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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本刊记者 白勇 白灵 邓娟 特约撰稿 邰勇夫
“加顾中国加工制造业近20年的历史，一个最关键的词汇是——“廉价劳动力”。在珠三角地区，有着太多的神话与奇迹，但这并不是由资本与技术所创造，而是造出卖劳动力，以最原始的方式带来的——这正是整个珠江三角经济的痼疾；或者，还隐隐约约是整个中国经济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些期待着的灵魂
短短20年间，水泥几乎覆盖了整个珠江三角洲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界限极其模糊，几平分不清市区、郊区、农村，这里有的只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城市带，一个接着一个的工业园、20年来，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珠三角迅速崛起为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以至“珠三角塞车，全世界缺货”！
20年，对于一个国家、一段历史而言，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第一批来到珠三角淘金的“垦荒者”来说，已足以令他们青丝变白发 一批批外来的“打工族”为生活所迫，更多的人则怀揣着青春与梦想，把自己的汗水甚至血泪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现在，将来，乃至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骄傲地大声宣称：“是我们创造了奇迹!”
然而，许多人在来这里之前，都没有想到，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发家致富、衣锦还乡；而绝大多数人，他们的伞运永远只是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挣得生存的基本条件。赚钱的，永远只是少数幸运儿——由此我们又不得不叹息——20年，的确是太短了，短到让珠三角的老板们除了忙不迭地抓住眼前的商业机会以外，几乎从来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
而这些“其他的事情”，又是如此重要。
如果忽视，它的结果就是富士康“血汗工厂”的口水战，是华为员工之死与“床垫文化”，是中国每天因生产事故死亡的300多人，一年要死掉的十几万人，伤残几百万人!目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平均死亡率大约为1．5％，伤残率大约为5％。由工业生产带来的伤亡代价，使我国的劳动力资源遭受着严重损耗。
这些“商业机会以外的其他事情”如果被忽视，结果就是创造珠三角奇迹的劳工们，越来越多地逃离。一种罕见的“民工荒”由此产生，
——在一个各种层次劳动力供应充足的国家，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释的悖论。
珠三角的一家媒体曾经报道：“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发生了大范围‘民工荒’，20多年来，这几乎是第一次让老板们为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而展开争夺战，它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敏锐地感受市场变得如此紧迫，它让忍辱负重的农民工们的权益得以凸显，它也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真正含义。”
罗曼·罗兰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间，好似灯光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火焰在昏黑的灵魂中燃着了。只要跳出一点火星，就能把火光带给那些期待着的灵魂。
如果我们把“那些期待着的灵魂”比喻为劳工，那么“永恒的火焰”在哪里?
逃离珠三角——珠江三角打工人群基本生存状态扫描
艰难的生存状况，让我们不得不选择逃离：劳工们“用脚给珠三角投票”的举动，直接导致了“民工荒”的发生。
一个重庆人的自白
2006年10月27日，广东顺德的一家大型劳动力市场；昔日常常被来自各地的务工人员挤得水泄不通的院子，如今门可罗雀。场内务家中介所玻璃门上，密密麻麻贴满了“急聘”、“常年招工”、“大量招普工”等启事。前来应聘的人却寥寥无几。
“最近这一两年招工真是太难了，仅顺德一地就至少有80％的企业面临缺工的窘境，有的工厂一次要捂两三百人，在这里能招到100人就算不错了。”在屈指可数的应聘者中，记者采访了一个名叫刘树成的年轻人。
“我是重庆潼南人，今年28岁了，我18岁就到了珠三角，在十几家工厂打过工。现在可好找工作了，随时都有工厂要人，我自然要‘货比三家’啦。实在找不到满意的，就回老家做点小生意肥，种田也行啊，虽说收入低一些，但消费也低。起码没打工那么辛苦，家里人还不用担惊受怕。”刘树成言语的背后，有着另二层恐惧：“出来打工，最怕的就是遇到报纸上说的那种‘血汗工厂’，所以我现在多跑几家，就是想找一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工厂。
“最可怕的工厂在东莞，他们自称是‘军事化管理’，我们叫做‘监狱式管理’。这样的工厂，四周用铁丝网，甚至用电网围起来，只有门口一道大铁门可以进出。一个月放一天假，那天可以出去买点东西，其他时候吃喝拉撒睡全在厂里。”说到这里，刘树成变得有些激动，“一次，我一个老乡的老婆从另一个工厂过来看他，她在厂门口站了5个多小时，从下午7点一直站到晚上12点多我们下班。最后两口子还只能隔着铁门说话，我们出不去，她也进不来。那情形简直和探监没什么区别，我在一旁看着都心酸。”
“工厂的保安，其实就是打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罚款。每个月都有一定的罚款任务，必须要罚够多少钱。迟到、请假就不说了，迟到一次一天白干，连上厕所都要罚，我见过有人一个月只领到5毛钱的!”刘树成愤慨不已，“谁不服，轻一点的罚站，重一点的还要挨揍。进厂的时候就要交押金、扣身份证，工资几个月不发，让你走也不是，留下来更惨。你说这样的工厂是人呆的地方吗?”
这样的“监狱式工厂”在珠三角比比皆是，深深伤害了打工仔。与珠三角快速增长的经济相比，最近12年，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状况，让他们不得不选择逃离：有的回到家乡去另谋生路，也有一大批开始向条件稍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劳工们“用脚给珠三角投票”的举动，直接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
断指事件
顺德伦教镇，有一家“和平手外科医院”。
这家小镇里的专科医院，在珠三角却大名鼎鼎。该院常务副院长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平均每天一例。据了解，在珠三角，像和平手外科这样的医院还有很多。有资料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至少有3万起，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4万截。
数月之前，韦桂琼与她16岁的小儿子何继斌来东莞打工。何继斌进到一家小型胶带原料厂，每天上9小时夜班。何继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职业培训，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轧断他手指的是什么机器。
4月7日晚上，何继斌又上班了。他的工作是挑拣废胶带，把可以利用的放到机器里，再从出料口把滚烫的已经融化成浓粥一样的原料拿出来。21点左右，机器的皮带传送轮出了问题，何继斌把左手伸到皮带下面检查，右手扶着墙。“不知怎么搞的，右手碰到了墙上的电源开关，皮带一下转动起来，左手卷进了皮带轮，然后又被甩了出来。”
左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立即血流如注!“三个手指都不会动了。无名指第二关 节只有皮肉相连”。医院为何继斌做了断指再植手术，中指和食指保住了，无名指却留下了残疾。
住院一周后何回到了厂里，“老板说在医院也是睡觉，回厂里一样睡。”
6月20日，何继斌找老板辞工。按照每天15元，住院休息期间工资照发的标准，老板算出了5月1日至6月20日的工资：50天工资750元，另外再补750元算是了结工伤。加上前两个月的工资750元，何继斌工作近4个月，以一个手指残疾的代价换得2250元。
韦桂琼觉得老板给儿子的补偿太少，第二天给老板打电话，要再加点。老板不理。韦桂琼几经辗转，向东莞劳务管理站求助。劳务管理站站长打电话与厂方交涉，厂方说愿意私了。双方见面，韦桂琼明确提出要对方赔三万，“他们说我是敲诈，反悔了，不愿意私了了”。
“私了”行不通，只能“公了”，韦桂琼带着何继斌先到医院验工伤。何到了医院，医生不给做鉴定，要他们先办好社保局的证明，再带着身份证才能做，但是何未满18岁，没有身份证。韦桂琼又找社保局，对方说要有何继斌是该厂职工的证明，比如工作证、饭卡、胸卡才能开证明，而何继斌所在的这家小厂从来就没办过这些东西。“公了”也行不通，还得“私了”。韦桂琼的老乡再次帮她打电话给老板，最后双方商定给一万。三天后，老板又变了卦：“你们还是验伤找劳动局‘公了’吧”。
为了处理儿子的事，韦桂琼因连续请假被工厂开除了。这样一来，无助的韦桂琼不但来珠三角淘金的梦想没能实现，还赔上了儿子的手指。她听说，附近一个工厂有个工人因长期加班累死了，最终也只赔5万块钱就了结了，韦桂琼决定“以后再也不进工厂做工了”。
五十岁和十七岁的打工仔
中午12点，正是午饭时间，记者在中山一家工厂门外看到，涌出工厂的工人们围在门口一个卖盒饭的小摊前抢购盒饭。今天的盒饭卖的是苦瓜炒肉片，下面是满满一盒饭，上面有为数不多的几片苦瓜，肉就更少了。一位工人介绍，这样一盒饭要卖3块钱，厂里的饭菜太难吃，而且每顿最少也要花3块5毛钱，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一般多在外面吃饭。
记者来到附近最大的“福缘快餐店”，说是快餐店，主要也是卖盒饭。店内来自附近工厂的工人们，每十来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记者也要了一盒饭，在他们中间坐下，漫不经心地与他们搭讪。
五十岁的广西人老王，皮肤黝黑，满脸沧桑。“你说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要给你讲讲你不知道的事情。”老王摆出一副“老江湖”的姿态，“我来珠三角十几年了，一直干建筑工人，十几年来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个不拖欠工人工资的老板。”
“去年一个老板拖欠了我们一年的工资，总共十几万块钱，我们去找他要，他死活不给。一年白干啊!”回忆起自己的遭遇，老王非常气愤，“工人们都愤怒了，直接把老板铐到了派出所去。谁知道派出所说‘我们没有权力抓他，你们去找法院’，直接就把人放了。”
“我们告到法院，法院判我们胜诉，那时老板已经躲起来了。其实他就藏在他家里。我们又去找派出所，派出所还是告诉我们去找法院，我们又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东推西推、东调查西调查，到现在我们也没能拿到钱。”老王无奈地告诉记者，“后来派出所的人告诉我们，可以找‘另一条路’解决。‘另一条路’你懂吧?就是要我们出点钱，由派出所去帮我们把钱要回来!”
“要不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我早就不在这里干了。现在钱也没挣到，还得受那些窝囊气!”说到这里，老王狠狠扒了两口盒饭，愤然离开了餐馆。
老王的一番话，听得记者对面的一位小伙子唏嘘不已。这个小伙子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明显长期缺乏睡眠，一脸菜色，眼神有些迷离，言谈之间显得憨厚老实。他告诉记者自己叫李捷，江西人，今年刚满17岁，15岁就出来打工。
“我就在这附近的伟博电路板厂做焊工，出来打工比我原来想象的要辛苦多了，每天站着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不过每月基本上都准时发工资，厂里还提供免费住宿，虽然条件差一点，也可以省下一笔钱。一个月下来拿到手里的钱有1000元左右。”和老王比起来，李捷感到自己值得庆幸。
“现在也没攒下多少钱，每个月要寄一些回家，剩下的基本上花光了。技术也没怎么学到，明年再看看，也可能回老家去做点小生意。”谈到未来时，李捷显得有些迷茫。
打工妹辞职——一个打工妹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三周以后，阿敏变得很爱讲话，而且气色很好。“老天爷还是公平的。他让我受了一年的苦，但现在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头。”
有一年时间了，卢青敏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她的工作岗位是珠三角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任务是测试掌上游戏机、电子钟和电子日历。每天工作14个小时，难得有一个星期六下午不用加班，这就是唯一的休息时间。晚餐是米饭、一碟素菜或带肉的莱，还有清汤。工人们12个人一间宿舍，床铺紧靠着厕所。她每个月的工资大约400～600元。
卢青敏(朋友都叫她“阿敏”)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会跟旁边的工友聊天，不惜冒罚款5块钱的风险。她说，她每个小时都要上一次厕所，只是为了从厕所的窗户里看看远处的青山。后来工厂出了一条规定，要求工人最多每4个小时上一次厕所。
阿敏是16岁的时候出来打工的。当时她正在职业高中念书，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但为了省下学费和挣钱养家，她急匆匆地踏上了外出打工的征程。
来到东莞，她在一家汽车站看到了招收质管工的广告。随后她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赶到那家工厂，填了表，当场就被录取了。这时她才看到厂里拥挤的宿舍、肮脏的地板、床铺紧挨着臭气熏天的厕所。对于她那样年龄的打工者，只有管理很差的工厂(她称为“黑厂”)才会雇佣。这家工厂有1000多名工人。
进工厂后一周，她度过了17岁生日。她没什么朋友；家乡的朋友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打工的人出去以后很快就会从朋友们的视线里消失，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他们要找到满意的工作后才会重新和朋友们联络。阿敏的虚荣心不允许她告诉任何人她在一家脏兮兮的、生产各种电子小产品的工厂里做工，每个月只能挣400块钱。
这家工厂规定至少要干6个月。6个月结束时，她对负责她的工头说，她不想干了。但工头不同意，还对她说她所在的那个工位活干得很不好，试图以此激她，让她留下。她回忆说，当时那位工头说：“你瞎啦?”阿敏回答说：“就算我瞎了，我也不愿意在你这样一个讨厌鬼手下干活!”
后来，她就像许多外来打工者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做的那样：反击。有一天她没去上工，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100块钱，这相当于她一周的工资。第二天她去上班了，但从那以后，她经常跟她的老板——一位 20多岁的年轻人发生冲突。有一天，她对他说：“你的工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
老板表示，愿意在春节后放她走。这其实是个花招，他的如意算盘是，通常春节以后会有大批新民工涌入东莞，到时候粥少僧多，工作难找，阿敏自然就会留下。而且公司对每个工人都扣下了两个月的工钱，这样工人就不会轻易辞职。阿敏也舍不得那两个月工资，最终在这个工厂干满了一年。满一年后老板同意她离开，还退还了扣她的押金。
阿敏打工的第一年给家里汇了大约3000块钱，比她家乡的人均年收入还多。家里用这些钱给她的弟弟妹妹交了学费，还买了农药。在阿敏的心目中，她的父母有很重的分量。她计划，打工打到23岁，在这期间她会不停地给家里寄钱。“我希望在外面打7年工，然后回家。”
经济学家统计分析，中国现在有1亿多外来务工人员，从纯粹的数字意义上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群体。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许多人的薪水还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东部沿海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从400元到600元左右不等。而雇主却要求他们超时工作，实际工作时间经常超过法律允许的每周最多49小时。
工人们如果受伤、生病或怀孕了，通常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劳动法执行得并不严，因为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有一个共识：尽量吸引更多投资。当地官员声称，他们缺乏足够的人手去监督辖下的数千家工厂。
但一些打工者并不认为他们就该逆来顺受，听之任之。阿敏和其他许多打工者都说，离开家乡到工厂做工是他们平生所做的最艰难的选择，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生活中最大的冒险。但支撑他们干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自豪。早早卷铺盖回家就等于承认失败。如果能在家乡的小村庄以外更广阔的世界扎下根来，就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离开那家工厂后，阿敏居然在一家电子工厂找到了一份办公室职员的工作。一周后，她开始到新单位上班，从此跨越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界线。
三个星期后，阿敏变得很爱讲话，而且气色很好。“老天爷还是公平的。他让我受了一年的苦，但现在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头。”阿敏圆圆的脸、大眼睛、一头卷发，刚满18岁。
珠江三角模式之辩——珠三角经济迅速增长的秘密
老板们甚至可以什么都不懂，仅仅需要拿到订单，然后就可以组织生产……他们赚到的是什么？是人头费，是劳动力差价。
“珠三角大多数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产业模式。不是我们不想给员工好一点的待遇，可是珠三角这些年来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东莞一家毛巾厂的赵老板，向记者道出了老板们的苦衷。
珠三角大多数企业所生产的，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在技术、原料、管理、渠道雷同的情况下，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厂家相互压价，谁的产品价格低谁就生存，利润薄得只剩工人的人头费。比如一个项目的正常成本要120万，招标的时候，有的厂家为了拿到订单，甚至报出低于成本的100万的价格，“你说这种工厂不靠偷工减料、盘剥工人，他怎么能做得出来?”赵老板对珠三角的前景感到担忧。
据了解，珠三角的产品在市面上的价格，一般为其生产成本的好几倍，在国外市场上甚至达到十几倍。那么，利润到底去了哪里?
“经销商。”中山一家生产电磁炉的企业老板告诉记者，“国内的厂家为了抢订单杀得头破血流，大部分利润却落入了经销商们的口袋。”据介绍，该厂所生产的电磁炉，只有40％用作内销，其余60％，全部出口到欧美国家。
“许多跨国公司都是在香港下订单，然后由经销商接单，在珠三角进行贴牌生产。经销商们对企业的情况了如指掌，拼命压我们的价。比如一个电磁炉放在欧美市场上可以赚10美元，经销商却只给我们1美元的利润空间，他们拿走了90％的利润。一旦遇上银行惜贷、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我们的日子就很难过。”
“劳工问题令我们很头疼。厂里的工人流动性太大，今年这里的工人到明年这个时候还能留得下20％就算不错了。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单子，却经常因开工不足而拖延交货时间，我们损失也很大。”珠三角许多企业已掉进低成本竞争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时企业要想生存，只有尽量在工人头上打主意。
珠三角的桎梏，带有明显的“天生”性质，崛起之初，就注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改革开放20年，珠三角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毗邻世界金融与贸易中心——香港；最先吸引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优秀人才，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
在那个人人都可以淘到金的时代，珠三角土生土长的老板们，可以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品牌，不懂管理，不懂销售，他们甚至可以什么都不懂，仅仅需要拿到订单，然后就可以组织生产，就能赚到真金白银。他们赚到的是什么?
——是人头费，是劳动力差价。
人，越来越多的人，越多越好的人。珠三角企业规模的扩大，也仅仅体现在企业人数上；珠三角企业效益的提高，也正是由于企业人数的增加。可是这样简单的“三来一补”，又怎能阻止更多的竞争者不断加入?于是在珠三角，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利润却越做越薄，员工待遇便越来越差；而为了保证利润不下滑，这些企业又需要更多的人，劳动力越来越密集……在这里，廉价劳动力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于是，当资本与技术更为密集，管理更加科学，生存环境更加良性的长三角优势逐渐凸显，吸引了大批打工人群之时，在被认为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中国，在辉煌的珠三角，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劳工稀缺的怪现状!
老板心肠与企业存亡——有良知的公司怎样获得更好的发展
这家企业往年还有淡季旺季之分，现在几乎没有区别，订单多得做不过来——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SA8000：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的劳工问题已触目惊心，解决的方法又在哪里?究竟有没有解决之道?
就在珠三角企业依然对他们的种种行径无动于衷、泰然处之之时，一个叫“SA8000”的美国怪物，悄然横亘在了这些出口企业的必经之路上。
SA8000是1997年美国制定的一项国际认证标准，即“社会责任标准”(国内俗称“傻八千”)。其大意为，企业必须尽到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即达到SA8000所规定的——不得非法雇佣童工；不得使用非志愿劳工；不得收取职工押金、扣押身份证和限制人身自由；无歧视侮辱工人、侵犯工人人身权利；无超时加班加点；无扣押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生活条件不能太差……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产品，才能通过该项认证，允许出口；否则打人“黑名单”。
这一来，珠三角大量的劳动密集性企 业的老板，开始大喊日子难过。
MC公司：企业与员工如何双赢
位于深圳宝安平湖大道旁一家专门生产汽车冰箱的企业，曾经有过一次奇特的经历。这家名叫MC的公司产品出口欧美。2002年，几家美国客户向该公司发函，要求MC公司按照已经通行于欧美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改善员工待遇。
MC公司的老板廖大慈来自香港，一眼看出这些条款可不是说着玩的，立即通知企业管理层进行整改。公司整改后，加班费提高了近一倍，还增建了娱乐设施。老板继续按照“傻八千”的要求改进管理，经过数月的内部整顿、提高、改进，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大为改善，于2003年正式申请
SA8000认证，获得通过。
廖大慈虽然为此花了20多万元，但他是聪明的：“如果弄不到这个认证，产品出口的兴旺局面就维持不了多久。这不是老板心肠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有100多家企业获得了SA8000认证，60％集中在珠三角。廖大慈说，SA8000认证与ISO9000、ISO14000认证同样重要。它们能证明一家企业的管理是规范的、合乎国际标准的。“一个规范自己行为的企业，更容易得到购货方的信任，产品不会被认为是低档的，反而能卖好价钱。”他说，实施SA8000管理对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也是一种约束，要求双方按照国家颁布的《劳动法》办事，这样劳资矛盾就会减少，不会弄到小事变大事、大事变坏事。
他认为，企业要减少对抗性，增加和谐性。现在全国都在提倡创建和谐社会，对企业来说，SA8000就是创建和谐环境的必要措施。企业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劳资双方都不可走极端，而要提倡合作双赢，真正思考怎样把企业办好。企业办好了，对大家都有益处。
在该公司，记者接触到的几乎每位普通员工都是表情比较愉悦的。
记者看到，这间工厂位于马路旁一座五层厂房内，面积3万多平方米，外面环境杂乱、喧嚷，而厂房里面却很整洁，水泥地面全部用油漆刷过。装配车间通风良好。这家企业往年还有淡季旺季之分，现在几乎没有区别，订单多得做不过来了——现在主要给德国一家汽车配件商生产贴牌产品，也给像奔驰、宝马这样的著名汽车商供货——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企业素质全面提升。
据介绍，这个厂员工平均月收入超过1000元。老板在减少加班、增加单位时间报酬的同时，要求员工提高工作效率，员工也乐意配合。
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某著名公司在越南的外包工厂曝出了虐待员工的丑闻，于是欧洲和美国各种行业协会、劳工组织、公民权利组织、新闻媒体等发起的舆论攻势和抵制行动，弄得该公司焦头烂额，丧失了许多市场份额，还导致公司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危机。
为了避免类似风险，众多跨国公司开始对供应链实施社会责任管理，他们公布了自己的业务准则和道德规范，大多数公司的行为准则中都承诺：“要保护劳工的基本权利。”有的公司甚至对此实行一票否决制。为了不在“无意之中”惹祸上身，这些跨国公司往往派出自己的检查员到生产商的厂房、车间、工人宿舍甚至洗手间进行实地检查，还要对员工进行私下谈话。
2003年，广东某市一玩具厂受到美国玩具商委托的调查小组检查，确认工厂存在加班加点严重、工资偏低的问题，并且多次提供虚假资料，因此美方单方面取消了与该工厂的合作，最后导致这家数千人的集团公司破产。
2006年，河北沧州一家塑料厂因工人一周加班时间超过12小时，眼睁睁看着与欧盟的订单“黄”了，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欧盟方指出，该公司的行为不符合“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在国际贸易中因绕不过“社会责任”壁垒而痛失订单的企业，正逐年增多。到2006年春，仅福建厦门就有200多家企业因此而失去订单。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正是嬗变之前的阵痛，相信SA8000的精神，将一步步改变中国的所有企业。
给经营以人道色彩——企业除了赚取利润还应做什么
这并不是一种法律要求，更多的是一种道义要求。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以舆论压力、消费者运动和企业的道德自觉来实现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商业时代，我们耳畔时常回响起《时代》与《财富》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名句：“商业， 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社会的精英、骨干——企业家们，却总是被视为“为富不仁”。
其中珠三角的话题异常沉重。20年来，她带给了太多毫无社会背景、一文不名的人以成功的机会。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可珠三角的企业家，却一再被我们送上舆论与道德的被告席，接受公众的审判。
也许，这一群老板真如吴晓波所说：“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开放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这些都说明，这一代老板或企业家们，始终有着某种重大的集体性的精神和社会道义的缺陷，这种缺陷一定有悖于社会，与人心或人性不相容，让整个社会感到失望。
这还说明，企业除了赚取利润，社会对他们一直有着更大的要求。
这种“更大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中国数以亿计的工人因经济增长而受益的同时，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增长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的落差，已经十分刺眼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劳资争议正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
劳资关系紧张，意味着工人有更多的要求未被满足，意味着中国这辆经济列车高速飞驰的同时，有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平被忽略或牺牲掉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总是不可调和。
只有稳定劳资关系，企业才可能做好。这是无庸置疑的前提。实现这一目标，唯有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尊重人，尊重人权，尊重人性，不管产品是不是用于出口，请按SA8000去做!
作为一个商业组织，不以利润作为自己惟一目标，而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亦被称为“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色彩”。而它为企业带来的必然是多赢——赢得短期利润，也赢得人心，更赢得长期利润，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但这并不是一种法律要求，更多的是一种道义要求。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以舆论压力、消费者运动和企业的道德自觉来实现的。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约束无疑极其脆弱。正因为如此，中国或者说我们正在关注的珠三角，还有许许多多“血汗工厂”，在源源不断的制造出让人吃惊的新闻。
但是我们绝不会放弃改变现状的努力。
因为这种努力，始终代表着一种向上的力量，代表着那些期待着的灵魂。
(编辑 李丰池)
“加顾中国加工制造业近20年的历史，一个最关键的词汇是——“廉价劳动力”。在珠三角地区，有着太多的神话与奇迹，但这并不是由资本与技术所创造，而是造出卖劳动力，以最原始的方式带来的——这正是整个珠江三角经济的痼疾；或者，还隐隐约约是整个中国经济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些期待着的灵魂
短短20年间，水泥几乎覆盖了整个珠江三角洲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界限极其模糊，几平分不清市区、郊区、农村，这里有的只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城市带，一个接着一个的工业园、20年来，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珠三角迅速崛起为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以至“珠三角塞车，全世界缺货”！
20年，对于一个国家、一段历史而言，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第一批来到珠三角淘金的“垦荒者”来说，已足以令他们青丝变白发 一批批外来的“打工族”为生活所迫，更多的人则怀揣着青春与梦想，把自己的汗水甚至血泪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现在，将来，乃至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骄傲地大声宣称：“是我们创造了奇迹!”
然而，许多人在来这里之前，都没有想到，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发家致富、衣锦还乡；而绝大多数人，他们的伞运永远只是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挣得生存的基本条件。赚钱的，永远只是少数幸运儿——由此我们又不得不叹息——20年，的确是太短了，短到让珠三角的老板们除了忙不迭地抓住眼前的商业机会以外，几乎从来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
而这些“其他的事情”，又是如此重要。
如果忽视，它的结果就是富士康“血汗工厂”的口水战，是华为员工之死与“床垫文化”，是中国每天因生产事故死亡的300多人，一年要死掉的十几万人，伤残几百万人!目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平均死亡率大约为1．5％，伤残率大约为5％。由工业生产带来的伤亡代价，使我国的劳动力资源遭受着严重损耗。
这些“商业机会以外的其他事情”如果被忽视，结果就是创造珠三角奇迹的劳工们，越来越多地逃离。一种罕见的“民工荒”由此产生，
——在一个各种层次劳动力供应充足的国家，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释的悖论。
珠三角的一家媒体曾经报道：“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发生了大范围‘民工荒’，20多年来，这几乎是第一次让老板们为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而展开争夺战，它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敏锐地感受市场变得如此紧迫，它让忍辱负重的农民工们的权益得以凸显，它也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真正含义。”
罗曼·罗兰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间，好似灯光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火焰在昏黑的灵魂中燃着了。只要跳出一点火星，就能把火光带给那些期待着的灵魂。
如果我们把“那些期待着的灵魂”比喻为劳工，那么“永恒的火焰”在哪里?
逃离珠三角——珠江三角打工人群基本生存状态扫描
艰难的生存状况，让我们不得不选择逃离：劳工们“用脚给珠三角投票”的举动，直接导致了“民工荒”的发生。
一个重庆人的自白
2006年10月27日，广东顺德的一家大型劳动力市场；昔日常常被来自各地的务工人员挤得水泄不通的院子，如今门可罗雀。场内务家中介所玻璃门上，密密麻麻贴满了“急聘”、“常年招工”、“大量招普工”等启事。前来应聘的人却寥寥无几。
“最近这一两年招工真是太难了，仅顺德一地就至少有80％的企业面临缺工的窘境，有的工厂一次要捂两三百人，在这里能招到100人就算不错了。”在屈指可数的应聘者中，记者采访了一个名叫刘树成的年轻人。
“我是重庆潼南人，今年28岁了，我18岁就到了珠三角，在十几家工厂打过工。现在可好找工作了，随时都有工厂要人，我自然要‘货比三家’啦。实在找不到满意的，就回老家做点小生意肥，种田也行啊，虽说收入低一些，但消费也低。起码没打工那么辛苦，家里人还不用担惊受怕。”刘树成言语的背后，有着另二层恐惧：“出来打工，最怕的就是遇到报纸上说的那种‘血汗工厂’，所以我现在多跑几家，就是想找一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工厂。
“最可怕的工厂在东莞，他们自称是‘军事化管理’，我们叫做‘监狱式管理’。这样的工厂，四周用铁丝网，甚至用电网围起来，只有门口一道大铁门可以进出。一个月放一天假，那天可以出去买点东西，其他时候吃喝拉撒睡全在厂里。”说到这里，刘树成变得有些激动，“一次，我一个老乡的老婆从另一个工厂过来看他，她在厂门口站了5个多小时，从下午7点一直站到晚上12点多我们下班。最后两口子还只能隔着铁门说话，我们出不去，她也进不来。那情形简直和探监没什么区别，我在一旁看着都心酸。”
“工厂的保安，其实就是打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罚款。每个月都有一定的罚款任务，必须要罚够多少钱。迟到、请假就不说了，迟到一次一天白干，连上厕所都要罚，我见过有人一个月只领到5毛钱的!”刘树成愤慨不已，“谁不服，轻一点的罚站，重一点的还要挨揍。进厂的时候就要交押金、扣身份证，工资几个月不发，让你走也不是，留下来更惨。你说这样的工厂是人呆的地方吗?”
这样的“监狱式工厂”在珠三角比比皆是，深深伤害了打工仔。与珠三角快速增长的经济相比，最近12年，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状况，让他们不得不选择逃离：有的回到家乡去另谋生路，也有一大批开始向条件稍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劳工们“用脚给珠三角投票”的举动，直接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
断指事件
顺德伦教镇，有一家“和平手外科医院”。
这家小镇里的专科医院，在珠三角却大名鼎鼎。该院常务副院长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平均每天一例。据了解，在珠三角，像和平手外科这样的医院还有很多。有资料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至少有3万起，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4万截。
数月之前，韦桂琼与她16岁的小儿子何继斌来东莞打工。何继斌进到一家小型胶带原料厂，每天上9小时夜班。何继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职业培训，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轧断他手指的是什么机器。
4月7日晚上，何继斌又上班了。他的工作是挑拣废胶带，把可以利用的放到机器里，再从出料口把滚烫的已经融化成浓粥一样的原料拿出来。21点左右，机器的皮带传送轮出了问题，何继斌把左手伸到皮带下面检查，右手扶着墙。“不知怎么搞的，右手碰到了墙上的电源开关，皮带一下转动起来，左手卷进了皮带轮，然后又被甩了出来。”
左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立即血流如注!“三个手指都不会动了。无名指第二关 节只有皮肉相连”。医院为何继斌做了断指再植手术，中指和食指保住了，无名指却留下了残疾。
住院一周后何回到了厂里，“老板说在医院也是睡觉，回厂里一样睡。”
6月20日，何继斌找老板辞工。按照每天15元，住院休息期间工资照发的标准，老板算出了5月1日至6月20日的工资：50天工资750元，另外再补750元算是了结工伤。加上前两个月的工资750元，何继斌工作近4个月，以一个手指残疾的代价换得2250元。
韦桂琼觉得老板给儿子的补偿太少，第二天给老板打电话，要再加点。老板不理。韦桂琼几经辗转，向东莞劳务管理站求助。劳务管理站站长打电话与厂方交涉，厂方说愿意私了。双方见面，韦桂琼明确提出要对方赔三万，“他们说我是敲诈，反悔了，不愿意私了了”。
“私了”行不通，只能“公了”，韦桂琼带着何继斌先到医院验工伤。何到了医院，医生不给做鉴定，要他们先办好社保局的证明，再带着身份证才能做，但是何未满18岁，没有身份证。韦桂琼又找社保局，对方说要有何继斌是该厂职工的证明，比如工作证、饭卡、胸卡才能开证明，而何继斌所在的这家小厂从来就没办过这些东西。“公了”也行不通，还得“私了”。韦桂琼的老乡再次帮她打电话给老板，最后双方商定给一万。三天后，老板又变了卦：“你们还是验伤找劳动局‘公了’吧”。
为了处理儿子的事，韦桂琼因连续请假被工厂开除了。这样一来，无助的韦桂琼不但来珠三角淘金的梦想没能实现，还赔上了儿子的手指。她听说，附近一个工厂有个工人因长期加班累死了，最终也只赔5万块钱就了结了，韦桂琼决定“以后再也不进工厂做工了”。
五十岁和十七岁的打工仔
中午12点，正是午饭时间，记者在中山一家工厂门外看到，涌出工厂的工人们围在门口一个卖盒饭的小摊前抢购盒饭。今天的盒饭卖的是苦瓜炒肉片，下面是满满一盒饭，上面有为数不多的几片苦瓜，肉就更少了。一位工人介绍，这样一盒饭要卖3块钱，厂里的饭菜太难吃，而且每顿最少也要花3块5毛钱，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一般多在外面吃饭。
记者来到附近最大的“福缘快餐店”，说是快餐店，主要也是卖盒饭。店内来自附近工厂的工人们，每十来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记者也要了一盒饭，在他们中间坐下，漫不经心地与他们搭讪。
五十岁的广西人老王，皮肤黝黑，满脸沧桑。“你说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要给你讲讲你不知道的事情。”老王摆出一副“老江湖”的姿态，“我来珠三角十几年了，一直干建筑工人，十几年来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个不拖欠工人工资的老板。”
“去年一个老板拖欠了我们一年的工资，总共十几万块钱，我们去找他要，他死活不给。一年白干啊!”回忆起自己的遭遇，老王非常气愤，“工人们都愤怒了，直接把老板铐到了派出所去。谁知道派出所说‘我们没有权力抓他，你们去找法院’，直接就把人放了。”
“我们告到法院，法院判我们胜诉，那时老板已经躲起来了。其实他就藏在他家里。我们又去找派出所，派出所还是告诉我们去找法院，我们又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东推西推、东调查西调查，到现在我们也没能拿到钱。”老王无奈地告诉记者，“后来派出所的人告诉我们，可以找‘另一条路’解决。‘另一条路’你懂吧?就是要我们出点钱，由派出所去帮我们把钱要回来!”
“要不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我早就不在这里干了。现在钱也没挣到，还得受那些窝囊气!”说到这里，老王狠狠扒了两口盒饭，愤然离开了餐馆。
老王的一番话，听得记者对面的一位小伙子唏嘘不已。这个小伙子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明显长期缺乏睡眠，一脸菜色，眼神有些迷离，言谈之间显得憨厚老实。他告诉记者自己叫李捷，江西人，今年刚满17岁，15岁就出来打工。
“我就在这附近的伟博电路板厂做焊工，出来打工比我原来想象的要辛苦多了，每天站着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不过每月基本上都准时发工资，厂里还提供免费住宿，虽然条件差一点，也可以省下一笔钱。一个月下来拿到手里的钱有1000元左右。”和老王比起来，李捷感到自己值得庆幸。
“现在也没攒下多少钱，每个月要寄一些回家，剩下的基本上花光了。技术也没怎么学到，明年再看看，也可能回老家去做点小生意。”谈到未来时，李捷显得有些迷茫。
打工妹辞职——一个打工妹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三周以后，阿敏变得很爱讲话，而且气色很好。“老天爷还是公平的。他让我受了一年的苦，但现在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头。”
有一年时间了，卢青敏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她的工作岗位是珠三角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任务是测试掌上游戏机、电子钟和电子日历。每天工作14个小时，难得有一个星期六下午不用加班，这就是唯一的休息时间。晚餐是米饭、一碟素菜或带肉的莱，还有清汤。工人们12个人一间宿舍，床铺紧靠着厕所。她每个月的工资大约400～600元。
卢青敏(朋友都叫她“阿敏”)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会跟旁边的工友聊天，不惜冒罚款5块钱的风险。她说，她每个小时都要上一次厕所，只是为了从厕所的窗户里看看远处的青山。后来工厂出了一条规定，要求工人最多每4个小时上一次厕所。
阿敏是16岁的时候出来打工的。当时她正在职业高中念书，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但为了省下学费和挣钱养家，她急匆匆地踏上了外出打工的征程。
来到东莞，她在一家汽车站看到了招收质管工的广告。随后她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赶到那家工厂，填了表，当场就被录取了。这时她才看到厂里拥挤的宿舍、肮脏的地板、床铺紧挨着臭气熏天的厕所。对于她那样年龄的打工者，只有管理很差的工厂(她称为“黑厂”)才会雇佣。这家工厂有1000多名工人。
进工厂后一周，她度过了17岁生日。她没什么朋友；家乡的朋友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打工的人出去以后很快就会从朋友们的视线里消失，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他们要找到满意的工作后才会重新和朋友们联络。阿敏的虚荣心不允许她告诉任何人她在一家脏兮兮的、生产各种电子小产品的工厂里做工，每个月只能挣400块钱。
这家工厂规定至少要干6个月。6个月结束时，她对负责她的工头说，她不想干了。但工头不同意，还对她说她所在的那个工位活干得很不好，试图以此激她，让她留下。她回忆说，当时那位工头说：“你瞎啦?”阿敏回答说：“就算我瞎了，我也不愿意在你这样一个讨厌鬼手下干活!”
后来，她就像许多外来打工者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做的那样：反击。有一天她没去上工，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100块钱，这相当于她一周的工资。第二天她去上班了，但从那以后，她经常跟她的老板——一位 20多岁的年轻人发生冲突。有一天，她对他说：“你的工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
老板表示，愿意在春节后放她走。这其实是个花招，他的如意算盘是，通常春节以后会有大批新民工涌入东莞，到时候粥少僧多，工作难找，阿敏自然就会留下。而且公司对每个工人都扣下了两个月的工钱，这样工人就不会轻易辞职。阿敏也舍不得那两个月工资，最终在这个工厂干满了一年。满一年后老板同意她离开，还退还了扣她的押金。
阿敏打工的第一年给家里汇了大约3000块钱，比她家乡的人均年收入还多。家里用这些钱给她的弟弟妹妹交了学费，还买了农药。在阿敏的心目中，她的父母有很重的分量。她计划，打工打到23岁，在这期间她会不停地给家里寄钱。“我希望在外面打7年工，然后回家。”
经济学家统计分析，中国现在有1亿多外来务工人员，从纯粹的数字意义上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群体。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许多人的薪水还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东部沿海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从400元到600元左右不等。而雇主却要求他们超时工作，实际工作时间经常超过法律允许的每周最多49小时。
工人们如果受伤、生病或怀孕了，通常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劳动法执行得并不严，因为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有一个共识：尽量吸引更多投资。当地官员声称，他们缺乏足够的人手去监督辖下的数千家工厂。
但一些打工者并不认为他们就该逆来顺受，听之任之。阿敏和其他许多打工者都说，离开家乡到工厂做工是他们平生所做的最艰难的选择，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生活中最大的冒险。但支撑他们干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自豪。早早卷铺盖回家就等于承认失败。如果能在家乡的小村庄以外更广阔的世界扎下根来，就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离开那家工厂后，阿敏居然在一家电子工厂找到了一份办公室职员的工作。一周后，她开始到新单位上班，从此跨越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界线。
三个星期后，阿敏变得很爱讲话，而且气色很好。“老天爷还是公平的。他让我受了一年的苦，但现在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头。”阿敏圆圆的脸、大眼睛、一头卷发，刚满18岁。
珠江三角模式之辩——珠三角经济迅速增长的秘密
老板们甚至可以什么都不懂，仅仅需要拿到订单，然后就可以组织生产……他们赚到的是什么？是人头费，是劳动力差价。
“珠三角大多数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产业模式。不是我们不想给员工好一点的待遇，可是珠三角这些年来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东莞一家毛巾厂的赵老板，向记者道出了老板们的苦衷。
珠三角大多数企业所生产的，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在技术、原料、管理、渠道雷同的情况下，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厂家相互压价，谁的产品价格低谁就生存，利润薄得只剩工人的人头费。比如一个项目的正常成本要120万，招标的时候，有的厂家为了拿到订单，甚至报出低于成本的100万的价格，“你说这种工厂不靠偷工减料、盘剥工人，他怎么能做得出来?”赵老板对珠三角的前景感到担忧。
据了解，珠三角的产品在市面上的价格，一般为其生产成本的好几倍，在国外市场上甚至达到十几倍。那么，利润到底去了哪里?
“经销商。”中山一家生产电磁炉的企业老板告诉记者，“国内的厂家为了抢订单杀得头破血流，大部分利润却落入了经销商们的口袋。”据介绍，该厂所生产的电磁炉，只有40％用作内销，其余60％，全部出口到欧美国家。
“许多跨国公司都是在香港下订单，然后由经销商接单，在珠三角进行贴牌生产。经销商们对企业的情况了如指掌，拼命压我们的价。比如一个电磁炉放在欧美市场上可以赚10美元，经销商却只给我们1美元的利润空间，他们拿走了90％的利润。一旦遇上银行惜贷、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我们的日子就很难过。”
“劳工问题令我们很头疼。厂里的工人流动性太大，今年这里的工人到明年这个时候还能留得下20％就算不错了。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单子，却经常因开工不足而拖延交货时间，我们损失也很大。”珠三角许多企业已掉进低成本竞争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时企业要想生存，只有尽量在工人头上打主意。
珠三角的桎梏，带有明显的“天生”性质，崛起之初，就注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改革开放20年，珠三角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毗邻世界金融与贸易中心——香港；最先吸引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优秀人才，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
在那个人人都可以淘到金的时代，珠三角土生土长的老板们，可以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品牌，不懂管理，不懂销售，他们甚至可以什么都不懂，仅仅需要拿到订单，然后就可以组织生产，就能赚到真金白银。他们赚到的是什么?
——是人头费，是劳动力差价。
人，越来越多的人，越多越好的人。珠三角企业规模的扩大，也仅仅体现在企业人数上；珠三角企业效益的提高，也正是由于企业人数的增加。可是这样简单的“三来一补”，又怎能阻止更多的竞争者不断加入?于是在珠三角，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利润却越做越薄，员工待遇便越来越差；而为了保证利润不下滑，这些企业又需要更多的人，劳动力越来越密集……在这里，廉价劳动力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于是，当资本与技术更为密集，管理更加科学，生存环境更加良性的长三角优势逐渐凸显，吸引了大批打工人群之时，在被认为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中国，在辉煌的珠三角，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劳工稀缺的怪现状!
老板心肠与企业存亡——有良知的公司怎样获得更好的发展
这家企业往年还有淡季旺季之分，现在几乎没有区别，订单多得做不过来——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SA8000：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的劳工问题已触目惊心，解决的方法又在哪里?究竟有没有解决之道?
就在珠三角企业依然对他们的种种行径无动于衷、泰然处之之时，一个叫“SA8000”的美国怪物，悄然横亘在了这些出口企业的必经之路上。
SA8000是1997年美国制定的一项国际认证标准，即“社会责任标准”(国内俗称“傻八千”)。其大意为，企业必须尽到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即达到SA8000所规定的——不得非法雇佣童工；不得使用非志愿劳工；不得收取职工押金、扣押身份证和限制人身自由；无歧视侮辱工人、侵犯工人人身权利；无超时加班加点；无扣押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生活条件不能太差……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产品，才能通过该项认证，允许出口；否则打人“黑名单”。
这一来，珠三角大量的劳动密集性企 业的老板，开始大喊日子难过。
MC公司：企业与员工如何双赢
位于深圳宝安平湖大道旁一家专门生产汽车冰箱的企业，曾经有过一次奇特的经历。这家名叫MC的公司产品出口欧美。2002年，几家美国客户向该公司发函，要求MC公司按照已经通行于欧美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改善员工待遇。
MC公司的老板廖大慈来自香港，一眼看出这些条款可不是说着玩的，立即通知企业管理层进行整改。公司整改后，加班费提高了近一倍，还增建了娱乐设施。老板继续按照“傻八千”的要求改进管理，经过数月的内部整顿、提高、改进，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大为改善，于2003年正式申请
SA8000认证，获得通过。
廖大慈虽然为此花了20多万元，但他是聪明的：“如果弄不到这个认证，产品出口的兴旺局面就维持不了多久。这不是老板心肠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有100多家企业获得了SA8000认证，60％集中在珠三角。廖大慈说，SA8000认证与ISO9000、ISO14000认证同样重要。它们能证明一家企业的管理是规范的、合乎国际标准的。“一个规范自己行为的企业，更容易得到购货方的信任，产品不会被认为是低档的，反而能卖好价钱。”他说，实施SA8000管理对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也是一种约束，要求双方按照国家颁布的《劳动法》办事，这样劳资矛盾就会减少，不会弄到小事变大事、大事变坏事。
他认为，企业要减少对抗性，增加和谐性。现在全国都在提倡创建和谐社会，对企业来说，SA8000就是创建和谐环境的必要措施。企业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劳资双方都不可走极端，而要提倡合作双赢，真正思考怎样把企业办好。企业办好了，对大家都有益处。
在该公司，记者接触到的几乎每位普通员工都是表情比较愉悦的。
记者看到，这间工厂位于马路旁一座五层厂房内，面积3万多平方米，外面环境杂乱、喧嚷，而厂房里面却很整洁，水泥地面全部用油漆刷过。装配车间通风良好。这家企业往年还有淡季旺季之分，现在几乎没有区别，订单多得做不过来了——现在主要给德国一家汽车配件商生产贴牌产品，也给像奔驰、宝马这样的著名汽车商供货——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企业素质全面提升。
据介绍，这个厂员工平均月收入超过1000元。老板在减少加班、增加单位时间报酬的同时，要求员工提高工作效率，员工也乐意配合。
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某著名公司在越南的外包工厂曝出了虐待员工的丑闻，于是欧洲和美国各种行业协会、劳工组织、公民权利组织、新闻媒体等发起的舆论攻势和抵制行动，弄得该公司焦头烂额，丧失了许多市场份额，还导致公司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危机。
为了避免类似风险，众多跨国公司开始对供应链实施社会责任管理，他们公布了自己的业务准则和道德规范，大多数公司的行为准则中都承诺：“要保护劳工的基本权利。”有的公司甚至对此实行一票否决制。为了不在“无意之中”惹祸上身，这些跨国公司往往派出自己的检查员到生产商的厂房、车间、工人宿舍甚至洗手间进行实地检查，还要对员工进行私下谈话。
2003年，广东某市一玩具厂受到美国玩具商委托的调查小组检查，确认工厂存在加班加点严重、工资偏低的问题，并且多次提供虚假资料，因此美方单方面取消了与该工厂的合作，最后导致这家数千人的集团公司破产。
2006年，河北沧州一家塑料厂因工人一周加班时间超过12小时，眼睁睁看着与欧盟的订单“黄”了，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欧盟方指出，该公司的行为不符合“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在国际贸易中因绕不过“社会责任”壁垒而痛失订单的企业，正逐年增多。到2006年春，仅福建厦门就有200多家企业因此而失去订单。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正是嬗变之前的阵痛，相信SA8000的精神，将一步步改变中国的所有企业。
给经营以人道色彩——企业除了赚取利润还应做什么
这并不是一种法律要求，更多的是一种道义要求。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以舆论压力、消费者运动和企业的道德自觉来实现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商业时代，我们耳畔时常回响起《时代》与《财富》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名句：“商业， 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社会的精英、骨干——企业家们，却总是被视为“为富不仁”。
其中珠三角的话题异常沉重。20年来，她带给了太多毫无社会背景、一文不名的人以成功的机会。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可珠三角的企业家，却一再被我们送上舆论与道德的被告席，接受公众的审判。
也许，这一群老板真如吴晓波所说：“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开放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这些都说明，这一代老板或企业家们，始终有着某种重大的集体性的精神和社会道义的缺陷，这种缺陷一定有悖于社会，与人心或人性不相容，让整个社会感到失望。
这还说明，企业除了赚取利润，社会对他们一直有着更大的要求。
这种“更大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中国数以亿计的工人因经济增长而受益的同时，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增长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的落差，已经十分刺眼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劳资争议正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
劳资关系紧张，意味着工人有更多的要求未被满足，意味着中国这辆经济列车高速飞驰的同时，有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平被忽略或牺牲掉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总是不可调和。
只有稳定劳资关系，企业才可能做好。这是无庸置疑的前提。实现这一目标，唯有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尊重人，尊重人权，尊重人性，不管产品是不是用于出口，请按SA8000去做!
作为一个商业组织，不以利润作为自己惟一目标，而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亦被称为“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色彩”。而它为企业带来的必然是多赢——赢得短期利润，也赢得人心，更赢得长期利润，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但这并不是一种法律要求，更多的是一种道义要求。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以舆论压力、消费者运动和企业的道德自觉来实现的。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约束无疑极其脆弱。正因为如此，中国或者说我们正在关注的珠三角，还有许许多多“血汗工厂”，在源源不断的制造出让人吃惊的新闻。
但是我们绝不会放弃改变现状的努力。
因为这种努力，始终代表着一种向上的力量，代表着那些期待着的灵魂。
(编辑 李丰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