读。文章确实呈现出作者对《装在套子里的人》的教学思考，让我们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前有关此文教学存在的误区。该文作者对经典作品“创新求变”的解读，似乎也应引起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思考。
一、经典课文的创新之“虑”
在有关文学经典谱系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影响的焦虑”理论，以此说明前辈学者和文学经典给后人带来的心理焦虑，以及后代作者为冲破焦虑所作的尝试。在当前的语文教育界，对于经典篇目的解读与教学设计，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影响焦虑”。在语文教材中，一些经典篇目因兼具思想性、文学性与工具性，在历次语文教材编选中都受到青睐。这些篇目入选教材的时间长、频率高，经过专家、学者、名师数十年的打磨，已在语文教育界形成某些共识。因此在教学上，越是经典篇目，教师越容易陷入前人的窠臼;越是传统篇目，教师越有想要摆脱“影响焦虑”的冲动。
回溯《装在套子里的人》选编历史，此文从1964年被选人教材，之后五十余年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课文虽对原文进行了修改，但基本保留了契诃夫的思想精髓，并较好地呈现了其短篇小说的创作风格。在语文教学中，围绕此文的分析多以人物形象为核心，强调作品的社会批判主题。而有关“套子”现实价值的思考，如人性的思考、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则成为突破传统解读的切入点。此外，也有教师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角或叙事结构入手，借助原文本的嵌套结构来深化对其主题的剖析。可以说，新角度、新方法的提出，正是语文教育工作者摆脱“影响焦虑”的大胆尝试。
但对“影响”的过分“焦虑”也会带来某些刻意的求新和值得商榷的求变。在《经典解读如何“解套”》一文中，作者指出对《装在套子里的人》的解读必须摆脱“意识形态”“时代背景”的“套子”，并大胆提出从“心理问题”“婚恋问题”“教师的职业性格”“告密人格”等角度对文本进行多向解读。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导学生体会心理问题给别里科夫带来的困扰，并引导他们思考，“我可以怎样跟他谈话沟通，使之摆脱巨大的心理阴影”;从婚恋角度，引导学生思考“对于内心的感情如何勇敢去表达……对恋人性格行为如何在‘求同存异’中主动包容”等问题;从职业角度，让学生体会“别里科夫式教师”的职业压力;从“告密人格”角度，思考如何“营造一种健康规范的社会生活氛围”。在作者眼中，这些富有“新意”的阐释，可以让语文教学挣脱“套子”的束缚，并使经典解读“富有‘现代’色彩”。
读罢此文，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该文作者急欲摆脱“影响”、另辟蹊径的“焦虑”，但也不得不反思这些大胆创新的“解套”尝试：是否也陷入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的“套路”？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特别是语文教材中经典课文的解读是否需要在“创新”的同时，适当地“守正”？是否也应存在一些“限度”？
在语文教学中，经典课文的解读不能一味地创新，适当的“守正”既是文学文本的要求，也是语文教学的要求。首先，经典课文的解读受限于作品的题材与创作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是否需要结合创作背景或时代背景进行文本解读。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因其题材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其主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因此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阐释模式，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入手，结合作家的思想倾向、社会活动，对文本进行分析与评价，是非常有效的经典解读方式。这种分析不仅能凸显作家及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也更易于让学生把握文本的主题或中心。以《装在套子里的人》为例，该文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创作手法，都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此文的教学中，明确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正是基于文本自身特征的教学设计。
其次，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虽然文本批评使文本意义的生成摆脱了作者限制，阐释学与接受美学又使读者获得了独立处置文本的权利，但这并不代表经典解读是完全自由、毫无界限的，因为文本内容也限制了解读的方向。解读经典的目的不是借经典表达读者个人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典的内涵，认识经典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在经典作品的解读中，我们提倡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对文本进行多元解读，但解读的要旨是基于文本的语言、形式、结构，剖析文本的深层意蕴，而绝非脱离文本内容，“天马行空”地随意拓展与引申。例如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作家虽设定了别里科夫拉丁语老师的身份，但并未叙述其作为老师的职业压力;作家虽讲述了别里科夫的恋爱，但也未涉及其与华连卡作为恋人的相处，更谈不上恋人问的求同存异。那些所谓从“婚恋角度”“职业角度”对经典的“创新”解读无异于舍本逐末，使经典沦为工具，沦为社会问题讨论中的“案例”。
此外，与纯粹的文学经典解读不同，在语文教学中，经典课文的解读还受到教材编排意图、学生能力水平等文本以外的因素的限制。前者影响解读的广度，后者影响解读的深度。从教材层面看，语文教材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选编，其选编过程是课程标准的具化，是课程目标的反映。教材往往会以“单元说明”“学习提示”等方式明确一些经典文本的教学重点或学习重点。尽管教材会为师生预留多元解读的空间，但在教学中，教师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与之相关的拓展都要以课标为标准，以教材为依据。因此，语文教学中的经典解读不是完全自由的、开放的。那些明显偏离教材指向、超出课程要求的经典解读，即便大胆、新颖，也不能进入课堂教学的范畴。以《装在套子里的人》为例，此文收录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单元说明要求学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认识到社会的复杂，“以正确的立场、睿智的头脑和敏锐的眼睛，去观察思考，分析鉴别”，以阅读“丰富人生体验，提升对社会现实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同时在阅读中“注意知人论世”“关注作品的社会批判性”。而学习提示不仅明确了别里科夫的性格特征，也要求学生注意分析人物性格的成因，“体会这一形象的社会批判意义”。这实际上已经为教师指明了解读此文的方向。而当教师以“解套”创新为由，引入诸如“心理问题”“婚恋问题”等解读方向时，明显是对课程与教材的偏离。 同时，与纯粹的文学经典解读不同，语文课堂上的经典解读以中学生群体为对象。学生的知识水平、阅读经验、心理接受能力都直接影响经典解读的深度。那些超出学生接受能力的文本分析与解读视角，显然也不应该出现在语文教学中。任何课文的解读都不能以“创新”之名，违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与语文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
三、经典课文的教学之“思”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对经典课文的解读及教学创新，其重心是文本的内部探究还是文本的外部拓展。文本的内部探究强调对文本内部结构、语言、意义、手法等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发掘前人可能忽视的解读视角，开掘文本潜在的意义空间，从而使学生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以文本自身为主体，解读的合理与新颖程度有赖于师生的文本细读能力。文本的外部拓展则强调对文本历史、社会价值的审视，发掘文本与外部现实的关联，借由文本引导学生探讨人生、社会、时代等问题。这种拓展以现实为导向，有助于深化学生对外部现实的体认与思考。
在教学中，选取哪个角度进行经典解读，与语文教师对经典文本特质与价值的认识有直接关系。文学经典“是公认的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具有强大的审美的力量、艺术原创性和美学典范的意义”。原创性、审美性与思想性是文学经典的重要特质。对于语文教材而言，经典课文还必须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价值。但无论是独特的人物形象，还是作家深邃的思想或作品难以超越的艺术高度，都是以文学文本作为依托加以呈现的。与非经典相比，经典课文的文本自身就是意义来源与价值所在。因此，文学文本是经典解读的主体。任何脱离文本的解读与拓展都只能是缘木求鱼。语文课程需要反映时代要求，需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参与当代文化生活，但在完成这些学习任务的过程中，经典篇目与非经典篇目所应发挥的作用或有不同。正如王荣生教授将教材选文分为定篇、例文、样本与用件四种类型，我们虽然不能说那些被引入教材的文学经典都属于定篇，但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也不应该成为教材中的“用件”，仅仅被用来“引起议题”或“提供资料”。
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对经典课文的解读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还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行为。作为阅读者，教师对于经典文本必然会有私人化的理解或个性化的认识，但这些私人阐释能否进入课堂教学的范畴，还需要以公共理性进行衡量。从阐释学的理论看，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行为，其有效性以能否“生产具有广泛共识的公共理解”为前提，以“为理解共同体所认可和接受”为标准。对于个人阐释而言，只有当其“最大限度地融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时，才能摆脱“私人”范畴，获得一种“合法性”。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对于经典课文的解读就是一种阐释行为。当我们力图超越经典文本的现有解读范畴进行教学与创新时，必须要衡量个性化的文本解读能否被纳入公共话语体系，能否获得廣泛的“公共理解”，能否经得住学界的考验以及大众的考量。语文课堂是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在这里，教师不仅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也是话语活动的引导者。在课堂这个公共空间里，语文教师对经典文本的解读绝不应该是单纯的个人体悟，更不应该为了追求教学“创新”而以私人阐释代替公共阐释。对于经典课文的解读与教学需要“解套”，但新的阐释必须是经得起“文学场域”“教育场域”中的阅读者、批评者、创作者，以及教师和教研工作者共同检验的，否则经典课文的教学创新可能沦为对经典文本的亵渎。
【关键词】经典课文，语文教学，文本解读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关教材经典篇目与传统篇目的解读，一直是备受语文教学界关注的问题。从专家学者的文本细读，到一线教师的教材分析，人们不断挖掘经典的潜在价值，力图为经典文本的解读开拓更多的方向，为经典课文的教学设计提供更多的思路。这些围绕经典的研究，确实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深化了对经典的认识，但面对求新求变的文本解读，语文教学似乎容易陷入经典解读的焦虑状态。
近日，笔者借助超星学习通平台，阅读到《经典解读如何“解套”》一文。作者结合《装在套子里的人》，提出经典课文的解读要“解套”，主张寻求文本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鼓励多元解读乃至逆向解读。文章确实呈现出作者对《装在套子里的人》的教学思考，让我们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前有关此文教学存在的误区。该文作者对经典作品“创新求变”的解读，似乎也应引起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思考。
一、经典课文的创新之“虑”
在有关文学经典谱系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影响的焦虑”理论，以此说明前辈学者和文学经典给后人带来的心理焦虑，以及后代作者为冲破焦虑所作的尝试。在当前的语文教育界，对于经典篇目的解读与教学设计，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影响焦虑”。在语文教材中，一些经典篇目因兼具思想性、文学性与工具性，在历次语文教材编选中都受到青睐。这些篇目入选教材的时间长、频率高，经过专家、学者、名师数十年的打磨，已在语文教育界形成某些共识。因此在教学上，越是经典篇目，教师越容易陷入前人的窠臼;越是传统篇目，教师越有想要摆脱“影响焦虑”的冲动。
回溯《装在套子里的人》选编历史，此文从1964年被选人教材，之后五十余年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课文虽对原文进行了修改，但基本保留了契诃夫的思想精髓，并较好地呈现了其短篇小说的创作风格。在语文教学中，围绕此文的分析多以人物形象为核心，强调作品的社会批判主题。而有关“套子”现实价值的思考，如人性的思考、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则成为突破传统解读的切入点。此外，也有教师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角或叙事结构入手，借助原文本的嵌套结构来深化对其主题的剖析。可以说，新角度、新方法的提出，正是语文教育工作者摆脱“影响焦虑”的大胆尝试。
但对“影响”的过分“焦虑”也会带来某些刻意的求新和值得商榷的求变。在《经典解读如何“解套”》一文中，作者指出对《装在套子里的人》的解读必须摆脱“意识形态”“时代背景”的“套子”，并大胆提出从“心理问题”“婚恋问题”“教师的职业性格”“告密人格”等角度对文本进行多向解读。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导学生体会心理问题给别里科夫带来的困扰，并引导他们思考，“我可以怎样跟他谈话沟通，使之摆脱巨大的心理阴影”;从婚恋角度，引导学生思考“对于内心的感情如何勇敢去表达……对恋人性格行为如何在‘求同存异’中主动包容”等问题;从职业角度，让学生体会“别里科夫式教师”的职业压力;从“告密人格”角度，思考如何“营造一种健康规范的社会生活氛围”。在作者眼中，这些富有“新意”的阐释，可以让语文教学挣脱“套子”的束缚，并使经典解读“富有‘现代’色彩”。
读罢此文，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该文作者急欲摆脱“影响”、另辟蹊径的“焦虑”，但也不得不反思这些大胆创新的“解套”尝试：是否也陷入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的“套路”？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特别是语文教材中经典课文的解读是否需要在“创新”的同时，适当地“守正”？是否也应存在一些“限度”？
在语文教学中，经典课文的解读不能一味地创新，适当的“守正”既是文学文本的要求，也是语文教学的要求。首先，经典课文的解读受限于作品的题材与创作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是否需要结合创作背景或时代背景进行文本解读。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因其题材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其主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因此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阐释模式，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入手，结合作家的思想倾向、社会活动，对文本进行分析与评价，是非常有效的经典解读方式。这种分析不仅能凸显作家及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也更易于让学生把握文本的主题或中心。以《装在套子里的人》为例，该文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创作手法，都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此文的教学中，明确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正是基于文本自身特征的教学设计。
其次，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虽然文本批评使文本意义的生成摆脱了作者限制，阐释学与接受美学又使读者获得了独立处置文本的权利，但这并不代表经典解读是完全自由、毫无界限的，因为文本内容也限制了解读的方向。解读经典的目的不是借经典表达读者个人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典的内涵，认识经典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在经典作品的解读中，我们提倡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对文本进行多元解读，但解读的要旨是基于文本的语言、形式、结构，剖析文本的深层意蕴，而绝非脱离文本内容，“天马行空”地随意拓展与引申。例如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作家虽设定了别里科夫拉丁语老师的身份，但并未叙述其作为老师的职业压力;作家虽讲述了别里科夫的恋爱，但也未涉及其与华连卡作为恋人的相处，更谈不上恋人问的求同存异。那些所谓从“婚恋角度”“职业角度”对经典的“创新”解读无异于舍本逐末，使经典沦为工具，沦为社会问题讨论中的“案例”。
此外，与纯粹的文学经典解读不同，在语文教学中，经典课文的解读还受到教材编排意图、学生能力水平等文本以外的因素的限制。前者影响解读的广度，后者影响解读的深度。从教材层面看，语文教材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选编，其选编过程是课程标准的具化，是课程目标的反映。教材往往会以“单元说明”“学习提示”等方式明确一些经典文本的教学重点或学习重点。尽管教材会为师生预留多元解读的空间，但在教学中，教师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与之相关的拓展都要以课标为标准，以教材为依据。因此，语文教学中的经典解读不是完全自由的、开放的。那些明显偏离教材指向、超出课程要求的经典解读，即便大胆、新颖，也不能进入课堂教学的范畴。以《装在套子里的人》为例，此文收录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单元说明要求学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认识到社会的复杂，“以正确的立场、睿智的头脑和敏锐的眼睛，去观察思考，分析鉴别”，以阅读“丰富人生体验，提升对社会现实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同时在阅读中“注意知人论世”“关注作品的社会批判性”。而学习提示不仅明确了别里科夫的性格特征，也要求学生注意分析人物性格的成因，“体会这一形象的社会批判意义”。这实际上已经为教师指明了解读此文的方向。而当教师以“解套”创新为由，引入诸如“心理问题”“婚恋问题”等解读方向时，明显是对课程与教材的偏离。 同时，与纯粹的文学经典解读不同，语文课堂上的经典解读以中学生群体为对象。学生的知识水平、阅读经验、心理接受能力都直接影响经典解读的深度。那些超出学生接受能力的文本分析与解读视角，显然也不应该出现在语文教学中。任何课文的解读都不能以“创新”之名，违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与语文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
三、经典课文的教学之“思”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对经典课文的解读及教学创新，其重心是文本的内部探究还是文本的外部拓展。文本的内部探究强调对文本内部结构、语言、意义、手法等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发掘前人可能忽视的解读视角，开掘文本潜在的意义空间，从而使学生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以文本自身为主体，解读的合理与新颖程度有赖于师生的文本细读能力。文本的外部拓展则强调对文本历史、社会价值的审视，发掘文本与外部现实的关联，借由文本引导学生探讨人生、社会、时代等问题。这种拓展以现实为导向，有助于深化学生对外部现实的体认与思考。
在教学中，选取哪个角度进行经典解读，与语文教师对经典文本特质与价值的认识有直接关系。文学经典“是公认的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具有强大的审美的力量、艺术原创性和美学典范的意义”。原创性、审美性与思想性是文学经典的重要特质。对于语文教材而言，经典课文还必须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价值。但无论是独特的人物形象，还是作家深邃的思想或作品难以超越的艺术高度，都是以文学文本作为依托加以呈现的。与非经典相比，经典课文的文本自身就是意义来源与价值所在。因此，文学文本是经典解读的主体。任何脱离文本的解读与拓展都只能是缘木求鱼。语文课程需要反映时代要求，需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参与当代文化生活，但在完成这些学习任务的过程中，经典篇目与非经典篇目所应发挥的作用或有不同。正如王荣生教授将教材选文分为定篇、例文、样本与用件四种类型，我们虽然不能说那些被引入教材的文学经典都属于定篇，但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也不应该成为教材中的“用件”，仅仅被用来“引起议题”或“提供资料”。
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对经典课文的解读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还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行为。作为阅读者，教师对于经典文本必然会有私人化的理解或个性化的认识，但这些私人阐释能否进入课堂教学的范畴，还需要以公共理性进行衡量。从阐释学的理论看，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行为，其有效性以能否“生产具有广泛共识的公共理解”为前提，以“为理解共同体所认可和接受”为标准。对于个人阐释而言，只有当其“最大限度地融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时，才能摆脱“私人”范畴，获得一种“合法性”。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对于经典课文的解读就是一种阐释行为。当我们力图超越经典文本的现有解读范畴进行教学与创新时，必须要衡量个性化的文本解读能否被纳入公共话语体系，能否获得廣泛的“公共理解”，能否经得住学界的考验以及大众的考量。语文课堂是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在这里，教师不仅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也是话语活动的引导者。在课堂这个公共空间里，语文教师对经典文本的解读绝不应该是单纯的个人体悟，更不应该为了追求教学“创新”而以私人阐释代替公共阐释。对于经典课文的解读与教学需要“解套”，但新的阐释必须是经得起“文学场域”“教育场域”中的阅读者、批评者、创作者，以及教师和教研工作者共同检验的，否则经典课文的教学创新可能沦为对经典文本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