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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炳垣在《读书做人谱》中写道:
《大学》是做人之总谱子。经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总括言之,以为古今上下做人之谱也。但此书当以朱子定本为是。陆清献公云:“自朱子定后,如天平地成也,妄从古本者,恐有生今反古之衍。”
《中庸》是传道真谱子。子思子因异端以伪乱真,特以“中庸”二字,指出圣人真道,故朱子做序,一则曰忧道学之失传,再则曰恐愈久而愈失其真。且真即诚也,其道真实无妄。故其功极于至诚而无声臭,则亦真之至矣。
《论》《孟》二书,或示以人一事之谱,或示以人数事之谱,或示人以全体之谱,盖大谱也。朱子云:“圣人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又曰:“孔子教人,只从中间起,便使人去做工夫,久则自知向上。孟子则始终都举,先要人识心性下落,却下工夫去做。”
陆清献公,指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四川道御史。著有《困勉录》《三鱼堂文集》,死后追谥清献。
过去看书,觉得朱熹这个人也太霸道了,对《大学》《中庸》二篇,不管当初程颢、程頤兄弟如何推重,人家也没有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与“五经”并列,作为儒家的经典。到了你手里,说做就做了。后来读书多了,方悟出,朱老先生不光用心良苦,而且学问真好。他将这两篇单独提出,是有他的道理的,不光理念上契合无间,学术上也牢牢靠靠。中华书局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编者在《点校说明》里,将此中的缘由说得甚是清楚:
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己则是这一久已中断的道统的继承、发扬者。
这段话,大体说来,说的是实情,只是今人的文章,说到古人,总爱带点批判的味儿。比如最后一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朱老先生做这一切,全是为了标榜自己,扬名显身似的。这就不对了,志气和虚荣,该是两回事。古代有良知有作为的读书人,哪一个不是抱定一个雄心,像明朝的张载先生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能说好多人空有此心而没有做到,朱老先生既有此心且已做到了。毕竟是中华书局,只是有这么个意思,说的也还客气。
还是说正事。看了这段话,就知道朱老先生的立论,是多么的庄重,多么的严谨,不像今人地位一高,率性而为,随便说个什么,都是多么了不起的思想理论。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既然这么重要,朱老先生便将之编在一起,合称为《四书》并做了自己的注释。有人说,朱老先生原先不是这样排列的。原先《大学》下来是《论语》,再下来是《中庸》,再再下来是《孟子》。说这样排列,由浅到深,是为了一步一步地学习的方便。这个说法,怕没有什么道理。谁也不能说,《孟子》比《大学》更深奥。我倒是相信,朱老先生当初确实是这么个顺序,所以这样,正如前面引录的《点校说明》中说的,是为了理清儒家学说的道统,便于讲授传承。
持由浅显到深奥说法的人,对现在的顺序的说法是,《大学》和《中庸》篇幅都不大,刻版印刷的人为了操作方便,便将《中庸》提到《论语》之前,跟《大学》放在一起了。这样说更没什么道理。工匠做事,即使自作主张,也是先难后易,将两篇短的放在两篇长的之后,才合情理。只要想一下,先《论语》《孟子》,再《大学》《中庸》,这样的排列多么的别扭,就知刻版方便之说,多么荒谬了。再说,雕版印书,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主持的,如何排列,自是主人说话算数,哪会容得雕版之人,任性胡来?
不必追究现在的排列顺序是怎么来的了。我倒觉得,这样排列,更合乎一个理论体系的样子,或者说更像个理论建构的架子。一是先概括,再具体;二是目标、途径、方法,层次分明。用正文里的话说,《大学》是做人的总谱子,即总论;《中庸》是传道的真谱子,即途径;《论语》和《孟子》是大谱子,即达道的方法。
为什么说《论语》和《孟子》是达道的方法呢?还是正文里说得好:“或示人以一事之谱,或示人以数事之谱,或示人以全体之谱。”也就是说,是教做人的具体的办法。文中引用了朱老先生的话,把这个道理说得就更透了:“圣人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
以我的体会,读《论语》和《孟子》,要有不同的着眼点。读《论语》要体味一个“情”字,凡事都要合乎人情,一不合乎人情,孔老先生就不高兴了,就要赌咒发誓,说“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第六》)了。读《孟子》则要体味一个“理”字,凡事都要讲理,治国要讲理,杀一只羊也要讲理,一不讲理,孟老先生也要把天请出来说话了,要么说“逆天者亡”,要么说“天命靡常”(均见《孟子·离娄上》)。总括这两本书的要点,只有四个字,就是“入情入理”,或者说“合情合理”。这样一来,就把“四书”的精义揭示出来了。
《大学》立下五伦为做人的根本法则。《中庸》指出致此境界的途径,即不偏不斜,规规矩矩地走正中间那条路。《论语》和《孟子》,指出做人办事的方法,入情入理,合情合理。真要按这几条做了,搁在古代,还怕你不是一个体体面面、堂堂正正的忠臣孝子?律之当今,还怕你不是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好公民吗?这一节最重要的是,开头引用《大学》里的那句话:“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文中说“经曰”,这是因为《大学》里的文字,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按朱子的语法,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呢,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这句“经”,还要阐述一下。《大学》里的原话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几句话,后世概括为十二字:修齐治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从大处着眼,一步一步地退下来,由果求因,最后落在“格物”上。也就是,只有具备丰富的学识,“穷至事物之理”,才能一步一步地往前做起。
若是由因求果,就不一样了。因此,书里接下来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后往前推,前面概括的十二个字就成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再下来才是那句:“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句话大有深意。也就是说,人生在世,以修身为本,乃亘古不易的大道理,老百姓要这么做,皇上也要这么做。老百姓不这么做不是好老百姓,皇上不这么做不是好皇上。老百姓这么做了也可以“治国平天下”,皇上不这么做,这个天下也还是平不了。在这个大道理面前,皇上跟老百姓是平等的。皇上都跟老百姓扯平了,更别说一级一级的官僚。这个思想非常重要,说有民主意识一点也不为过。可是看看我们现在是怎样“修身”的呢,不能不让人感叹。小学生有“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有“中学生守则”,公民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干部有各种“条例”,各行各业又有各自的规则。各守其则,各循其规,事事妥帖,天下太平。听起来头头是道,实则经不起推敲。为什么呢,就在于没有一个“总谱子”“真谱子”。你给皇上定个规矩,有限制皇上的地方,必然也有关照的地方;给官员定个规矩,有限制官员的地方,必然也有关照官员的地方。到时候,限制的条款遵守不了,关照的条款又一条一条地突破了。好多事情,就是这么做坏了的。有了做人的“总谱子”“真谱子”,就不一样了。谨记在心,又刻骨铭心,有意无意,都会不偏不离,如此一来,当学生是好学生,当干部是好干部,士农工商,五行八作,干什么都是好样的。风气能不见好,天下能不大治?这也就是作者强调修身最重要的道理。
《读书做人谱》 ,清龙炳垣编撰,韩石山释义,三晋出版社2016年8月版。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大学》是做人之总谱子。经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总括言之,以为古今上下做人之谱也。但此书当以朱子定本为是。陆清献公云:“自朱子定后,如天平地成也,妄从古本者,恐有生今反古之衍。”
《中庸》是传道真谱子。子思子因异端以伪乱真,特以“中庸”二字,指出圣人真道,故朱子做序,一则曰忧道学之失传,再则曰恐愈久而愈失其真。且真即诚也,其道真实无妄。故其功极于至诚而无声臭,则亦真之至矣。
《论》《孟》二书,或示以人一事之谱,或示以人数事之谱,或示人以全体之谱,盖大谱也。朱子云:“圣人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又曰:“孔子教人,只从中间起,便使人去做工夫,久则自知向上。孟子则始终都举,先要人识心性下落,却下工夫去做。”
陆清献公,指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四川道御史。著有《困勉录》《三鱼堂文集》,死后追谥清献。
过去看书,觉得朱熹这个人也太霸道了,对《大学》《中庸》二篇,不管当初程颢、程頤兄弟如何推重,人家也没有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与“五经”并列,作为儒家的经典。到了你手里,说做就做了。后来读书多了,方悟出,朱老先生不光用心良苦,而且学问真好。他将这两篇单独提出,是有他的道理的,不光理念上契合无间,学术上也牢牢靠靠。中华书局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编者在《点校说明》里,将此中的缘由说得甚是清楚:
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己则是这一久已中断的道统的继承、发扬者。
这段话,大体说来,说的是实情,只是今人的文章,说到古人,总爱带点批判的味儿。比如最后一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朱老先生做这一切,全是为了标榜自己,扬名显身似的。这就不对了,志气和虚荣,该是两回事。古代有良知有作为的读书人,哪一个不是抱定一个雄心,像明朝的张载先生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能说好多人空有此心而没有做到,朱老先生既有此心且已做到了。毕竟是中华书局,只是有这么个意思,说的也还客气。
还是说正事。看了这段话,就知道朱老先生的立论,是多么的庄重,多么的严谨,不像今人地位一高,率性而为,随便说个什么,都是多么了不起的思想理论。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既然这么重要,朱老先生便将之编在一起,合称为《四书》并做了自己的注释。有人说,朱老先生原先不是这样排列的。原先《大学》下来是《论语》,再下来是《中庸》,再再下来是《孟子》。说这样排列,由浅到深,是为了一步一步地学习的方便。这个说法,怕没有什么道理。谁也不能说,《孟子》比《大学》更深奥。我倒是相信,朱老先生当初确实是这么个顺序,所以这样,正如前面引录的《点校说明》中说的,是为了理清儒家学说的道统,便于讲授传承。
持由浅显到深奥说法的人,对现在的顺序的说法是,《大学》和《中庸》篇幅都不大,刻版印刷的人为了操作方便,便将《中庸》提到《论语》之前,跟《大学》放在一起了。这样说更没什么道理。工匠做事,即使自作主张,也是先难后易,将两篇短的放在两篇长的之后,才合情理。只要想一下,先《论语》《孟子》,再《大学》《中庸》,这样的排列多么的别扭,就知刻版方便之说,多么荒谬了。再说,雕版印书,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主持的,如何排列,自是主人说话算数,哪会容得雕版之人,任性胡来?
不必追究现在的排列顺序是怎么来的了。我倒觉得,这样排列,更合乎一个理论体系的样子,或者说更像个理论建构的架子。一是先概括,再具体;二是目标、途径、方法,层次分明。用正文里的话说,《大学》是做人的总谱子,即总论;《中庸》是传道的真谱子,即途径;《论语》和《孟子》是大谱子,即达道的方法。
为什么说《论语》和《孟子》是达道的方法呢?还是正文里说得好:“或示人以一事之谱,或示人以数事之谱,或示人以全体之谱。”也就是说,是教做人的具体的办法。文中引用了朱老先生的话,把这个道理说得就更透了:“圣人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
以我的体会,读《论语》和《孟子》,要有不同的着眼点。读《论语》要体味一个“情”字,凡事都要合乎人情,一不合乎人情,孔老先生就不高兴了,就要赌咒发誓,说“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第六》)了。读《孟子》则要体味一个“理”字,凡事都要讲理,治国要讲理,杀一只羊也要讲理,一不讲理,孟老先生也要把天请出来说话了,要么说“逆天者亡”,要么说“天命靡常”(均见《孟子·离娄上》)。总括这两本书的要点,只有四个字,就是“入情入理”,或者说“合情合理”。这样一来,就把“四书”的精义揭示出来了。
《大学》立下五伦为做人的根本法则。《中庸》指出致此境界的途径,即不偏不斜,规规矩矩地走正中间那条路。《论语》和《孟子》,指出做人办事的方法,入情入理,合情合理。真要按这几条做了,搁在古代,还怕你不是一个体体面面、堂堂正正的忠臣孝子?律之当今,还怕你不是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好公民吗?这一节最重要的是,开头引用《大学》里的那句话:“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文中说“经曰”,这是因为《大学》里的文字,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按朱子的语法,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呢,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这句“经”,还要阐述一下。《大学》里的原话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几句话,后世概括为十二字:修齐治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从大处着眼,一步一步地退下来,由果求因,最后落在“格物”上。也就是,只有具备丰富的学识,“穷至事物之理”,才能一步一步地往前做起。
若是由因求果,就不一样了。因此,书里接下来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后往前推,前面概括的十二个字就成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再下来才是那句:“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句话大有深意。也就是说,人生在世,以修身为本,乃亘古不易的大道理,老百姓要这么做,皇上也要这么做。老百姓不这么做不是好老百姓,皇上不这么做不是好皇上。老百姓这么做了也可以“治国平天下”,皇上不这么做,这个天下也还是平不了。在这个大道理面前,皇上跟老百姓是平等的。皇上都跟老百姓扯平了,更别说一级一级的官僚。这个思想非常重要,说有民主意识一点也不为过。可是看看我们现在是怎样“修身”的呢,不能不让人感叹。小学生有“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有“中学生守则”,公民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干部有各种“条例”,各行各业又有各自的规则。各守其则,各循其规,事事妥帖,天下太平。听起来头头是道,实则经不起推敲。为什么呢,就在于没有一个“总谱子”“真谱子”。你给皇上定个规矩,有限制皇上的地方,必然也有关照的地方;给官员定个规矩,有限制官员的地方,必然也有关照官员的地方。到时候,限制的条款遵守不了,关照的条款又一条一条地突破了。好多事情,就是这么做坏了的。有了做人的“总谱子”“真谱子”,就不一样了。谨记在心,又刻骨铭心,有意无意,都会不偏不离,如此一来,当学生是好学生,当干部是好干部,士农工商,五行八作,干什么都是好样的。风气能不见好,天下能不大治?这也就是作者强调修身最重要的道理。
《读书做人谱》 ,清龙炳垣编撰,韩石山释义,三晋出版社2016年8月版。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