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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整个影片跨越了四十年，这四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四十年，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物质极大丰富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纷繁与复杂。影片以春芬的幻想结尾，春芬幻想着当年的向阳号行驶在如今宽阔平整的公路上，再也不用翻越崎岖的盘山公路，取而代之的是已经打通的隧道。这个结尾，就足以说明导演整部影片所要建构的主题，面对着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我们需要在接受，享受先进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回归和精神净化。这种兼容的态度，也许是中国儒家思想所影响下的一种中庸判断。
关键词：改革开放；隐忍；身份
中图分类号：I2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3-0084-02
一、引 言
看完《芳香之旅》后，不禁想到了另外两部影片《三轮车夫》和《中央车站》，同样是第三世界国家导演以自己的视角审视着打开国门后，在后工业文明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变革。所不同的是，由于角度的不同，在意识领域所表达出导演对这一问题主观上的不同观点。
《三轮车夫》最终所回归的仍然是一种消极与绝望，虽然伴随着工业文明进驻的有意识形态和物质领域的先进成果，并影响到社会的一部分群体，但所带来的弊端对社会起到的腐朽作用却是无法磨灭而又影响深远的，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阶级的人们，百般挣扎却又无法摆脱。
与《三轮车夫》不同的是，《中央车站》导演虽在影片中展现了这些负面因素，如贫困、犯罪、归属感的缺失等等，但最终体现的却是心灵的宁静与寄托。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社会，最终的归属感来自心灵。只要对生活报有信仰和希望，前方依然是崭新和美好的。
《芳香之旅》除了具有上述两部影片所构建的共性特质，还具有一些我们中国，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之下的特殊内涵。整个影片跨越了四十年，这四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四十年，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物质极大丰富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纷繁与复杂。影片以春芬的幻想结尾，春芬幻想着当年的向阳号行驶在如今宽阔平整的公路上，再也不用翻越崎岖的盘山公路，取而代之的是已经打通的隧道。这个结尾，就足以说明导演整部影片所要建构的主题，面对着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我们需要在接受，享受先进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回归和精神净化。这种兼容的态度，也许是中国儒家思想所影响下的一种中庸判断。
二、压抑与释放
崔师傅在整部影片中，似乎就是一个隐忍的个体，而人物的这种特质，也被演员范伟诠释的恰到好处。而实际上，在其外化形象的背后，崔师傅却是整部影片中最具突破性的人物。
他敢于表达对春芬的好感，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是勇于突破创新的典范。也代表了特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个体。第一次，他破例做主让春芬去见正在石场劳动改造的刘医生，第二次，在百般挣扎之后，老崔还是决定开车去接刘奋斗，在刘奋斗出国之前成全他与春芬彼此相见的愿望。在压抑之后，理智战胜了情感，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理解、宽容、和对春芬真挚的爱。
女主人公春芬，是影片中贯穿始终的角色。从青涩，纯真的美丽售票员，到忧郁、深沉的老崔妻子，再到忍辱负重，承担家庭重任的女公交司机，春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历练。在此期间，她叛逆过释放过，但换来的却是刘奋斗的背叛，老崔的意外，所以她选择了沉寂与停留，始终保有那一份对逝去时代想象的怀旧。
20世纪60至90年代，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大的阶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伴随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商品化浪潮，物质丰富的同时思想变的多元化，在这一阶段，实用主义、消费主义、重商主义思潮充斥着社会[1]。这其间，老崔和春芬的车队改制了，向阳号变成了陈列品进了博物馆，而之后，公司也被开发商买下盖成了商业建筑，而向阳号也最终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停在了废品回收站。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商品化慢慢渗入最终成为主导的过程。而身边的人们也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向阳号的女售票员穿着超短裙，与男友在车里亲热，这些在春芬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面对剧团解散后，做起化装品销售生意老田的猛烈追求，春芬拒绝了，她内心并不是没有渴望，只是被种种传统的价值所束缚。在这样一个包容性的时代，身边的人和事都在经历着变化，只有春芬选择了停留。春芬一直坚守并执着内心的信念，支撑她的便是对过去想象的回忆。而影片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毛主席影像，成为了承载逝去记忆的价值与意识的符号。这个符号支撑并指引着春芬，当新一辈的售票员与春芬在街上行走，告诉她老田值得托付后，独自一人踱步的春芬，驻足在了废旧家电回收商店的橱窗外，目光久久停留在当年毛主席接见全国劳动模范的影像上，至此，她心中便有了答案。这个指代记忆的符号最终让传统的价值占据了春芬意识的全部。她选择了一辈子孤独，但春节那天挂在家中墙上的毛主席像暗示春芬内心的满足与宁静。
相较于意识领域的信仰，在物质领域上，春芬最终选择了妥协，当她把废弃的向阳号从废品回收站开出，行驶在灯红酒绿熙熙嚷嚷的人群之中，面对行人怪异的围观，那极大的讽刺重创了春芬的内心。这是现代工业文明与旧生产力的一次撞击，但规律是客观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人类社会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打磨，春芬已经从单纯可爱的少女，变为忍辱负重的坚韧女性，在她的保守与坚持下，春芬与向阳号，似乎已经合为一体。向阳号承载了她太多的记忆与希望、信仰与信念。在向阳号这条渐行渐远的芳香之旅上，春芬的道路走得坎坷而又崎岖。当春芬驾驶着向阳号一次又一次穿梭在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道路上时，不知不觉中，她的形象已经外化为一位男性角色…正如影片导演章家瑞所说：“我一直是带着真诚去反映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既不夸大其辞故意揭露阴暗面，也不曲意逢迎去粉饰太平，我不愿带着伤痕抱怨的情绪去描述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更不希望西方人总是在我们的电影里看到中国人愚昧麻木的脸孔。我试图向他们展示我们国家的普通人是如何面对时代和命运强加给他们的悲剧，如何坦然地面对坎坷，并且如何去消化不公正的命运。从上一代人身上所体现的宽厚、真诚、责任、坚忍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没有这些，我们民族的大厦就会坍塌，而苦难之下的坚忍和坚守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2]” 春芬的妥协，换来的是内心的宁静与信念的归属感，在她身上，体现的是我们千千万万中国劳动人民在经历了特殊岁月后，身上所平添的隐忍与坚韧。春芬的改变是被动的，让人不忍；但又不得不为之起敬。也许这也正是导演章家瑞内心的矛盾所在。
三、身份的认同
影片反复出现老崔特殊的身份——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劳动模范，老崔和向阳号把这种特殊的荣誉带到了一个小山村，他的生活因此也变得不同寻常。和崔师傅握手，变成了淳朴山民的一种莫大荣誉，在他们看来，毛主席就是神化了的精神崇拜，而老崔似乎是一个传递者。在单位，因为老崔的特殊身份，他的生活和工作因此成为了组织和领导最为关心的问题。政治身份的认同，饱含时代的印记。与老崔相反的是，刘奋斗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有海外关系，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在常人的目光中，他似乎是一个异类。政治身份，俨然成为这一时代界定人与人的唯一标准。作为已经处于边缘群体的刘奋斗而言，在道义与“自保”面前，他选择了后者。人在社会群体之中，在某些情境之下，为了靠近主流群体或价值的认同，有时会在盲目的放弃与选择之中逐渐迷失自我。而选择叛逆，选择逆流而上不仅需要勇气，还要有承担后果的担当。在刘奋斗的内心，俨然缺少那份勇气，或者说在感情亦或是道义，与理想亦或是自我保护面前，理智的天平倾向了后者，这是刘奋斗的取舍。政治身份的认同，带有中国特色的痕迹，而随着改革开放，各种思潮的涌入。身份及认同感的界定似乎更为多元化了，当刘奋斗重新站在春芬面前时，春芬的内心是不可能不泛起一丝涟漪的。特殊的年代已经逝去，伴随经济的复苏和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的洗礼，此时的刘奋斗，再也不是那个人人避而远之的“异类”，时代的变迁造就了身份的变革。此时的刘奋斗，俨然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下被大众所认同的身份象征。他的特殊政治身份，在此时却成为可以为之骄傲的资本。刘奋斗变了，他的变化却不是自己所能主导的。饱含无奈与辛酸。政治身份的认同，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伴随着社会的前进，特殊时代的逝去，取而代之的是文化身份[3]。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参考文献：
[1] 戴锦华.隐形书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 章家瑞.新浪娱乐独家对话《芳香之旅》[Z].新浪网，2006-02-16.
[3]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改革开放；隐忍；身份
中图分类号：I2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3-0084-02
一、引 言
看完《芳香之旅》后，不禁想到了另外两部影片《三轮车夫》和《中央车站》，同样是第三世界国家导演以自己的视角审视着打开国门后，在后工业文明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变革。所不同的是，由于角度的不同，在意识领域所表达出导演对这一问题主观上的不同观点。
《三轮车夫》最终所回归的仍然是一种消极与绝望，虽然伴随着工业文明进驻的有意识形态和物质领域的先进成果，并影响到社会的一部分群体，但所带来的弊端对社会起到的腐朽作用却是无法磨灭而又影响深远的，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阶级的人们，百般挣扎却又无法摆脱。
与《三轮车夫》不同的是，《中央车站》导演虽在影片中展现了这些负面因素，如贫困、犯罪、归属感的缺失等等，但最终体现的却是心灵的宁静与寄托。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社会，最终的归属感来自心灵。只要对生活报有信仰和希望，前方依然是崭新和美好的。
《芳香之旅》除了具有上述两部影片所构建的共性特质，还具有一些我们中国，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之下的特殊内涵。整个影片跨越了四十年，这四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四十年，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物质极大丰富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纷繁与复杂。影片以春芬的幻想结尾，春芬幻想着当年的向阳号行驶在如今宽阔平整的公路上，再也不用翻越崎岖的盘山公路，取而代之的是已经打通的隧道。这个结尾，就足以说明导演整部影片所要建构的主题，面对着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我们需要在接受，享受先进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回归和精神净化。这种兼容的态度，也许是中国儒家思想所影响下的一种中庸判断。
二、压抑与释放
崔师傅在整部影片中，似乎就是一个隐忍的个体，而人物的这种特质，也被演员范伟诠释的恰到好处。而实际上，在其外化形象的背后，崔师傅却是整部影片中最具突破性的人物。
他敢于表达对春芬的好感，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是勇于突破创新的典范。也代表了特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个体。第一次，他破例做主让春芬去见正在石场劳动改造的刘医生，第二次，在百般挣扎之后，老崔还是决定开车去接刘奋斗，在刘奋斗出国之前成全他与春芬彼此相见的愿望。在压抑之后，理智战胜了情感，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理解、宽容、和对春芬真挚的爱。
女主人公春芬，是影片中贯穿始终的角色。从青涩，纯真的美丽售票员，到忧郁、深沉的老崔妻子，再到忍辱负重，承担家庭重任的女公交司机，春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历练。在此期间，她叛逆过释放过，但换来的却是刘奋斗的背叛，老崔的意外，所以她选择了沉寂与停留，始终保有那一份对逝去时代想象的怀旧。
20世纪60至90年代，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大的阶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伴随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商品化浪潮，物质丰富的同时思想变的多元化，在这一阶段，实用主义、消费主义、重商主义思潮充斥着社会[1]。这其间，老崔和春芬的车队改制了，向阳号变成了陈列品进了博物馆，而之后，公司也被开发商买下盖成了商业建筑，而向阳号也最终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停在了废品回收站。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商品化慢慢渗入最终成为主导的过程。而身边的人们也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向阳号的女售票员穿着超短裙，与男友在车里亲热，这些在春芬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面对剧团解散后，做起化装品销售生意老田的猛烈追求，春芬拒绝了，她内心并不是没有渴望，只是被种种传统的价值所束缚。在这样一个包容性的时代，身边的人和事都在经历着变化，只有春芬选择了停留。春芬一直坚守并执着内心的信念，支撑她的便是对过去想象的回忆。而影片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毛主席影像，成为了承载逝去记忆的价值与意识的符号。这个符号支撑并指引着春芬，当新一辈的售票员与春芬在街上行走，告诉她老田值得托付后，独自一人踱步的春芬，驻足在了废旧家电回收商店的橱窗外，目光久久停留在当年毛主席接见全国劳动模范的影像上，至此，她心中便有了答案。这个指代记忆的符号最终让传统的价值占据了春芬意识的全部。她选择了一辈子孤独，但春节那天挂在家中墙上的毛主席像暗示春芬内心的满足与宁静。
相较于意识领域的信仰，在物质领域上，春芬最终选择了妥协，当她把废弃的向阳号从废品回收站开出，行驶在灯红酒绿熙熙嚷嚷的人群之中，面对行人怪异的围观，那极大的讽刺重创了春芬的内心。这是现代工业文明与旧生产力的一次撞击，但规律是客观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人类社会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打磨，春芬已经从单纯可爱的少女，变为忍辱负重的坚韧女性，在她的保守与坚持下，春芬与向阳号，似乎已经合为一体。向阳号承载了她太多的记忆与希望、信仰与信念。在向阳号这条渐行渐远的芳香之旅上，春芬的道路走得坎坷而又崎岖。当春芬驾驶着向阳号一次又一次穿梭在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道路上时，不知不觉中，她的形象已经外化为一位男性角色…正如影片导演章家瑞所说：“我一直是带着真诚去反映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既不夸大其辞故意揭露阴暗面，也不曲意逢迎去粉饰太平，我不愿带着伤痕抱怨的情绪去描述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更不希望西方人总是在我们的电影里看到中国人愚昧麻木的脸孔。我试图向他们展示我们国家的普通人是如何面对时代和命运强加给他们的悲剧，如何坦然地面对坎坷，并且如何去消化不公正的命运。从上一代人身上所体现的宽厚、真诚、责任、坚忍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没有这些，我们民族的大厦就会坍塌，而苦难之下的坚忍和坚守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2]” 春芬的妥协，换来的是内心的宁静与信念的归属感，在她身上，体现的是我们千千万万中国劳动人民在经历了特殊岁月后，身上所平添的隐忍与坚韧。春芬的改变是被动的，让人不忍；但又不得不为之起敬。也许这也正是导演章家瑞内心的矛盾所在。
三、身份的认同
影片反复出现老崔特殊的身份——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劳动模范，老崔和向阳号把这种特殊的荣誉带到了一个小山村，他的生活因此也变得不同寻常。和崔师傅握手，变成了淳朴山民的一种莫大荣誉，在他们看来，毛主席就是神化了的精神崇拜，而老崔似乎是一个传递者。在单位，因为老崔的特殊身份，他的生活和工作因此成为了组织和领导最为关心的问题。政治身份的认同，饱含时代的印记。与老崔相反的是，刘奋斗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有海外关系，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在常人的目光中，他似乎是一个异类。政治身份，俨然成为这一时代界定人与人的唯一标准。作为已经处于边缘群体的刘奋斗而言，在道义与“自保”面前，他选择了后者。人在社会群体之中，在某些情境之下，为了靠近主流群体或价值的认同，有时会在盲目的放弃与选择之中逐渐迷失自我。而选择叛逆，选择逆流而上不仅需要勇气，还要有承担后果的担当。在刘奋斗的内心，俨然缺少那份勇气，或者说在感情亦或是道义，与理想亦或是自我保护面前，理智的天平倾向了后者，这是刘奋斗的取舍。政治身份的认同，带有中国特色的痕迹，而随着改革开放，各种思潮的涌入。身份及认同感的界定似乎更为多元化了，当刘奋斗重新站在春芬面前时，春芬的内心是不可能不泛起一丝涟漪的。特殊的年代已经逝去，伴随经济的复苏和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的洗礼，此时的刘奋斗，再也不是那个人人避而远之的“异类”，时代的变迁造就了身份的变革。此时的刘奋斗，俨然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下被大众所认同的身份象征。他的特殊政治身份，在此时却成为可以为之骄傲的资本。刘奋斗变了，他的变化却不是自己所能主导的。饱含无奈与辛酸。政治身份的认同，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伴随着社会的前进，特殊时代的逝去，取而代之的是文化身份[3]。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参考文献：
[1] 戴锦华.隐形书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 章家瑞.新浪娱乐独家对话《芳香之旅》[Z].新浪网，2006-02-16.
[3]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