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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之上的文人
1987年1月，三联书店推出辛丰年先生第一本书《乐迷闲话》，副题为“欧洲古典乐坛侧影”。此书小小巧巧，十万余字，内分十章，含闲话钢琴、闲话小提琴、闲话唱片音乐文化、闲话乐谱，等等。这是很好读的书，叙述清浅生动，充满西方音乐故事。此书印数不低，初版印了一万，当时一般图书印数早已急转直下。严格地说，这是一位大文化人听乐和读书的笔记，它的准确身份，应属“书话”。但时人多看成一般的普及音乐知识的书，未引起特别关注。
真正让人注意这位作者奇特价值的，是他从1989年7月起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门外读乐。虽说“门外”，但一下笔，就显得十分专业，而且中西兼通，娓娓而谈，跌宕有致，兴味盎然。第一篇《读曲听心声》，说自己是西乐迷，但在小小的藏书中可以找出三本《梅庵琴谱》，第一本印于六十年前，第二本是1958年重印本，第三本是近年出版的;此外，在“文革”劫难中还损失了两本，所以，这一琴谱他共有过五本。这开场白十分抓人。随后他写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时他二十多岁，原本是乐盲，忽然发现了西洋音乐的美好天地，又被古琴所吸引，他不信“古琴最难学”，也不信“梅庵”天书难解，就凭着王光祈一本《翻译琴谱之研究》，硬把书中一些小品翻译成五线谱，并借来一张“声如木石”的旧琴，开始自弹自赏。这以后没再接触古琴，主要兴趣也在西方古典乐，可每逢爱乐知己，总要怂恿人家听琴，因为他发现：不听古琴，就不会相信世上还有西方管弦乐所不可取代的奇妙乐器。接着写了他听《平沙落雁》和《潇湘水云》的亲身感受，尤其是后者，写得惊心动魄，结合了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观史剧《正气歌》的体验，点出了音乐中的巨大内涵。他的文章是真正的美文，通篇是有情的叙述，几乎找不到抽象的概念，但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只不过如盐之在水，自然消融于骨子里了。他说，听乐而能引起“共振”，正如读画能感受到“湿闷空气”或“觉有暗香袭来”，这心理效应可以得到解释，并不玄虚。古乐产生于历史，“历史感犹如电击”，这是“乐中之史”，是它能打动人的深层原因。作者在这第一篇专栏文中写下的话，透露了他一生思考的大问题，这在他晚年又有重要发挥，可惜未能做成更大的文章。后文对古琴曲的逸佚与琴师的“手传心授”，以及古琴的生产制造以至“壮胆革新”，也谈了很内行的意见（他认为古琴上弦是麻烦事，似可改弦更法），这些意见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下面这段文字，在他笔下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之所以说琴有特殊功能，别的乐器不能及，根据在于：它虽然靠弹拨来发音，却能在不设品、柱的指板上通过移指、滑指的办法来变动其音高，从而取得完美的“圆滑奏”（legato）效果（但又不像“单弦拉戏”之类的单纯模拟唱腔与语调），向歌吟之声靠拢，有利于发挥歌唱性。再加上它能运用“散、实、泛”音不乏音响的对比与衔接，变幻其音色与浓淡。而“吟、猱、绰、注”等多种指法的应用，既强化了歌唱性，又形成了特殊韵味。初听古琴，会觉得它的音响并无耀眼的光彩（竖琴则相反）;熟听，便像水墨画的“墨分五彩”，色调复杂微妙。种种特色，综合成了古琴的语言……
这种文字，没有大量听乐感受不行，没有对琴的亲手操作，没有对音乐原理的深入了解，也不可能写出。
第二篇专栏文是两个月以后，发在1989年第9期《读书》上的《如是我闻贝多芬》，从四十多年前自己初听《月光曲》展开全文。他在“文革”中被发配充军时，还斗胆夹带了两本九首交响乐的钢琴谱，以及一部俄文版“贝传”。从这样的传奇经历写到长期“听贝”“读贝”的感想和思考，此文同样引人入胜。第三篇《一花一世界》，发表于同年12月号，写一组迷人的音乐小品，其中有《回想》，有《少女的祈祷》，有舒伯特《音乐的瞬间》、贝多芬《致爱丽丝》、门德尔松《春之歌》、圣桑《天鹅》……文章和这些小品一样可爱。到这时，辛丰年当真抓住了大批有心的读者。
人们这才由这个陌生的名字，由这个神秘的作者，反观他前几年出版的那本《乐迷闲话》，也才发现了它和普通的音乐知识普及读物的不同。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人傳统，进入现代社会后，专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五四”后那些大知识分子，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钱锺书等，既是专家又是大文化人，这是“专家之上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保持一个时代的高尚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杂志周围那批优秀作者，如吕叔湘、费孝通、张中行、金克木、舒芜、黄裳等，无一不是专家之上的文人——辛丰年也是其一。后来《读书》改弦更张，有一段时间努力突出“社会科学”，强调“专家化”，让年轻一代“专家”挤走“文人”，致使销路渐跌，刊物也没以前好看了，直到十年后才发现缺失并再作变更。其中如有失误，也就是看差了一点：专家之上的文人，事实上高于专家——那是须专家们修炼多年才可能（不是都能）达到的境界！
奇特经历，低调为人
在人们只知辛丰年之文而不知其人时，在复旦大学发生过一件趣事。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听说在读的博士生严锋的父亲从南通来，住在校内，这位老人很懂音乐。吴正愁找不到行家给自己的研究生谈谈音乐，就让严锋去请他父亲讲课。不料两天后严锋来报，其父不善交际，怕见生人，已逃回南通去了。到这时，吴教授才知这位老人就是辛丰年，他也因《读书》而迷上了辛丰年的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过辛丰年的书。不久后，吴教授由严锋陪同，专程到南通拜访了辛丰年，写出了《市嚣声中听雅乐》，发表在《文学报》。
辛丰年本名严格，他的笔名取自英语单词交响乐（symphony）的音译。1945年4月，他从上海乘小船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做文化教员，后又到文工团工作。他是个老而不大的干部，建国后实行行政级别制时，就一劳永逸地被定为十五级。几乎所有的老战友都说他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对理想和事业也无限热忱。然而在“文革”中，因为说了几句关于林彪集团的话，便被打倒，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在砖瓦厂接受监督劳动。到了晚上，他就读鲁迅和《英语学习》等书。看书累了，就拿出小提琴拉几段，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林彪倒台后，得以平反，复员改转业。本可官复原职，但53岁的他提出提前退休，他要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这损失就是时间，自己的时间！退休手续办完，他拿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全买回来。要看的书实在太多，连吃饭时间他都在看书。还有就是听音乐。先是听韩国短波台的古典音乐，以后买了盘式录音机，又买了夏普四喇叭“立体声”，接着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古典音乐。到1994年，有了CD唱机。因许多唱片买不起，他买了大量乐谱。读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那是在自己头脑中;当然最好能用乐器摆弄一番，1986年他买来一台钢琴，63岁的他开始学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他学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增进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也就是在读书、听乐和练琴时，他开始酝酿一篇篇“门外读乐”的美文。 关于他的读书，有一点不得不说。他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一切靠自学。他能通读俄文，精于英文。就在办好退休后，有朋友从远方寄来一部厚达1187页的原版《牛津乐友》，书是从图书馆借的，限期归还。他一看真是好书，便如饥似渴地边读边抄（那时还没条件复印），因写中文比写英文快，他就读英文，写中文，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部厚书完整摘译了一遍，从而大大提高了阅读和翻译的水平。据杨燕迪说，辛丰年还曾借了保罗·亨利·朗的英文原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全本复印（复印件重达十几公斤），细細研读。此书后由杨燕迪等译成中文，有120万字。这位低调的老人，在南通尽其可能寻找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和书，用自学的英语读、抄、译……并将其中最好的内容，拌和着自己的艺术体验与生命体验，精心结构，反复推敲，奉献给天南海北从未谋面的同好。所以，他的文章，虽不离乐，却都是广义的“书话”。
“历史中的声音”
自2006年起，我有幸成为对晚年辛丰年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位编辑。他作文之认真、艰苦，到这时我才有真切体会。
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听乐，对自己一生中花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他有点后悔。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听音乐把读历史的时间占掉了，我有那么多书来不及读！盛世听乐，乱世读史，我应该读史。”他晚年的文章，集中于一个题目：历史中的声音。他写梁启超，写李叔同，写丘吉尔，写梁武帝，写夏丏尊，写陈歌辛，写苏东坡和张岱，看起来题材分散，其实都是写历史的关键时刻，所留下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几句话，那是人的心声，也是历史的刻痕。他以自己听音乐的敏锐耳朵，在史书中寻觅这心声和刻痕。
辛丰年下笔极慢，文章不到最好，决不拿出来。看他发表的文字绚烂流畅，其实是一字一字抠出来的，只是不留痕迹罢了。他每一文至少改三遍，每一遍都要一笔一画恭正抄齐，这是他的写作习惯，他就在这样的抄写中推敲文意，抹去生硬痕迹。晚年手抖，抄写更难，但仍坚持这么写。唐代苦吟诗人有“郊寒岛瘦”之说，《读书》的作者群中则惟有他和谷林先生有此“苦吟”之风。但谷林为文所取题目较小，读书极细却以趣味为主，不似辛丰年心怀“大志”而又逐字苦吟。如此看来，辛丰年是最“苦”的一位。但他苦而充实，毕生有追求，眼光一直看着远处。正如严锋所言：“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
因为他的情感、思想和他的“苦吟”，他留下的文章有独一无二之美，这是无可取代的。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前辈们的秘密》一书）
1987年1月，三联书店推出辛丰年先生第一本书《乐迷闲话》，副题为“欧洲古典乐坛侧影”。此书小小巧巧，十万余字，内分十章，含闲话钢琴、闲话小提琴、闲话唱片音乐文化、闲话乐谱，等等。这是很好读的书，叙述清浅生动，充满西方音乐故事。此书印数不低，初版印了一万，当时一般图书印数早已急转直下。严格地说，这是一位大文化人听乐和读书的笔记，它的准确身份，应属“书话”。但时人多看成一般的普及音乐知识的书，未引起特别关注。
真正让人注意这位作者奇特价值的，是他从1989年7月起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门外读乐。虽说“门外”，但一下笔，就显得十分专业，而且中西兼通，娓娓而谈，跌宕有致，兴味盎然。第一篇《读曲听心声》，说自己是西乐迷，但在小小的藏书中可以找出三本《梅庵琴谱》，第一本印于六十年前，第二本是1958年重印本，第三本是近年出版的;此外，在“文革”劫难中还损失了两本，所以，这一琴谱他共有过五本。这开场白十分抓人。随后他写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时他二十多岁，原本是乐盲，忽然发现了西洋音乐的美好天地，又被古琴所吸引，他不信“古琴最难学”，也不信“梅庵”天书难解，就凭着王光祈一本《翻译琴谱之研究》，硬把书中一些小品翻译成五线谱，并借来一张“声如木石”的旧琴，开始自弹自赏。这以后没再接触古琴，主要兴趣也在西方古典乐，可每逢爱乐知己，总要怂恿人家听琴，因为他发现：不听古琴，就不会相信世上还有西方管弦乐所不可取代的奇妙乐器。接着写了他听《平沙落雁》和《潇湘水云》的亲身感受，尤其是后者，写得惊心动魄，结合了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观史剧《正气歌》的体验，点出了音乐中的巨大内涵。他的文章是真正的美文，通篇是有情的叙述，几乎找不到抽象的概念，但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只不过如盐之在水，自然消融于骨子里了。他说，听乐而能引起“共振”，正如读画能感受到“湿闷空气”或“觉有暗香袭来”，这心理效应可以得到解释，并不玄虚。古乐产生于历史，“历史感犹如电击”，这是“乐中之史”，是它能打动人的深层原因。作者在这第一篇专栏文中写下的话，透露了他一生思考的大问题，这在他晚年又有重要发挥，可惜未能做成更大的文章。后文对古琴曲的逸佚与琴师的“手传心授”，以及古琴的生产制造以至“壮胆革新”，也谈了很内行的意见（他认为古琴上弦是麻烦事，似可改弦更法），这些意见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下面这段文字，在他笔下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之所以说琴有特殊功能，别的乐器不能及，根据在于：它虽然靠弹拨来发音，却能在不设品、柱的指板上通过移指、滑指的办法来变动其音高，从而取得完美的“圆滑奏”（legato）效果（但又不像“单弦拉戏”之类的单纯模拟唱腔与语调），向歌吟之声靠拢，有利于发挥歌唱性。再加上它能运用“散、实、泛”音不乏音响的对比与衔接，变幻其音色与浓淡。而“吟、猱、绰、注”等多种指法的应用，既强化了歌唱性，又形成了特殊韵味。初听古琴，会觉得它的音响并无耀眼的光彩（竖琴则相反）;熟听，便像水墨画的“墨分五彩”，色调复杂微妙。种种特色，综合成了古琴的语言……
这种文字，没有大量听乐感受不行，没有对琴的亲手操作，没有对音乐原理的深入了解，也不可能写出。
第二篇专栏文是两个月以后，发在1989年第9期《读书》上的《如是我闻贝多芬》，从四十多年前自己初听《月光曲》展开全文。他在“文革”中被发配充军时，还斗胆夹带了两本九首交响乐的钢琴谱，以及一部俄文版“贝传”。从这样的传奇经历写到长期“听贝”“读贝”的感想和思考，此文同样引人入胜。第三篇《一花一世界》，发表于同年12月号，写一组迷人的音乐小品，其中有《回想》，有《少女的祈祷》，有舒伯特《音乐的瞬间》、贝多芬《致爱丽丝》、门德尔松《春之歌》、圣桑《天鹅》……文章和这些小品一样可爱。到这时，辛丰年当真抓住了大批有心的读者。
人们这才由这个陌生的名字，由这个神秘的作者，反观他前几年出版的那本《乐迷闲话》，也才发现了它和普通的音乐知识普及读物的不同。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人傳统，进入现代社会后，专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五四”后那些大知识分子，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钱锺书等，既是专家又是大文化人，这是“专家之上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保持一个时代的高尚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杂志周围那批优秀作者，如吕叔湘、费孝通、张中行、金克木、舒芜、黄裳等，无一不是专家之上的文人——辛丰年也是其一。后来《读书》改弦更张，有一段时间努力突出“社会科学”，强调“专家化”，让年轻一代“专家”挤走“文人”，致使销路渐跌，刊物也没以前好看了，直到十年后才发现缺失并再作变更。其中如有失误，也就是看差了一点：专家之上的文人，事实上高于专家——那是须专家们修炼多年才可能（不是都能）达到的境界！
奇特经历，低调为人
在人们只知辛丰年之文而不知其人时，在复旦大学发生过一件趣事。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听说在读的博士生严锋的父亲从南通来，住在校内，这位老人很懂音乐。吴正愁找不到行家给自己的研究生谈谈音乐，就让严锋去请他父亲讲课。不料两天后严锋来报，其父不善交际，怕见生人，已逃回南通去了。到这时，吴教授才知这位老人就是辛丰年，他也因《读书》而迷上了辛丰年的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过辛丰年的书。不久后，吴教授由严锋陪同，专程到南通拜访了辛丰年，写出了《市嚣声中听雅乐》，发表在《文学报》。
辛丰年本名严格，他的笔名取自英语单词交响乐（symphony）的音译。1945年4月，他从上海乘小船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做文化教员，后又到文工团工作。他是个老而不大的干部，建国后实行行政级别制时，就一劳永逸地被定为十五级。几乎所有的老战友都说他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对理想和事业也无限热忱。然而在“文革”中，因为说了几句关于林彪集团的话，便被打倒，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在砖瓦厂接受监督劳动。到了晚上，他就读鲁迅和《英语学习》等书。看书累了，就拿出小提琴拉几段，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林彪倒台后，得以平反，复员改转业。本可官复原职，但53岁的他提出提前退休，他要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这损失就是时间，自己的时间！退休手续办完，他拿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全买回来。要看的书实在太多，连吃饭时间他都在看书。还有就是听音乐。先是听韩国短波台的古典音乐，以后买了盘式录音机，又买了夏普四喇叭“立体声”，接着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古典音乐。到1994年，有了CD唱机。因许多唱片买不起，他买了大量乐谱。读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那是在自己头脑中;当然最好能用乐器摆弄一番，1986年他买来一台钢琴，63岁的他开始学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他学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增进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也就是在读书、听乐和练琴时，他开始酝酿一篇篇“门外读乐”的美文。 关于他的读书，有一点不得不说。他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一切靠自学。他能通读俄文，精于英文。就在办好退休后，有朋友从远方寄来一部厚达1187页的原版《牛津乐友》，书是从图书馆借的，限期归还。他一看真是好书，便如饥似渴地边读边抄（那时还没条件复印），因写中文比写英文快，他就读英文，写中文，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部厚书完整摘译了一遍，从而大大提高了阅读和翻译的水平。据杨燕迪说，辛丰年还曾借了保罗·亨利·朗的英文原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全本复印（复印件重达十几公斤），细細研读。此书后由杨燕迪等译成中文，有120万字。这位低调的老人，在南通尽其可能寻找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和书，用自学的英语读、抄、译……并将其中最好的内容，拌和着自己的艺术体验与生命体验，精心结构，反复推敲，奉献给天南海北从未谋面的同好。所以，他的文章，虽不离乐，却都是广义的“书话”。
“历史中的声音”
自2006年起，我有幸成为对晚年辛丰年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位编辑。他作文之认真、艰苦，到这时我才有真切体会。
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听乐，对自己一生中花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他有点后悔。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听音乐把读历史的时间占掉了，我有那么多书来不及读！盛世听乐，乱世读史，我应该读史。”他晚年的文章，集中于一个题目：历史中的声音。他写梁启超，写李叔同，写丘吉尔，写梁武帝，写夏丏尊，写陈歌辛，写苏东坡和张岱，看起来题材分散，其实都是写历史的关键时刻，所留下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几句话，那是人的心声，也是历史的刻痕。他以自己听音乐的敏锐耳朵，在史书中寻觅这心声和刻痕。
辛丰年下笔极慢，文章不到最好，决不拿出来。看他发表的文字绚烂流畅，其实是一字一字抠出来的，只是不留痕迹罢了。他每一文至少改三遍，每一遍都要一笔一画恭正抄齐，这是他的写作习惯，他就在这样的抄写中推敲文意，抹去生硬痕迹。晚年手抖，抄写更难，但仍坚持这么写。唐代苦吟诗人有“郊寒岛瘦”之说，《读书》的作者群中则惟有他和谷林先生有此“苦吟”之风。但谷林为文所取题目较小，读书极细却以趣味为主，不似辛丰年心怀“大志”而又逐字苦吟。如此看来，辛丰年是最“苦”的一位。但他苦而充实，毕生有追求，眼光一直看着远处。正如严锋所言：“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
因为他的情感、思想和他的“苦吟”，他留下的文章有独一无二之美，这是无可取代的。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前辈们的秘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