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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充满正义感的土狗耸着双耳坐在长子理发店门口晒太阳。这是晋东南乡间腊月二十一的午后，太阳半悬在穿村而过的G207国道以西，斜斜地照着理发店门上挂的棉帘子。
我站在理發店门外，看了两眼国道对面的圣母玫瑰教堂，抽了口烟，转身撩起帘子推门进了这家小小的理发店。一进门，眼镜片上登时蒙上两团白雾，我先立定站了一站，朦朦胧胧看见一个理发师正围着一颗头在劳作。理发师身后模模糊糊有一圈沙发，沙发上坐了几个人。挨墙角的地方似乎有个空当，我就过去坐下来，摘下眼镜，擦擦。
眼镜一擦，理发店里就看得很清楚了。店中央有个正方形铁炉子，炉子上坐着白汽蒸腾的大水壶。水壶嘴正对的墙上有三面镜子，镜前两低一高地摆着三把椅子，中间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少年。这颗尖尖的少年头正在理发师的一双手里摩搓着，后脑勺上的碎发不停地琐琐屑屑掉下来。系着围裙的理发师一侧身，通过半边面目可以看出来是个妇女，但身材却是男人的，年龄大概有四十多岁。目光收回来，又看清楚了我坐着的沙发，沙发很松，很凌乱，上面铺一些碎花布做成的棉垫子，花布的颜色已经很陈旧了。我坐在沙发上，两腿一伸，脚就可以抵住前面的一张洗头椅。洗头椅上方是一个挂在墙壁上的铝制水箱，水箱下是接地的洗头池。有点奇怪的是，洗头池前竟还摆着一只塑料圆坐凳。看来，那张同样很陈旧的洗头椅也只是一个摆设罢了。
这样简单而陈旧的小理发店，和三十多年前几乎没有多少差别。
这是过年回乡的第一天。午饭时听说我要出门去剃头，母亲就极力推荐我去镇医院门外的那家，因为那家店是新开的，“剃得也好”。
我就去了那家店，那家店果然是堂皇地开在镇医院的门前，很容易就找见了。但推门一看，一圈像医院待诊区那样的座椅上，竟有十好几颗头排在那里。这些年前等待剃头的乡人，似乎并不焦急，似乎把在这家新开的窗明几净的店里等待剃头当成了一种休闲。他们有的在吃东西，有的顶着发夹在店里乱晃，有的在交头接耳闲聊，有幸排在前面的几个人，正把脑袋扎在水池里搓洗，而更多的头正垂着在看型号不一的手机。但一见我推门进来，所有的头就都抬起来定定地看我这个生人，就连洗头池里的两颗脑袋也顶着许多白沫拱了起来。
我不耐烦等人，也害怕被人当成生人看，于是就摸摸脸推门出来。顺路一走，就到了G207国道下的这家长子理发店。
长子理发，在晋东南乡下是一个招牌式的名字。它的意思是，这家店的理发师傅是长子人。长子这个县，我不清楚为什么会出那么多手艺高超的理发师，以至于在三四十年前，在晋东南乃至在山西省，会一下子冒出无数大大小小的长子理发店来。这些当时新冒出来的理发店，凭着新家伙、新服务、新发型，一时间把村里的老剃头匠和老剃头匠的儿子顶得门可罗雀，无头可剃。
村里的老剃头匠是世家出身，习学的是家里几辈子传下来的剃头手艺。据说这手艺是打小削冬瓜削出来的，也就是用一把磨得飞快的剃刀去小心翼翼地削老冬瓜上的白霜，却不能刮破一星半点儿的冬瓜皮。冬瓜削得多了，手感也就有了，心里也就有了头皮，知道不同的脑袋该怎么去剃。更绝的是，老剃头匠年轻时为了逃饥荒，还出门走了几天江湖，比对切磋，自学成才，竟还练成了一手飞刀剃头的绝活儿。这飞刀剃头我没有亲身试过，也没有亲眼目睹过，但在老辈人的讲述中，这大概是一种类似于杂耍的绝技。当众施技时，老剃头匠一手持刀在头皮上一按，猛刮上一刀，然后就把剃刀往空中一抛，紧接着就用另一只手中的剃刀紧挨着刚才剃出的茬子来上一刀，随即一伸手，稳稳接住空中掉到眼前的剃刀，依序再来一刀。就这样上下翻飞，此起彼落，左右挥刀，直到剃光一整颗脑袋。
但这样的绝技，其实是带有表演竞技性质，只象征老剃头匠在本行当里达到的巅峰状态，并非一名乡村理发师的生计日常。所以这手绝活儿，到他儿子小剃头匠手里也就失传了。毕竟，在乡村里，没有几个好事人愿意把自己的一颗头暴露在两把上下翻飞的剃刀之下。而至于小剃头匠，大概小时候冬瓜削得少了些，手艺就有几分糙，刮破头皮，揪疼头发的事是常有的，最让人害怕的是刮脸时，时不时还会在人下巴底来那么一两刀。这样一来，代表新生事物的长子理发店一开起来，小剃头匠就只能干瞪眼儿了。就算他把家里耳朵半聋的老剃头匠搬出来壮大门面，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小剃头匠对此局面无可奈何，最后只能一狠心，重新出门拜师学艺，回来也在自家店门前挂起了长子理发的新招牌。
长子理发、安徽木匠、浙江裁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晋东南乡村，是某种与时新有关的集体意念。家具给安徽师傅去做，衣裳给浙江师傅裁缝，头面交给长子师傅打理，都让人放心且面上有光。而长子理发师、安徽木匠与浙江裁缝，在我们这些晋东南村镇里，也就成了有本事、招待见的能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来自长子的小理发师在我们村里娶下了媳妇。
小理发师在我们村娶下的这个媳妇却还不是个一般人儿，她生得漂亮，有那个年代乡村里少见的极白皙稚嫩的皮肤，瓜子脸，高鼻梁，一张小嘴，尖尖的下巴一侧还有颗小痣。更特别的是，这个小媳妇的头发天生是黄色的、微卷的。最最重要的是，她和她的父母还都信着教。她家里不供乡村常见的各路神仙，而是隔三岔五就去村西的圣母玫瑰天主教堂里见神父，做礼拜。
这样，我们那一茬孩子，就给这个长得酷似外国人的姑娘取了一个绰号，用方言叫起来就是——小丫稣。
美人小丫稣身子骨很弱，所以又瘦出了那个年代乡村里绝无仅有的窈窕。长子小理发师不知道怎么就认识了小丫稣，又很快以天主教仪式和她结了婚，然后就带着小丫稣离开村子去走江湖。在村街上，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俩的影子。
常见的倒是那个做家具的安徽木匠师傅。他姓张，跟着师傅刚来我家扯大锯的时候还不到十六岁。但做了东家的床，打了西家的柜，小张就一年一年长成了老张。他回老家娶了媳妇，又带着媳妇来到我们这里，在村西开了一家安徽木工店。他和他的儿子，慢慢也就讲起了我们村里的方言。他的生意一度十分红火，直到新世纪以降，他们一家和隔壁的浙江裁缝一家才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村街上唯独还留下来的老招牌，就是长子理发。但长子理发店里的理发师傅，却已不一定是长子人了。比如，眼前的这个女理发师忽然就用方言问我：“头发这么短，到底是谁剃？”我说：“就是我呀，把三面推光，顶上收一收就好啦。”
理发师就开动了。一开始，我跟她互相都不说话，她在我头顶上推、剪、梳，我只是既来之则安之，闭目养神。但慢慢的，相互之间就有了一些对话。我因为摘了近视眼镜，看不清楚镜子里的一颗头究竟理得怎样，心里急，怕她给剃坏了，于是只能不时叮嘱一些细节，比如“把两鬓剃光”“顶上尽量留短一些”。理发师听我说本地方言，就问我：“你是南河底村的？”我说：“不是，我是大箕的，你是哪的？”理发师说：“我也是大箕的呀。”我一听竟然是同村人，一时间就不敢说话了，只是偷偷用眼角余光去看理发师的脸。那张脸，随着理发时的动作，不时就会倾侧下来，离我的肩膀甚至腮帮子都很近，但我竟然就看不清楚那张突然抵近变大又突然之间拉回去变小的脸究竟是村里的哪个人。无奈，我就问：“你这理一颗头多少钱？”理发师说：“六块！”我一惊，心想怎么这么便宜，嘴上就赶紧说：“那你按二十块的标准给我剃吧，多给咱收拾收拾。”
很快，头就剃好了。听说店里可以刮脸，我就又躺倒在椅子上，由理发师替我刮了脸。刮脸时捂了三次热毛巾，一点也没刮破，她用手搓刚刚刮掉的胡子茬时，也一点都不疼。我其实是很害怕刮脸时这种搓搓揉揉的。
收拾光净了，我戴上眼镜认真看了一番镜子里的脑袋，不错呀！我就说理得好！理发师笑着谦虚了一下，说：“肯定不如（城）里头的好，多担待！”
我知道该付钱了，立即掏出手机扫了墙上的微信二维码，付了20块。理发师一看是20块，马上说：“哎呀，不行不行，这哪能行？理发6块，刮脸4块，你等等！”转身就从理发柜里抓了一张十块钱追着向我塞过来。
在那張又旧又黑的十元人民币抵达之前，我这时才有机会认真一看，竟从一张模糊的人脸里认出来了——这理发师不是只比我大一级的小学女同学吗？
我立即叫出了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很好听，很清新，很艳丽。她穿着淡蓝色的小纱裙和白球鞋，在一群同样穿蓝纱裙和白球鞋的女同学面前领舞的样子忽然叠现在我脑海之中。音乐声响起来了，她们跳的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是在小学时，在过六一的那一天，在柏油晒得灼热的G207国道上。她们这群小女生从三年级一直跳到了五年级，一位来自城里的女教师穿着高跟鞋，拉着手风琴，穿行在淡蓝色的纱裙之间。
顶着一颗新剃的头出门来到G207国道上，走了好远，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块长子理发的旧招牌。又忽然记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沿着G207国道离开村子进城之前，也是在长子理发店剃的头。
那是在小剃头匠刚刚挂起新招牌的那家老店里。给我剃头的，却是老剃头匠。已经半聋的老剃头匠作为镇店之宝，被小剃头匠从家里搬出来放在店里壮门面。遇到我爷爷这样进门来照顾生意的老客，出面的就总是老剃头匠。
我爷面对面地对老剃头匠说：“蛋啊，孩儿明天要进城去，你给好好剃一剃。”
老剃头匠愣一愣，大声问：“是你剃，还是小的剃？”
我爷爷指指我，老剃头匠就从抽屉里找出一把小号的推刀，先举在空气里对着窗子咯吱咯吱试了一试，又从窗台上取出尖嘴儿的油壶在推刀齿上滴了几滴油，又凑近了用嘴吹一吹，然后就在我衣领里掖上一块旧毛巾，再披上一块旧白布，就按下我的脑袋，从脖颈向上，咯吱咯吱推起来。
推得差不多了，老剃头匠又捅捅火，在炉子上烧热一锅水，让我从椅子上下来，坐到油光锃亮的木头凳子上，轻轻把我的一颗头摁在一个大铝盆里，加一些皂粉，细细致致地搓洗。洗完了，再用推刀修理一番，用黑毛刷子上上下下刷一刷，用嘴呼呼地吹一吹，这头就算是剃毕了。
但不等我站起来下地，老剃头匠用力一把按住了我的肩膀，大喊一声：“孩儿，没弄完呢！”
我一愣神的工夫，老剃头匠就从案头的木盒子里取出一把剃刀来，一个刀把儿，前面是个刀片儿，刀背儿上黑黑的，刀锋却雪亮。他用两三根手指捏着剃刀，另一只手朝前一伸，就拽住了墙上挂着的一根皮条。嚓——嚓——嚓——嚓，老剃头匠在油亮可鉴的皮条上磨起刀来，时不时还用刀身击打那皮条，发出啪——啪——啪——啪的脆响！磨得差不多了，老剃头匠把刀片儿举起来，用一根大拇指迎着刀锋轻轻一顺，嘴里随即发出“嗯”的满意的一声。
那刀片儿，一瞬间就抵达了我的脖颈。后脖颈一凉，潦潦草草的汗毛就已经刮净了。
我爷爷明知故问：“蛋，这回多少钱儿呀！”
老剃头匠这回却听得清楚，毫不含糊：“五毛！”
责任编辑 飞 扬
我站在理發店门外，看了两眼国道对面的圣母玫瑰教堂，抽了口烟，转身撩起帘子推门进了这家小小的理发店。一进门，眼镜片上登时蒙上两团白雾，我先立定站了一站，朦朦胧胧看见一个理发师正围着一颗头在劳作。理发师身后模模糊糊有一圈沙发，沙发上坐了几个人。挨墙角的地方似乎有个空当，我就过去坐下来，摘下眼镜，擦擦。
眼镜一擦，理发店里就看得很清楚了。店中央有个正方形铁炉子，炉子上坐着白汽蒸腾的大水壶。水壶嘴正对的墙上有三面镜子，镜前两低一高地摆着三把椅子，中间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少年。这颗尖尖的少年头正在理发师的一双手里摩搓着，后脑勺上的碎发不停地琐琐屑屑掉下来。系着围裙的理发师一侧身，通过半边面目可以看出来是个妇女，但身材却是男人的，年龄大概有四十多岁。目光收回来，又看清楚了我坐着的沙发，沙发很松，很凌乱，上面铺一些碎花布做成的棉垫子，花布的颜色已经很陈旧了。我坐在沙发上，两腿一伸，脚就可以抵住前面的一张洗头椅。洗头椅上方是一个挂在墙壁上的铝制水箱，水箱下是接地的洗头池。有点奇怪的是，洗头池前竟还摆着一只塑料圆坐凳。看来，那张同样很陈旧的洗头椅也只是一个摆设罢了。
这样简单而陈旧的小理发店，和三十多年前几乎没有多少差别。
这是过年回乡的第一天。午饭时听说我要出门去剃头，母亲就极力推荐我去镇医院门外的那家，因为那家店是新开的，“剃得也好”。
我就去了那家店，那家店果然是堂皇地开在镇医院的门前，很容易就找见了。但推门一看，一圈像医院待诊区那样的座椅上，竟有十好几颗头排在那里。这些年前等待剃头的乡人，似乎并不焦急，似乎把在这家新开的窗明几净的店里等待剃头当成了一种休闲。他们有的在吃东西，有的顶着发夹在店里乱晃，有的在交头接耳闲聊，有幸排在前面的几个人，正把脑袋扎在水池里搓洗，而更多的头正垂着在看型号不一的手机。但一见我推门进来，所有的头就都抬起来定定地看我这个生人，就连洗头池里的两颗脑袋也顶着许多白沫拱了起来。
我不耐烦等人，也害怕被人当成生人看，于是就摸摸脸推门出来。顺路一走，就到了G207国道下的这家长子理发店。
长子理发，在晋东南乡下是一个招牌式的名字。它的意思是，这家店的理发师傅是长子人。长子这个县，我不清楚为什么会出那么多手艺高超的理发师，以至于在三四十年前，在晋东南乃至在山西省，会一下子冒出无数大大小小的长子理发店来。这些当时新冒出来的理发店，凭着新家伙、新服务、新发型，一时间把村里的老剃头匠和老剃头匠的儿子顶得门可罗雀，无头可剃。
村里的老剃头匠是世家出身，习学的是家里几辈子传下来的剃头手艺。据说这手艺是打小削冬瓜削出来的，也就是用一把磨得飞快的剃刀去小心翼翼地削老冬瓜上的白霜，却不能刮破一星半点儿的冬瓜皮。冬瓜削得多了，手感也就有了，心里也就有了头皮，知道不同的脑袋该怎么去剃。更绝的是，老剃头匠年轻时为了逃饥荒，还出门走了几天江湖，比对切磋，自学成才，竟还练成了一手飞刀剃头的绝活儿。这飞刀剃头我没有亲身试过，也没有亲眼目睹过，但在老辈人的讲述中，这大概是一种类似于杂耍的绝技。当众施技时，老剃头匠一手持刀在头皮上一按，猛刮上一刀，然后就把剃刀往空中一抛，紧接着就用另一只手中的剃刀紧挨着刚才剃出的茬子来上一刀，随即一伸手，稳稳接住空中掉到眼前的剃刀，依序再来一刀。就这样上下翻飞，此起彼落，左右挥刀，直到剃光一整颗脑袋。
但这样的绝技，其实是带有表演竞技性质，只象征老剃头匠在本行当里达到的巅峰状态，并非一名乡村理发师的生计日常。所以这手绝活儿，到他儿子小剃头匠手里也就失传了。毕竟，在乡村里，没有几个好事人愿意把自己的一颗头暴露在两把上下翻飞的剃刀之下。而至于小剃头匠，大概小时候冬瓜削得少了些，手艺就有几分糙，刮破头皮，揪疼头发的事是常有的，最让人害怕的是刮脸时，时不时还会在人下巴底来那么一两刀。这样一来，代表新生事物的长子理发店一开起来，小剃头匠就只能干瞪眼儿了。就算他把家里耳朵半聋的老剃头匠搬出来壮大门面，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小剃头匠对此局面无可奈何，最后只能一狠心，重新出门拜师学艺，回来也在自家店门前挂起了长子理发的新招牌。
长子理发、安徽木匠、浙江裁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晋东南乡村，是某种与时新有关的集体意念。家具给安徽师傅去做，衣裳给浙江师傅裁缝，头面交给长子师傅打理，都让人放心且面上有光。而长子理发师、安徽木匠与浙江裁缝，在我们这些晋东南村镇里，也就成了有本事、招待见的能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来自长子的小理发师在我们村里娶下了媳妇。
小理发师在我们村娶下的这个媳妇却还不是个一般人儿，她生得漂亮，有那个年代乡村里少见的极白皙稚嫩的皮肤，瓜子脸，高鼻梁，一张小嘴，尖尖的下巴一侧还有颗小痣。更特别的是，这个小媳妇的头发天生是黄色的、微卷的。最最重要的是，她和她的父母还都信着教。她家里不供乡村常见的各路神仙，而是隔三岔五就去村西的圣母玫瑰天主教堂里见神父，做礼拜。
这样，我们那一茬孩子，就给这个长得酷似外国人的姑娘取了一个绰号，用方言叫起来就是——小丫稣。
美人小丫稣身子骨很弱，所以又瘦出了那个年代乡村里绝无仅有的窈窕。长子小理发师不知道怎么就认识了小丫稣，又很快以天主教仪式和她结了婚，然后就带着小丫稣离开村子去走江湖。在村街上，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俩的影子。
常见的倒是那个做家具的安徽木匠师傅。他姓张，跟着师傅刚来我家扯大锯的时候还不到十六岁。但做了东家的床，打了西家的柜，小张就一年一年长成了老张。他回老家娶了媳妇，又带着媳妇来到我们这里，在村西开了一家安徽木工店。他和他的儿子，慢慢也就讲起了我们村里的方言。他的生意一度十分红火，直到新世纪以降，他们一家和隔壁的浙江裁缝一家才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村街上唯独还留下来的老招牌，就是长子理发。但长子理发店里的理发师傅，却已不一定是长子人了。比如，眼前的这个女理发师忽然就用方言问我：“头发这么短，到底是谁剃？”我说：“就是我呀，把三面推光，顶上收一收就好啦。”
理发师就开动了。一开始，我跟她互相都不说话，她在我头顶上推、剪、梳，我只是既来之则安之，闭目养神。但慢慢的，相互之间就有了一些对话。我因为摘了近视眼镜，看不清楚镜子里的一颗头究竟理得怎样，心里急，怕她给剃坏了，于是只能不时叮嘱一些细节，比如“把两鬓剃光”“顶上尽量留短一些”。理发师听我说本地方言，就问我：“你是南河底村的？”我说：“不是，我是大箕的，你是哪的？”理发师说：“我也是大箕的呀。”我一听竟然是同村人，一时间就不敢说话了，只是偷偷用眼角余光去看理发师的脸。那张脸，随着理发时的动作，不时就会倾侧下来，离我的肩膀甚至腮帮子都很近，但我竟然就看不清楚那张突然抵近变大又突然之间拉回去变小的脸究竟是村里的哪个人。无奈，我就问：“你这理一颗头多少钱？”理发师说：“六块！”我一惊，心想怎么这么便宜，嘴上就赶紧说：“那你按二十块的标准给我剃吧，多给咱收拾收拾。”
很快，头就剃好了。听说店里可以刮脸，我就又躺倒在椅子上，由理发师替我刮了脸。刮脸时捂了三次热毛巾，一点也没刮破，她用手搓刚刚刮掉的胡子茬时，也一点都不疼。我其实是很害怕刮脸时这种搓搓揉揉的。
收拾光净了，我戴上眼镜认真看了一番镜子里的脑袋，不错呀！我就说理得好！理发师笑着谦虚了一下，说：“肯定不如（城）里头的好，多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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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小剃头匠刚刚挂起新招牌的那家老店里。给我剃头的，却是老剃头匠。已经半聋的老剃头匠作为镇店之宝，被小剃头匠从家里搬出来放在店里壮门面。遇到我爷爷这样进门来照顾生意的老客，出面的就总是老剃头匠。
我爷面对面地对老剃头匠说：“蛋啊，孩儿明天要进城去，你给好好剃一剃。”
老剃头匠愣一愣，大声问：“是你剃，还是小的剃？”
我爷爷指指我，老剃头匠就从抽屉里找出一把小号的推刀，先举在空气里对着窗子咯吱咯吱试了一试，又从窗台上取出尖嘴儿的油壶在推刀齿上滴了几滴油，又凑近了用嘴吹一吹，然后就在我衣领里掖上一块旧毛巾，再披上一块旧白布，就按下我的脑袋，从脖颈向上，咯吱咯吱推起来。
推得差不多了，老剃头匠又捅捅火，在炉子上烧热一锅水，让我从椅子上下来，坐到油光锃亮的木头凳子上，轻轻把我的一颗头摁在一个大铝盆里，加一些皂粉，细细致致地搓洗。洗完了，再用推刀修理一番，用黑毛刷子上上下下刷一刷，用嘴呼呼地吹一吹，这头就算是剃毕了。
但不等我站起来下地，老剃头匠用力一把按住了我的肩膀，大喊一声：“孩儿，没弄完呢！”
我一愣神的工夫，老剃头匠就从案头的木盒子里取出一把剃刀来，一个刀把儿，前面是个刀片儿，刀背儿上黑黑的，刀锋却雪亮。他用两三根手指捏着剃刀，另一只手朝前一伸，就拽住了墙上挂着的一根皮条。嚓——嚓——嚓——嚓，老剃头匠在油亮可鉴的皮条上磨起刀来，时不时还用刀身击打那皮条，发出啪——啪——啪——啪的脆响！磨得差不多了，老剃头匠把刀片儿举起来，用一根大拇指迎着刀锋轻轻一顺，嘴里随即发出“嗯”的满意的一声。
那刀片儿，一瞬间就抵达了我的脖颈。后脖颈一凉，潦潦草草的汗毛就已经刮净了。
我爷爷明知故问：“蛋，这回多少钱儿呀！”
老剃头匠这回却听得清楚，毫不含糊：“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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