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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学历史有何实际意义与现实功效？如何研究历史？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对于历史的理解？这些问题皆为长久以来每一位治史之人所困扰但又必须首先加以思考與探讨的问题。伴随着当今跨国史、新文化史等历史研究新取向、新视角的发展，李剑鸣教授将其长久以来面向研究生讲述的“史学方法”课程的讲义内容最终整理成书，并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部书资料详实、引经据典，从历史学的定义、历史学研究者的责任与担当、史学具体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与规范等方面来介绍与剖析，由于历史的纷繁复杂与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该书对于历史研究中体现出的一些新的取向难免着墨较少。但是，瑕不掩瑜，这部书用40多万字的内容，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作者对于历史、历史学本身的思考，探讨了历史学家应当具有的修养与秉性，更以长篇幅阐述了研究历史的方法与规范，这些均体现出李剑鸣教授作为一名治史之人面对历史的严谨以及内心对于现世的人文关怀。
一
有人以来甚至有物以来即有历史。不断探索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似乎已成为初生者的“本能问题”，更确切说为历史意识。学者罗凤礼认为，人们自身开始迸发出自觉意识之时也就是真正成长为人的时候，而既要为“人”则必定追寻自己的出身以及作为“人”在时间长河与空间环境中的经历，由此便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说：“历史一词非常古老：太老了，以致有时让人厌倦。但说实话，很少有人想把它完全从词汇中抹去。”所以，首先清楚“何为历史学”与“历史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其知识性质的独特之处”是初步迈入史门之人的首要任务，也是本书开篇就谈历史学特征与历史知识性质的原因。史学理论家何兆武认为，人们现在通常谈论的“历史”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即过去的事情，第二层是指人们对于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理解和再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看待史学时，人们须从更加多样化的角度和多维的思考方式多方面思考，而要做到绝非易事，难免李剑鸣教授在书中感叹：“古往今来，令人折服的史学大师寥若晨星，学识精湛而优美可诵的史学著作也是凤毛麟角。”
世人皆知历史之纷繁复杂性，而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则是在如此浩瀚的史实记录中用自身的“历史本领”去探究过去、还原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挑战，但这也正是史学的魅力所在。历史知识具有相对性，如何兆武所言，一因新材料的不断发掘，二因史事已过但并非已死而是仍起作用，三因历史学家对于任一史事的解述均受其自身意识和思想的制约，所以历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前进、发展和变化的，不会因某人、某事、某个点而就此止步。只有当人们认清历史知识的个别与一般性、选择性，知识的相对性，历史的客观性和史学的真实性的前提下，其才能更好地谈史与治史。
二
历史学研究的主体对象是人，是一门关于人的心理、社会活动、行为意识等多方面的科学，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将此界定为“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何兆武也说：“人既然是历史的主人，是所谓‘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动（即历史）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李剑鸣在本书第一章中即提出：“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史学的基本特征，不妨说它是一门以过去事实为基础的独特的人文学。”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既然要研究“人”，那么定会在此过程中通过自身的生活经历、思考、对于历史的理解来解读历史。古语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立人之本，作为一名治史之人“研人必先修己”，否则又何谈治史？在如今实际生活中，研究历史的人实则往往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处境中，即他人不认可研究历史的实际功效（此处主指是否为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而研究者自身也常常不能明确甚至全然不知研究历史的目的，更谈不上对于历史的敬意与现世的关怀。但在该书中，李剑鸣教授明确地论及历史对于整个社会和群体的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生活热情的激发的巨大意义，提出历史学家应首先有明确的研究立场与路径，并时刻拥有一种人文关怀感，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担当，非如此不足以诚治史。
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在过去发生的事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其人文关怀定要首先体现在“把过去的人作为有生命的人对待”。逝去的人已无法再为自己的行为说话，但作为研究历史者，需怀着一颗敬畏过去、关怀现实、尊重客观事实的心力求还原历史的原貌。然则作者在书中提出治史最大的难点，正在于真正地进入当时当地的时空结构，在于切实地思考自己是否在研究时进入了当时当地的“情境”中。人们必须将历史上发生的客观事实放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用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与思想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不可用现在人的视角和眼光来评判历史的正与误。正如李剑鸣教授所言：“不仅要把人的特性和历史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考虑，而且应当极力宽容而公允地对待过去的人和事，慎重使用评判的权利。”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定要“心中有人”，要首先放下自己现代人的身份和观念，相信过去的人在说话办事时自持的带有当时社会烙印的方式和意图，并尽可能地从他们在历史长河中遗留下的各种遗迹中去发现这种方式和意图。强调人文关怀不代表不能利用技术性的手段，但是作者认为，不论是近年来日渐兴盛的生态史、气候史或新经济史，都仍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纯粹采取数字、图像等技术性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史学。
李剑鸣教授在书中所提及的关于“民族与国际”的问题同样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在如今资料查找日益便捷的情况下，研究外国史的人日见增多。然而，面对他国历史，人们应当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以什么样的视角去研究？如何才能避免“国家中心论”而以更为客观的角度解读他国历史与他族文明？作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研究历史的人也需要用一种国际视野和全球化的角度看待别国历史与文化。治史之人需要用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站在与他国平等的地位去学习和接纳他族文化。若仅仅强调史家自身的民族情结，是无法正确看待历史，也是不符合历史研究的本来目的的。但不以本民族文化作为看待历史的标准，也并非说人们要彻底放弃自己的民族立场。正是民族之间的不同特性才使得人们的历史与文化丰富多彩，既要尊重自己的民族特性又不能使其变成民族偏见，立足于追求高于民族观点的求真原则，才是一位历史学家真正需要做的。 三
在阐述历史学的特征、历史知识的性质、研究中的立场、研究者的学养和治学的路径等问题后，李剑鸣教授接下来在书中用较长的篇幅（7章的内容）详细介绍了史学具体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与规范。人们常说“史无定法”，那么究竟是否有法？学者漆侠认为，不论是什么学科或者学问，都有其自可遵循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也不例外。他进一步指出，历史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有：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即考据；历史比较法；统计方法；计量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李剑鸣教授在书中指出，所谓史家的最基本的本领便是收集、考订和运用史料。“‘史料功夫’即是史家的‘看家本领’，也是治史的‘入门功夫’，”史家大多知晓傅斯年曾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一言，学者蒋大椿曾在纪念傅斯年先生时说，傅斯年先生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便是他对于史料学的理论主张。这里暂且不谈其主张的正误与否，只是就其这一主张，人们便可看出史料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所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李剑鸣教授进一步强调，史家若意在治史上取得进步与成就，必得在史料方面花费极大的功夫。
古往今来，研究者不论其研究领域为何，皆求创新。齐世荣先生曾在吉林大学演讲时谈及史学研究的创新问题，认为创新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勇于研究前人未研究过的新问题，也就是说研究的主题内容要体现研究者所处的时代感；二是要注重材料的新发现，可以是过去没有发现或者注意甚至是因为不懂或者年代久远而弃置不用的材料。面对当今史学界热议的学术创新问题，作者在该书中提出治史之人不能仅求新而忘过往，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健康的“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创新虽然意味着突破和超越既有的知识和思想，但往往不完全是开天辟地的工作，而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对于当前史学界似乎一味求新的现状，作者在此强调继承的重要性，体现出一位治史之人的担当。
作为一本力图涉及多方面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考和问题阐述的著作，其中对于现代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取向难免着墨不多。例如，新文化史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转折。周兵认为这一转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即“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新文化史的兴起扩大了史家的“治史视野”，使其将目光再次转向“人”，转向社会大众，从多元化的角度、多层次的人的角度来解读历史。李剑鸣也认为，新文化史即便是对于非专门做文化史的人来说在方法上也有重要的启示，即引导人们关注人的内在经验。除新文化史的兴起之外，从民族国家历史到跨国史研究的新取向也同样值得人们注意。美国著名史学家入江昭在其著作《全球史和跨国史：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将用跨国史的角度解读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他不仅鼓励未来的研究者走出民族国家史学的框架，并且提出历史学家应当观照人类历史本身，直面人类共同的历史经历”。王立新指出，跨国史的关注点并非某个民族国家疆域内部发生的事情，其关注点在于那些超越了领土疆界的思想、资本、信息和人员等的流动。他认为跨国史的兴起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历史学家理解、书写和教授历史方面，更体现在“现代历史的方法和观念”上。考虑作者成书时为21世纪初，那时新文化史与跨国史在国内学术界還未引起广泛讨论与深度交流或为其在书中涉猎较少之缘由，但李剑鸣对于历史研究进程中新取向、新视角的关注无疑有利于研究历史之人更好地把握学术动态，进行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
历史研究不可图一蹴而就，也无捷径可循。李剑鸣在该书导言中说：“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这不仅是初学者关心的事情，也是每一个职业史家要用一生的努力来求索答案的问题。”这正如屈原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渤海大学）
这部书资料详实、引经据典，从历史学的定义、历史学研究者的责任与担当、史学具体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与规范等方面来介绍与剖析，由于历史的纷繁复杂与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该书对于历史研究中体现出的一些新的取向难免着墨较少。但是，瑕不掩瑜，这部书用40多万字的内容，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作者对于历史、历史学本身的思考，探讨了历史学家应当具有的修养与秉性，更以长篇幅阐述了研究历史的方法与规范，这些均体现出李剑鸣教授作为一名治史之人面对历史的严谨以及内心对于现世的人文关怀。
一
有人以来甚至有物以来即有历史。不断探索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似乎已成为初生者的“本能问题”，更确切说为历史意识。学者罗凤礼认为，人们自身开始迸发出自觉意识之时也就是真正成长为人的时候，而既要为“人”则必定追寻自己的出身以及作为“人”在时间长河与空间环境中的经历，由此便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说：“历史一词非常古老：太老了，以致有时让人厌倦。但说实话，很少有人想把它完全从词汇中抹去。”所以，首先清楚“何为历史学”与“历史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其知识性质的独特之处”是初步迈入史门之人的首要任务，也是本书开篇就谈历史学特征与历史知识性质的原因。史学理论家何兆武认为，人们现在通常谈论的“历史”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即过去的事情，第二层是指人们对于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理解和再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看待史学时，人们须从更加多样化的角度和多维的思考方式多方面思考，而要做到绝非易事，难免李剑鸣教授在书中感叹：“古往今来，令人折服的史学大师寥若晨星，学识精湛而优美可诵的史学著作也是凤毛麟角。”
世人皆知历史之纷繁复杂性，而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则是在如此浩瀚的史实记录中用自身的“历史本领”去探究过去、还原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挑战，但这也正是史学的魅力所在。历史知识具有相对性，如何兆武所言，一因新材料的不断发掘，二因史事已过但并非已死而是仍起作用，三因历史学家对于任一史事的解述均受其自身意识和思想的制约，所以历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前进、发展和变化的，不会因某人、某事、某个点而就此止步。只有当人们认清历史知识的个别与一般性、选择性，知识的相对性，历史的客观性和史学的真实性的前提下，其才能更好地谈史与治史。
二
历史学研究的主体对象是人，是一门关于人的心理、社会活动、行为意识等多方面的科学，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将此界定为“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何兆武也说：“人既然是历史的主人，是所谓‘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动（即历史）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李剑鸣在本书第一章中即提出：“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史学的基本特征，不妨说它是一门以过去事实为基础的独特的人文学。”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既然要研究“人”，那么定会在此过程中通过自身的生活经历、思考、对于历史的理解来解读历史。古语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立人之本，作为一名治史之人“研人必先修己”，否则又何谈治史？在如今实际生活中，研究历史的人实则往往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处境中，即他人不认可研究历史的实际功效（此处主指是否为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而研究者自身也常常不能明确甚至全然不知研究历史的目的，更谈不上对于历史的敬意与现世的关怀。但在该书中，李剑鸣教授明确地论及历史对于整个社会和群体的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生活热情的激发的巨大意义，提出历史学家应首先有明确的研究立场与路径，并时刻拥有一种人文关怀感，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担当，非如此不足以诚治史。
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在过去发生的事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其人文关怀定要首先体现在“把过去的人作为有生命的人对待”。逝去的人已无法再为自己的行为说话，但作为研究历史者，需怀着一颗敬畏过去、关怀现实、尊重客观事实的心力求还原历史的原貌。然则作者在书中提出治史最大的难点，正在于真正地进入当时当地的时空结构，在于切实地思考自己是否在研究时进入了当时当地的“情境”中。人们必须将历史上发生的客观事实放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用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与思想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不可用现在人的视角和眼光来评判历史的正与误。正如李剑鸣教授所言：“不仅要把人的特性和历史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考虑，而且应当极力宽容而公允地对待过去的人和事，慎重使用评判的权利。”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定要“心中有人”，要首先放下自己现代人的身份和观念，相信过去的人在说话办事时自持的带有当时社会烙印的方式和意图，并尽可能地从他们在历史长河中遗留下的各种遗迹中去发现这种方式和意图。强调人文关怀不代表不能利用技术性的手段，但是作者认为，不论是近年来日渐兴盛的生态史、气候史或新经济史，都仍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纯粹采取数字、图像等技术性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史学。
李剑鸣教授在书中所提及的关于“民族与国际”的问题同样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在如今资料查找日益便捷的情况下，研究外国史的人日见增多。然而，面对他国历史，人们应当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以什么样的视角去研究？如何才能避免“国家中心论”而以更为客观的角度解读他国历史与他族文明？作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研究历史的人也需要用一种国际视野和全球化的角度看待别国历史与文化。治史之人需要用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站在与他国平等的地位去学习和接纳他族文化。若仅仅强调史家自身的民族情结，是无法正确看待历史，也是不符合历史研究的本来目的的。但不以本民族文化作为看待历史的标准，也并非说人们要彻底放弃自己的民族立场。正是民族之间的不同特性才使得人们的历史与文化丰富多彩，既要尊重自己的民族特性又不能使其变成民族偏见，立足于追求高于民族观点的求真原则，才是一位历史学家真正需要做的。 三
在阐述历史学的特征、历史知识的性质、研究中的立场、研究者的学养和治学的路径等问题后，李剑鸣教授接下来在书中用较长的篇幅（7章的内容）详细介绍了史学具体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与规范。人们常说“史无定法”，那么究竟是否有法？学者漆侠认为，不论是什么学科或者学问，都有其自可遵循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也不例外。他进一步指出，历史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有：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即考据；历史比较法；统计方法；计量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李剑鸣教授在书中指出，所谓史家的最基本的本领便是收集、考订和运用史料。“‘史料功夫’即是史家的‘看家本领’，也是治史的‘入门功夫’，”史家大多知晓傅斯年曾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一言，学者蒋大椿曾在纪念傅斯年先生时说，傅斯年先生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便是他对于史料学的理论主张。这里暂且不谈其主张的正误与否，只是就其这一主张，人们便可看出史料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所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李剑鸣教授进一步强调，史家若意在治史上取得进步与成就，必得在史料方面花费极大的功夫。
古往今来，研究者不论其研究领域为何，皆求创新。齐世荣先生曾在吉林大学演讲时谈及史学研究的创新问题，认为创新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勇于研究前人未研究过的新问题，也就是说研究的主题内容要体现研究者所处的时代感；二是要注重材料的新发现，可以是过去没有发现或者注意甚至是因为不懂或者年代久远而弃置不用的材料。面对当今史学界热议的学术创新问题，作者在该书中提出治史之人不能仅求新而忘过往，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健康的“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创新虽然意味着突破和超越既有的知识和思想，但往往不完全是开天辟地的工作，而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对于当前史学界似乎一味求新的现状，作者在此强调继承的重要性，体现出一位治史之人的担当。
作为一本力图涉及多方面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考和问题阐述的著作，其中对于现代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取向难免着墨不多。例如，新文化史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转折。周兵认为这一转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即“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新文化史的兴起扩大了史家的“治史视野”，使其将目光再次转向“人”，转向社会大众，从多元化的角度、多层次的人的角度来解读历史。李剑鸣也认为，新文化史即便是对于非专门做文化史的人来说在方法上也有重要的启示，即引导人们关注人的内在经验。除新文化史的兴起之外，从民族国家历史到跨国史研究的新取向也同样值得人们注意。美国著名史学家入江昭在其著作《全球史和跨国史：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将用跨国史的角度解读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他不仅鼓励未来的研究者走出民族国家史学的框架，并且提出历史学家应当观照人类历史本身，直面人类共同的历史经历”。王立新指出，跨国史的关注点并非某个民族国家疆域内部发生的事情，其关注点在于那些超越了领土疆界的思想、资本、信息和人员等的流动。他认为跨国史的兴起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历史学家理解、书写和教授历史方面，更体现在“现代历史的方法和观念”上。考虑作者成书时为21世纪初，那时新文化史与跨国史在国内学术界還未引起广泛讨论与深度交流或为其在书中涉猎较少之缘由，但李剑鸣对于历史研究进程中新取向、新视角的关注无疑有利于研究历史之人更好地把握学术动态，进行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
历史研究不可图一蹴而就，也无捷径可循。李剑鸣在该书导言中说：“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这不仅是初学者关心的事情，也是每一个职业史家要用一生的努力来求索答案的问题。”这正如屈原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渤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