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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吕其明。今年6月29日我荣幸地接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的“七一勋章”，十分激动，十分感恩，由衷地感谢党组织的关怀备至，让我倍感温暖。
上海是我的家，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49年5月26日，19岁生日那天，我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员们一路南下来到上海，那晚我和战友们睡在上海老北站候车室的条凳上。第二天，上海解放，我精神抖擞地背着小提琴盒子，和大部队一起大踏步行进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一晃我已经91岁了，真是感慨万分。
这一辈子，我的工作、生活都牢牢扎根在上海。上海虽不是我的故土，但却是我工作奋斗之地。70多年里，我亲眼见证了她从刚解放时的百废待兴到成为现在的国际大都市，我从心底里忍不住要竖个大拇指：“太了不起了！”我深深地爱着上海，爱它的雄伟建筑、人文气息，更爱它的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音乐工作者，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用音乐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作为一个有着76年党龄的老党员，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谈体会。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炮火纷飞的战争中、在极其艰苦的生活中度过的。血与火的考验，让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先烈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更让我深刻感受到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红旗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染红的。这些人里，有我的父亲，有我的战友，缅怀他们，我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一生，用我最熟悉的音乐讲好他们的故事，传承好他们的基因，这是我不断创作的动力密码。
我的父亲吕惠生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业学院，是一位农业专家，一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父亲参军后，任新四军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
1945年秋天，在我刚入党不久，我的父亲在战斗转移中，因叛徒出卖被敌军在长江江面抓捕。父亲于1945年11月英勇就义的消息直到1946年春才传到新四军。父亲走向刑场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以生命最后一滴血，在红旗上写下对党的忠诚，那时他才43岁。父亲曾用鲁迅先生的诗考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什么意思，那时我被问傻了。父亲教育我，“横眉冷对”就是要与敌人作坚决斗争，“孺子牛”就是要对人民像“牛”一样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父亲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我，没有给我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但他的坚定意志、革命气概、谆谆教诲，是留给我的巨大精神财富，使我受益终身。
影响我一生走革命道路的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有那些英年牺牲的战友。1945年的一个夏夜，我和另外两名战友在老乡家昏暗的油灯下，一同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对着一面自制的党旗庄严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们三个人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后来，在战争中，这两名和我同日入党的同志都牺牲了。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我更要坚持下去，用音乐来述说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今年6月29日，我伴着自己谱写的《红旗颂》乐曲步入了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当时我的内心无比激动，多么熟悉的旋律，多么庄严的时刻，我感到无上光荣。
《红旗颂》是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的一篇“命题作文”。当时，上海音协党组召开会议，把各个单位上报的音乐作品捋了一遍，发现歌颂党、歌颂祖国的作品不够多。
党组讨论后，有位老前辈当场就提出来：“吕其明，你赶写一个。”我是既紧张又高兴。高兴的是这么多的老前辈如此信任我，紧张的是时间太紧了。《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要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感情的碰撞，我就想在这中间找一个切入点。
创作《红旗颂》时，一些生动的画面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士们举着红旗冲锋陷阵，一个倒下了，另一个继续举起红旗冲上制高点的画面；是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那面历史性的五星红旗画面；是十一参加庆祝国庆游行，大家一起手挽着手从天安门前阔步向前、高呼口号、热泪盈眶的画面；是新中国建设一派热火朝天景象的画面。我选取了《义勇军进行曲》开头的旋律，紧扣《红旗颂》的主题，又增添了奋发有力的进行曲节奏。7天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的创作。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为了使《红旗颂》更加完美，我不断进行修改、不断磨砺，终于在2019年我90岁时定稿，并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红旗颂》融入了我对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的强烈感情，表达了我对中华民族在黨的领导下，以坚实的英雄步伐，势不可挡向前进的坚定信念。《红旗颂》是我一生为党讴歌的代表作，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党的感激与报恩之情。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重要讲活，我有幸现场聆听。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听到这些话，我十分动容，深受教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生活而努力。而我呢，这一辈子坚持不懈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怀着一颗一心向党的赤子之心，为人民创作。
音乐家贺绿汀是我音乐道路的领路人。十岁时，我随父亲参加新四军。1942年春天，贺绿汀在新四军部队联欢会上的一次小提琴演奏为我打开了音乐的大门。我第一次见到了小提琴，感叹“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美妙的音乐”。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贺绿汀帮助剧团练歌、教乐理，提高团员们的音乐水平。我跟着大家向贺绿汀先生一句句学唱《1942年前奏曲》《垦春泥》 《胜利进行曲》 《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在贺绿汀的言传身教下，音乐梦在我内心生根发芽，并逐渐引领我成为一名中国文艺工作者。 70多年来，我共创作了60多部电影、200多部（集）电视剧的音乐，10多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大家比较熟悉的除了《红旗颂》外，还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谁不说俺家乡好》 （合作）《微山湖》等声乐作品。
在创作上，我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就要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就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说几件我深有感触的事情。1956年，当时我26岁，接到赵明导演的邀请，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写插曲。这首插曲怎么写？摄制组内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说要写一首像前苏联影片中那样的抒情歌曲，有人建议写一首进行曲。而我明确地表示：“我在抗日战争中看到过很多游击队员，他们身穿便衣，头扎白毛巾，手持套筒枪或大刀，都是普通百姓。他们口中绝对不能唱出洋腔洋调的东西。”我就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采用了山东鲁南的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方面描写出游击队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写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59年，为了更好地创作电影《红日》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我带着另外两位同志奔赴山东胶东地区深入生活，在胶东民歌中找寻灵感。当我们置身于广袤森林、层层梯田、片片白云、山峦重叠中时，顿时触景生情：“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啊，谁不说俺家乡好……”词曲就这样创作出来了。有一年，我接到纪录片《大庆战歌》的配乐任务，二话没说买了火车票，就踏上了东北的土地，来到了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大庆，与石油工人们同吃同住。为给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配乐，我深入鞍钢，在厂房里体验生活，访问劳模，生活了近两个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国门打开了。对电影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题材更加宽泛。我的创作思维也随着大的形势改变而改变，《城南旧事》就是完全另外一种风格。当时，吴贻弓导演要求影片的总基调叫“淡淡的哀愁、沉沉的乡愿”。如果还是拿《红日》 《铁道游击队》这种手法来写，那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了。就是要有新的思维、新的创作手法。因为《送别》这首曲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为流传，因此我把这首曲子作为音乐主题贯穿始终，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1990年，那年我60岁。导演王冀邢邀请我为电影《焦裕禄》写插曲。焦裕禄的事迹感人至深。我奔赴兰考，深入生活，学习河南地方音乐、河南豫剧和河南民歌。大概花了6个月时间写完这部作品插曲，取名叫《大实话》。“墙上哎，画虎哎，不咬人哎。砂锅哎，和面哎，顶不了盆哎。侄儿不如亲生子哎。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曲子的风格充满了河南民间乡土气息，主演李雪健的唱法也非常原生态。
文艺创作不是“一个人的风花雪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的音乐创作之路始终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因为只有这样，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作为一名有着7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始终认为共产党人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要无私奉献。特别是我们搞艺术创作，更要有奉献精神。如果创作只为赚钱，那就把自己和艺术等同于商品了。离休后，我没有放下我手中的笔。我为自己确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继续写自己认为该写的电影音乐，二是为人民军队做点工作，三是继续创作交响乐。
从人民军队走出来的我，为了报答部队养育恩情，行程数万里，无偿为部队服务，义务为海陆空部队写了近30首军旅歌曲。如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师歌、长春飞行学院院歌、合肥炮兵学院院歌、云南边防雷达旅旅歌等。
1999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领导来上海，请我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作曲，作为烈士的后代，我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但我与馆方约法三章：一不取报酬，二不住高级宾馆，三不见媒体不作宣传。我以一个普通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前往纪念馆瞻仰学习，寻找创作灵感。最后，用了半年的时间，为纪念馆创作了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后来，我又义不容辞地创作了弦乐合奏《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们。
有很多同志问我：“你创作了这么多歌曲，不拿稿费，图的是什么？”我说：“我10岁参加新四军，是党和部队把我抚养长大，取得的一点成绩也都是党对我培养的结果。就好比爹娘要用我的东西，我会管他们要钱吗？”只要大家喜欢我的作品，愿意演奏、傳唱这些作品，就是对我的肯定，对我最大的褒奖，这也是我创作的初心。
2007年前后，我打算写一部新的交响组曲——《使命》，在音乐舞台上讴歌党的伟大历史征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已经快80岁了，确实感到力不从心。那个时候，我的腰椎还动了手术，住进了医院。即便这样，我也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经过四年多日日夜夜的努力，终于在十八大召开之际，在上海文化广场隆重推出《使命》，引起热烈反响。去年，看到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我深受感动，填写了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来歌颂伟大祖国抗疫壮举，歌颂伟大的白衣天使。今年我又创作改编了弦乐合奏《祭》，来缅怀为新中国成立而捐躯的英雄们。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76年前的9月1日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老党员，我用心用情用功地用音符抒写着这个伟大的时代，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奉献给党、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虽然我90多岁了，我还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记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殷殷嘱托，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继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创作出更多的音乐作品。
（编辑 易 化）
上海是我的家，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49年5月26日，19岁生日那天，我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员们一路南下来到上海，那晚我和战友们睡在上海老北站候车室的条凳上。第二天，上海解放，我精神抖擞地背着小提琴盒子，和大部队一起大踏步行进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一晃我已经91岁了，真是感慨万分。
这一辈子，我的工作、生活都牢牢扎根在上海。上海虽不是我的故土，但却是我工作奋斗之地。70多年里，我亲眼见证了她从刚解放时的百废待兴到成为现在的国际大都市，我从心底里忍不住要竖个大拇指：“太了不起了！”我深深地爱着上海，爱它的雄伟建筑、人文气息，更爱它的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音乐工作者，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用音乐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作为一个有着76年党龄的老党员，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谈体会。
红色基因是激励我不断创作的“音乐密码”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炮火纷飞的战争中、在极其艰苦的生活中度过的。血与火的考验，让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先烈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更让我深刻感受到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红旗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染红的。这些人里，有我的父亲，有我的战友，缅怀他们，我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一生，用我最熟悉的音乐讲好他们的故事，传承好他们的基因，这是我不断创作的动力密码。
我的父亲吕惠生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业学院，是一位农业专家，一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父亲参军后，任新四军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
1945年秋天，在我刚入党不久，我的父亲在战斗转移中，因叛徒出卖被敌军在长江江面抓捕。父亲于1945年11月英勇就义的消息直到1946年春才传到新四军。父亲走向刑场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以生命最后一滴血，在红旗上写下对党的忠诚，那时他才43岁。父亲曾用鲁迅先生的诗考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什么意思，那时我被问傻了。父亲教育我，“横眉冷对”就是要与敌人作坚决斗争，“孺子牛”就是要对人民像“牛”一样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父亲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我，没有给我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但他的坚定意志、革命气概、谆谆教诲，是留给我的巨大精神财富，使我受益终身。
影响我一生走革命道路的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有那些英年牺牲的战友。1945年的一个夏夜，我和另外两名战友在老乡家昏暗的油灯下，一同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对着一面自制的党旗庄严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们三个人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后来，在战争中，这两名和我同日入党的同志都牺牲了。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我更要坚持下去，用音乐来述说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为党讴歌，我把一生融入一面“红旗”
今年6月29日，我伴着自己谱写的《红旗颂》乐曲步入了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当时我的内心无比激动，多么熟悉的旋律，多么庄严的时刻，我感到无上光荣。
《红旗颂》是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的一篇“命题作文”。当时，上海音协党组召开会议，把各个单位上报的音乐作品捋了一遍，发现歌颂党、歌颂祖国的作品不够多。
党组讨论后，有位老前辈当场就提出来：“吕其明，你赶写一个。”我是既紧张又高兴。高兴的是这么多的老前辈如此信任我，紧张的是时间太紧了。《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要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感情的碰撞，我就想在这中间找一个切入点。
创作《红旗颂》时，一些生动的画面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士们举着红旗冲锋陷阵，一个倒下了，另一个继续举起红旗冲上制高点的画面；是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那面历史性的五星红旗画面；是十一参加庆祝国庆游行，大家一起手挽着手从天安门前阔步向前、高呼口号、热泪盈眶的画面；是新中国建设一派热火朝天景象的画面。我选取了《义勇军进行曲》开头的旋律，紧扣《红旗颂》的主题，又增添了奋发有力的进行曲节奏。7天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的创作。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为了使《红旗颂》更加完美，我不断进行修改、不断磨砺，终于在2019年我90岁时定稿，并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红旗颂》融入了我对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的强烈感情，表达了我对中华民族在黨的领导下，以坚实的英雄步伐，势不可挡向前进的坚定信念。《红旗颂》是我一生为党讴歌的代表作，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党的感激与报恩之情。
扎根人民是我创作的灵感源泉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重要讲活，我有幸现场聆听。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听到这些话，我十分动容，深受教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生活而努力。而我呢，这一辈子坚持不懈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怀着一颗一心向党的赤子之心，为人民创作。
音乐家贺绿汀是我音乐道路的领路人。十岁时，我随父亲参加新四军。1942年春天，贺绿汀在新四军部队联欢会上的一次小提琴演奏为我打开了音乐的大门。我第一次见到了小提琴，感叹“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美妙的音乐”。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贺绿汀帮助剧团练歌、教乐理，提高团员们的音乐水平。我跟着大家向贺绿汀先生一句句学唱《1942年前奏曲》《垦春泥》 《胜利进行曲》 《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在贺绿汀的言传身教下，音乐梦在我内心生根发芽，并逐渐引领我成为一名中国文艺工作者。 70多年来，我共创作了60多部电影、200多部（集）电视剧的音乐，10多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大家比较熟悉的除了《红旗颂》外，还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谁不说俺家乡好》 （合作）《微山湖》等声乐作品。
在创作上，我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就要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就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说几件我深有感触的事情。1956年，当时我26岁，接到赵明导演的邀请，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写插曲。这首插曲怎么写？摄制组内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说要写一首像前苏联影片中那样的抒情歌曲，有人建议写一首进行曲。而我明确地表示：“我在抗日战争中看到过很多游击队员，他们身穿便衣，头扎白毛巾，手持套筒枪或大刀，都是普通百姓。他们口中绝对不能唱出洋腔洋调的东西。”我就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采用了山东鲁南的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方面描写出游击队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写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59年，为了更好地创作电影《红日》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我带着另外两位同志奔赴山东胶东地区深入生活，在胶东民歌中找寻灵感。当我们置身于广袤森林、层层梯田、片片白云、山峦重叠中时，顿时触景生情：“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啊，谁不说俺家乡好……”词曲就这样创作出来了。有一年，我接到纪录片《大庆战歌》的配乐任务，二话没说买了火车票，就踏上了东北的土地，来到了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大庆，与石油工人们同吃同住。为给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配乐，我深入鞍钢，在厂房里体验生活，访问劳模，生活了近两个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国门打开了。对电影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题材更加宽泛。我的创作思维也随着大的形势改变而改变，《城南旧事》就是完全另外一种风格。当时，吴贻弓导演要求影片的总基调叫“淡淡的哀愁、沉沉的乡愿”。如果还是拿《红日》 《铁道游击队》这种手法来写，那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了。就是要有新的思维、新的创作手法。因为《送别》这首曲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为流传，因此我把这首曲子作为音乐主题贯穿始终，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1990年，那年我60岁。导演王冀邢邀请我为电影《焦裕禄》写插曲。焦裕禄的事迹感人至深。我奔赴兰考，深入生活，学习河南地方音乐、河南豫剧和河南民歌。大概花了6个月时间写完这部作品插曲，取名叫《大实话》。“墙上哎，画虎哎，不咬人哎。砂锅哎，和面哎，顶不了盆哎。侄儿不如亲生子哎。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曲子的风格充满了河南民间乡土气息，主演李雪健的唱法也非常原生态。
文艺创作不是“一个人的风花雪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的音乐创作之路始终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因为只有这样，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活到老奉献到老是我始终不变的自我要求
作为一名有着7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始终认为共产党人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要无私奉献。特别是我们搞艺术创作，更要有奉献精神。如果创作只为赚钱，那就把自己和艺术等同于商品了。离休后，我没有放下我手中的笔。我为自己确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继续写自己认为该写的电影音乐，二是为人民军队做点工作，三是继续创作交响乐。
从人民军队走出来的我，为了报答部队养育恩情，行程数万里，无偿为部队服务，义务为海陆空部队写了近30首军旅歌曲。如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师歌、长春飞行学院院歌、合肥炮兵学院院歌、云南边防雷达旅旅歌等。
1999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领导来上海，请我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作曲，作为烈士的后代，我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但我与馆方约法三章：一不取报酬，二不住高级宾馆，三不见媒体不作宣传。我以一个普通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前往纪念馆瞻仰学习，寻找创作灵感。最后，用了半年的时间，为纪念馆创作了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后来，我又义不容辞地创作了弦乐合奏《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们。
有很多同志问我：“你创作了这么多歌曲，不拿稿费，图的是什么？”我说：“我10岁参加新四军，是党和部队把我抚养长大，取得的一点成绩也都是党对我培养的结果。就好比爹娘要用我的东西，我会管他们要钱吗？”只要大家喜欢我的作品，愿意演奏、傳唱这些作品，就是对我的肯定，对我最大的褒奖，这也是我创作的初心。
2007年前后，我打算写一部新的交响组曲——《使命》，在音乐舞台上讴歌党的伟大历史征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已经快80岁了，确实感到力不从心。那个时候，我的腰椎还动了手术，住进了医院。即便这样，我也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经过四年多日日夜夜的努力，终于在十八大召开之际，在上海文化广场隆重推出《使命》，引起热烈反响。去年，看到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我深受感动，填写了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来歌颂伟大祖国抗疫壮举，歌颂伟大的白衣天使。今年我又创作改编了弦乐合奏《祭》，来缅怀为新中国成立而捐躯的英雄们。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76年前的9月1日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老党员，我用心用情用功地用音符抒写着这个伟大的时代，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奉献给党、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虽然我90多岁了，我还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记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殷殷嘱托，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继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创作出更多的音乐作品。
（编辑 易 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