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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红旗》杂志编辑部交给我一个任务：约请老作家周立波同志写一篇关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的文章，用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6周年。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因为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位久负盛名的老作家的名作《暴风骤雨》就是我最喜爱的作品之一，而他也成为我最崇敬的作家之一。那时候，我一边读着他的作品，一边想，要是能有机会见到这位作家，并且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那该多好啊！转眼20多年过去了，想不到今天我竟会因工作需要，以《红旗》杂志编辑的身份向他约稿去。20多年前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骑着自行车从红旗杂志社所在地沙滩出发，前往他的住地——位于北京市二里沟附近的“宇宙红楼”。北国春迟，当南方已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的时候，北京的气温刚刚转暖，迎面吹来的微风仍然带着寒意，但我毫不介意，急切的心情使我的自行车也加快了速度，顺利在二里沟附近找到了“宇宙红楼”。在我的想象中，“宇宙红楼”一定是一座高大漂亮的建筑物，但到那里一打听，才知道只是一大片普通的居民住宅区，而我匆匆来时却忘了带他家的地址，既不知道楼号也不知道门牌号，上哪儿去找他呢？我感到茫然，推着自行车在马路旁徘徊良久。我询问过几位过路的人，但他们都说不是此地人，说不清。
正踌躇间，对面来了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看样子是刚放学回家。我拦住问道：“小朋友，你们知道周立波同志住在哪里吗？”
“哪个周立波？”她们都张大眼睛，天真地看着我。
“就是那个写《暴风骤雨》的作家。”
“你说的就是那个有‘赵光腚’的电影？”有一位小姑娘若有所思地问。
“对，就是他！”
“跟我来。”她把书包交给另一位同学，领着我朝周立波的家走去。
我边走边想，有时候，一个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甚至比作家自己的名字还要深入人心，不是吗？赵光腚——《暴风骤雨》中的主人公赵玉林的形象，不是连小学生都熟悉吗？
来到四号楼二单元，我按照小姑娘指点的门牌，顺利地找到了周立波的家。进入单元门一看，才发现这是一座简易楼房，矮小、灰暗、简陋、拥挤，甚至还有点脏乱。周立波住在二层左手那套房间，外门是用几块破三合板钉补过的。我不禁大为惊讶：这难道就是为我们的老作家安排的住所吗？这样简陋的住宅，和“宇宙红楼”这样雄伟的名称多么不相称啊！后来我终于知道，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时被红卫兵赶到这里的，后来落实了政策，才搬家定居在南沙沟。
我敲门进去，周立波正和另两位同志交谈。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他热情地和我握手。经过他介绍，我才知道，另两位同志是《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和《湘江文艺》编辑部负责人张盛裕。曲波就住在附近，常来他家聊天；张盛裕是为采访“《韶山的节日》事件”的平反情况而专程从湖南来京的——“《韶山的节日》事件”是周立波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的一起冤案，那时刚刚平反。当两位客人告辞之后，话题就转到请他为《红旗》杂志写稿上来了。
周立波是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老作家，年近七旬，德高艺馨，有着深厚的生活阅历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但是，他待人接物是那样的谦逊、热情，那样的真挚、诚恳。他说话声音不大，语言生动委婉，侃侃而谈，使人感到十分亲切而慈祥。他欣然应允为《红旗》杂志撰写文章。我谈了对稿件的要求之后，便问到他的生活情况和创作情况，他也乐意交谈。初次见面，我们的交谈情投意合。谈了约两小时，我就告辞了。
从那以后，根据编辑部的要求，他的稿子《深入生活 繁荣创作》作了三次大的改动，小的改动也有多次。直到《红旗》杂志1978年5月号上发表之前，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我曾多次去他家讨论和研究这篇稿子，反复修改，直到定稿。他总是非常细心和耐心，谦虚地认真听取和吸收编辑部的意见。每次在谈完稿子之后，我总是迟迟不肯离开，和他进行长时间交谈。这是我故意安排的，是想借机更多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这对我而言，是一次极好的學习机会。我们每次交谈都无拘无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从历史到现状，从30年代到70年代，从文学活动到家庭生活，从生活到创作，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粉碎“四人帮”，从东北地区到湖南老家……其内容可以说天南海北，包罗万象，范围很广，但主题都紧扣他的生活和他的创作。他谈到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感到亲切而又新鲜，既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引起我的深思，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同时也学到很多生动的文学知识，给我以力量，激励我奋勇前进。这对我来讲，确实是极有意义的一课。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在学校课堂上学到的要生动得多，深刻得多。
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加上其他材料，后来我应邀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纪实文学，发表在湖南文学刊物《芙蓉》杂志上，题目是《根深·叶茂·花繁·果硕——周立波的创作活动》。我多次采访的主要内容都记述在里面了，但是意犹未尽，所以在这里，我要补充和强调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周立波十分关心支持文艺界的平反昭雪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化专制主义，文艺战线是重灾区，大批作家、艺术家被打成“黑线人物”，关进“牛棚”，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打击。“四人帮”倒台之后的头两年，由于受到“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束缚和影响，许多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文艺战线更是如此，包括赵树理等一批老作家在内的冤假错案未能及时平反。我们文艺部几位同志经过研究，希望通过周立波的这篇文章，从正面提及某些作家的名字及其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贡献，为他们的平反昭雪造一点舆论。当我把这个意图向周立波作了传达之后，他欣然同意，并说这正是他心里所想做的。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特意在“文革”之后首次从正面提到赵树理等知名作家，肯定了他们在文艺事业中的贡献。
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骑着自行车从红旗杂志社所在地沙滩出发，前往他的住地——位于北京市二里沟附近的“宇宙红楼”。北国春迟，当南方已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的时候，北京的气温刚刚转暖，迎面吹来的微风仍然带着寒意，但我毫不介意，急切的心情使我的自行车也加快了速度，顺利在二里沟附近找到了“宇宙红楼”。在我的想象中，“宇宙红楼”一定是一座高大漂亮的建筑物，但到那里一打听，才知道只是一大片普通的居民住宅区，而我匆匆来时却忘了带他家的地址，既不知道楼号也不知道门牌号，上哪儿去找他呢？我感到茫然，推着自行车在马路旁徘徊良久。我询问过几位过路的人，但他们都说不是此地人，说不清。
正踌躇间，对面来了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看样子是刚放学回家。我拦住问道：“小朋友，你们知道周立波同志住在哪里吗？”
“哪个周立波？”她们都张大眼睛，天真地看着我。
“就是那个写《暴风骤雨》的作家。”
“你说的就是那个有‘赵光腚’的电影？”有一位小姑娘若有所思地问。
“对，就是他！”
“跟我来。”她把书包交给另一位同学，领着我朝周立波的家走去。
我边走边想，有时候，一个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甚至比作家自己的名字还要深入人心，不是吗？赵光腚——《暴风骤雨》中的主人公赵玉林的形象，不是连小学生都熟悉吗？
来到四号楼二单元，我按照小姑娘指点的门牌，顺利地找到了周立波的家。进入单元门一看，才发现这是一座简易楼房，矮小、灰暗、简陋、拥挤，甚至还有点脏乱。周立波住在二层左手那套房间，外门是用几块破三合板钉补过的。我不禁大为惊讶：这难道就是为我们的老作家安排的住所吗？这样简陋的住宅，和“宇宙红楼”这样雄伟的名称多么不相称啊！后来我终于知道，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时被红卫兵赶到这里的，后来落实了政策，才搬家定居在南沙沟。
我敲门进去，周立波正和另两位同志交谈。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他热情地和我握手。经过他介绍，我才知道，另两位同志是《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和《湘江文艺》编辑部负责人张盛裕。曲波就住在附近，常来他家聊天；张盛裕是为采访“《韶山的节日》事件”的平反情况而专程从湖南来京的——“《韶山的节日》事件”是周立波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的一起冤案，那时刚刚平反。当两位客人告辞之后，话题就转到请他为《红旗》杂志写稿上来了。
周立波是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老作家，年近七旬，德高艺馨，有着深厚的生活阅历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但是，他待人接物是那样的谦逊、热情，那样的真挚、诚恳。他说话声音不大，语言生动委婉，侃侃而谈，使人感到十分亲切而慈祥。他欣然应允为《红旗》杂志撰写文章。我谈了对稿件的要求之后，便问到他的生活情况和创作情况，他也乐意交谈。初次见面，我们的交谈情投意合。谈了约两小时，我就告辞了。
从那以后，根据编辑部的要求，他的稿子《深入生活 繁荣创作》作了三次大的改动，小的改动也有多次。直到《红旗》杂志1978年5月号上发表之前，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我曾多次去他家讨论和研究这篇稿子，反复修改，直到定稿。他总是非常细心和耐心，谦虚地认真听取和吸收编辑部的意见。每次在谈完稿子之后，我总是迟迟不肯离开，和他进行长时间交谈。这是我故意安排的，是想借机更多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这对我而言，是一次极好的學习机会。我们每次交谈都无拘无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从历史到现状，从30年代到70年代，从文学活动到家庭生活，从生活到创作，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粉碎“四人帮”，从东北地区到湖南老家……其内容可以说天南海北，包罗万象，范围很广，但主题都紧扣他的生活和他的创作。他谈到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感到亲切而又新鲜，既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引起我的深思，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同时也学到很多生动的文学知识，给我以力量，激励我奋勇前进。这对我来讲，确实是极有意义的一课。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在学校课堂上学到的要生动得多，深刻得多。
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加上其他材料，后来我应邀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纪实文学，发表在湖南文学刊物《芙蓉》杂志上，题目是《根深·叶茂·花繁·果硕——周立波的创作活动》。我多次采访的主要内容都记述在里面了，但是意犹未尽，所以在这里，我要补充和强调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周立波十分关心支持文艺界的平反昭雪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化专制主义，文艺战线是重灾区，大批作家、艺术家被打成“黑线人物”，关进“牛棚”，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打击。“四人帮”倒台之后的头两年，由于受到“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束缚和影响，许多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文艺战线更是如此，包括赵树理等一批老作家在内的冤假错案未能及时平反。我们文艺部几位同志经过研究，希望通过周立波的这篇文章，从正面提及某些作家的名字及其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贡献，为他们的平反昭雪造一点舆论。当我把这个意图向周立波作了传达之后，他欣然同意，并说这正是他心里所想做的。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特意在“文革”之后首次从正面提到赵树理等知名作家，肯定了他们在文艺事业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