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来博物馆参观者不仅能从中闻听到上海地区方言的音频资料，比较各地的异同，还能在这里跟着相关软件唱一段沪剧、滑稽戏，录一段与沪语有关的视频或者音频。如果感兴趣，还可以参加画一段连环画带回家等等项目。文化、休闲、娱乐，聚于一体，成就一座“海派文化的迪士尼”，这也许就是上海大学博物馆的未来……
论起藏品，上海大学博物馆在上海众多博物馆里绝不算最多，但它却有自己的特色。在这座以大学之名命名的博物馆即将正式开馆之际，馆长陆铭对我直言：“上海大学博物馆藏品的收藏范围，以电影、美术、音乐、文学、戏剧为主，此外还包括上海方言，主要关注上海这座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我们也希望博物馆能与学校的学科建设紧密联系，比如说上海大学有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等等，藏品能为其所用。”
另一方面，因其展品视角为城市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展现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上海大学博物馆又显得趣味盎然、贴近市民。譬如去年开始筹建的“上海语言文化展示体验馆”，就将以有声资料的形式，展示沪语的演变过程。当然，更多的藏品是文献资料等。2012年10月奠基、规划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上大博物馆，现有藏品6000余件（套），未来的陈列将展现上海艺术、反映上海大学校史，辅以临时展览，服务于上海大学学科建设和师生校友，并向全社会开放。自2008年筹建以来，上大博物馆已举办各类展览10多项，仅2016年就接待观众参观2万人次以上，并吸收上海大学在校研究生、本科生近150名担任志愿者，参与母校博物馆的筹建。
在接受采访时，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助理郭骥老师展示了一批重要藏品——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稗类钞》、1935年刊登鲁迅文章的《太白》杂志、1936年出版的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等等。在郭骥看来，这些藏品不仅仅是普通文献，如果仔细研究，能从中找到时代的许多关节点。
收藏最初的“海派”二字
如今的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旨在“用海派文化的精神研究海派文化”。那么，海派文化究竟从何而来呢？
一种文化，当然是一时、一地、一方人共同成就者。然而，其命名却又有多种不同的方式。
有的文化按照时代命名，魏晋文化、民国文化；有的文化按照地域命名，例如齐鲁文化、岭南文化；还有一些远古的文化按照发现地命名，比如仰韶文化、良渚文化。至于海派文化，却是有着多重含义，而且含义还有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根据郭骥的考证，“海派”二字，目前可考最早见于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稗类钞》上：“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在上大博物馆馆藏的这本《清稗类钞》戏剧卷的第78页上，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也就是说，如果《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所写属实，最初京城里的演员，称呼外省的京剧表演为海派。彼时所谓“海派”的地域和风格都还没有最终成形。
不仅戏曲有“海派”，而后绘画领域也产生了“海派”。郭骥告诉我，翻开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中，有这么一段：“安吉吴缶庐昌硕，四十以后学画，初师？叔、伯年，参以青藤、八大，以金石篆籀之学出之，雄肆朴茂，不守绳墨，为后海派领袖。”这段话中的“后海派”一词，指的就是吴昌硕为代表的书画家。
潘天寿，这一出生于浙江宁海，成名于上海的大画家、教育家，年轻时就工于绘画、书法、诗词、篆刻等。1924年，在担任上海美专教授时，着手编著《中国绘画史》。1926年，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郭骥告诉我：“在1926年的版本中，并无这一段话。直到1936年的再版书中，才出现了这段文字。说明在这十年里，美术界对于‘海派’有了他们的认识。”
“一种艺术形式，一种文化，只有形成自身特色了，为世人所承认了，方才有资格称为‘派’。譬如海派京剧与北京的京剧有着明显的不同。当时流行的《济公活佛》就是连台本戏，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天天上演甚至连演数月。海派京剧注重视觉效果，注重内容上紧跟流行的时事，包括时装戏、机关布景等等都是海派京剧的创新。所以北方人叫听戏，上海人叫看戏。”至于上世纪30年代“京派”和“海派”的争论，正像鲁迅在《太白》杂志刊登的文章里所说，京派近官，海派近商，这恰恰是当时上海文学和文化所表现出有别于北京的特征。
收藏中国走向现代的脉络
目前的上大博物馆，已经征集到各种唱片，其中不仅仅有京剧，还有沪剧、越剧、滑稽、评弹、流行歌曲等等内容。
“譬如越剧来到上海演出，这一艺术形式有过许多称谓。查阅当时的《申报》上的演出广告，1922年至1924年间称为“绍兴文戏”或“的笃班”，大约从1924年开始，才普遍称为‘越剧’。”郭骥说，“再譬如沪剧，最早的前身叫做‘东乡调’，这在一些唱片上能看到，后来叫‘本滩’，叫‘申曲’的，1940年代才改称‘沪剧’。”从上大博物馆馆藏唱片来看，尽管许多内容是中国传统戏曲，但外包装又是采取了非常西式新潮的美术设计。至于沪剧后来又称作西装旗袍戏云云，其中沿革变迁，都能从藏品中有所反映。
“我们博物馆藏有一张1934年的《麒艺联欢社欢迎周信芳同志特刊》，其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讲海派之好。其中提到，作为流派，要有自己的特征，这是对海派戏剧、海派文化的一种正面认同。”郭骥说，“所以我们认为，海派文化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城市大众文化。”在说这段话的同时，郭骥套上白手套，给我取出一份1884年刊行的《点石斋画报》，这是当时《申报》附送的画报。我看到，《点石斋画报》上的人物造型等依旧沒有脱离传统中国白描工笔画窠臼，与当时另一类《图画日报》颇为雷同。郭骥说：“从这些绘画中可以看到19世纪绝大多数上海人的文化生活，和今天是有很大不同的。人们到茶园看戏，能接触到报纸和画报的人群比例还是不高的。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的休闲生活就和今天很接近了，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舞厅跳舞，去看展览，像报纸、电台就是当年的‘新媒体’。这样一来，跟传统中国完全不同的‘海派文化’形成了。”
陆铭馆长告诉我：“上大博物馆筹建八年多，在博物馆定位方面，也是经历了一个讨论聚焦的过程。从最初包含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和近现代海派文化两头，到现在聚焦于上海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在陆铭看来，上海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又是以城市命名的大学，上海大学博物馆的目标是建成一座紧密结合学校发展，服务上海城市文化，富有特色、高水平、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大学博物馆。
收藏各种上海的声音
“1889年，土山湾出过一本《土话指南》。不仅用汉字来记录上海话，还有拉丁字母上海话拼音方案来注音”，由土山湾慈母堂印制。”
论起土山湾的由来，要从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的1832年至1837年间说起。那时候，为了全力治理太湖水系河流、疏浚河道，漕溪、肇嘉浜、蒲汇塘，都挖出了许多河底淤泥，堆积出一块高地，当地人称之为土山湾。1864年后，传教士在土山湾建孤儿院，孤儿工艺场、土山湾画院等设施，为中西融合的“擦笔水彩画”的发源地。土山湾出版了一系列的上海话词典、课本等，无疑是为了西方人与上海人沟通所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其他地方人士懂得拉丁字母标注的发音，亦可借助这本书操练上海话。
上大博物馆不仅收藏有早期的上海方言词典，传教士们编辑的上海话版本的《圣经》，还收藏有一批沪剧、滑稽戏等戏曲的剧本、道具、照片、唱片和出版物，以及记录了各种戏剧唱词的《大戏考》等，可供人们研究沪语和海派戏曲的历史和演变。我看到一份1950年代《老娘舅》的滑稽戏单，虽然跟1990年代上海电视荧屏上李九松饰演的老娘舅并非一个系列，但亦可见证“老娘舅”一词在上海滑稽界早有应用，亦是有迹可循的。如今，在上海市语委、市教委语管处的指导下，上大博物馆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仍在继续合作征集和研究沪语资料。
“未来我们博物馆设计了一座楼梯，观众可以依循着海派文化发展的时间轴，来看上海文化史上出现过的“中国第一”，中国第一种专业戏剧刊物，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最早的專业歌舞培训学校，第一次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会，等等”郭骥说，“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海派文化是如何汲取传统文化的养料，如何与现代文明接轨，又是如何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的，通过展览，我们会引导观众思考城市文化的未来发展，大众文化的开拓创新。”在陆铭、郭骥看来，作为一座大学创办的博物馆，上大博物馆在提供教育和休闲的同时，也要注重学术研究。
“与那些收藏历史文物尤其是古代艺术品的博物馆不同，海派文化属于大众文化，与之相关的藏品大多是在工业时代成批量生产出来的，传播的广泛性和流行性是其特色，因此收藏是无穷无尽的。”郭骥说，“相信有很多展品，我们手里有，市民的手里也有。还有很多物品，我们没有的，市民家里反倒会有。所以，既然是展示大众文化，我们也可以建造一座大众的博物馆，藏品众筹，资源众筹，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占有藏品，我们更注重研究藏品的内涵和信息，用博物馆的语言给大家讲述关于海派文化的故事。
譬如如今，上大博物馆代管着数百种民国时期上海的小报，丰子恺先生的后人也借给博物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用于展出，此外还有许多资深的民间藏家、热心的市民，以及移居海外的上海人，表示出愿与博物馆合作的意向。
未来的博物馆里，或是唱上一段沪剧，演出一段滑稽戏，或是临摹一幅连环画、一张月份牌，或是录制一段电影，学上几句上海话。学习、休闲、娱乐集于一体，成就一座“海派文化的迪士尼”，这或许就是上海大学博物馆希望实现的梦想……
论起藏品，上海大学博物馆在上海众多博物馆里绝不算最多，但它却有自己的特色。在这座以大学之名命名的博物馆即将正式开馆之际，馆长陆铭对我直言：“上海大学博物馆藏品的收藏范围，以电影、美术、音乐、文学、戏剧为主，此外还包括上海方言，主要关注上海这座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我们也希望博物馆能与学校的学科建设紧密联系，比如说上海大学有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等等，藏品能为其所用。”
另一方面，因其展品视角为城市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展现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上海大学博物馆又显得趣味盎然、贴近市民。譬如去年开始筹建的“上海语言文化展示体验馆”，就将以有声资料的形式，展示沪语的演变过程。当然，更多的藏品是文献资料等。2012年10月奠基、规划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上大博物馆，现有藏品6000余件（套），未来的陈列将展现上海艺术、反映上海大学校史，辅以临时展览，服务于上海大学学科建设和师生校友，并向全社会开放。自2008年筹建以来，上大博物馆已举办各类展览10多项，仅2016年就接待观众参观2万人次以上，并吸收上海大学在校研究生、本科生近150名担任志愿者，参与母校博物馆的筹建。
在接受采访时，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助理郭骥老师展示了一批重要藏品——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稗类钞》、1935年刊登鲁迅文章的《太白》杂志、1936年出版的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等等。在郭骥看来，这些藏品不仅仅是普通文献，如果仔细研究，能从中找到时代的许多关节点。
收藏最初的“海派”二字
如今的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旨在“用海派文化的精神研究海派文化”。那么，海派文化究竟从何而来呢？
一种文化，当然是一时、一地、一方人共同成就者。然而，其命名却又有多种不同的方式。
有的文化按照时代命名，魏晋文化、民国文化；有的文化按照地域命名，例如齐鲁文化、岭南文化；还有一些远古的文化按照发现地命名，比如仰韶文化、良渚文化。至于海派文化，却是有着多重含义，而且含义还有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根据郭骥的考证，“海派”二字，目前可考最早见于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稗类钞》上：“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在上大博物馆馆藏的这本《清稗类钞》戏剧卷的第78页上，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也就是说，如果《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所写属实，最初京城里的演员，称呼外省的京剧表演为海派。彼时所谓“海派”的地域和风格都还没有最终成形。
不仅戏曲有“海派”，而后绘画领域也产生了“海派”。郭骥告诉我，翻开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中，有这么一段：“安吉吴缶庐昌硕，四十以后学画，初师？叔、伯年，参以青藤、八大，以金石篆籀之学出之，雄肆朴茂，不守绳墨，为后海派领袖。”这段话中的“后海派”一词，指的就是吴昌硕为代表的书画家。
潘天寿，这一出生于浙江宁海，成名于上海的大画家、教育家，年轻时就工于绘画、书法、诗词、篆刻等。1924年，在担任上海美专教授时，着手编著《中国绘画史》。1926年，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郭骥告诉我：“在1926年的版本中，并无这一段话。直到1936年的再版书中，才出现了这段文字。说明在这十年里，美术界对于‘海派’有了他们的认识。”
“一种艺术形式，一种文化，只有形成自身特色了，为世人所承认了，方才有资格称为‘派’。譬如海派京剧与北京的京剧有着明显的不同。当时流行的《济公活佛》就是连台本戏，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天天上演甚至连演数月。海派京剧注重视觉效果，注重内容上紧跟流行的时事，包括时装戏、机关布景等等都是海派京剧的创新。所以北方人叫听戏，上海人叫看戏。”至于上世纪30年代“京派”和“海派”的争论，正像鲁迅在《太白》杂志刊登的文章里所说，京派近官，海派近商，这恰恰是当时上海文学和文化所表现出有别于北京的特征。
收藏中国走向现代的脉络
目前的上大博物馆，已经征集到各种唱片，其中不仅仅有京剧，还有沪剧、越剧、滑稽、评弹、流行歌曲等等内容。
“譬如越剧来到上海演出，这一艺术形式有过许多称谓。查阅当时的《申报》上的演出广告，1922年至1924年间称为“绍兴文戏”或“的笃班”，大约从1924年开始，才普遍称为‘越剧’。”郭骥说，“再譬如沪剧，最早的前身叫做‘东乡调’，这在一些唱片上能看到，后来叫‘本滩’，叫‘申曲’的，1940年代才改称‘沪剧’。”从上大博物馆馆藏唱片来看，尽管许多内容是中国传统戏曲，但外包装又是采取了非常西式新潮的美术设计。至于沪剧后来又称作西装旗袍戏云云，其中沿革变迁，都能从藏品中有所反映。
“我们博物馆藏有一张1934年的《麒艺联欢社欢迎周信芳同志特刊》，其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讲海派之好。其中提到，作为流派，要有自己的特征，这是对海派戏剧、海派文化的一种正面认同。”郭骥说，“所以我们认为，海派文化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城市大众文化。”在说这段话的同时，郭骥套上白手套，给我取出一份1884年刊行的《点石斋画报》，这是当时《申报》附送的画报。我看到，《点石斋画报》上的人物造型等依旧沒有脱离传统中国白描工笔画窠臼，与当时另一类《图画日报》颇为雷同。郭骥说：“从这些绘画中可以看到19世纪绝大多数上海人的文化生活，和今天是有很大不同的。人们到茶园看戏，能接触到报纸和画报的人群比例还是不高的。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的休闲生活就和今天很接近了，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舞厅跳舞，去看展览，像报纸、电台就是当年的‘新媒体’。这样一来，跟传统中国完全不同的‘海派文化’形成了。”
陆铭馆长告诉我：“上大博物馆筹建八年多，在博物馆定位方面，也是经历了一个讨论聚焦的过程。从最初包含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和近现代海派文化两头，到现在聚焦于上海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在陆铭看来，上海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又是以城市命名的大学，上海大学博物馆的目标是建成一座紧密结合学校发展，服务上海城市文化，富有特色、高水平、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大学博物馆。
收藏各种上海的声音
“1889年，土山湾出过一本《土话指南》。不仅用汉字来记录上海话，还有拉丁字母上海话拼音方案来注音”，由土山湾慈母堂印制。”
论起土山湾的由来，要从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的1832年至1837年间说起。那时候，为了全力治理太湖水系河流、疏浚河道，漕溪、肇嘉浜、蒲汇塘，都挖出了许多河底淤泥，堆积出一块高地，当地人称之为土山湾。1864年后，传教士在土山湾建孤儿院，孤儿工艺场、土山湾画院等设施，为中西融合的“擦笔水彩画”的发源地。土山湾出版了一系列的上海话词典、课本等，无疑是为了西方人与上海人沟通所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其他地方人士懂得拉丁字母标注的发音，亦可借助这本书操练上海话。
上大博物馆不仅收藏有早期的上海方言词典，传教士们编辑的上海话版本的《圣经》，还收藏有一批沪剧、滑稽戏等戏曲的剧本、道具、照片、唱片和出版物，以及记录了各种戏剧唱词的《大戏考》等，可供人们研究沪语和海派戏曲的历史和演变。我看到一份1950年代《老娘舅》的滑稽戏单，虽然跟1990年代上海电视荧屏上李九松饰演的老娘舅并非一个系列，但亦可见证“老娘舅”一词在上海滑稽界早有应用，亦是有迹可循的。如今，在上海市语委、市教委语管处的指导下，上大博物馆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仍在继续合作征集和研究沪语资料。
“未来我们博物馆设计了一座楼梯，观众可以依循着海派文化发展的时间轴，来看上海文化史上出现过的“中国第一”，中国第一种专业戏剧刊物，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最早的專业歌舞培训学校，第一次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会，等等”郭骥说，“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海派文化是如何汲取传统文化的养料，如何与现代文明接轨，又是如何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的，通过展览，我们会引导观众思考城市文化的未来发展，大众文化的开拓创新。”在陆铭、郭骥看来，作为一座大学创办的博物馆，上大博物馆在提供教育和休闲的同时，也要注重学术研究。
“与那些收藏历史文物尤其是古代艺术品的博物馆不同，海派文化属于大众文化，与之相关的藏品大多是在工业时代成批量生产出来的，传播的广泛性和流行性是其特色，因此收藏是无穷无尽的。”郭骥说，“相信有很多展品，我们手里有，市民的手里也有。还有很多物品，我们没有的，市民家里反倒会有。所以，既然是展示大众文化，我们也可以建造一座大众的博物馆，藏品众筹，资源众筹，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占有藏品，我们更注重研究藏品的内涵和信息，用博物馆的语言给大家讲述关于海派文化的故事。
譬如如今，上大博物馆代管着数百种民国时期上海的小报，丰子恺先生的后人也借给博物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用于展出，此外还有许多资深的民间藏家、热心的市民，以及移居海外的上海人，表示出愿与博物馆合作的意向。
未来的博物馆里，或是唱上一段沪剧，演出一段滑稽戏，或是临摹一幅连环画、一张月份牌，或是录制一段电影，学上几句上海话。学习、休闲、娱乐集于一体，成就一座“海派文化的迪士尼”，这或许就是上海大学博物馆希望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