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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行漫记》答问
许多读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对书中叙述的某些具体情节与党史著作不相一致，觉得不好理解，来信要求解释。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供读者参考。——编者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今年初出版了新译本，具有广泛的影响。许多同志表示，要不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这部在全世界风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名著，中国读者是无缘得读的。
《西行漫记》之可贵，主要在于它在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未久，就能不抱成见，比较真实地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诽谤。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很重视斯诺的这次采访，许多老同志亲自与斯诺晤谈，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用十几个晚上的时间与斯诺连续谈话，追忆生平，使这本书大为生色。但是，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把这本曾经起过历史作用的著作重新翻译出版，也往往在一些同志中间造成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部可靠的党的历史著作。有的同志认为，既然书中有不少具体情节是老同志口述的，就是最可靠的史料，可以把它当作“信史”看。甚至有这样的事：《西行漫记》中说刘志丹同志只有一个男孩，有人看了怀疑志丹同志的女儿刘力真同志不是他的孩子。其实，《西行漫记》不是一部精确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长篇的访问报道作品。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位正直的美国朋友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我们说这部著作具有“真实性”，是说斯诺在写作时不怀偏见，如实地介绍了我党、红军和边区人民各方面的情况。而不是指书中所论述的一切事件、人物在细节上全都准确无讹，因为它毕竟不是一部经过精密推敲的学术著作。谈话人是即席发言，并未查证资料(也无法查证)，不可避免地会有种种讹误。
这一点，中译本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曾经有所交代。我们拿英文本来对照，可以看出中译本已经在一些明显的地方作了改变。例如，原书第十篇第四章《关于朱德》，英文本中关于朱德同志生平的叙述有些错误，以后各版也都照印未改。现在的中译本用的是斯诺在一九三八年复社中文版中自己订正过的文字，就比英文原本来得准确。又如在第一篇第三节《汉代青铜》中，提到曾经在西安接引斯诺的一位地下工作同志“王牧师”，译者加注说明这就是董健吾同志。斯诺在《西行漫记》英文修订本中，曾加注说明王牧师为王化人同志，其实不确。现在用译者注形式更正这一史实，是恰当的。其他如对党的六大日期的改正，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生平中某些史实的更正，看来也都是必要的。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出版本书中译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实出入都更正过来。现在看来，原书中还存在的事实出入不在少数。这些事实出入大致包括这几方面：
比较多的是斯诺把当时一些没有根据的传闻写入本书，或者由于他不熟悉边区情况而误记人名、地名、部队番号，现在看来完全失实。如在第六篇第一章《陕西苏区：开创时期》中，讲到一九三五年陕北的错误肃反时说：“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这位张先生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张先生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据有关老同志告知：这里说的张敬佛，当指张庆孚同志。张庆孚同志是一九三五年春天，由上海来到陕甘苏区的。在当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的错误肃反中，他不仅没有参加其领导工作，反而是被作为“肃反对象”被捕的。后来，毛主席到了陕北，纠正了错误的肃反，他才和许多无辜的老同志一起得救。
又如插图第十面上有一张六位同志合摄的照片，据斯诺原注，这六位同志是：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邓华、聂鹤亭(左起)。据当时任一军团训练科长的孙毅同志回忆：这张照片是一九三六年秋天一军团在预旺堡实施连攻防演习后照的，照片上的邓华应为孙毅。其他同志也有类似回忆。
斯诺有时为了便于外国读者了解情况，在记述某些历史材料时根据自己理解加了一些注释，其中误传之处也不少。如在记述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成立情况的谈话时，在一届中央委员施存统后注明“现为南京官员”。据了解，在一九三六、三七年间，施并未在南京，也没当官员。此注当属失实。
关于日期、部队番号、职务的错误，数量可能多些。曾参加井冈山时期战斗的刘型同志，最近热心地核查了书中的某些史实，据他告知，单在第四至第八篇中他就发现了十来处错误。例如说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已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应为“团长”；“平江起义”后组织了红军“五军团”，实系“三军团”；一九二九年陈毅同志任“第三军政委”，实系“第三军二纵队政委”；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打败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企图的应是第四军而非第一军，等等。
另一类常见的史实错误是由于反复传译造成的。斯诺去陕北时，汉语还不熟练，一系列人名、地名要从汉语译成英语，现在又从英语译回汉语，加上当时叙述、翻译者的方言、口音，难免出错。一九三八年的复社版中译本和现在这个中译本的译者看来都为解决这个问题花过不少工夫，但还不能一一全查清楚。在本书第二、三篇中，斯诺生动地记述了一位曾经陪他去保安的“傅锦魁”同志，书前并且刊印了他的照片。据李一氓同志和胡立东同志告知，这个译名是“胡金魁”之误。胡金魁同志当时任外交部招待处处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第七篇第三章提到一位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同志，实系“郝希英”之误。他后来曾在四川工作。又如记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秋收起义战士来源的回忆时，说其中包括“汉阳矿工”，显系“安源矿工”之误。
除了上述两类之外，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书中还有一些失实之处是有的老同志在叙述往事时一时记忆之误。在当时戎马倥偬之际，很多史实不能核查，单凭回忆，难免不确。例如，毛泽东同志回忆一大情况时，说一大代表为十二人。但据其他同志回忆并据最近的研究①，当为十三人。刘型同志最近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讲秋收起义的几个团的来源时，有不少地方可能记错。当时的第一团来源是叶挺同志建议成立的警卫团，成员来自各地不能立足的农民、学生暴动分子，一部分安源矿工(约一连)，武汉失业工人，以及十二师的一部分老兵，并非如书中所说仅由“汉阳(当系安源)矿工”组成。第二团是一部分安源矿工和一部分永新、醴陵、萍乡农民暴动分子所组成，而书中只写“由平江、浏阳、醴陵和湖南其他两县的部分农民赤卫队组成”。第三团成员包括浏阳、乎江农民自卫军和岳南两县部分农民梭标赤卫队，第一团还补充了三团一个营，书上却写“第三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卫团的一部分”。
在三联书店出版《西行漫记》的同时，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当时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时担任口译的吴黎平同志编校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对照之下，书中辑自《西行漫记》的论述，在史实上有不少订正。当初亲历《西行漫记》中所述斗争的老同志，能够根据个人掌握的确凿材料，写文章提供情况，订正《西行漫记》中一些误传、误记之处，对改正《西行漫记》的传闻失实之处，是很有意义的。《西行漫记》只是一个友好的外国记者根据采访而写出的一本报告文学作品，在当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是很好的，但它不是一部历史著作，更不是一部正式的党史著作，这一点也是必须十分明确的。
①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一期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许多读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对书中叙述的某些具体情节与党史著作不相一致，觉得不好理解，来信要求解释。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供读者参考。——编者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今年初出版了新译本，具有广泛的影响。许多同志表示，要不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这部在全世界风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名著，中国读者是无缘得读的。
《西行漫记》之可贵，主要在于它在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未久，就能不抱成见，比较真实地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诽谤。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很重视斯诺的这次采访，许多老同志亲自与斯诺晤谈，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用十几个晚上的时间与斯诺连续谈话，追忆生平，使这本书大为生色。但是，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把这本曾经起过历史作用的著作重新翻译出版，也往往在一些同志中间造成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部可靠的党的历史著作。有的同志认为，既然书中有不少具体情节是老同志口述的，就是最可靠的史料，可以把它当作“信史”看。甚至有这样的事：《西行漫记》中说刘志丹同志只有一个男孩，有人看了怀疑志丹同志的女儿刘力真同志不是他的孩子。其实，《西行漫记》不是一部精确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长篇的访问报道作品。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位正直的美国朋友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我们说这部著作具有“真实性”，是说斯诺在写作时不怀偏见，如实地介绍了我党、红军和边区人民各方面的情况。而不是指书中所论述的一切事件、人物在细节上全都准确无讹，因为它毕竟不是一部经过精密推敲的学术著作。谈话人是即席发言，并未查证资料(也无法查证)，不可避免地会有种种讹误。
这一点，中译本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曾经有所交代。我们拿英文本来对照，可以看出中译本已经在一些明显的地方作了改变。例如，原书第十篇第四章《关于朱德》，英文本中关于朱德同志生平的叙述有些错误，以后各版也都照印未改。现在的中译本用的是斯诺在一九三八年复社中文版中自己订正过的文字，就比英文原本来得准确。又如在第一篇第三节《汉代青铜》中，提到曾经在西安接引斯诺的一位地下工作同志“王牧师”，译者加注说明这就是董健吾同志。斯诺在《西行漫记》英文修订本中，曾加注说明王牧师为王化人同志，其实不确。现在用译者注形式更正这一史实，是恰当的。其他如对党的六大日期的改正，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生平中某些史实的更正，看来也都是必要的。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出版本书中译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实出入都更正过来。现在看来，原书中还存在的事实出入不在少数。这些事实出入大致包括这几方面：
比较多的是斯诺把当时一些没有根据的传闻写入本书，或者由于他不熟悉边区情况而误记人名、地名、部队番号，现在看来完全失实。如在第六篇第一章《陕西苏区：开创时期》中，讲到一九三五年陕北的错误肃反时说：“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这位张先生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张先生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据有关老同志告知：这里说的张敬佛，当指张庆孚同志。张庆孚同志是一九三五年春天，由上海来到陕甘苏区的。在当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的错误肃反中，他不仅没有参加其领导工作，反而是被作为“肃反对象”被捕的。后来，毛主席到了陕北，纠正了错误的肃反，他才和许多无辜的老同志一起得救。
又如插图第十面上有一张六位同志合摄的照片，据斯诺原注，这六位同志是：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邓华、聂鹤亭(左起)。据当时任一军团训练科长的孙毅同志回忆：这张照片是一九三六年秋天一军团在预旺堡实施连攻防演习后照的，照片上的邓华应为孙毅。其他同志也有类似回忆。
斯诺有时为了便于外国读者了解情况，在记述某些历史材料时根据自己理解加了一些注释，其中误传之处也不少。如在记述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成立情况的谈话时，在一届中央委员施存统后注明“现为南京官员”。据了解，在一九三六、三七年间，施并未在南京，也没当官员。此注当属失实。
关于日期、部队番号、职务的错误，数量可能多些。曾参加井冈山时期战斗的刘型同志，最近热心地核查了书中的某些史实，据他告知，单在第四至第八篇中他就发现了十来处错误。例如说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已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应为“团长”；“平江起义”后组织了红军“五军团”，实系“三军团”；一九二九年陈毅同志任“第三军政委”，实系“第三军二纵队政委”；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打败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企图的应是第四军而非第一军，等等。
另一类常见的史实错误是由于反复传译造成的。斯诺去陕北时，汉语还不熟练，一系列人名、地名要从汉语译成英语，现在又从英语译回汉语，加上当时叙述、翻译者的方言、口音，难免出错。一九三八年的复社版中译本和现在这个中译本的译者看来都为解决这个问题花过不少工夫，但还不能一一全查清楚。在本书第二、三篇中，斯诺生动地记述了一位曾经陪他去保安的“傅锦魁”同志，书前并且刊印了他的照片。据李一氓同志和胡立东同志告知，这个译名是“胡金魁”之误。胡金魁同志当时任外交部招待处处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第七篇第三章提到一位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同志，实系“郝希英”之误。他后来曾在四川工作。又如记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秋收起义战士来源的回忆时，说其中包括“汉阳矿工”，显系“安源矿工”之误。
除了上述两类之外，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书中还有一些失实之处是有的老同志在叙述往事时一时记忆之误。在当时戎马倥偬之际，很多史实不能核查，单凭回忆，难免不确。例如，毛泽东同志回忆一大情况时，说一大代表为十二人。但据其他同志回忆并据最近的研究①，当为十三人。刘型同志最近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讲秋收起义的几个团的来源时，有不少地方可能记错。当时的第一团来源是叶挺同志建议成立的警卫团，成员来自各地不能立足的农民、学生暴动分子，一部分安源矿工(约一连)，武汉失业工人，以及十二师的一部分老兵，并非如书中所说仅由“汉阳(当系安源)矿工”组成。第二团是一部分安源矿工和一部分永新、醴陵、萍乡农民暴动分子所组成，而书中只写“由平江、浏阳、醴陵和湖南其他两县的部分农民赤卫队组成”。第三团成员包括浏阳、乎江农民自卫军和岳南两县部分农民梭标赤卫队，第一团还补充了三团一个营，书上却写“第三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卫团的一部分”。
在三联书店出版《西行漫记》的同时，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当时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时担任口译的吴黎平同志编校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对照之下，书中辑自《西行漫记》的论述，在史实上有不少订正。当初亲历《西行漫记》中所述斗争的老同志，能够根据个人掌握的确凿材料，写文章提供情况，订正《西行漫记》中一些误传、误记之处，对改正《西行漫记》的传闻失实之处，是很有意义的。《西行漫记》只是一个友好的外国记者根据采访而写出的一本报告文学作品，在当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是很好的，但它不是一部历史著作，更不是一部正式的党史著作，这一点也是必须十分明确的。
①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一期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