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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字梦得，中唐杰出诗人，他以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在声势煊赫的韩孟、元白两个诗派之外独具一格。正如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四所言：“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纵横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同时，刘禹锡还是文人词的早期作者之一。刘禹锡在散文方面也颇有建树，诚如王履道所说：“韩退之、柳宗元、刘梦得文冠百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引）因此，我们可以说，刘禹锡的创作成就是极其卓越的。本文试图从交友与创作的双向关系来展开论述，以见刘禹锡创作之一“斑”。
一、交友影响创作思想的形成
刘禹锡自叙：“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止，必操觚从之。”（《刘氏集略说》）他自幼勤奋学习，喜欢与擅长诗词的文人在一起，都认为他可教。一旦发现大人的的行踪，必拿着写字板尾随在后，随时准备请教。安史之乱期间。大批文士迁居江南，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刘禹锡有机会向更多文人学习。其中，诗僧皎然和灵澈就既是刘禹锡的老师，也是他创作的引路人，而刘禹锡常与他们一起吟咏。我们不妨把刘禹锡与他们的关系称为亦师亦友。
皎然字清昼，人称昼公，诗名很大。灵澈接受过皎然的指点，创作风格与皎然相近。权德舆称他是皎然的入室者，说他的诗歌如“风松相韵，水玉相扣”。刘禹锡说，灵澈“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刘禹锡对这两位诗僧十分敬仰，每当皎然与灵澈写诗的时候，他双手捧着笔砚，很恭敬地陪侍在旁边一起吟咏。刘禹锡当时年纪虽然很小，但诗已写得不错，得到了皎然和灵澈的称赞。他们风趣地学着圯上老人赞扬张良的口吻说“孺子可教”。
皎然在《诗式》中强调诗歌的创新。“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复”，是对前人的继承；“变”是变革创新。又说“复变二门，复忌太过，……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显然，皎然更重视变革。这对刘禹锡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代书诗一百音韵寄微之》中写道：“兴掩寻安道，词胜命仲宣。从今纸贵后，不复咏阵篇。”对诗歌创新大加赞赏。他的《杨柳枝词八首》之一中，“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更明见其传承关系。
刘禹锡的创作思想主要源于皎然，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他人对他的影响。如施士丐讲《毛诗》，一反汉代经生家的拘泥古训，完全凭自己的理解而缘词生训、自由发挥，刘禹锡对此印象很深。再如杜佑之《通典》，其宏旨在于“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而刘禹锡也有机会时常向杜佑请教，并且自称“未尝信宿而不侍坐”（《上杜司徒书》）。正是这种新的学风、文风，使得刘禹锡在创作中体现出强烈的革新思想。以《天论》三篇为例，它秉承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这一命题，倡导“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并作出了“生乎治者人明道”的结论。可见，刘禹锡尚“治”，并为达到“治”而力主革新。当然，这一革新思想还散见于刘禹锡所作的表状奏启、书信等文章中，如《献权舍人书目》《华伦论》等文皆是针对中唐的社会现实而指陈时弊、力主革新的。
二、交友带来了丰富的创作成果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在中唐独树一帜。白居易评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白唱和集解》）明代瞿佑《归田诗话》也赞曰：“英迈之气，老而不衰。”
刘禹锡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比兴体制的讽喻诗，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反映时世和个人际遇的感遇诗，模仿和改造民歌体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另外，还有大量的应酬唱和诗。在此，选择其唱和诗与新乐府诗作简要分析。
对于刘禹锡的应酬唱和诗，时人认为其“显示作者纯熟的文字技巧，而思想价值较逊色”。诚然，其唱和诗的思想性与他那些讽喻时弊、反映现实的新乐府之作比起来要逊色，但也有例外，择其要者言之，有的赋诗言志，如“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有的叙写情谊，如“府公既有朝中旧，司马应客酒后狂”，“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有的劝勉朋友，如“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劝谏白居易不要热衷于黄老之术，唯有通过保养才能延年益寿。“心寄华亭一双鹤，日随高步绕池塘”。
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等掀起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一新乐府运动对刘禹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刘禹锡与元稹、自居易的交友来看，三人之间很早就开始了唱和。同时，刘禹锡自己也一向认为诗友间的相互切磋是极为自然、极为重要的事，这一思想认识在太和三年所作《乐天洛下诗，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怀也》一诗中得以明确体现：“松间风未起，万叶不自吟。池上月未来，清辉同夕阳。宫徵不独运，埙篪自相寻……”因而，元和时期，在刘禹锡与元稹、白居易之间频繁的唱和切磋之下，元、白功利主义诗歌理论势必对刘禹锡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刘禹锡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新乐府诗），如《泰娘歌并引》《插田歌并引》等。前者表现了对泰娘高超技艺的赞颂以及对其飘零身世的同情，后者则赞美了农民插田的辛勤劳动并讽刺了计吏的庸俗钻营。而这些与元、白新乐府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
此外，刘禹锡在词的发展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二首，“为后来‘倚声填词’家找开了无数法门”。同时，刘禹锡的词作清新而格调自高，兹举一例：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从兰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一）
词中藻思旖旎，而格调清高。刘禹锡在词作上取得的此等成就，亦是与交友密不可分的。其词的风格特点也是与他词中唱和的白居易的词作极其相似、相互影响。
除去诗词，刘禹锡的散文在中唐也是别具特色的。柳宗元评之曰：“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为配合政治革新而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唐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它提倡“文以明道”“不平则鸣”，并力主创新。由于刘禹锡曾与韩愈、柳宗元共事，常在一起讨论文章、一起进行创作，因而这一运动同样对其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刘禹锡《祭韩吏部文》对韩愈的创作成就和倡导古文运动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说：“观刘梦得《祭退之文》，有以知退之之文独步一时也。”可见刘禹锡对韩愈的了解及对其古文的激赏。同时，他曾在《祭韩吏部文》中追忆前事说：“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由此，我们知道，刘、韩之间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柳宗元对刘禹锡创作的影响更大。所谓“二十年来万事同”，足见他与刘禹锡关系之密切。刘禹锡云：“时惟子厚，窜言其问”，亦可知刘、柳之间是勤于切磋的。刘禹锡主张文章“以才丽为主”“似识度为宗”。这与柳宗元主张的“文以明道”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正是与韩愈、柳宗元的相互学习与切磋，刘禹锡才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古文。其中，以《天论》三篇为代表。它既是交友的产物（在为文笔法上，相互切磋；在写作缘由上，“余之支河东解人刘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云作《天论》以极其辩云。”），同时又是“主才丽”“宗识度”的典范，是对古文运动在实践上的响应。
除古文外，刘禹锡的骈文也颇有成就。韩、柳不仅是古文大家，同时也是写作骈文的好手。刘禹锡与韩、柳之间切磋交流，势必会影响到刘禹锡的骈文创作。其骈文中的代表作《陋室铭》，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千古名文。该文音调谐美，造句精美，句式多变，对偶精工。可以这样说，这篇八十一字的短文取得的成就在整个骈文史上也是罕见的。
综上所述，刘禹锡的交友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创作成果，在诗歌、词作、散文等方面成绩斐然。另外，他还写了医学方面的著作《传信方述》二卷，便是在与柳宗元共同研习医药的基础上，在道州刺史薛景晦寄来的《古今集验方》十卷的鼓励下，刘禹锡把自己搜集到的五十余方编集而成的。其古文《大论》二篇，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也占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三、交友促进了创作风格的转变
刘禹锡创作风格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即由前期的激进遒劲转为后期的冷隽闲适。
刘禹锡诗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前期自永贞元年（805）至宝历二年（826），即诗人谪居朗、连、夔、和四州时，后期自宝历二年至会昌二年（842），即诗人晚年居洛阳及三任上州刺史时。以讽刺诗为例，刘禹锡前期的诗作针对性较强，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具有鲜明的爱憎。如《飞鸢操》“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辛辣地讽刺了权贵们的外表威风而内心鄙劣。刘禹锡有诗云“饱霜孤竹卢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正可看作他前期诗作的基本倾向与特征的鲜明概括。而刘禹锡后期的诗作则含蓄而内敛，正如其诗所云“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如《金陵怀古》“《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曲折而含蓄地指出唐代的统治者依然沉溺于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亡国之君的后尘，其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境遇日安与国势日危是导致刘禹锡创作转向的主客观原因。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刘禹锡诗风的转变与其交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譬如，裴度曾以联句的方式规劝刘禹锡不要继续热衷仕宦：“不归丹掖去，铜竹漫云云。惟喜因我过，须知未贺君。”而白居易则说：“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希望刘禹锡赶紧解官闲居。再从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来看，他后期的作品已由写民生疾苦转为写贵族的闲情逸趣，由关注社会时弊转向叙写身边琐事。此时刘白唱和已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了。另外，刘禹锡在太和七年把他与令狐楚唱和的诗歌编为《彭阳唱和集》，并写了一篇“引”，称令狐楚“贵为元老，以篇咏佐琴壶，取适于闲宴，锵然如朱弦玉磐，故名闻于世间”。可见，刘禹锡后期的交友中，这种意在劝勉的联句和志在闲适的唱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并最终促使他完成了创作风格上的“由精锐转向含蓄”这一重大转变。
综上所述，刘禹锡的交友与创作是紧密相联的。他的交友是创作的前提，也为刘禹锡创作的不断开拓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他的创作则是交友的反映，也给刘禹锡的交友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交友与创作又是贯穿始终的。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在“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的不懈追求下，在交友与创作的双向促动中，造就了一代“诗豪”；而他交友与创作，也必然会如白居易所云“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哭刘梦得尚书二首》），永远彪炳史册！
张晓东，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常熟。
一、交友影响创作思想的形成
刘禹锡自叙：“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止，必操觚从之。”（《刘氏集略说》）他自幼勤奋学习，喜欢与擅长诗词的文人在一起，都认为他可教。一旦发现大人的的行踪，必拿着写字板尾随在后，随时准备请教。安史之乱期间。大批文士迁居江南，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刘禹锡有机会向更多文人学习。其中，诗僧皎然和灵澈就既是刘禹锡的老师，也是他创作的引路人，而刘禹锡常与他们一起吟咏。我们不妨把刘禹锡与他们的关系称为亦师亦友。
皎然字清昼，人称昼公，诗名很大。灵澈接受过皎然的指点，创作风格与皎然相近。权德舆称他是皎然的入室者，说他的诗歌如“风松相韵，水玉相扣”。刘禹锡说，灵澈“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刘禹锡对这两位诗僧十分敬仰，每当皎然与灵澈写诗的时候，他双手捧着笔砚，很恭敬地陪侍在旁边一起吟咏。刘禹锡当时年纪虽然很小，但诗已写得不错，得到了皎然和灵澈的称赞。他们风趣地学着圯上老人赞扬张良的口吻说“孺子可教”。
皎然在《诗式》中强调诗歌的创新。“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复”，是对前人的继承；“变”是变革创新。又说“复变二门，复忌太过，……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显然，皎然更重视变革。这对刘禹锡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代书诗一百音韵寄微之》中写道：“兴掩寻安道，词胜命仲宣。从今纸贵后，不复咏阵篇。”对诗歌创新大加赞赏。他的《杨柳枝词八首》之一中，“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更明见其传承关系。
刘禹锡的创作思想主要源于皎然，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他人对他的影响。如施士丐讲《毛诗》，一反汉代经生家的拘泥古训，完全凭自己的理解而缘词生训、自由发挥，刘禹锡对此印象很深。再如杜佑之《通典》，其宏旨在于“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而刘禹锡也有机会时常向杜佑请教，并且自称“未尝信宿而不侍坐”（《上杜司徒书》）。正是这种新的学风、文风，使得刘禹锡在创作中体现出强烈的革新思想。以《天论》三篇为例，它秉承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这一命题，倡导“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并作出了“生乎治者人明道”的结论。可见，刘禹锡尚“治”，并为达到“治”而力主革新。当然，这一革新思想还散见于刘禹锡所作的表状奏启、书信等文章中，如《献权舍人书目》《华伦论》等文皆是针对中唐的社会现实而指陈时弊、力主革新的。
二、交友带来了丰富的创作成果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在中唐独树一帜。白居易评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白唱和集解》）明代瞿佑《归田诗话》也赞曰：“英迈之气，老而不衰。”
刘禹锡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比兴体制的讽喻诗，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反映时世和个人际遇的感遇诗，模仿和改造民歌体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另外，还有大量的应酬唱和诗。在此，选择其唱和诗与新乐府诗作简要分析。
对于刘禹锡的应酬唱和诗，时人认为其“显示作者纯熟的文字技巧，而思想价值较逊色”。诚然，其唱和诗的思想性与他那些讽喻时弊、反映现实的新乐府之作比起来要逊色，但也有例外，择其要者言之，有的赋诗言志，如“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有的叙写情谊，如“府公既有朝中旧，司马应客酒后狂”，“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有的劝勉朋友，如“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劝谏白居易不要热衷于黄老之术，唯有通过保养才能延年益寿。“心寄华亭一双鹤，日随高步绕池塘”。
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等掀起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一新乐府运动对刘禹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刘禹锡与元稹、自居易的交友来看，三人之间很早就开始了唱和。同时，刘禹锡自己也一向认为诗友间的相互切磋是极为自然、极为重要的事，这一思想认识在太和三年所作《乐天洛下诗，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怀也》一诗中得以明确体现：“松间风未起，万叶不自吟。池上月未来，清辉同夕阳。宫徵不独运，埙篪自相寻……”因而，元和时期，在刘禹锡与元稹、白居易之间频繁的唱和切磋之下，元、白功利主义诗歌理论势必对刘禹锡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刘禹锡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新乐府诗），如《泰娘歌并引》《插田歌并引》等。前者表现了对泰娘高超技艺的赞颂以及对其飘零身世的同情，后者则赞美了农民插田的辛勤劳动并讽刺了计吏的庸俗钻营。而这些与元、白新乐府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
此外，刘禹锡在词的发展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二首，“为后来‘倚声填词’家找开了无数法门”。同时，刘禹锡的词作清新而格调自高，兹举一例：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从兰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一）
词中藻思旖旎，而格调清高。刘禹锡在词作上取得的此等成就，亦是与交友密不可分的。其词的风格特点也是与他词中唱和的白居易的词作极其相似、相互影响。
除去诗词，刘禹锡的散文在中唐也是别具特色的。柳宗元评之曰：“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为配合政治革新而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唐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它提倡“文以明道”“不平则鸣”，并力主创新。由于刘禹锡曾与韩愈、柳宗元共事，常在一起讨论文章、一起进行创作，因而这一运动同样对其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刘禹锡《祭韩吏部文》对韩愈的创作成就和倡导古文运动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说：“观刘梦得《祭退之文》，有以知退之之文独步一时也。”可见刘禹锡对韩愈的了解及对其古文的激赏。同时，他曾在《祭韩吏部文》中追忆前事说：“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由此，我们知道，刘、韩之间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柳宗元对刘禹锡创作的影响更大。所谓“二十年来万事同”，足见他与刘禹锡关系之密切。刘禹锡云：“时惟子厚，窜言其问”，亦可知刘、柳之间是勤于切磋的。刘禹锡主张文章“以才丽为主”“似识度为宗”。这与柳宗元主张的“文以明道”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正是与韩愈、柳宗元的相互学习与切磋，刘禹锡才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古文。其中，以《天论》三篇为代表。它既是交友的产物（在为文笔法上，相互切磋；在写作缘由上，“余之支河东解人刘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云作《天论》以极其辩云。”），同时又是“主才丽”“宗识度”的典范，是对古文运动在实践上的响应。
除古文外，刘禹锡的骈文也颇有成就。韩、柳不仅是古文大家，同时也是写作骈文的好手。刘禹锡与韩、柳之间切磋交流，势必会影响到刘禹锡的骈文创作。其骈文中的代表作《陋室铭》，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千古名文。该文音调谐美，造句精美，句式多变，对偶精工。可以这样说，这篇八十一字的短文取得的成就在整个骈文史上也是罕见的。
综上所述，刘禹锡的交友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创作成果，在诗歌、词作、散文等方面成绩斐然。另外，他还写了医学方面的著作《传信方述》二卷，便是在与柳宗元共同研习医药的基础上，在道州刺史薛景晦寄来的《古今集验方》十卷的鼓励下，刘禹锡把自己搜集到的五十余方编集而成的。其古文《大论》二篇，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也占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三、交友促进了创作风格的转变
刘禹锡创作风格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即由前期的激进遒劲转为后期的冷隽闲适。
刘禹锡诗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前期自永贞元年（805）至宝历二年（826），即诗人谪居朗、连、夔、和四州时，后期自宝历二年至会昌二年（842），即诗人晚年居洛阳及三任上州刺史时。以讽刺诗为例，刘禹锡前期的诗作针对性较强，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具有鲜明的爱憎。如《飞鸢操》“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辛辣地讽刺了权贵们的外表威风而内心鄙劣。刘禹锡有诗云“饱霜孤竹卢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正可看作他前期诗作的基本倾向与特征的鲜明概括。而刘禹锡后期的诗作则含蓄而内敛，正如其诗所云“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如《金陵怀古》“《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曲折而含蓄地指出唐代的统治者依然沉溺于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亡国之君的后尘，其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境遇日安与国势日危是导致刘禹锡创作转向的主客观原因。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刘禹锡诗风的转变与其交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譬如，裴度曾以联句的方式规劝刘禹锡不要继续热衷仕宦：“不归丹掖去，铜竹漫云云。惟喜因我过，须知未贺君。”而白居易则说：“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希望刘禹锡赶紧解官闲居。再从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来看，他后期的作品已由写民生疾苦转为写贵族的闲情逸趣，由关注社会时弊转向叙写身边琐事。此时刘白唱和已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了。另外，刘禹锡在太和七年把他与令狐楚唱和的诗歌编为《彭阳唱和集》，并写了一篇“引”，称令狐楚“贵为元老，以篇咏佐琴壶，取适于闲宴，锵然如朱弦玉磐，故名闻于世间”。可见，刘禹锡后期的交友中，这种意在劝勉的联句和志在闲适的唱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并最终促使他完成了创作风格上的“由精锐转向含蓄”这一重大转变。
综上所述，刘禹锡的交友与创作是紧密相联的。他的交友是创作的前提，也为刘禹锡创作的不断开拓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他的创作则是交友的反映，也给刘禹锡的交友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交友与创作又是贯穿始终的。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在“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的不懈追求下，在交友与创作的双向促动中，造就了一代“诗豪”；而他交友与创作，也必然会如白居易所云“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哭刘梦得尚书二首》），永远彪炳史册！
张晓东，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