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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5日，复旦大学开展了一场“教授考试”的闹剧，我的父亲李振麟亲身经历此事。
是考试，还是灭“威风”？
那天，我恰好在家。父亲李振麟（语言学家，复旦大学外语系和中文系教授）说：“接到复旦通知，今天要去学校听‘市革会’领导的报告。”于是骑上我自行装配的26英寸永久自行车前往学校了。
待父亲回到家中，他满脸不悦，只说一句“搞突然袭击”。等到他平静下来，我们细细询问才知道了一些情况。原来，当天学校请他去听报告是假，其实，是让他和复旦一些教授、副教授接受一场“文化考试”。父亲由于毫无准备，心里也有抵触情绪，很是不快。他说：“我一生考试都很顺利，而这样的袭击让人无法接受。”“卷子上标有‘大学入学考试’，这分明是捉弄人嘛！”父亲说到，当年，清华考数学、国文两门，国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还有是“对对子”，上联分别是“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要求对出下联，这种题目开放性强，考的是能力;而复旦此次安排的教授考试虽是一张卷子，上面有“政治、语文、数学、理化”，考的内容倒是不深，以记忆为主，不是考智力、能力，做法很不公道。
事后，我問了邻居伍蠡甫（画家、翻译家）伯伯，他对我很坦率地“口无遮拦”：“人家要考倒你，灭你威风嘛！”
一场考试仅有7人及格
据了解，这次考试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和上海市教育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当天在上海18所高校、600多位教授和副教授中进行，其中复旦有104位，占了不少名额。从复旦考试的情况看，及格者仅7人，还有7人拒绝交卷，这在当年是个勇敢的举动。全上海90%的教授考试不及格，可以看出大多数教授的“不配合”也是十分明显。父亲曾告诉我，周谷城教授在一道填空题“文化大革命涌现出了 组织”，把应该填作“造反派”的填写为“造化派”，他不可能不知道“造反派”这个名词，自然是有意为之。
还有位中文系教授更是在卷子反面写歪诗一首，诗曰：“突闻考试实堪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识此味，从今开始学新人。”说实在的，这首打油诗写得太一般，也许是故意为之。不过，该诗还是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该卷子被送到京城调阅，中国历史博物馆甚至还提出收藏，要作为反面教材。
教授考试影响极坏。特别是复旦教授中当时有不少人年事已高，多数已过70，把他们拉到考场，也太不人道。据胡绳武儿子回忆，当年教授考试，他父亲在现场，朱永嘉作为上海市领导也莅临。有这么一个细节，朱永嘉看到自己的老师陈守实教授踏着蹒跚的步履而至，于是使个眼色对相熟的当年地下党外围胡绳武说：“不是陈先生身体不好吗？怎么也来了，你陪他到医务室去看看医生。”父亲胡绳武心领神会，扶着陈教授出了考场，算是躲过一劫。这说明，朱永嘉面对老师有了恻隐之心，不忍将他推进火坑。
“教授考试”背后的势力交锋
为什么上海会有这么一场闹剧？其实它有着不一般的背景。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和周总理的支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等看到《意见》便开始密谋。这时，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一伙沆瀣一气，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于是，当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谈到一个生产队长张铁生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命令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于是，“反潮流”英雄张铁生被制造出来。而“反潮流”这个特有名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毛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在“张铁生事件”发生后，毛远新率先在把持的辽宁省沈阳医学院以开会的名义把教授骗到学校进行了所谓文化考试。事后他说，各校都可以开展。1973年12月12日至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然谈到了“张铁生的信”。他说：“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考他们。”北京的动作够快，当年12月30日，即对600多名教授进行突袭，也如法炮制，把教授骗到学校进行考试。北京教授、副教授有骨气，彼此之间并无商量，竟有200人“学习”张铁生交了白卷，其中有两所高校教授集体交了白卷。
京沪教授大不同
从上海教授和北京教授的不同表现，似也可从中看出这一群落的不同点。上海是“四人帮”重镇，各方面管控显得更加严厉，而北京各派政治力量暗中角逐，使得北京教授在夹缝中尚有喘息空间，上海的政治空气更为压抑，教授日子更不好过，唯命是从是大多数。又可以从京派和海派文化上去找原因，上海成为通商口岸100年，首先是“商业竞卖”，其次，才讲“名士才情”。北京则不一样，基础巩固，教授的薪金比上海丰厚，完全不用投机、看风，更看重名节。从两地民众的处事风格看，京人直来直去，少含蓄;沪人则不和你来明火执仗，而是暗渡陈仓，从长计议。这是题外话。
荒唐的年代自有无尽的荒唐事，教授考试也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吧。
（作者曾任《上海教育》常务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章洁
是考试，还是灭“威风”？
那天，我恰好在家。父亲李振麟（语言学家，复旦大学外语系和中文系教授）说：“接到复旦通知，今天要去学校听‘市革会’领导的报告。”于是骑上我自行装配的26英寸永久自行车前往学校了。
待父亲回到家中，他满脸不悦，只说一句“搞突然袭击”。等到他平静下来，我们细细询问才知道了一些情况。原来，当天学校请他去听报告是假，其实，是让他和复旦一些教授、副教授接受一场“文化考试”。父亲由于毫无准备，心里也有抵触情绪，很是不快。他说：“我一生考试都很顺利，而这样的袭击让人无法接受。”“卷子上标有‘大学入学考试’，这分明是捉弄人嘛！”父亲说到，当年，清华考数学、国文两门，国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还有是“对对子”，上联分别是“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要求对出下联，这种题目开放性强，考的是能力;而复旦此次安排的教授考试虽是一张卷子，上面有“政治、语文、数学、理化”，考的内容倒是不深，以记忆为主，不是考智力、能力，做法很不公道。
事后，我問了邻居伍蠡甫（画家、翻译家）伯伯，他对我很坦率地“口无遮拦”：“人家要考倒你，灭你威风嘛！”
一场考试仅有7人及格
据了解，这次考试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和上海市教育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当天在上海18所高校、600多位教授和副教授中进行，其中复旦有104位，占了不少名额。从复旦考试的情况看，及格者仅7人，还有7人拒绝交卷，这在当年是个勇敢的举动。全上海90%的教授考试不及格，可以看出大多数教授的“不配合”也是十分明显。父亲曾告诉我，周谷城教授在一道填空题“文化大革命涌现出了 组织”，把应该填作“造反派”的填写为“造化派”，他不可能不知道“造反派”这个名词，自然是有意为之。
还有位中文系教授更是在卷子反面写歪诗一首，诗曰：“突闻考试实堪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识此味，从今开始学新人。”说实在的，这首打油诗写得太一般，也许是故意为之。不过，该诗还是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该卷子被送到京城调阅，中国历史博物馆甚至还提出收藏，要作为反面教材。
教授考试影响极坏。特别是复旦教授中当时有不少人年事已高，多数已过70，把他们拉到考场，也太不人道。据胡绳武儿子回忆，当年教授考试，他父亲在现场，朱永嘉作为上海市领导也莅临。有这么一个细节，朱永嘉看到自己的老师陈守实教授踏着蹒跚的步履而至，于是使个眼色对相熟的当年地下党外围胡绳武说：“不是陈先生身体不好吗？怎么也来了，你陪他到医务室去看看医生。”父亲胡绳武心领神会，扶着陈教授出了考场，算是躲过一劫。这说明，朱永嘉面对老师有了恻隐之心，不忍将他推进火坑。
“教授考试”背后的势力交锋
为什么上海会有这么一场闹剧？其实它有着不一般的背景。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和周总理的支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等看到《意见》便开始密谋。这时，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一伙沆瀣一气，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于是，当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谈到一个生产队长张铁生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命令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于是，“反潮流”英雄张铁生被制造出来。而“反潮流”这个特有名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毛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在“张铁生事件”发生后，毛远新率先在把持的辽宁省沈阳医学院以开会的名义把教授骗到学校进行了所谓文化考试。事后他说，各校都可以开展。1973年12月12日至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然谈到了“张铁生的信”。他说：“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考他们。”北京的动作够快，当年12月30日，即对600多名教授进行突袭，也如法炮制，把教授骗到学校进行考试。北京教授、副教授有骨气，彼此之间并无商量，竟有200人“学习”张铁生交了白卷，其中有两所高校教授集体交了白卷。
京沪教授大不同
从上海教授和北京教授的不同表现，似也可从中看出这一群落的不同点。上海是“四人帮”重镇，各方面管控显得更加严厉，而北京各派政治力量暗中角逐，使得北京教授在夹缝中尚有喘息空间，上海的政治空气更为压抑，教授日子更不好过，唯命是从是大多数。又可以从京派和海派文化上去找原因，上海成为通商口岸100年，首先是“商业竞卖”，其次，才讲“名士才情”。北京则不一样，基础巩固，教授的薪金比上海丰厚，完全不用投机、看风，更看重名节。从两地民众的处事风格看，京人直来直去，少含蓄;沪人则不和你来明火执仗，而是暗渡陈仓，从长计议。这是题外话。
荒唐的年代自有无尽的荒唐事，教授考试也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吧。
（作者曾任《上海教育》常务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