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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之际，有位名儒，叫尹会一，官至河南巡抚，还是个大孝子，曾得乾隆帝赐诗，褒奖孝行。他有个儿子叫尹嘉铨，做过刑部司官，最后在大理寺卿任上退休——大理寺参与司法复核，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是司法审判领域最重要的三个机构。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三月十八日，清高宗西巡五台山，路过尹会一老家保定，已退休在家的尹嘉铨派儿子送上了两份奏折。一场惊天大案就此拉开序幕。
在第一份奏折中，尹氏恳请皇上加恩，特例赐予其父尹会一谥号。在清代，谥号是一品大员死后，根据其人功绩、品行，朝廷议定褒贬而给予的称号。破格赠谥，一定得有非常特殊的贡献。尹嘉铨敢开口向皇上讨要这么高的荣誉，是因为乾隆提倡孝道，不遗余力，而尹会一孝名远播，皇上曾赐诗一首，不正是应当宣传的典型吗？提出申请，一则满足了私欲—老爸的荣誉，不就是自己的荣誉吗？二则投皇上之所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没想到，如意算盘打错了。乾隆批示，狠狠训斥了一番：“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如果当时尹嘉铨只上了一份奏折，看到批示，自然就安分了。偏偏他人心不足蛇吞象，认为谥号十拿九稳，并不满足，在第二份奏折中提出了更“狂悖”的要求。
皇上刚放下笔，就看到了下面这份还是尹嘉铨的奏折。他说，陪祀孔庙（士大夫的最高荣誉，除了孔门七十二弟子，不过寥寥数十人），元代先儒有四位，明代有六位，而本朝目前仅陆陇其一人，跟本朝儒学成就极不相称。因此建议，增加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皆清初大儒，尤其是汤斌，堪称完人），还有范文程（范仲淹十八世孙，明万历年间投降努尔哈赤，清廷入关前后头号汉人谋臣）、顾八代（姓伊尔根觉罗。范、顾皆无儒学声誉）—当然，末尾羞答答地添上了其父尹会一的名字。
乾隆的朱批，一共九个字：“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皇上觉得情况非常严重，当即下了一道非常严厉的长篇谕旨。他对尹氏提名的人选逐一驳斥，并特别强调，朕对大臣—即便早在朕出世前已亡故—的功业品行，一切了如指掌，尹嘉铨一个小小的正三品退休官员，居然敢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发表意见，“实属从来未有之事”！在高宗看来，朕当年赐诗褒奖尹会一，不是因为真有什么了不得的孝行，不过为了激励大家，拿他做个由头罢了。现在尹嘉铨居然请求破格赐谥，还要陪祀孔庙，“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耶？”—这不是藐视朕，以为朕昏庸无能，毫无判断力吗？
尹嘉铨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皇上同时下达了抄家的命令。在抄家方面，清政府经验非常丰富。如果是官员，一般任所、老家同时查抄，对家人、亲族也盯住不放，做起来干净彻底，不留死角。尹氏虽已退休，但在北京还有住所。所以，除了指示直隶总督立即查抄尹嘉铨在保定的老家外，乾隆还用“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发往北京，要求留守的内阁大学士英廉“即速前往严密查抄，毋任丝毫隐匿寄顿”，以防止消息走漏，财产等提前转移。
康乾盛世，龙颜一怒，动不动就抄家。所得资财，并不进入户部管辖的国库，而是由专职伺候皇帝的内务府接收，成了天子个人的私产。除此之外，抄家的另一个重点是书籍、信函等文字材料。
两地的官员十分卖力。尹嘉铨北京的家中被搜出“ 书大小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钉书籍一柜，法帖册页六十五本，破字画五十八卷，书信一包计一百十三封，书板（印刷书籍用的雕版）一千二百块”。英廉将这些东西全部集中到一个房间，专门委派之前有过审查经历的翰林院官员，“逐一细加翻阅”。河北方面亦然。
审查的结果，各种书籍需开列详细的清单，书中嫌疑之处“逐一签出（粘签）”，原书进呈，由皇上亲自审阅。
事实证明，皇上确有先见之明，尹嘉铨的著作中，充斥着“不堪入目”的“狂吠”。我们且一一道来。
首先是僭妄。
尹氏著作甚多，其一曰《亨山遗言》，内称“梦至东岳大帝座间，麾之使归，且曰：‘公为孟子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东岳大帝，即泰山，据说掌管生死。尹嘉铨在梦中来到了东岳大帝的面前，换言之，阳寿已尽，但人家就是不接收，挥手让他回人间，而且告诉他：“您老是孟子转世灵童，要继承孔子的事业，做当代儒家的掌门人，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无疑是白日梦，自我吹嘘。
但在清代，吹牛的后果，可能很严重。主审的一品大员内阁大学士三宝等厉声质问：“你又不疯，为什么说神说鬼？孔孟大圣大贤，你何等样人，就说要继其宗传，这不是你的肆无忌惮么？”
宣称是孟夫子投胎，侮辱圣人，还不是最严重的。可怕的是，居然欺负到圣天子头上来了。
尹嘉铨另撰有《多病徒传》，文已不传，想来无非自怜自艾，自吹自擂。偏偏其中一句“子欲为帝者师”，犯了大忌。审讯官曰：“你是何等样人，敢公然欲以帝师自待，难道你竟不知分量，欲做师傅么？”尹嘉铨读书不少，但道德境界并未因此有所提高，文人恶习倒全有了。大概他身體不太好，而极富传奇色彩的西汉开国名臣张良，据说也多病。有关张良的神话，焦点之一是他得到了神秘的黄石公的兵法，从而开启了帝王师的道路，所以《汉书·张良传》中有“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尹氏魂牵梦绕的，大概是如何享受帝者师的荣耀。现实中没有希望，那就借助手中的笔，意淫一把。殊不知，在清代，关起门意淫，也要付出惨痛代价！
现在大难临头，尹嘉铨认罪态度非常坚决，“我糊涂该死，更有何辩？”但乾隆并不满意，后来在判决书中仍愤愤不平，认为是对自己的巨大侮辱：尹氏居然要当我老师。君臣大义，尊卑分定，臣下怎么可以自居师傅呢？这姑且不论，“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例。’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
还有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指控。案发前一年，正值皇上七十寿辰。乾隆和尹嘉铨一样，很喜欢写文章。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脍炙人口，他就在生日当天，撰作了一篇《古稀说》，颁示中外。巧的是，尹氏与皇上同庚，居然也自称“古稀老人”。审讯官质问：“这不是你的狂妄么？”尹嘉铨辩称，去年皇上的《古稀说》实未寓目。当然，“今大人们问我，实在觉得不是已极了！”虽然认罪，显然认识一点儿都不深刻。 于是在乾隆授意组织的二次审讯中，三宝等声色俱厉，不容分辩地怒斥曰：“上年皇上已有御制《古稀说》，你断无不看见的，就不该仍留此称。……如今将御制《古稀说》令你恭阅，内中所指前古秕政（即弊政），如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各事，现在有么？我皇上临御四十六年，励精图治，这才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称呢？”
事已至此，尹氏终于明白，皇上一骑绝尘，臣下望尘莫及，所有皇上用过的，大臣都不能用：“皇上圣德神功，爱民勤政，这才自古所稀有。我不该仍留此称，自蹈僭妄，真是狂悖糊涂，毫无可辩。”
尹嘉铨的臭文人习气，还带来了更可怕的后果：第二项罪名，是恶毒攻击盛世。
他的书中有这样的话：“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说治理国家最怕的，是高层不了解底层状况，不清楚老百姓的疾苦与真正需求。审讯官质问：“如今遭逢圣世，民情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有何意见，據实供来。”尹氏供称：“我说的‘天下大虑’，原是大概泛论的话。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隐，并无下情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的时势，亦非别有意见。然我书内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处，还有何辩？”
尹嘉铨是个爱卖弄、好声名的可鄙文人，只会做东岳大帝为自己背书的美梦——即便在梦中，也绝不会有不计个人安危，为民请命的勇气。不论“天下大虑”并非评论现实政治的说法是否属实，他绝对无意挑战今上权威，无非是抄袭古人成句，东施效颦，借文字自我妆点，希冀青史留名而已。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历代屡见不鲜。但似乎只在清代，这会变成正儿八经、堂而皇之进行指控的罪状！
尹嘉铨的下一个罪状，是泄密。
他在编纂的家谱中，收录了自己的奏折。所谓奏折，是清代独有的一种上行文书，通俗点说，就是给皇帝打小报告。小报告的存在，古今中外都未能免俗。大清王朝的独特性在于，将小报告—君臣间的秘密通信——发展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手段，成了制度。
大清君主青睐奏折，个中关键，是奏折可以帮助天子摆脱官僚体制的束缚—正式公文的日常处理，需要经过层层官僚之手。奏折的秘密性，意味着对官僚集团中严格的上下级关系的超越。所有有资格上奏折的官员，都可以直接与皇帝沟通，这使得君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整个官僚群体的直接掌控。独裁的基础，是秘密政治。所以，清廷一向高度关注奏折的保密。但另一方面，随着奏折的不断推广，保密越来越难。尤其是很多时候，奏折涉及的只是普通、正常的事务，完全没有保密的必要，臣下往往会放松警惕。尹氏在家谱中刊刻自己的奏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不过，皇上不这么想。在尹案爆发的前两年，福建巡抚、八旗汉军黄检就因刊刻祖父已故内阁大学士黄廷桂的奏折，被革了职。乾隆为此发布了数道冗长谕旨，不惮反复言说，详细解释：“我朝祖宗以来，恩泽深入民心，一切皆由宸断。及朕侍皇考，亲见十三年中，深仁善政，并不由于臣下之奏请，而下情亦毫无不能上达之处。朕临御四十四年，所办之事亦然。”而臣下刊刻奏折，不就等于误导民众，炫耀自己的功绩吗？
两年后的尹案，刊刻奏折成为罪状，也是因为这有与皇上争功的嫌疑。尹嘉铨在大理寺卿任内，曾就一份死刑判决，力主由“立决”改为“缓决”（即缓刑），为此上了奏折。这一奏折出现在了家谱中。
主审官质问：“伸冤理枉的事，是做官的该办的，难道都要载入家谱？即如刑部司官向堂官（指刑部尚书、侍郎）论事，难道都要记载么？”
尹氏定罪宣判后，皇上意犹未尽，专就此事发布谕旨——乾隆特别就其中的两项罪名，分别颁发诏书，详加说明，以统一思想：指责尹嘉铨记载自己力主减刑一事，是为了博取名声，刻意将自己打扮成宽厚长者，同时抹黑同事，将他们丑化为酷吏;更何况，明明办的是公事，居然回家私自记录下来，“其心尚可问乎？”—古往今来，哪朝哪代，官员在私家著述中记载不涉密的行政事务会遭遇这样的责难？
前面说过，诽谤盛世是罪状。没想到，尹嘉铨歌颂盛世，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尹氏仿效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是书采择北宋太祖至徽宗八朝大臣言行有益世道人心者，编纂而成—撰有《名臣言行录》，相应收集清代大臣的嘉言懿行。按理说，这是为打造盛世添砖加瓦—盛世的标志之一，不应当是名臣辈出吗？还有哪个时代，表彰名臣会成为罪状？
《名臣言行录》收录者，包括圣祖玄烨的弄臣高士奇，雍正朝大学士高其位、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还有在雍正朝已崛起，但于乾隆初始拜大学士的史贻直等—当然，还有其父尹会一。审讯官员皆加以反驳，认为这几人都不够格。
高士奇人品卑污，世所共知，无所不能的圣祖仁皇帝当然不例外。但高氏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是玄烨附庸风雅的得力助手，所以圣祖优容，始终加意保全，甚至御书“忠孝节义”四字相赠，得以享尽荣华富贵而善终。
但这次，亦步亦趋模仿其奉为天神的祖父的孝孙皇上，不惜败坏偶像名誉，也要揭穿高士奇的真面目。主审官质问，“高士奇的行私纳贿，人人多知道的”，你怎么把这种人也收入书中？
而其他人呢：“高其位由提督擢为大学士，并无政迹可称。其余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史贻直等，亦岂能比古名臣？你所做《名臣言行录》内，如何一并列入，是何意思？”尹嘉铨供称：“这《名臣言行录》，是我看见宋代朱子、司马温公等论本朝人物，采取极宽，苟有一言一行，无不采入。是以糊涂主见，也仿照此例，录载我朝诸臣。但其中文字，亦并非我杜撰，或将志书（地方志）、行述（即行状，死者生平的全面介绍，汇集相关素材，供墓志、传记的撰写者参考）或墓碑上采取来的。今大人们指出高士奇行私纳贿，髙其位不过由提督擢授大学士，毫无政迹，如何可以列入名臣？就是蒋廷锡诸人，也并无好处。我也自悔无知妄作，任臆记载。至我故父尹会一也一并列入，尤属错谬该死，别无可辩。”
这一指控，是尹案最主要的焦点，事后乾隆也专门颁布了一道长篇谕旨，比斥责尹氏私自记载力主减刑一事的诏书，还要长不少。所以，如此轻描淡写的解释，自然不会让圣上满意。第二次审讯继续追问：“你做的《名臣言行录》，据你说是仿照朱子，采取本朝人物极宽，故做此书。但你晓得，朱子身处的南宋，乃偏安之小朝廷，而你尹嘉铨遭逢的，是三代以降未有的盛世。你这么比方，是何意思？” 尹嘉铨终于意识到，自己触犯禁忌，最核心的一点，是本朝臣子盖棺论定，只允许存在官方鉴定结果。任何私人评论，不管是褒是贬，皆在禁绝之列。官方意见，即代表“公论”。而所谓官方结论，不过是皇上的金口玉言罢了。
不过，再往深里追究，《名臣言行录》的根本问题，甚至也不在于具体大臣的褒奖与钦定结论有出入，而是更高层次的一个原则性错误。此案乾隆最核心的关切，是那道专门批判此书的冗长上谕中的这句话：“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无奸臣，好理解。当年鳌拜多嚣张，还不是被年轻轻的圣祖拿下了？大清天子圣明，烛照万里，奸臣稍一露头，必覆灭无疑，是之谓无奸臣。但这秦汉以降仅见、直追三代的盛世，怎么会没有名臣呢？
在那道皇皇近千言的诏书中，皇上首先指出，尹嘉铨将内阁大学士称为宰相，甚为荒唐，因为本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一切决策皆由皇上独力制定，大学士不过是高级秘书罢了。从圣祖康熙爷、父皇再到朕，无时无刻不在为天下苍生的福祉亲自辛苦忙碌，难道有什么事，还需要仰仗大学士的协助不成？朕在位期间，傅恒做大学士的时间最长了，也不过是执行朕的命令，尽职尽责，不打折扣罢了。现在他去世十多年了，难道离了他，朕就没法让国家运转起来啦？
宋代大儒程颐宣称，天下之治乱，关键在宰相。乾隆自称程朱正统，最权威的解释者，当然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办法总是有的。皇上说，程子的话，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专门针对当时君主昏庸而言的。如果国家治乱要靠宰相，那君主不就成了橡皮图章了吗？如果宰相“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那就是“目无其君”，大逆不道了！
最后，图穷匕见，终于归结到“名臣”的问题上来了：所谓名臣，一定是对国家的繁荣安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才当之无愧。但是，由名臣而非君主来承担这一关键角色，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重大隐患。我大清朝一切皆由皇上独力裁断，奸臣既无处容身，也不需要名臣，这才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况，也是普天下人的福气。
至此，尹嘉铨的死罪，已是断断无疑的了。不过，仅仅在法律程序上将其问成死罪，还不够，乾隆还要将他彻底搞臭。为了在精神上摧垮汉族士大夫的自信，将他们改造为只知道秉承圣意的奴才，圣祖玄烨找到了一个无往不利的神器——假道学的指控。以贤孙自居的皇上，对此领悟颇深。偏偏送上门的尹氏，的的确确是个假道学。于是，堂堂九重天子，亲自导演了一出掀开闺阁门帘的丑剧。
主审官问：“ 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 说‘ 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尹嘉铨供：“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跟人打这样的笔墨官司，这跟大街上泼妇厉声骂人不要脸，有区别吗？但乾隆似乎乐此不疲，为了再掀高潮，皇上还将一个只有他知尹知、天知地知的秘密公之于世。
审讯官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帽子上的羽毛装饰，不同级别的官员相应不同，但天子可以特批。尹氏讨赏，纯粹是虚荣），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这等龌龊的话，出自金口玉言，不仅在审讯中反复强调，且在上谕中广而告之。为了彻底打翻尹氏，踩在脚底，永不翻身，乾隆已顾不得皇上的体面了，甚至向主审官透露，尹氏“当时学作女人声音状貌，恳切乞恩”，让其以此羞辱尹嘉铨。
有趣的是，在三宝等向皇上汇报审讯结果的奏折上，乾隆在“女人”旁朱批：“改为‘你妻’二字。”这说明两点。其一，皇上极其重视此案，阅读报告极为认真仔细。其二，他显然有意将此案作为一个典型，要求举国上下学习、领会其精神，故而对相关文件字斟句酌，以做好公开宣传的准备。
在后来昭告天下的谕旨中，乾隆毫无顾忌地将尹氏模仿其妻口吻的丑态公之于世，宣称：“彼时伊毫不知耻，而朕之深鄙其人，实从此始也。然尚欲全伊颜面，从未宣示廷臣。……此种行径，岂讲学者所宜为耶？”然此种行径，岂堂堂皇帝—更遑论自居天下道学宗主的乾隆—所宜为耶？
最后的判决：“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
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查缴尹嘉铨著作的运动，连尹氏在各地的碑文、摩崖石刻，也一律铲削磨毁，并追缴拓本。直到当年十二月，這场运动才基本结束。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三月十八日，清高宗西巡五台山，路过尹会一老家保定，已退休在家的尹嘉铨派儿子送上了两份奏折。一场惊天大案就此拉开序幕。
在第一份奏折中，尹氏恳请皇上加恩，特例赐予其父尹会一谥号。在清代，谥号是一品大员死后，根据其人功绩、品行，朝廷议定褒贬而给予的称号。破格赠谥，一定得有非常特殊的贡献。尹嘉铨敢开口向皇上讨要这么高的荣誉，是因为乾隆提倡孝道，不遗余力，而尹会一孝名远播，皇上曾赐诗一首，不正是应当宣传的典型吗？提出申请，一则满足了私欲—老爸的荣誉，不就是自己的荣誉吗？二则投皇上之所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没想到，如意算盘打错了。乾隆批示，狠狠训斥了一番：“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如果当时尹嘉铨只上了一份奏折，看到批示，自然就安分了。偏偏他人心不足蛇吞象，认为谥号十拿九稳，并不满足，在第二份奏折中提出了更“狂悖”的要求。
皇上刚放下笔，就看到了下面这份还是尹嘉铨的奏折。他说，陪祀孔庙（士大夫的最高荣誉，除了孔门七十二弟子，不过寥寥数十人），元代先儒有四位，明代有六位，而本朝目前仅陆陇其一人，跟本朝儒学成就极不相称。因此建议，增加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皆清初大儒，尤其是汤斌，堪称完人），还有范文程（范仲淹十八世孙，明万历年间投降努尔哈赤，清廷入关前后头号汉人谋臣）、顾八代（姓伊尔根觉罗。范、顾皆无儒学声誉）—当然，末尾羞答答地添上了其父尹会一的名字。
乾隆的朱批，一共九个字：“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皇上觉得情况非常严重，当即下了一道非常严厉的长篇谕旨。他对尹氏提名的人选逐一驳斥，并特别强调，朕对大臣—即便早在朕出世前已亡故—的功业品行，一切了如指掌，尹嘉铨一个小小的正三品退休官员，居然敢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发表意见，“实属从来未有之事”！在高宗看来，朕当年赐诗褒奖尹会一，不是因为真有什么了不得的孝行，不过为了激励大家，拿他做个由头罢了。现在尹嘉铨居然请求破格赐谥，还要陪祀孔庙，“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耶？”—这不是藐视朕，以为朕昏庸无能，毫无判断力吗？
尹嘉铨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皇上同时下达了抄家的命令。在抄家方面，清政府经验非常丰富。如果是官员，一般任所、老家同时查抄，对家人、亲族也盯住不放，做起来干净彻底，不留死角。尹氏虽已退休，但在北京还有住所。所以，除了指示直隶总督立即查抄尹嘉铨在保定的老家外，乾隆还用“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发往北京，要求留守的内阁大学士英廉“即速前往严密查抄，毋任丝毫隐匿寄顿”，以防止消息走漏，财产等提前转移。
康乾盛世，龙颜一怒，动不动就抄家。所得资财，并不进入户部管辖的国库，而是由专职伺候皇帝的内务府接收，成了天子个人的私产。除此之外，抄家的另一个重点是书籍、信函等文字材料。
两地的官员十分卖力。尹嘉铨北京的家中被搜出“ 书大小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钉书籍一柜，法帖册页六十五本，破字画五十八卷，书信一包计一百十三封，书板（印刷书籍用的雕版）一千二百块”。英廉将这些东西全部集中到一个房间，专门委派之前有过审查经历的翰林院官员，“逐一细加翻阅”。河北方面亦然。
审查的结果，各种书籍需开列详细的清单，书中嫌疑之处“逐一签出（粘签）”，原书进呈，由皇上亲自审阅。
事实证明，皇上确有先见之明，尹嘉铨的著作中，充斥着“不堪入目”的“狂吠”。我们且一一道来。
首先是僭妄。
尹氏著作甚多，其一曰《亨山遗言》，内称“梦至东岳大帝座间，麾之使归，且曰：‘公为孟子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东岳大帝，即泰山，据说掌管生死。尹嘉铨在梦中来到了东岳大帝的面前，换言之，阳寿已尽，但人家就是不接收，挥手让他回人间，而且告诉他：“您老是孟子转世灵童，要继承孔子的事业，做当代儒家的掌门人，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无疑是白日梦，自我吹嘘。
但在清代，吹牛的后果，可能很严重。主审的一品大员内阁大学士三宝等厉声质问：“你又不疯，为什么说神说鬼？孔孟大圣大贤，你何等样人，就说要继其宗传，这不是你的肆无忌惮么？”
宣称是孟夫子投胎，侮辱圣人，还不是最严重的。可怕的是，居然欺负到圣天子头上来了。
尹嘉铨另撰有《多病徒传》，文已不传，想来无非自怜自艾，自吹自擂。偏偏其中一句“子欲为帝者师”，犯了大忌。审讯官曰：“你是何等样人，敢公然欲以帝师自待，难道你竟不知分量，欲做师傅么？”尹嘉铨读书不少，但道德境界并未因此有所提高，文人恶习倒全有了。大概他身體不太好，而极富传奇色彩的西汉开国名臣张良，据说也多病。有关张良的神话，焦点之一是他得到了神秘的黄石公的兵法，从而开启了帝王师的道路，所以《汉书·张良传》中有“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尹氏魂牵梦绕的，大概是如何享受帝者师的荣耀。现实中没有希望，那就借助手中的笔，意淫一把。殊不知，在清代，关起门意淫，也要付出惨痛代价！
现在大难临头，尹嘉铨认罪态度非常坚决，“我糊涂该死，更有何辩？”但乾隆并不满意，后来在判决书中仍愤愤不平，认为是对自己的巨大侮辱：尹氏居然要当我老师。君臣大义，尊卑分定，臣下怎么可以自居师傅呢？这姑且不论，“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例。’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
还有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指控。案发前一年，正值皇上七十寿辰。乾隆和尹嘉铨一样，很喜欢写文章。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脍炙人口，他就在生日当天，撰作了一篇《古稀说》，颁示中外。巧的是，尹氏与皇上同庚，居然也自称“古稀老人”。审讯官质问：“这不是你的狂妄么？”尹嘉铨辩称，去年皇上的《古稀说》实未寓目。当然，“今大人们问我，实在觉得不是已极了！”虽然认罪，显然认识一点儿都不深刻。 于是在乾隆授意组织的二次审讯中，三宝等声色俱厉，不容分辩地怒斥曰：“上年皇上已有御制《古稀说》，你断无不看见的，就不该仍留此称。……如今将御制《古稀说》令你恭阅，内中所指前古秕政（即弊政），如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各事，现在有么？我皇上临御四十六年，励精图治，这才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称呢？”
事已至此，尹氏终于明白，皇上一骑绝尘，臣下望尘莫及，所有皇上用过的，大臣都不能用：“皇上圣德神功，爱民勤政，这才自古所稀有。我不该仍留此称，自蹈僭妄，真是狂悖糊涂，毫无可辩。”
尹嘉铨的臭文人习气，还带来了更可怕的后果：第二项罪名，是恶毒攻击盛世。
他的书中有这样的话：“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说治理国家最怕的，是高层不了解底层状况，不清楚老百姓的疾苦与真正需求。审讯官质问：“如今遭逢圣世，民情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有何意见，據实供来。”尹氏供称：“我说的‘天下大虑’，原是大概泛论的话。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隐，并无下情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的时势，亦非别有意见。然我书内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处，还有何辩？”
尹嘉铨是个爱卖弄、好声名的可鄙文人，只会做东岳大帝为自己背书的美梦——即便在梦中，也绝不会有不计个人安危，为民请命的勇气。不论“天下大虑”并非评论现实政治的说法是否属实，他绝对无意挑战今上权威，无非是抄袭古人成句，东施效颦，借文字自我妆点，希冀青史留名而已。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历代屡见不鲜。但似乎只在清代，这会变成正儿八经、堂而皇之进行指控的罪状！
尹嘉铨的下一个罪状，是泄密。
他在编纂的家谱中，收录了自己的奏折。所谓奏折，是清代独有的一种上行文书，通俗点说，就是给皇帝打小报告。小报告的存在，古今中外都未能免俗。大清王朝的独特性在于，将小报告—君臣间的秘密通信——发展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手段，成了制度。
大清君主青睐奏折，个中关键，是奏折可以帮助天子摆脱官僚体制的束缚—正式公文的日常处理，需要经过层层官僚之手。奏折的秘密性，意味着对官僚集团中严格的上下级关系的超越。所有有资格上奏折的官员，都可以直接与皇帝沟通，这使得君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整个官僚群体的直接掌控。独裁的基础，是秘密政治。所以，清廷一向高度关注奏折的保密。但另一方面，随着奏折的不断推广，保密越来越难。尤其是很多时候，奏折涉及的只是普通、正常的事务，完全没有保密的必要，臣下往往会放松警惕。尹氏在家谱中刊刻自己的奏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不过，皇上不这么想。在尹案爆发的前两年，福建巡抚、八旗汉军黄检就因刊刻祖父已故内阁大学士黄廷桂的奏折，被革了职。乾隆为此发布了数道冗长谕旨，不惮反复言说，详细解释：“我朝祖宗以来，恩泽深入民心，一切皆由宸断。及朕侍皇考，亲见十三年中，深仁善政，并不由于臣下之奏请，而下情亦毫无不能上达之处。朕临御四十四年，所办之事亦然。”而臣下刊刻奏折，不就等于误导民众，炫耀自己的功绩吗？
两年后的尹案，刊刻奏折成为罪状，也是因为这有与皇上争功的嫌疑。尹嘉铨在大理寺卿任内，曾就一份死刑判决，力主由“立决”改为“缓决”（即缓刑），为此上了奏折。这一奏折出现在了家谱中。
主审官质问：“伸冤理枉的事，是做官的该办的，难道都要载入家谱？即如刑部司官向堂官（指刑部尚书、侍郎）论事，难道都要记载么？”
尹氏定罪宣判后，皇上意犹未尽，专就此事发布谕旨——乾隆特别就其中的两项罪名，分别颁发诏书，详加说明，以统一思想：指责尹嘉铨记载自己力主减刑一事，是为了博取名声，刻意将自己打扮成宽厚长者，同时抹黑同事，将他们丑化为酷吏;更何况，明明办的是公事，居然回家私自记录下来，“其心尚可问乎？”—古往今来，哪朝哪代，官员在私家著述中记载不涉密的行政事务会遭遇这样的责难？
前面说过，诽谤盛世是罪状。没想到，尹嘉铨歌颂盛世，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尹氏仿效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是书采择北宋太祖至徽宗八朝大臣言行有益世道人心者，编纂而成—撰有《名臣言行录》，相应收集清代大臣的嘉言懿行。按理说，这是为打造盛世添砖加瓦—盛世的标志之一，不应当是名臣辈出吗？还有哪个时代，表彰名臣会成为罪状？
《名臣言行录》收录者，包括圣祖玄烨的弄臣高士奇，雍正朝大学士高其位、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还有在雍正朝已崛起，但于乾隆初始拜大学士的史贻直等—当然，还有其父尹会一。审讯官员皆加以反驳，认为这几人都不够格。
高士奇人品卑污，世所共知，无所不能的圣祖仁皇帝当然不例外。但高氏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是玄烨附庸风雅的得力助手，所以圣祖优容，始终加意保全，甚至御书“忠孝节义”四字相赠，得以享尽荣华富贵而善终。
但这次，亦步亦趋模仿其奉为天神的祖父的孝孙皇上，不惜败坏偶像名誉，也要揭穿高士奇的真面目。主审官质问，“高士奇的行私纳贿，人人多知道的”，你怎么把这种人也收入书中？
而其他人呢：“高其位由提督擢为大学士，并无政迹可称。其余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史贻直等，亦岂能比古名臣？你所做《名臣言行录》内，如何一并列入，是何意思？”尹嘉铨供称：“这《名臣言行录》，是我看见宋代朱子、司马温公等论本朝人物，采取极宽，苟有一言一行，无不采入。是以糊涂主见，也仿照此例，录载我朝诸臣。但其中文字，亦并非我杜撰，或将志书（地方志）、行述（即行状，死者生平的全面介绍，汇集相关素材，供墓志、传记的撰写者参考）或墓碑上采取来的。今大人们指出高士奇行私纳贿，髙其位不过由提督擢授大学士，毫无政迹，如何可以列入名臣？就是蒋廷锡诸人，也并无好处。我也自悔无知妄作，任臆记载。至我故父尹会一也一并列入，尤属错谬该死，别无可辩。”
这一指控，是尹案最主要的焦点，事后乾隆也专门颁布了一道长篇谕旨，比斥责尹氏私自记载力主减刑一事的诏书，还要长不少。所以，如此轻描淡写的解释，自然不会让圣上满意。第二次审讯继续追问：“你做的《名臣言行录》，据你说是仿照朱子，采取本朝人物极宽，故做此书。但你晓得，朱子身处的南宋，乃偏安之小朝廷，而你尹嘉铨遭逢的，是三代以降未有的盛世。你这么比方，是何意思？” 尹嘉铨终于意识到，自己触犯禁忌，最核心的一点，是本朝臣子盖棺论定，只允许存在官方鉴定结果。任何私人评论，不管是褒是贬，皆在禁绝之列。官方意见，即代表“公论”。而所谓官方结论，不过是皇上的金口玉言罢了。
不过，再往深里追究，《名臣言行录》的根本问题，甚至也不在于具体大臣的褒奖与钦定结论有出入，而是更高层次的一个原则性错误。此案乾隆最核心的关切，是那道专门批判此书的冗长上谕中的这句话：“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无奸臣，好理解。当年鳌拜多嚣张，还不是被年轻轻的圣祖拿下了？大清天子圣明，烛照万里，奸臣稍一露头，必覆灭无疑，是之谓无奸臣。但这秦汉以降仅见、直追三代的盛世，怎么会没有名臣呢？
在那道皇皇近千言的诏书中，皇上首先指出，尹嘉铨将内阁大学士称为宰相，甚为荒唐，因为本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一切决策皆由皇上独力制定，大学士不过是高级秘书罢了。从圣祖康熙爷、父皇再到朕，无时无刻不在为天下苍生的福祉亲自辛苦忙碌，难道有什么事，还需要仰仗大学士的协助不成？朕在位期间，傅恒做大学士的时间最长了，也不过是执行朕的命令，尽职尽责，不打折扣罢了。现在他去世十多年了，难道离了他，朕就没法让国家运转起来啦？
宋代大儒程颐宣称，天下之治乱，关键在宰相。乾隆自称程朱正统，最权威的解释者，当然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办法总是有的。皇上说，程子的话，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专门针对当时君主昏庸而言的。如果国家治乱要靠宰相，那君主不就成了橡皮图章了吗？如果宰相“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那就是“目无其君”，大逆不道了！
最后，图穷匕见，终于归结到“名臣”的问题上来了：所谓名臣，一定是对国家的繁荣安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才当之无愧。但是，由名臣而非君主来承担这一关键角色，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重大隐患。我大清朝一切皆由皇上独力裁断，奸臣既无处容身，也不需要名臣，这才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况，也是普天下人的福气。
至此，尹嘉铨的死罪，已是断断无疑的了。不过，仅仅在法律程序上将其问成死罪，还不够，乾隆还要将他彻底搞臭。为了在精神上摧垮汉族士大夫的自信，将他们改造为只知道秉承圣意的奴才，圣祖玄烨找到了一个无往不利的神器——假道学的指控。以贤孙自居的皇上，对此领悟颇深。偏偏送上门的尹氏，的的确确是个假道学。于是，堂堂九重天子，亲自导演了一出掀开闺阁门帘的丑剧。
主审官问：“ 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 说‘ 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尹嘉铨供：“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跟人打这样的笔墨官司，这跟大街上泼妇厉声骂人不要脸，有区别吗？但乾隆似乎乐此不疲，为了再掀高潮，皇上还将一个只有他知尹知、天知地知的秘密公之于世。
审讯官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帽子上的羽毛装饰，不同级别的官员相应不同，但天子可以特批。尹氏讨赏，纯粹是虚荣），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这等龌龊的话，出自金口玉言，不仅在审讯中反复强调，且在上谕中广而告之。为了彻底打翻尹氏，踩在脚底，永不翻身，乾隆已顾不得皇上的体面了，甚至向主审官透露，尹氏“当时学作女人声音状貌，恳切乞恩”，让其以此羞辱尹嘉铨。
有趣的是，在三宝等向皇上汇报审讯结果的奏折上，乾隆在“女人”旁朱批：“改为‘你妻’二字。”这说明两点。其一，皇上极其重视此案，阅读报告极为认真仔细。其二，他显然有意将此案作为一个典型，要求举国上下学习、领会其精神，故而对相关文件字斟句酌，以做好公开宣传的准备。
在后来昭告天下的谕旨中，乾隆毫无顾忌地将尹氏模仿其妻口吻的丑态公之于世，宣称：“彼时伊毫不知耻，而朕之深鄙其人，实从此始也。然尚欲全伊颜面，从未宣示廷臣。……此种行径，岂讲学者所宜为耶？”然此种行径，岂堂堂皇帝—更遑论自居天下道学宗主的乾隆—所宜为耶？
最后的判决：“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
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查缴尹嘉铨著作的运动，连尹氏在各地的碑文、摩崖石刻，也一律铲削磨毁，并追缴拓本。直到当年十二月，這场运动才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