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J，”清晨6点半，在第一架从北京飞往武汉的飞机上，范立欣下意识地用英语念出了自己的座位号码。早班飞机人少，不吵，有人从包里拿出书——《小企业管理案例》、易中天版中华史中的某一卷，认真看了几眼，然后丢在旁边的空座上，呼呼大睡过去。大家都等着补觉。只有他还戴着墨镜，镜腿是金色的。
　　昨天是他执导的电影《我就是我》公映的第一天。在他眼里，这是一部纪录片，记录湖南卫视2013年的“快乐男声”以及选秀节目10年来的幕后故事，但别人说，这是粉丝电影。因为“快男”两个字，很多人看都不看，就在网站上给出差评，让这部电影的评分只及他的成名作《归途列车》的一半。后者讲的是中国春运，全球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
　　几小时前，他发来许多影评和首日战绩，排片率3.97%，票房150万人民币。遥遥领先的是《京城81号》、《老男孩》、《小时代3》和《后会无期》。
　　“我是不是老了很多？”这个一直被戏称为最帅纪录片导演的人今年37岁，两年前我曾采访过他。在这个遭遇挫折的早晨，除了一些疲态，他依然保持着风度，像手中银色的RIMOWA登机箱，严丝合缝，表皮坚硬。他一路低头刷着微信，看各个群里的朋友为他打抱不平，笑他们比自己还紧张。只在上飞机前、下电梯时，丢下一句，“我们成了炮灰，操。”
　　去武汉，原计划是坐高铁，因为临时增加一场观影，换成飞机。不论哪一种交通工具，他这次的返乡之旅都和《归途列车》中的景象有天壤之別。两亿多农民回家过年，绝大多数不会在网上订票，他们提前排队，每天去等，抢尽量便宜的硬座、站票。拍摄时正好赶上2008年冰灾，60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他的采访对象一家三口被困了三天三夜。一个小伙子钱包被偷了，独自站在箱子上，冲着广场上浮萍一样往前流动的人群大喊：喂，谁偷了我的钱包？我一年挣的钱、身份证、火车票全在里边，我怎么回家？警察，有没有警察？“一开始觉得别人可怜，”范立欣说，到了深夜，铁门一开，人涌过来，自己差点被踩死。
　　这部纪录片在国际上拿了四十多个奖，某种程度上，也像一次选秀，让他“一夜成名”。
　　飞机上只有一个时刻让我想起《归途列车》。在落地滑行之后，机舱里的分贝骤然提高，像一个小型炸弹爆炸，手机的铃声和乘务员广播混在一起，嗡嗡作响，人们从座位上弹起来，打开行李架，把包背好，箱子拉在手上，本来就逼仄的通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在空中好不容易消停一会儿的焦虑，立刻被唤醒。

江城

　　盛夏的武汉不比北京更热。从机场出来，坐上汽车，赶到餐厅，晚上就在附近的影院看片。各路空调制造的冷风，接力似的，把这座出了名的火炉降服了。
　　“房子都建到这儿了？”开出机场不久，范立欣说。尽管常常为了公事回来，他对家乡的变化全然不觉。车子通过二桥，越过长江，自西北向东南斜穿整个城市。他偶尔看一眼窗外，配一句画外音，“武汉又无一例外地变成一个和中国任何城市一样的地方。”其余时间， 他的目光继续守着手机，我总觉得他是在期待从机器那头传来一点好消息。
　　长江上的这几座桥，几乎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刻度。一桥是建国的产物，1950年代由苏联人援建，二桥建成于改革开放的1990年代初，二七长江大桥在2008年动工——北京奥运会、金融危机都发生在这一年，范立欣的镜头记录下一大批纺织工厂的倒闭，《归途列车》 赶上了这个时间节点。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远景的规划，我在想，要把一个事情做到世界顶尖的水平。”他也把人生想象成一条相似的向上的曲线。这种自信来自他从小生病，父母对他的宠爱和纵容甚于哥哥，任由他去看电影，而他“凭一点小聪明”，学习成绩过得去。话说到这儿，司机突然急刹车，红灯亮起。
　　1998年，他进入武汉电视台工作不久，看到一本中国纪录片年度会议的会议纪要，被老前辈们的发言吸引，兴奋地读到次日凌晨。“我就说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了，这个事太牛逼了。”接下来，学摄影，学剪辑，先做到武汉最好，然后是中国顶尖，步步为营。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这叫“有计划的自我积累”——“机会来的时候，我就能够抓得住。”
　　2003年，武汉台派9个人去央视实习两天。第二天午后，大家吃过饭，坐在办公室里，准备下午回家，日子过得悠闲。此时央视正忙着报道神五上天。一个人跑来问，你们这儿有没有摄影师？其他人没吱声，范立欣举手了。拍了十几分钟，剪出两分钟的画面，别人立刻给了他留下来工作的机会。“我是不顾一切的，我总觉得前面的东西更好玩。我当时就答应了。”
　　此刻，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转盘，一片热闹的商业区。范立欣介绍，这里是光谷，硅谷的“谷”，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和研发基地，附近有很多大学，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里面的小街分别被命名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风情街。我们吃饭的餐厅墙刷得纯白，弧形的线条把就餐区分割成高低起伏的洞穴和圆环，充满未来感。大门口竖着禁止停车的牌子，司机径直停下，大手一挥，“哎，没事。”这里毕竟是中国。
　　隔壁的星巴克，在英文招牌的上方，用秀气的宋体写着两个汉字——“江城”。这是武汉的别称。范立欣立刻想到那位多次写作当代中国的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他的《江城》写的是重庆涪陵。这本书曾经启发过加拿大华裔导演张侨勇拍摄的纪录片《沿江而上》，而何伟的夫人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被范立欣在剪辑《归途列车》时随身带着。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目光是相似的。 　　陈为军导演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讲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个艾滋家庭的故事，他是剪辑师；《沿江而上》，跟拍三峡工程期间一艘豪华观光邮轮上的两位年轻服务员，他是录音师；《千锤百炼》以四川会理县一个拳击教练和他的两个年轻徒弟为主角，他是制片人之一。从本土电视台到加拿大制作公司，范立欣经历了整个行业、尤其是西方纪录片工业的训练。
　　“他技术上的学习能力比我还强。”《归途列车》的摄影师孙少光说。后来他拒绝为《我就是我》掌镜，一来没时间，二来对选秀没兴趣。
　　《归途列车》最初的团队都是哥们儿，范立欣自己借钱撑着。“我愿意拿我生命当中4年的时间赌这个故事，赌成了那是算我幸运，赌不成我心甘情愿。”直到遇到金融危机、雪灾，矛盾加剧，他才觉得这一局能赢。开始邀请大牌——给电影导演候麦的剪辑师雪美莲（Mary Stephen）写很长的邮件，从海外电影节、电视台拉来资金。
　　“但我只能去讲中国人的故事。”餐厅里的温度被调得太低了，他从箱子里翻出西装外套穿上。《归途列车》的成功让他有一段时间满世界飞，穿着整套礼服，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换着地方领奖。终于尝到了“顶尖”的滋味，那时他感到自由，浑身充满力量，像一个标准的全球化时代的年轻人，甚至产生了改变世界的愿望。
　　在华沙，听说科学文化宫的顶上有一间live house——和他在武汉常去的那家没什么两样，便不顾别人的警告，只身前往。这座铁青着脸的庞然大物是斯大林送给波兰的礼物，华沙人一直在争论如何处置它，街对面是一排窗明几净的商场，与之形成诡异的反差。“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历史，资本主义轰然来袭，”范立欣一边翻着手机里的照片，一边继续讲解。他说，live house的门口站着一群奇装异服的朋克，对社会主义的来客抱有敌意。“还是有点害怕”，他喝了一杯啤酒，假称自己是住在美国的韩国人，很快就走了。

漩涡

　　“我能要签名吗？”一个小姑娘不用话筒，喊出了这场观影会的第一个问题。电影刚结束，字幕没走完，范立欣就快步进入影厅，再晚一会儿，观众就要习惯性地提前退场。这一次，导演是明星，是偶像的替身。
　　而那些真正将要成为明星的少年，在他的镜头里，乖乖站成一排，被电视节目的导演痛骂。到了决赛，他们不遵守规则，指挥粉丝把票投给自己的哥们儿。范立欣用这一段冲突作为开篇，为这一部本质上没有道德困境的纪录片——这些大多来自城市的少年并不需要通过选秀来寻求生计，找到了叙事的动力。
　　两部作品之间并非毫无联系。《归途列车》在底层的生活中推演这个喧嚣的国家的去向，《我就是我》进入了喧嚣本身，关于梦想、欲望、第一桶金……范立欣本人并不是选秀的观众，当天娱传媒的总裁龙丹妮找到他，他就知道这是一篇各取所需的命题作文，快男提供粉丝，他提供电影。他给自己的任务是，在各种限制之下完成一部立得住的纪录片。
　　一个刚毕业的男孩坐火车从贵州前往广州，他的钱包也被偷了——故事总是如此相同。他要去参加快乐男声的海选。父亲本来给他说了一个媳妇，但对方家长要5万块彩礼，家里只有3万。父亲挨家挨户去借，一个星期也没有着落。儿子掉了眼泪，把婚事退了，父子俩一起出来打工。纺纱厂里，工人白天上班，一到晚上，儿子翻身起床，负责维修机器，在一个人的厂房里，大声地弹琴唱歌。
　　“這样的故事在电影院里就没戏了。”一开始拍《我就是我》，范立欣本能地跟拍了许多被淘汰的选手，那些从造星流水线上被剔除的次品。但这条线索完全被弃用，包括那个男孩在机器的轰鸣中唱歌的画面。
　　“这就是我对市场的妥协，”这时他承认，这是一部粉丝电影。“这个片子必须要好看，”在目前的中国，登堂入室进入院线的电影，气质上不能像归途的列车，而应该像飞机，至少也是高铁，“很直白地来说，增强娱乐性。”他把男孩们拉去雪山、沙漠，任由他们玩耍，漂亮的镜头、考究的角度、唯美的画面在片中占了很大比例。一个朋友看了，断言这是一部伪纪录片。
　　“纪录片是一种导演主观意图特别强的艺术形式，”孙少光替他说话，所谓真实，都有其边界，从人类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开始，就包含大量不真实的成分，“无论在国际上，还是新一代作者，都不再纠结这样的问题。”
　　只有6个月的时间接近主人公，外景拍摄是某种快捷方式，让这些习惯表演的男孩释放他们的性格，范立欣自己说。那一年的比赛，湖南卫视和YY娱乐合作，让选手们住在一栋封闭的别墅里，24小时被拍摄，放在网上直播。男孩们一开始每天对着镜头高喊“加油”，后来，他们禁不住在镜头面前发火。而在《我就是我》里，这些尚在青春期的男孩，穿着短裤，坐在游泳池边，讨论最近有没有梦遗。
　　去年夏天，我曾去过“快乐男声”的录制现场，进入那个“楚门的世界”。5万平米的空间，舞台的面积只占几百分之一，评委、乐队、观众的座位环绕舞台，漩涡一般向上延伸出去。人一多，音乐一响，空心的台阶就会跟着摇晃。四处贴着写在纸上的指示牌，音响、灯光、道具在烟雾中无精打采，一切都是临时搭建。坐在旁边的女孩，热心地问我，你支持谁？不等我回答，她就自豪地宣称，我是来看春春的！
　　她喜欢的李宇春——中国目前最成功的选秀歌手，也出现在《我就是我》的采访中。高光打在她的皮肤、妆发、服装上，晶莹剔透，完美无缺。范立欣很快要为国际观众另外剪辑一个版本，这部电影入围了多伦多电影节，他正发愁如何向外国人解释李宇春、周笔畅、张杰这些他们大概看不出区别的中国脸。
　　“有人黑你，说明有人关注你”，湖南卫视、天娱传媒不管这些。他们在乎的是，谁的镜头更多，帅一点，再炫一点。
　　“今天的电影观众不愿意花钱去电影院动脑筋，他们只求哈哈一笑。”观影会上，范立欣对台下的人说。结束之后，观众纷纷冲出去找他合影。

　　大众文化产品不提供理性、不提供独立思考，这正中了现实政治经济结构的下怀。2014年的暑假，在一片飞机失事、局部战争、政党反腐的新闻中，中国本土电影银幕的关键词却是小时代、青春万岁、竖子成名。
　　他曾经问华晨宇——2013年的选秀冠军，单亲家庭长大，性情怪异，被称作外星人——如果有人能走到你的心里，那里会有什么？华晨宇想了一会儿，说，可能什么都没有，白茫茫的一片。
　　这又是一次赌博。放下手头关于蚁族、基层选举的题目，把赌注押在快男身上。前者已经不再让他感到兴奋，“就好像你特别想追这个妹子，追到手了，她给你的存在感渐渐会变少。”和快男一样，他需要更大的舞台，“下一盘更大的棋”，被一种无论如何也要向前的动力所驱使。“外界质不质疑？I don’t care。我是会有挫败感，那个是感情，感情有时候没办法控制，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是不会后悔的。”他依然保持着那条昂扬的人生曲线。相信未来。

Bar

　　微信继续响着。不断有人给他建议，怎样调整宣传策略，怎样力挽狂澜。“大家看这个片子快要沉下去，就多出几个点子，估计也是于事无补，谁知道呢？”
　　这趟回家，原本应是荣归故里，范立欣却笑得勉强。“这两年我的变化特别大，有一种被裹挟感，攒着劲儿要往前冲。”走在步行街上，他说，有时做完一部片子，在大街上看到攒动的人群，会觉得难过，好像大家忙着各自的营生，和自己——这个强迫症似的想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的纪录片导演毫无关系。
　　以前出去寻找拍摄对象，被人当作骗子轰出来，现在四处跑宣传，依然有这个嫌疑。一个门户网站发稿，所有演员的名字都附上微博链接，唯独导演本人没有，他屡次跟我提及这个细节，好像比票房失败更加让他生气。“资本只为眼球买单，”他忿忿不平。
　　VOX是他以前在武汉常去的酒吧。时逢暑假，这里没什么客人，上座率远不如外面烟火撩人的大排档。一个体型和T恤一样松垮的中年男子，独自在舞池里跳舞，像镭射灯那样不知疲倦地旋转。旁若无人的高分贝压得我们难以聊天。“我已经单膝向市场下跪了，但市场没有接受我的求婚，这时候，不管是哪个男人都会有点难堪。”在喝过德国野格、比利时啤酒之后，范立欣终于吐出这一句。
　　他原本以为找到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漏洞，结果他发现自己置身一个更深的裂缝中间，原本的纪录片观众对这个洋溢着喜气的题目没有兴趣，而多数进影院的人，只是为了去看看年轻男孩而已。像是输给一台左右开弓的机器。
　　最后的票房不到600万，如果你同意把它视为一部纪录片的话，这个数字已经是国产纪录片的里程碑。
　　他不断回忆起这次旅程——拍摄超支，自己去找投资；核心团队不固定，在拍摄对象面前失言，他亲自去道歉；成名之后的快男很快开始巡演，他第一次需要跟拍摄对象预约档期；狂揽7亿票房的《爸爸去哪儿》电影版的春节档期原本留给他，但中途换摄影师、换剪辑师，根本不可能完成一部纪录片，湖南卫视甚至一度想过放弃；天娱和光线传媒号称投下1200万的宣发费用，基本宣告失败。他总结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得失心。”
　　“这很正常，纪录片在全球本身就是一个小众的东西，不能希望一个纪录片像大片一样，让很多人轰轰烈烈排着队去看，”范立欣的朋友、同行赵亮说，“从来也没期盼过让全中国人都去看我的影片，我把一个产品创作出来，如果你能看到是你的幸运，看不到就是你的损 失。”他认为，纪录片的评价标准不在于票房，也不在于题材的新闻性，而是背后的思想和美学态度。他讨厌这个时代的商品气。
　　但范立欣一心向前——版权的分享、制片模式升级、地方电视台的参与、新媒体的融资手段、国际交流的推进。前两天，他又把《沿江而上》翻出来看了一遍。结尾处有一个叠画，是他负责拍摄的。长江的水位从156米涨到175米，渐渐漫过屋顶。一个半月时间里，每隔3天坐车从重庆去丰都，路程300公里，在岸边的水泥地上凿出3个洞，支着三脚架，拍几分钟，再踏上300公里的返程。最近忙于新片宣传、营销、策划、产业升级——这些创作之外的事情，他说，要从“过去的好时光”里找找勇气。
　　片子里还有个男孩，在游轮上学英语，拿外国客人的小费，因为表现欲太强，被经理开除。他对着镜头，一字一句地宣誓，“我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
　　“没有人想做一个平凡的人。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清楚了。”范立欣说。他可能正是他的纪录片主人公们——那些身体贴着身体在火车座位上聊NBA的农民工、努力学着英文在游轮上为老外服务的小妹、在成名路上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少年——向往成为的人。
　　“好多朋友都會提醒我，你不要那么有野心，”但他并不同意。在酒吧迷离的灯光下，他翻出一张照片，沙漠里一个远远的人影。那是拍摄间歇，摄制组都在休息，冠军华晨宇一个人走出去很远。他倒着往后，无线麦克还别在身上。所有人都听见了他的自言自语，“嘿， 你说我是在后退呢还是前进？”
　　“没有谁的命运被改变。”采访的结尾，他想了想自己拍过的人和家庭，第一次谈起了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