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的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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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可能能力”不足是致贫的首因,以培养实操型人才为根本任务的职业教育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抓手。高等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应从消除偏见、扩大招生规模、多种方式并举、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和完善顶层设计等5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可能能力”;高等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9-0027-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9.006
  消除贫困一直是各国政府努力解决的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了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状态为重点任务的大规模扶贫工作,先后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1993年)、扶贫攻坚(1994—2000年)和整村推进深化细化扶贫(2001—2010年)四个阶段。经过30多年来不懈的努力,我国的扶贫、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与扶贫、减贫的总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对扶贫工作提出了“六个精准”的重要指示,为精准扶贫工作指明了具体思路。我国长期的扶贫经验表明,消除贫困的根本着眼点应在于解决贫困人员的内在致富动力和致富能力上,也就是“扶志和扶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1]。教育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的根本性举措,也是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
  一、能力贫困理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石
  人类对贫困原因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已经从最初比较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扩展到涉及文化、社会、教育等多个层面。概括起来,人类将贫困归纳为物质贫困、文化贫困及能力贫困等三大类。其中,能力贫困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于贫困的研究,以往人类社会对于致贫原因的研究较多的认为是收入低下(Thodore.W.Schultz)、文化不足(Oscar Lewis)以及贫困循环累积(G Myrdal)等因素造成的。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除了在物质上表现为相对匮乏外,还体现在缺少获得某种基本生存机会的“可能能力”,其将这种基本的“可能能力”视为识别贫穷的通用标准[2]。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可能能力”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概括地说,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概念除了指基本的活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智力等,还包括交流沟通和自我调节等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常人所应该具备的任何能力的不足甚至缺失,都可能是致貧的原因。因此,在研究人们致贫的原因时不能完全地以个人收入、资源占有量、文化层次或资本累积等因素简单进行定义,应该把能力的获得程度作为研究贫困的原因和解决贫困的机制来考虑。从这一角度出发,结合我国长达30多年的扶贫历程,不难看出阿马蒂亚·森提出的理论对解决贫困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依靠政府物质投入和发放救济等方式只能解决贫困人员一时之困和燃眉之急,并不能解决其致贫之根本,也形成不了脱贫的长效机制。
  虽然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中所涉及的能力非常宽泛,结合我国贫困人口的分布、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以及贫困人员所需能力等现实情况分析,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应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发布的《修订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书》中也明确指出:应将技术和职业教育视为“有助于减轻贫困”的一种方法,这从侧面印证了职业教育对于精准扶贫工作的独特作用。
  二、职业教育——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抓手
  与其他扶贫方式相比,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方面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更能发挥其扶贫优势,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定位与精准扶贫吻合
  2004年,《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 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了高职院校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技能人才。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现代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第一线,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类型。”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这些定位均表明,职业教育办学目的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直接使受教育者获得各种技能,满足其以后工作需要的教育;同时,与其他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的互动性更为密切,能够直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职业教育参与扶贫工作,在国内相关的政策文件中均有明确的表述。《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把加快职业教育、特别是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稳定、建设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围绕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提高职业教育扶贫的精准度”。职业教育参与精准扶贫,改善其人力资源结构,提升贫困人员的技能水平,从而实现消除贫困的根本目的,这与精准扶贫的最终目标是高度吻合的。
  (二)国家高校招生政策有利于提升贫困地区技能型人才比例
  2012年7月,我国首次发布了《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该报告认为,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学生由于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更期望在不远离本土的条件下接受高等教育,而正是大量设置在地级甚至县级城市的高职院校布局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报告还指出,2011届高职院校毕业生有12.7%来自于贫困地区,22.2%来自于西部地区,16.2%来自于民族地区,来自以上三类地区的高职毕业生有23%是在本市入学,83%在本省入学。从满足弱势家庭与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需求来说,高职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扶贫工程[3]。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我国还有7 000多万尚未脱贫的人口,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从目前国家对职业教育大力实施的种种扶持举措以及高职教育的就业效能来看,职业教育对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很有吸引力。因此,在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职业教育有着更加重要的使命。   近几年,我国高考招生均对农村贫困地区实施了各类专项或定向招生政策。据相关统计,全国各类重点大学近5年招录农村和贫困地区这种类别学生共27.4万人[4]。2017年国家专项计划定向招收6.3万名贫困地区学生,地方专项计划安排招生比2016年增加10%以上,高校专项计划主要实施区域为集中连片的特殊困难县、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以及新疆南疆四地州[5]。国家实施的这些面向贫困地区为主的招生倾斜政策,使更多农村孩子拥有了上各层次大学就读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这些政策全方位利好于实施精准扶贫。
  (三)国家资助政策可以有效减轻贫困家庭经济负担
  我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体规模较大,全国平均比例超过20%(各学段存在差异),西部地区达到30%。客观来说,在绝大部分贫困家庭当中,都有着让子女接受教育的强烈愿望,但苦于自身经济基础的薄弱,对于子女的求学总是显得力不从心。
  学生资助是解决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问题的根本保障,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的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各个学段、公办民办学校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三个全覆盖”[6]。通过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应征入伍国家资助、师范生免费教育、新生入学资助、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及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资助政策;在高等教育阶段实现了“三不愁”,即入学前不用愁、入学时不用愁、入学后不用愁[7]。2017年4月,财政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以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实现无缝衔接。同时,各地各高校继续完善相关政策,加大了对建档立卡等特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一个人不少与一项政策不少。
  2017年,政府、高校及社会设立的各项学生资助政策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学校、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学生(幼儿)9 590.41万人次(不包括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营养膳食补助),比上年增加464.27万人次;累计资助金额1 882.14亿元(不包括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营养膳食补助)。其中,资助普通高校学生4 275.69万人次,占总资助人数的44.58%,资助金额1 050.74亿元,占总资助金额的55.83%[8]。国家资助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明显减轻,有力地保障了贫困家庭子女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打下了扎实基础。
  三、高等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的现实对策
  自《国务院就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实施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2016年,全国高职(专科)院校数为1 341所,当年招生总数约为345万,分别占全国普通高校的52.3%和全国普通高校當年招生总数的47%,已成为高等教育举足轻重的部分,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为更多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培养高技能人才等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9]。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新思想,多次强调要践行“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智、扶智办教育”的扶贫理念。党的十九大更是把“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在精准扶贫的众多战略方式中,教育扶贫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方式,职业教育更是贫困人员“挪穷窝”“拨穷根”和“摘穷帽”的最有效方式[10]。在《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相关文件中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始终都是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核心战略之一。但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依然还未能满足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旺盛需求,在各地区间体现出了明显的不均衡和不充分,在社会认同上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依然不强。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还是处于弱势,尤其是在贫困总人数占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与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核心战略地位是不相称的,难以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贫困人口必须全部脱贫”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力度,充分释放高等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效能,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工程中应有的价值。
  (一)加大宣传力度,消除贫困人员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历史总体来说不长,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了解还不够充分,认为职业教育只能是培养一些技术人员,加之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重文凭轻技能”的认识倾向,导致了国家对职业教育需求旺盛和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可度偏低的矛盾。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对精准扶贫作用的发挥,所以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措施来增强社会和贫困人员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提升其对职业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可度。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政府部门的观念引导。各级政府应该深入研究职业教育的实质内涵,结合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点,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劳动的社会价值,大力宣扬高技能人才在社会建设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肯定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以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世俗偏见;二是要对贫困地区进行精准宣传。在贫困人员相对集中的地区,应由政府协调宣传资源,对贫困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使其在观念上接受职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在脱贫致富中的作用,在行动上愿意选择职业教育。
  (二)适度倾斜招生,扩大对贫困地区的招生规模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上已超越了普通高校,但在招生区域上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东部省市,这无益于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因此,在现有招生制度下制定多层次和系统化的招生倾斜政策十分必要。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适度扩大高等职业院校面向中西部贫困地区职中及普高学生的单独招生或定向招生人数的比例和区域,在政策上为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储备充足人才,扩大职业教育个人收益的受众群体面;二是根据国家精准扶贫战略总体布局,构建农村职业教育分类发展体系,将部分发展和招生困难的职业中学等转型为技能培训机构,专门负责农民实用技术和急需技术的培训或进行农村富余人员的劳动力转移培训,合理构建职业教育体系;三是延伸高职院校的社会培训功能,以多种方式由高职院校面向企业员工开展定期或长期技能培训,面向农民工甚至残疾人等缺少选择和培训机会的群体进行短期或集中培训,使其掌握一技之长,甚至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毕业证书等符号性资本,以增加就业机会、保障就业或促进创业,脱离“因无业而致贫”的现实困境。   (三)多种方式并举,落实贫困学生的资助政策
  对贫困地区子女进行学业资助是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自身求学的现实诉求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当前,高职院校已初步建立起了多层次、立体化的职业教育奖助贷模式,以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家庭在子女入读职业学校的家庭经济负担。因为资助总额毕竟是有限的,未能做到有求必应,所以必然要求合理充分利用好每一份资助金额,发挥资助的应有效能。
  首先,及时宣传好国家相关资助政策。高职院校需要及时组织学生学习国家资助政策,让困難学生知晓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和具体要求,特别是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源地贷款等由国家财政贴息的贷款类型,以有效减轻贫困学生的就学经济压力。
  其次,开展个体精准扶贫。目前,高职院校确定贫困学生的等级时,主要是依据学生所在街道、村委开出的家庭经济收入情况表来予以判定。在实际操作中,资助具体办理人员在认定贫困学生工作中必须主动认真核对学生所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必要时还应到生源地进行进一步的核实,以便对学生情况做出准确无误的资助对策,增强学生对资助政策的信任,提升资助政策应有的效能。
  最后,鼓励高职院校面向经济困难学生设立专项奖学金,划定奖励标准,根据学习成效确定奖励金额或档次,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具有一定管理实践能力的贫困学生参与助管、助教等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获得适度的劳动报酬,实现实践能力提升和舒缓经济压力的双赢。
  (四)优化培养机制,精准培养技能型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只有通过为贫困地区培养合格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实施精准培养,才能提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贫困人员脱贫致富的能力,这也是职业教育扶贫与其他方式扶贫的根本区别。为此,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职业教育扶贫的人才培养工作:一是注重培养学生的通用能力。现代社会和企业比以住任何时候都更为看重劳动者的职业通用素质和通用能力,高职院校应该以“培养学生核心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导向,突出能力本位,把培养学生的良好素质与能力放在人才培养工作的首位。二是强化技能培养。职业教育扶贫的落脚点和根本点在于通过人才来进行技术扶贫。职业院校要在理论知识与技能训练之间进行合理搭配,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度,适度压缩和精简理论课时比例和内容,把更多资源投入到技能教学中去,适当增加实训课程,重在使学生掌握专业技能。三是针对性进行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发挥职业院校技术服务和技术培养的优势,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技术水平,是快速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职业院校可以邀请技术专家深入了解贫困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形态和就业市场等情况,立足于满足当地企业的用人需求,定向式设计技能培养体系,实施技术培训。职业院校也可以通过配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创业培训等开展点对点式各种实用技能培训,使贫困人员快速掌握专业技能,形成渠道多样、形式丰富的技能培训式扶贫,提高精准扶贫的工作成效。
  (五)完善顶层设计,协同多方力量开展教育扶贫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职业教育扶贫工作出现了体制机制不健全、扶贫主体间协同性不强、实施不规范等问题,这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工作成效。总体而言这些问题还是顶层设计不够完善所导致。因此,国家需要在统筹兼顾各扶贫主体利益与权责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法律法规,以解决职业教育扶贫工作法律层面上的问题,明确职业院校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扶贫性质、功能、定位以及权责。同时,还应该健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各类管理机构,整合各类职业教育扶贫资源,统筹协调和安排各扶贫主体的扶贫任务,监督和评估各类扶贫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能。总之,就是要使每个扶贫主体的行为均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实现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整体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目的。
  长达30多年的扶贫过程不断证明了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是精准扶贫中有效和长效的主要手段。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主要目的,以开展技能培训为社会责任的高等职业教育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是完成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贫困地区和人口整体脱贫的一个关键环节。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要发挥独特的优势,着力加大对贫困地区资源的投入,变革精准扶贫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把精准扶贫的目标责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完成国家的扶贫攻坚任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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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编辑:刘爽)
  Abstract: It is a solemn commitment of the CPC to insist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enable the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and povertystricken areas to enter the allround welloff society together with all the other areas of the country. The insufficiency of possible capacity is the first cause of poverty.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iming at training practical talents is the key to achie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ssisting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undertake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eliminating prejudice, expanding enrollment, enhancing the means of funding, optimizing talents training mechanism and perfecting the toplevel desig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ssible capacity;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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