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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炳垣在《读书做人谱》中写道：
《大学》是做人之总谱子。经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总括言之，以为古今上下做人之谱也。但此书当以朱子定本为是。陆清献公云：“自朱子定后，如天平地成也，妄从古本者，恐有生今反古之衍。”
《中庸》是传道真谱子。子思子因异端以伪乱真，特以“中庸”二字，指出圣人真道，故朱子做序，一则曰忧道学之失传，再则曰恐愈久而愈失其真。且真即诚也，其道真实无妄。故其功极于至诚而无声臭，则亦真之至矣。
《论》《孟》二书，或示以人一事之谱，或示以人数事之谱，或示人以全体之谱，盖大谱也。朱子云：“圣人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又曰：“孔子教人，只从中间起，便使人去做工夫，久则自知向上。孟子则始终都举，先要人识心性下落，却下工夫去做。”
陆清献公，指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四川道御史。著有《困勉录》《三鱼堂文集》，死后追谥清献。
过去看书，觉得朱熹这个人也太霸道了，对《大学》《中庸》二篇，不管当初程颢、程頤兄弟如何推重，人家也没有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与“五经”并列，作为儒家的经典。到了你手里，说做就做了。后来读书多了，方悟出，朱老先生不光用心良苦，而且学问真好。他将这两篇单独提出，是有他的道理的，不光理念上契合无间，学术上也牢牢靠靠。中华书局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编者在《点校说明》里，将此中的缘由说得甚是清楚：
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己则是这一久已中断的道统的继承、发扬者。
这段话，大体说来，说的是实情，只是今人的文章，说到古人，总爱带点批判的味儿。比如最后一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朱老先生做这一切，全是为了标榜自己，扬名显身似的。这就不对了，志气和虚荣，该是两回事。古代有良知有作为的读书人，哪一个不是抱定一个雄心，像明朝的张载先生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能说好多人空有此心而没有做到，朱老先生既有此心且已做到了。毕竟是中华书局，只是有这么个意思，说的也还客气。
还是说正事。看了这段话，就知道朱老先生的立论，是多么的庄重，多么的严谨，不像今人地位一高，率性而为，随便说个什么，都是多么了不起的思想理论。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既然这么重要，朱老先生便将之编在一起，合称为《四书》并做了自己的注释。有人说，朱老先生原先不是这样排列的。原先《大学》下来是《论语》，再下来是《中庸》，再再下来是《孟子》。说这样排列，由浅到深，是为了一步一步地学习的方便。这个说法，怕没有什么道理。谁也不能说，《孟子》比《大学》更深奥。我倒是相信，朱老先生当初确实是这么个顺序，所以这样，正如前面引录的《点校说明》中说的，是为了理清儒家学说的道统，便于讲授传承。
持由浅显到深奥说法的人，对现在的顺序的说法是，《大学》和《中庸》篇幅都不大，刻版印刷的人为了操作方便，便将《中庸》提到《论语》之前，跟《大学》放在一起了。这样说更没什么道理。工匠做事，即使自作主张，也是先难后易，将两篇短的放在两篇长的之后，才合情理。只要想一下，先《论语》《孟子》，再《大学》《中庸》，这样的排列多么的别扭，就知刻版方便之说，多么荒谬了。再说，雕版印书，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主持的，如何排列，自是主人说话算数，哪会容得雕版之人，任性胡来？
不必追究现在的排列顺序是怎么来的了。我倒觉得，这样排列，更合乎一个理论体系的样子，或者说更像个理论建构的架子。一是先概括，再具体；二是目标、途径、方法，层次分明。用正文里的话说，《大学》是做人的总谱子，即总论；《中庸》是传道的真谱子，即途径；《论语》和《孟子》是大谱子，即达道的方法。
为什么说《论语》和《孟子》是达道的方法呢？还是正文里说得好：“或示人以一事之谱，或示人以数事之谱，或示人以全体之谱。”也就是说，是教做人的具体的办法。文中引用了朱老先生的话，把这个道理说得就更透了：“圣人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
以我的体会，读《论语》和《孟子》，要有不同的着眼点。读《论语》要体味一个“情”字，凡事都要合乎人情，一不合乎人情，孔老先生就不高兴了，就要赌咒发誓，说“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第六》）了。读《孟子》则要体味一个“理”字，凡事都要讲理，治国要讲理，杀一只羊也要讲理，一不讲理，孟老先生也要把天请出来说话了，要么说“逆天者亡”，要么说“天命靡常”（均见《孟子·离娄上》）。总括这两本书的要点，只有四个字，就是“入情入理”，或者说“合情合理”。这样一来，就把“四书”的精义揭示出来了。
《大学》立下五伦为做人的根本法则。《中庸》指出致此境界的途径，即不偏不斜，规规矩矩地走正中间那条路。《论语》和《孟子》，指出做人办事的方法，入情入理，合情合理。真要按这几条做了，搁在古代，还怕你不是一个体体面面、堂堂正正的忠臣孝子？律之当今，还怕你不是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好公民吗？这一节最重要的是，开头引用《大学》里的那句话：“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文中说“经曰”，这是因为《大学》里的文字，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按朱子的语法，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呢，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这句“经”，还要阐述一下。《大学》里的原话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几句话，后世概括为十二字：修齐治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从大处着眼，一步一步地退下来，由果求因，最后落在“格物”上。也就是，只有具备丰富的学识，“穷至事物之理”，才能一步一步地往前做起。
若是由因求果，就不一样了。因此，书里接下来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后往前推，前面概括的十二个字就成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再下来才是那句：“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句话大有深意。也就是说，人生在世，以修身为本，乃亘古不易的大道理，老百姓要这么做，皇上也要这么做。老百姓不这么做不是好老百姓，皇上不这么做不是好皇上。老百姓这么做了也可以“治国平天下”，皇上不这么做，这个天下也还是平不了。在这个大道理面前，皇上跟老百姓是平等的。皇上都跟老百姓扯平了，更别说一级一级的官僚。这个思想非常重要，说有民主意识一点也不为过。可是看看我们现在是怎样“修身”的呢，不能不让人感叹。小学生有“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有“中学生守则”，公民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干部有各种“条例”，各行各业又有各自的规则。各守其则，各循其规，事事妥帖，天下太平。听起来头头是道，实则经不起推敲。为什么呢，就在于没有一个“总谱子”“真谱子”。你给皇上定个规矩，有限制皇上的地方，必然也有关照的地方；给官员定个规矩，有限制官员的地方，必然也有关照官员的地方。到时候，限制的条款遵守不了，关照的条款又一条一条地突破了。好多事情，就是这么做坏了的。有了做人的“总谱子”“真谱子”，就不一样了。谨记在心，又刻骨铭心，有意无意，都会不偏不离，如此一来，当学生是好学生，当干部是好干部，士农工商，五行八作，干什么都是好样的。风气能不见好，天下能不大治？这也就是作者强调修身最重要的道理。
《读书做人谱》 ，清龙炳垣编撰，韩石山释义，三晋出版社2016年8月版。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大学》是做人之总谱子。经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总括言之，以为古今上下做人之谱也。但此书当以朱子定本为是。陆清献公云：“自朱子定后，如天平地成也，妄从古本者，恐有生今反古之衍。”
《中庸》是传道真谱子。子思子因异端以伪乱真，特以“中庸”二字，指出圣人真道，故朱子做序，一则曰忧道学之失传，再则曰恐愈久而愈失其真。且真即诚也，其道真实无妄。故其功极于至诚而无声臭，则亦真之至矣。
《论》《孟》二书，或示以人一事之谱，或示以人数事之谱，或示人以全体之谱，盖大谱也。朱子云：“圣人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又曰：“孔子教人，只从中间起，便使人去做工夫，久则自知向上。孟子则始终都举，先要人识心性下落，却下工夫去做。”
陆清献公，指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四川道御史。著有《困勉录》《三鱼堂文集》，死后追谥清献。
过去看书，觉得朱熹这个人也太霸道了，对《大学》《中庸》二篇，不管当初程颢、程頤兄弟如何推重，人家也没有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与“五经”并列，作为儒家的经典。到了你手里，说做就做了。后来读书多了，方悟出，朱老先生不光用心良苦，而且学问真好。他将这两篇单独提出，是有他的道理的，不光理念上契合无间，学术上也牢牢靠靠。中华书局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编者在《点校说明》里，将此中的缘由说得甚是清楚：
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己则是这一久已中断的道统的继承、发扬者。
这段话，大体说来，说的是实情，只是今人的文章，说到古人，总爱带点批判的味儿。比如最后一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朱老先生做这一切，全是为了标榜自己，扬名显身似的。这就不对了，志气和虚荣，该是两回事。古代有良知有作为的读书人，哪一个不是抱定一个雄心，像明朝的张载先生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能说好多人空有此心而没有做到，朱老先生既有此心且已做到了。毕竟是中华书局，只是有这么个意思，说的也还客气。
还是说正事。看了这段话，就知道朱老先生的立论，是多么的庄重，多么的严谨，不像今人地位一高，率性而为，随便说个什么，都是多么了不起的思想理论。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既然这么重要，朱老先生便将之编在一起，合称为《四书》并做了自己的注释。有人说，朱老先生原先不是这样排列的。原先《大学》下来是《论语》，再下来是《中庸》，再再下来是《孟子》。说这样排列，由浅到深，是为了一步一步地学习的方便。这个说法，怕没有什么道理。谁也不能说，《孟子》比《大学》更深奥。我倒是相信，朱老先生当初确实是这么个顺序，所以这样，正如前面引录的《点校说明》中说的，是为了理清儒家学说的道统，便于讲授传承。
持由浅显到深奥说法的人，对现在的顺序的说法是，《大学》和《中庸》篇幅都不大，刻版印刷的人为了操作方便，便将《中庸》提到《论语》之前，跟《大学》放在一起了。这样说更没什么道理。工匠做事，即使自作主张，也是先难后易，将两篇短的放在两篇长的之后，才合情理。只要想一下，先《论语》《孟子》，再《大学》《中庸》，这样的排列多么的别扭，就知刻版方便之说，多么荒谬了。再说，雕版印书，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主持的，如何排列，自是主人说话算数，哪会容得雕版之人，任性胡来？
不必追究现在的排列顺序是怎么来的了。我倒觉得，这样排列，更合乎一个理论体系的样子，或者说更像个理论建构的架子。一是先概括，再具体；二是目标、途径、方法，层次分明。用正文里的话说，《大学》是做人的总谱子，即总论；《中庸》是传道的真谱子，即途径；《论语》和《孟子》是大谱子，即达道的方法。
为什么说《论语》和《孟子》是达道的方法呢？还是正文里说得好：“或示人以一事之谱，或示人以数事之谱，或示人以全体之谱。”也就是说，是教做人的具体的办法。文中引用了朱老先生的话，把这个道理说得就更透了：“圣人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
以我的体会，读《论语》和《孟子》，要有不同的着眼点。读《论语》要体味一个“情”字，凡事都要合乎人情，一不合乎人情，孔老先生就不高兴了，就要赌咒发誓，说“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第六》）了。读《孟子》则要体味一个“理”字，凡事都要讲理，治国要讲理，杀一只羊也要讲理，一不讲理，孟老先生也要把天请出来说话了，要么说“逆天者亡”，要么说“天命靡常”（均见《孟子·离娄上》）。总括这两本书的要点，只有四个字，就是“入情入理”，或者说“合情合理”。这样一来，就把“四书”的精义揭示出来了。
《大学》立下五伦为做人的根本法则。《中庸》指出致此境界的途径，即不偏不斜，规规矩矩地走正中间那条路。《论语》和《孟子》，指出做人办事的方法，入情入理，合情合理。真要按这几条做了，搁在古代，还怕你不是一个体体面面、堂堂正正的忠臣孝子？律之当今，还怕你不是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好公民吗？这一节最重要的是，开头引用《大学》里的那句话：“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文中说“经曰”，这是因为《大学》里的文字，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按朱子的语法，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呢，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这句“经”，还要阐述一下。《大学》里的原话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几句话，后世概括为十二字：修齐治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从大处着眼，一步一步地退下来，由果求因，最后落在“格物”上。也就是，只有具备丰富的学识，“穷至事物之理”，才能一步一步地往前做起。
若是由因求果，就不一样了。因此，书里接下来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后往前推，前面概括的十二个字就成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再下来才是那句：“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句话大有深意。也就是说，人生在世，以修身为本，乃亘古不易的大道理，老百姓要这么做，皇上也要这么做。老百姓不这么做不是好老百姓，皇上不这么做不是好皇上。老百姓这么做了也可以“治国平天下”，皇上不这么做，这个天下也还是平不了。在这个大道理面前，皇上跟老百姓是平等的。皇上都跟老百姓扯平了，更别说一级一级的官僚。这个思想非常重要，说有民主意识一点也不为过。可是看看我们现在是怎样“修身”的呢，不能不让人感叹。小学生有“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有“中学生守则”，公民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干部有各种“条例”，各行各业又有各自的规则。各守其则，各循其规，事事妥帖，天下太平。听起来头头是道，实则经不起推敲。为什么呢，就在于没有一个“总谱子”“真谱子”。你给皇上定个规矩，有限制皇上的地方，必然也有关照的地方；给官员定个规矩，有限制官员的地方，必然也有关照官员的地方。到时候，限制的条款遵守不了，关照的条款又一条一条地突破了。好多事情，就是这么做坏了的。有了做人的“总谱子”“真谱子”，就不一样了。谨记在心，又刻骨铭心，有意无意，都会不偏不离，如此一来，当学生是好学生，当干部是好干部，士农工商，五行八作，干什么都是好样的。风气能不见好，天下能不大治？这也就是作者强调修身最重要的道理。
《读书做人谱》 ，清龙炳垣编撰，韩石山释义，三晋出版社2016年8月版。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