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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窃符救赵”事件,青史之中留有侯嬴之名。侯嬴,仅为大梁夷门监,七十岁始为人所知,但紧接着名动天下,甚至部分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却又在一片叹息之中悄然逝去,至今仍谜一样地存活于《史记》之中。《魏公子列传》中记载“魏有隐士曰侯嬴”,将侯生置于隐士之列,那么在战国的诸多隐士之中,侯嬴这一隐士又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呢?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变。在这动乱的年代,一部分士人逃避现实,遁匿于山林,不求闻达,只求安家保命;一部分士人关注时局,委身于市井,实则以隐求名,以隐求禄。同为隐士,前者是出世,真隐也;后者只为入世,伪隐也。那么侯生是真的隐士吗?
笔者认为侯生并非真正的隐士,原因有二。其一,侯生家贫,不具备“隐”的物质基础。范蠡能泛舟西湖,因其腰缠万贯;申包胥能举家进山林,因其为楚国贵族;庄子能潜心求道,因其先祖为宋国君主。春秋、战国时期的隐士不一定都是贵族出身,家中也不都是金钱如山、粮食满仓,但起码是物质无虞、生活无忧。因此,仅为大梁夷门监的侯生,家中贫穷,自然无法真正做到与世隔绝。其二,侯生所为,不符合隐士之风。隐士有着自己思想上、精神上的追求,此处不作细表。侯生在为魏公子计时,一言“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二言“如姬最幸”;三言“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四言“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身处大梁夷门的侯生竟然能打听到兵符之所在,“关心”起魏王的私生活,掌握了公子助如姬报仇的细节,清楚如姬知恩图报这一品质。真正的隐士又怎会有“闲情逸致”去理会这些朝堂、宫闱之事呢?侯生能够得知此等“机密大事”,看来并不全出于个人癖好,显然是为日后的显山露水留一手吧。
既然侯生并非真隐,而且还有一定的才干,那么一定能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一展身手吧。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就连求贤若渴的信陵君,也只是在侯生七十岁时始闻其名,而且刚开始也未高度重视。“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魏公子招揽侯生的方式仅是派人送些钱财罢了。可见,魏公子仅视其为一般士人,只不过为了钱财、俸禄而已。难道是公子鄙夷侯生位卑吗?其实不然。混迹于赌徒之中的毛公,藏身于酒店之中的薛公,公子在大梁时就知其贤能有才,一至赵国就悄悄徒步前往,并与之结交。那么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了侯生名声不显,七十仍不为所用这一现状呢?
结合文本,斟酌再三,大致原因有三。其一,因傲物,相交者寡。侯生的“傲”的确有异于一般之士。侯生在成为公子上宾之后,本可出入车马,锦衣玉食,却仍居夷门,实乃不愿与其他上宾为伍也;当魏公子引车还问侯生时,一句“尚安事客”,语气中更满是对其他宾客的不屑之情。侯生之前的行为,虽不得而知,但透过他成为公子上宾后的言行,可以大致推断出:侯生虽有朱亥这一知己,但相交者必定不多。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美名须靠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而谁又会为侯生传播贤名呢?其二,因清高,不愿自荐。侯生虽然地位低下,但还是有一定“架子”的。魏公子自迎侯生时,侯生直坐左位,使公子久立,除了含有试探公子之意外,不能不说没有摆“架子”的成分。而当平原君求救于公子,公子束手无策之时,侯生早就胸怀良策,却不去主动进献,非等公子引车还问,接受公子再拜之礼后,这才献上心中“窃符救赵”的缜密之策,俨然是“架子”十足。以此观之,侯生在未成为魏公子座上宾前,绝不会如同冯谖那般抱着长铗唱出心中所想,更不会像毛遂那样主动自荐。侯生既傲平庸之人,也傲位高之人,不主动显现自己的才干,谁又得知呢?其三,因所长,难登朝堂。侯生不同于苏秦、张仪之徒,纵横捭阖,游走于诸侯间;不同于商鞅、范雎之徒,治国有术,能使一国崛起于诸侯间;不同于孙膑、吴起之徒,精通兵法,能助君王攻城略地……侯生为公子谋划的“窃符”之策,近乎于阴谋,几乎与“鸡鸣狗盗”之徒的所为无异。而且侯生这种本领,很难为君王所用,即便受用,也只能待主人屏退左右之后,密谋于暗室之中,难登大雅之堂。综上所述,尽管侯生身处大梁,但魏王、魏公子等王侯皆难知此人。
据上所析,造成侯生七十仍不为所用这一现状,很有可能是因为侯生自己。侯生的知己朱亥,“公子怪之”,侯生就不怪吗?侯生虽不是真隐,但的确不同于一般假隐之士,而是不汲汲于利禄,不戚戚于卑位,就连死都显得那样的“脱俗”。《史记》中的士,或因刺杀失败而自尽,或因一心复仇而甘献头颅,或因心生愧疚而自绝于世……但大功将成却以死相报的只有侯生,这样的事情或许也只能发生在侯生这样奇特的“隐士”身上。
正因为侯生死得如此“奇特”,所以笔者从侯生的“个性”出发,在纷纭众说的死因之外提出两点拙见。其一,侯生因此生所学终得一用,甘愿以死相报。自古文臣能死谏于朝堂,这是文臣的荣耀;武将若马革裹尸,这是武将的荣光。而作为战国最奇特的“隐士”,侯生自然会将公子的言听计从视作是一种荣耀,而且公子在生死攸关之时,能够凭此一计,转危为安,保全了贤名(“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这于侯生而言更是无比的荣光。如果没有魏公子,侯生或许一辈子委身于夷门,与朱亥放浪形骸于大梁市井之中,终不闻于世;而平生所学也必将付之东流,不显于世。經此一事,不但是魏国,诸侯间谁又不闻侯嬴之名?年过七十的侯生除了以死相报,难道还别有他法以报吗?其二,先前公子误解侯生,以死明其志也。魏公子门客三千,可是愿与之共赴死难的只有三四百人(“约车骑百余乘”,一“乘”可坐三人),公子误认为侯生也是那些畏死者之一,而那些同往的门客会被公子认为是知死不惧的义士。现在大计已定,此行定无凶险,那些同往的门客都可以存活,侯生却“北向自刭”,不更能显现其只愿与公子同“苦”,却不愿同“甘”这一高于一般士人的品性吗?这不也更能突显其更甚于其他门客的忠义吗?
清代的学者赵翼认为“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将侯生与战国之时最著名的刺客相提并论,显现出侯生这一“隐士”的不同寻常。若无魏公子的礼遇,侯生或许无法隐于野,但却可隐于市,终其残年。但侯生不以困故受公子财的气节,不惜自己名声而成就公子美名的奇异做法,还是一步步吸引了公子的注意,这也最终将这名最奇特的“隐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作者简介: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语文教师。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变。在这动乱的年代,一部分士人逃避现实,遁匿于山林,不求闻达,只求安家保命;一部分士人关注时局,委身于市井,实则以隐求名,以隐求禄。同为隐士,前者是出世,真隐也;后者只为入世,伪隐也。那么侯生是真的隐士吗?
笔者认为侯生并非真正的隐士,原因有二。其一,侯生家贫,不具备“隐”的物质基础。范蠡能泛舟西湖,因其腰缠万贯;申包胥能举家进山林,因其为楚国贵族;庄子能潜心求道,因其先祖为宋国君主。春秋、战国时期的隐士不一定都是贵族出身,家中也不都是金钱如山、粮食满仓,但起码是物质无虞、生活无忧。因此,仅为大梁夷门监的侯生,家中贫穷,自然无法真正做到与世隔绝。其二,侯生所为,不符合隐士之风。隐士有着自己思想上、精神上的追求,此处不作细表。侯生在为魏公子计时,一言“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二言“如姬最幸”;三言“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四言“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身处大梁夷门的侯生竟然能打听到兵符之所在,“关心”起魏王的私生活,掌握了公子助如姬报仇的细节,清楚如姬知恩图报这一品质。真正的隐士又怎会有“闲情逸致”去理会这些朝堂、宫闱之事呢?侯生能够得知此等“机密大事”,看来并不全出于个人癖好,显然是为日后的显山露水留一手吧。
既然侯生并非真隐,而且还有一定的才干,那么一定能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一展身手吧。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就连求贤若渴的信陵君,也只是在侯生七十岁时始闻其名,而且刚开始也未高度重视。“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魏公子招揽侯生的方式仅是派人送些钱财罢了。可见,魏公子仅视其为一般士人,只不过为了钱财、俸禄而已。难道是公子鄙夷侯生位卑吗?其实不然。混迹于赌徒之中的毛公,藏身于酒店之中的薛公,公子在大梁时就知其贤能有才,一至赵国就悄悄徒步前往,并与之结交。那么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了侯生名声不显,七十仍不为所用这一现状呢?
结合文本,斟酌再三,大致原因有三。其一,因傲物,相交者寡。侯生的“傲”的确有异于一般之士。侯生在成为公子上宾之后,本可出入车马,锦衣玉食,却仍居夷门,实乃不愿与其他上宾为伍也;当魏公子引车还问侯生时,一句“尚安事客”,语气中更满是对其他宾客的不屑之情。侯生之前的行为,虽不得而知,但透过他成为公子上宾后的言行,可以大致推断出:侯生虽有朱亥这一知己,但相交者必定不多。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美名须靠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而谁又会为侯生传播贤名呢?其二,因清高,不愿自荐。侯生虽然地位低下,但还是有一定“架子”的。魏公子自迎侯生时,侯生直坐左位,使公子久立,除了含有试探公子之意外,不能不说没有摆“架子”的成分。而当平原君求救于公子,公子束手无策之时,侯生早就胸怀良策,却不去主动进献,非等公子引车还问,接受公子再拜之礼后,这才献上心中“窃符救赵”的缜密之策,俨然是“架子”十足。以此观之,侯生在未成为魏公子座上宾前,绝不会如同冯谖那般抱着长铗唱出心中所想,更不会像毛遂那样主动自荐。侯生既傲平庸之人,也傲位高之人,不主动显现自己的才干,谁又得知呢?其三,因所长,难登朝堂。侯生不同于苏秦、张仪之徒,纵横捭阖,游走于诸侯间;不同于商鞅、范雎之徒,治国有术,能使一国崛起于诸侯间;不同于孙膑、吴起之徒,精通兵法,能助君王攻城略地……侯生为公子谋划的“窃符”之策,近乎于阴谋,几乎与“鸡鸣狗盗”之徒的所为无异。而且侯生这种本领,很难为君王所用,即便受用,也只能待主人屏退左右之后,密谋于暗室之中,难登大雅之堂。综上所述,尽管侯生身处大梁,但魏王、魏公子等王侯皆难知此人。
据上所析,造成侯生七十仍不为所用这一现状,很有可能是因为侯生自己。侯生的知己朱亥,“公子怪之”,侯生就不怪吗?侯生虽不是真隐,但的确不同于一般假隐之士,而是不汲汲于利禄,不戚戚于卑位,就连死都显得那样的“脱俗”。《史记》中的士,或因刺杀失败而自尽,或因一心复仇而甘献头颅,或因心生愧疚而自绝于世……但大功将成却以死相报的只有侯生,这样的事情或许也只能发生在侯生这样奇特的“隐士”身上。
正因为侯生死得如此“奇特”,所以笔者从侯生的“个性”出发,在纷纭众说的死因之外提出两点拙见。其一,侯生因此生所学终得一用,甘愿以死相报。自古文臣能死谏于朝堂,这是文臣的荣耀;武将若马革裹尸,这是武将的荣光。而作为战国最奇特的“隐士”,侯生自然会将公子的言听计从视作是一种荣耀,而且公子在生死攸关之时,能够凭此一计,转危为安,保全了贤名(“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这于侯生而言更是无比的荣光。如果没有魏公子,侯生或许一辈子委身于夷门,与朱亥放浪形骸于大梁市井之中,终不闻于世;而平生所学也必将付之东流,不显于世。經此一事,不但是魏国,诸侯间谁又不闻侯嬴之名?年过七十的侯生除了以死相报,难道还别有他法以报吗?其二,先前公子误解侯生,以死明其志也。魏公子门客三千,可是愿与之共赴死难的只有三四百人(“约车骑百余乘”,一“乘”可坐三人),公子误认为侯生也是那些畏死者之一,而那些同往的门客会被公子认为是知死不惧的义士。现在大计已定,此行定无凶险,那些同往的门客都可以存活,侯生却“北向自刭”,不更能显现其只愿与公子同“苦”,却不愿同“甘”这一高于一般士人的品性吗?这不也更能突显其更甚于其他门客的忠义吗?
清代的学者赵翼认为“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将侯生与战国之时最著名的刺客相提并论,显现出侯生这一“隐士”的不同寻常。若无魏公子的礼遇,侯生或许无法隐于野,但却可隐于市,终其残年。但侯生不以困故受公子财的气节,不惜自己名声而成就公子美名的奇异做法,还是一步步吸引了公子的注意,这也最终将这名最奇特的“隐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作者简介: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