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年——2009年），美国著名作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他曾在《纽约客》杂志任编辑，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三年后辞去《纽约客》工作，23岁起专事写作。在长达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厄普代克写出了“兔子四部曲”《兔子快跑》《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兔子歇了》和《半人半马》《同我结婚：一桩罗曼史》等25部长篇小说，十几部短篇小说集和大量的散文、游记、评论及诗集。他的系列长篇小说“兔子四部曲”两次获得普利策奖。2003年，在他71岁时，其短篇小说集《早期故事》又一次摘得普利策大奖。
　　当他不能出门的时候，就常常到楼上来玩。不过他倒是希望能够出门去玩玩。虽然说他都快十六岁的人了，可他毕竟还没有长出胡须来，他的思想仍然被那股孩子气所支配，稍不随意，就恼羞成怒。我虽然喜欢接近他，但常常也不敢轻举妄动。那一天，他患了流行型感冒，发烧不退，当我在他的脊背上来回按摩的时候，对他背上那对称的，排列有致的而且绷得紧紧的肌肉而感到惊异。他平素喜怒无常。然而他睡觉却睡得很死，像井壁上的石头上那样出着汗。他希望自己十全十美。他也总爱纠缠我们，因为我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腰圆膀阔，有的幽默滑稽，有的邋里邋遢，有的脉脉含情，有的怪模怪样，有的漫不经心。他的妈妈是个烟鬼。他的弟弟总是张着嘴嚼东西。他的姐姐总把衬衣顶端的钮扣留下不扣。他的妹妹总好和几条狗打在一起，以其开心，不做家庭作业。家里人人胡说八道。他希望能作一个比他爸爸更胜一筹的孩子的父亲。可是时间作弄了他，使他只能作个儿子。平时，假如经过一番吵闹之后，他还是有可能到外面去踢球的话，他就会退到一个屋角，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幼稚可笑的、卧狮一般的和小儿麻痹症似的姿势，斜躺在豆皮囊椅子上，和你怄气。我们可以对他进行淋漓尽致的描述，但在这儿就不一一而足了。在一九七三年这个令人厌倦的年度，由于报纸的头版总是刊登各项体育运动的消息，于是他对报纸就感上兴趣了。
　　他在楼上正在写一个音乐喜剧。这个喜剧说的是一九四九年一个星期天的事。也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他自愿地为一个中学会演准备了演出节目。人们就要开始演唱了。当他潦潦草草地谱写新歌词的时候，那些新歌词的时间问题使他头痛了。“早上起床上学去，刻苦学习得好成绩。”此时，楼下吱吱哇哇的破锣嗓子的歌唱声，就像是几辆汽车穿过隧道似的，令人心烦意乱。他的父母都想望子成龙。“马里恩，你不了解那个人；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他父亲的心理状态更是错综复杂：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是一种恐惧，面对他妻子就像是一种枷锁。然而，从他那卑躬屈膝、服服帖帖的样子上来看，他倒是像一个被带上了枷锁的奴仆。一想到她孑然一人，隐居在农场里头，像受苦行一样，忍气吞声，惟命是从，而他却不得不出去与这个世界进行搏斗的时候，她就面红耳赤，一直感到羞愧难当。虽然这件事情司空见惯，但这对他们倒并非如此。但是这种霸占与屈辱的关系终究被社会的压力改变了，使得妻子占了上风，丈夫俯首帖耳。这是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这种关系。尽管丈夫常常带着母性的慈爱，微笑着紧紧地拥抱了他心爱的妻子，然而他必须是付出了代价的。母亲是个说话尖刻，不留情面的人，有时她还进攻一下。“你爸爸把你赶出屋外，我想是对你出于善意吧。”他的回答是， “这是义务要求他这样做的，”按着，他又慢条斯理地宣称，“社会契约是妥协的均衡。”儿子明白，这话会使她怒不可遏。正当他心烦心乱的时候，她在楼下不由自主地用刻毒的语言说，“别那样嬉皮笑脸地看着我！把你的手从屁股口袋里拿出来，看你那副德行，像个女人似的！”尽管他们两个人互相训骂，但他们的儿子却充耳不闻。当他坐在楼上写音乐喜剧的时候，楼下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真真切切，并且撞击着他的心灵：这两个敌手都手拿咖啡杯在楼下的屋里踱来踱去；屋里那些不配套的家具也显得破旧不堪；只有那些书籍还能给他以希望；墙上的相框里放着已经没有一点儿抗争力的遗像，好像是受到威吓的学生，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他对这个令他厌恶的诞生地并没有什么好感——觉得他只是在它上面漂浮着，这时他四肢叉开仰面躺在床上，仿佛进入了虚无缥缈的幻景，当这些幻景萦回在他脑际的时候，他嘴里偷偷地哼起了小曲儿（因为对面第一个房间住着一位名叫布卢姆夫人的法语教师）。哼完后，跳下床来，从楼下的窗户向外眺望远方褐色的沼泽地（去年夏季，牛蒡树上叶子就像个字母表开头的几个字母一样，屈指可数，一棵苹果树只结了三个烂苹果，仿佛在沉思着它们没有落下来的原因似的。）盼望着星期一快快到来，期待着和他的爸爸一起坐车上学，盼望着坐在扣人心弦的课堂上，等待着下课回家的铃声，盼望着游览热闹非凡的百老汇，期待着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永远从这个鬼地方飞出去，飞出去。
　　他从那个地区送完报纸回来，发现餐桌上给他放着的几个圣诞礼物。我一定要猜猜这些圣诞礼物的年代。是不是一九一三年的？然而他并没有打开礼物，而是把它们都扒拉到地下，趴在桌子上，酣然入睡了。他准是有意识地使别人注意到他正在陷入困境：父亲病魔缠身，家里经济拮据，他不得不干活，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得挣钱，来养家糊口。他不过圣诞节，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什么感觉：他总爱为所欲为，玩世不恭。但他立刻就又把这一套收敛起来；对了，另外他还没有忘记这件事，是不是缩衣节食来积攒点钱。以后把它交托给儿子，过好多个圣诞节呢？他是个天生的教书匠，虽然他自认他这一生做一名小学教师是多么的不相称的。
　　我领教过他上的几节课，听他讲课有一种像一团乱麻缠绕着他似的感觉，但是现在就不知道他讲课是否重点突出，条理清晰了，不过他的字迹（不久前有一张褪了色的粉红许可证，从一本书里掉了出来，它已经在书页里被当作书签夹了二十年之久）一直是写得清晰可辨的，就在他死的那天早上坐着作算术题的时候，都是这样。
　　儿子用棕色墨水写的那些字迹娟秀的来信仍然保存着，很像是在密苏里州神学院里的他妈妈的字迹，他曾经打算在那儿当一名教师。他以前在那儿呆过三年，时间是一八八七年，一八八八年和一八八九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没有发生多少事情，只有一次，在教堂集会上因为他护送了一个寡妇而被大伙儿取笑了一顿，没能去成新泽西州。他本想做一件好事，可就是那一小张褪了色的铅字印刷品的传看，使他从此一蹶不振，无声无息，就好像他的心里早已明白自己不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牧师，或者根本就活不到晚年似的。而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到了垂暮之年的时候，还能驱车把那么多的信件送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密苏里城。说来也奇怪，这个城压根未曾有过什么变化。从他父亲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密苏里城的情况果然没有出他所料，有高大的木马，有浇透全身的大雨，有林立的悬崖峭壁。这个城他以前从一张别人寄来的明信片上看到过，而且使他非常向往，他就把它放到了阁楼上珍藏起来。可我父亲却咒骂道：他父亲过去那股悲伤的神情使他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从而引起他对生活的憎恨。我母亲说她的身体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衰弱的。 　　我正兴致勃勃地看他在踢足球。我的儿子个子比其他人矮，他就跳起来，用头顶球，用脚带球，声东击西，把球传过去。这时候，一个大男孩把他撞了一下，摔倒在泥地上，他身上穿着上绿下黑色的校服，所以这一跤摔得他垂头丧气。我真羡慕，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得意扬扬，引以为自豪的校服，在隆重的开幕式上聆听教练员对队员们鼓励士气的讲话，随后同志们互相握手，拍拍对方的屁股。在临近静寂的黄昏前的十五分钟，球场上出现了一个个的身影，战幕正式拉开了，激烈的场面不亚于世界官方球队的拼搏比赛。球员的母亲和裁判员们欢呼，跳跃，手舞足蹈，活像吸引人的斑马似的，戴着眼镜的记时员拿着喇叭筒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当他踢进一球时候，他举起双臂不顾一切地冲向他的伙伴们的怀抱，仿佛双目失明的人又重新见到了光明似的欣喜若狂。他们一拥而上，把他抬起来，紧紧地拥抱着他。这一球踢得多么有力！多么勇猛！多么有技术！他的父亲在场外观看着这一景况，凝视着球场中央的自动计数器喃喃自语：他认为这孩子很有才能，就是应该再勇猛善战一点。
　　他们驱车到宾夕法尼亚州去看他们的儿子在彼玆堡读书的情况。但是他们刚到，观众就知道了，这使他们简直受不了；热烈的掌声一直随着他们走了过去才消失下来。后来，我妈妈说，如果她尽量走背地方的话，恐怕是可以顺利通过其他街道的。次日清晨，阳光明媚，我们三个人找到了他们曾经住过的那幢房子，在那座房子里，他们度过了美好的岁月；在经济“大萧条”没有到来和我的家没有受到袭击之前，我没有到过那儿，我的确也想象不出那儿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还找到了她过去常常读《德干尼弗》的那个图书馆，那里还有一个小公园，许多叫花子在夏夜里就睡在铺着石子的路边；可是，那儿的街道却不断地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虽然我们是坐着汽车来这儿的。之后，我们步行的时候，我妈妈发现了那棵树，她说她认得那棵树，过去她总爱从房间的窗子眺望那棵乌黑的椴树。尽管它长得比以前枝叶繁茂，但它还是原来的那副老模样。可是这座房子本身和整个街区都已不复存在了。草地上一块砖石瓦砾，到处是百孔千疮的景象，看到这一切，使人联想起不久以前这里所遭受洗劫破坏的残景。但我们却站在一片空地上哈哈大笑了。他们心里明白，这个破坏是恰到好处的，因为火车铁路线过去离这儿很远。所以经上级批准，一长列货运列车就蜿蜒地自己向东驶来，列车的飞驰宛如行驶在水流湍急的河水上；这时，一列银白色的客车向我们飞奔而来。曲曲弯弯的轨道使列车车厢稍稍向我们倾斜。金三角雾气腾腾，朦朦胧胧，在离我们左边很远的地方桥梁林立。那天早上，我们就站在绿草茵茵、遍地瓦砾的草地上，这片草地曾经被人践踏过，而我们旁边的那棵椴树却毅然挺立在那里，这使我们欣喜若狂，为什么呢？我们心中有数。
　　“‘不’爸爸对我说，‘基督教牧师不是你称心如意的职业，这是个事务缠身的工作。’我心里明白，他想叫我求他。我们压根儿就少言寡语，但是我们息息相通，我们两个都战战兢兢的，不像你和这孩子那样。不过我还是向他求了情。难道他曾经干过这个行当吗？他说没有，没干过，从来没有干过。假如以前他干的是这一行的话，那就糟了。这是后来他对我这样说的。据我所知，他从不承认干这一行的任何人，不过他把我除外。我敢断定，他认为这个职业很可怕。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件事所说的所有的话。这就足够了。”
　　他把他弟弟弄得号啕大哭，这就必须有人出面进行公正的赏罚。每次都是父亲出面主持公道。我把这个老鼠在寝室里撵得走投无路；他把一个硬纸简像拿着一把箭似地拿在手里。于是，搏斗的烈焰腾地一下就燃烧起来；我用全身的力气向他扑过去，夺掉了他手里的武器。这时，他笑了。微微地笑了！是不是因为我的面部表情有点傻里傻气？是不是因为他能够顶得住我，而且用这样的行动得到了防卫而感到高兴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不过我倒没有揍他。我们僵持了片刻，然后父子俩一溜烟地跑到了足球场，他围着我走到门口，“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在大厅里污言秽语大喊一通，又“砰、砰、砰”地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这时，我们都露出洋洋得意的神色，默不作声，来挨过这个僵局的时刻；一会儿，战争又爆发了。闹的整个大厅都翻腾起来了。下了楼，他的兄弟和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给我提出忠告和心理上的分析。说我太过分，他太娇惯。可是，他那种含有多意的微笑和我的心慈手软的含义，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在这个世界，愤怒和默默无声的压力重新来到之前，只有我对他那种内心痛苦的孤寂有所了解。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低声议论他的时候，我的儿子报了他的仇。他回到屋里弹奏吉他。今年冬天，他的吉他弹得很有长进；至少，他的双手变得较大了点儿，他在吉他上找到了逃路。他在弹罗曼扎的那部分反复音时，用了一些如同栓塞的延音，让他们沿着音阶落下来：
　　音符终止了，他向我们很轻很轻地弹了一下，轻柔的音调落到了我们、我们的客人和我们的俘虏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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