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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城记》是当代中国的一部奇书。这部著作仿照司马迁《史记》体例，为贵州山城安顺一地作史。全书七卷两百万字，始自新石器时代，迄于二十世纪中期，融文学、方志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为一炉。撰写者以散文笔调书写地方沧海桑田、风土人物，各卷标题从年表、史前纪、传说纪、城前纪、城建纪、民族纪、移民纪等，已经可以一窥编纂者的视野和愿景。
《安顺城记》由钱理群教授发起，集合贵州文史工作者戴明贤、袁本良、顾久先生等合力主编，并由杜应国先生担任总撰稿人，从发想到完成耗时十七年之久。贵州僻处传统中国版图一隅，历来不以人杰地灵著称，反而每每招致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贬义描述。然而参与《安顺城记》的诸君子却不做此想。他们恰恰理解安顺地方虽小，但在千百年时间流变中一样能从平凡中见不凡。更何况中国西南历经近现代洗礼，从调北征南到民国抗战，从屯堡文化到多元民族，安顺的特殊意义早已浮出地表。
在此之前， 类似以国史格局为地方修史的尝试， 仅见连横（连雅堂，一八七八至一九三六）于一九二0年出版的《台湾通史》。其时台湾已经被日据多年，雅堂先生唯恐子弟忘其华夏根本， 于是穷十年之力（ 一九0八至一九一八）著成《通史》， 起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六0五），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台湾割让于日本。全书仿《史记》规模分为表、纪、志、列传， 共三十六卷約六十万字。连横序中写道：“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兴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台湾通史》以地方历史投射家国块垒，《安顺城记》可谓与之相互呼应。
目前所见对《安顺城记》的描述，无不强调编者对地方的关怀、对土地的眷顾、对民间世界的珍惜。这当然是此书最令人重视之处。但在此之上，我们可以探问，中国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所在多有，何以安顺值得一记？当代以土地民间为念的地方书写不乏先例，何以《安顺城记》仍然独树一帜？《史记》与《安顺城记》的关联岂仅止于形式体例的相似？我以为这不仅关乎《安顺城记》所承载的地区意识和历史视野，更关乎书写者、编者所自觉或不自觉透露的精神面貌和思维轨迹。换句话说，《安顺城记》记叙安顺风土人物固然洋洋洒洒，但字里行间另有动人之处，而这动人之处来自情感，更来自思想。
这促使我们对构思、编纂《安顺城记》的两位灵魂人物，钱理群、杜应国先生，多做了解。钱理群名满中国及华语世界，他生于南京， 于北京完成大学教育，但青壮岁月（一九六0至一九七八）都在贵州度过;安顺不啻他的第二故乡。杜应国则是地道的安顺子弟。就其自家考证，祖先为来自中原的汉人，可能随明代调北征南制度迁居至此，世世代代后，异乡成为故乡。杜先生成长于“文革” 时期， 很早辍学成为工人，但与锅炉车床为伍的日子没有影响他好学深思的决心。一九七一年钱、杜两人偶然相识，从而有了以后五十年亦师亦友的关系。
《安顺城记》目前版本的终结点是一九四九年。我们不妨拟想，多少年后，如果该书有了续编，列传部分是否会为钱、杜两位先生记上一笔？不仅描述二十一世纪初他们与其他编纂者共同完成的《城记》壮举，也必须回溯他们相知而相交的七十年代;不仅着重他们对贵州山水的深情，也更着墨他们还有心意相投的师友所歌哭、思辨、奔走于斯的岁月—这是属于他们时代的“史记”。
钱理群北大毕业后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出身问题失去深造机会。他被派至底层工作，来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担任语文教师。对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而言，这是艰难的考验，而钱先生选择坦然以对。他亲近学生，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从中获得巨大回馈。与此同时，他也亲近自然， 以赤子之心审视贵州人情、风土之美。这样的美感带来诗意：他“写了无数的诗，红色的本子写红色的诗，绿色的本子写绿色的诗”。他“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
“人在大自然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理想的生存和教育状态。“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这样的生命存在方式，对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我要说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我的贵州经验》）
钱理群曾在不同场合总结他的贵州经验为“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脚踏泥土”指的当是贵州土地，但站在土地上“仰望星空”同样意味深长，不禁令人联想到康德的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星空之所以灿烂，因为超越一时一地的羁绊，体现无垠的真理，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钱先生又或不必仅受到康德的启发。反观中国人文传统，太史公应更为可亲可感。《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自述平生著史目的无他，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另一种“仰望星空”的抱负，但又是何其沉重的悲愿。《史记》成书的艰辛众所皆知，司马迁是在无尽的屈辱、创伤和困厄中，俯仰天人，纵观今古。他勉力跳脱现实痛苦，将眼光投向广袤天际、时空的纵深，在那里，理想迸然勃发，星斗成为文章。然而他又理解生命的局限，不敢奢望一己所思所学见知于当世。所谓“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这里所蕴含对际遇的无奈， 对机遇的期待，千百年后仍然让读者心有戚戚焉。
如果钱、杜先生以《史记》作为《安顺城记》的蓝本，他们也是在后之来者的地位上，不断摩挲太史公这一悲愿吧。但他们所处的位置毕竟有所不同。《史记》出自一人之手，《安顺城记》则如钱先生所说，“集众人之手，成一家之言”。参与写作者多达六十八人，横贯老中青三代，不仅突出“乡贤世家的历史贡献，也为平民世家立传”。这样有志一同的壮举，毕竟见证了时代的变化。尽管如此， 钱、杜先生回顾来时之路，可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感触？所谓“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书，所为何来？为的是“思垂空文以自见”！
杜应国在“ 文革” 中辍学。那年他还只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少年，运动初期也曾被造反运动席卷，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后来上山下乡当知青，几年后被抽调到安顺电机厂做工人。那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上山的上山，下乡的下乡， 未来依然不可知。青年杜应国着手创作，阅读马列，但心中尚觉不足。就在此时，他认识一群同龄朋友， 或已就业，或甫退伍， 或就学中。彭显武、杨德光、杨印江、孙长福……这些人因缘际会走到一块，共享求知渴望。其中彭显武正好单身居于一座小院： 那小院是最后一进，很幽深也很背静，还有一个很仄促的天井，可以见到阳光，白云，仰望满天星斗，而不似我那低矮的小楼难见天日，且光线暗淡。（《奔突的地火》）
就这样，几个青年开始聚会聊天，“谈梦想，谈未来，谈各自喜欢的书，当然也谈政治，谈现实”。他们对文学都有兴趣，正好杜应国手边有一套游国恩编《中国文学史》，于是商定一起研读，而且请到卫校的钱理群老师引领。一九七一年，钱理群初见这群青年，此后他们的关系越走越近，“久而久之，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往来密切、联系日紧，且相对稳定的青年读书圈，其核心人物就是钱先生—那时，我们都叫他‘钱老师’”。
青年的聚会有如蜉蝣群落，不久大家各奔东西，而“钱老师”却号召一批又一批青年追随者。他们高谈阔论，在极有限的知识资源中深耕细掘，期望为自己也为国家找到出路。“少年说剑气横斗， 长夜读书声满天。” 多少年后，杜应国回顾那充满悸动的日子，俨然是此生最为难忘的启蒙时代。对钱理群而言，“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荒唐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慢慢地……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一直到今天，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那里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基地”（《如果不幸身处黑暗，请永远活出诗意和尊严》）。
一九七八年钱理群通过高考，回到北大，但他的离开只是新格局的开始。一股“ 奔突的地火”已经点燃，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情蔓延全中国。钱理群曾呼应朱学勤先生的看法，以“民间思想村落”一词说明一代青年的呐喊与彷徨。他指出，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创办的“互助社”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民间思想村落”。他们身处时代大转变、思想大解放时期，先是在民间进行自由的閱读与思考，后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社会革命中，把他们的思考转化为思想文化，以至政经变革实践，最终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钱理群反思：是否在另一个历史转变的时代，同样的由下而上的思想村落也能激起另一波浪潮？“要真正认识与理解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其实是应该溯源到这一时期的民间思考的。当新的历史转机出现时，这些‘民间思想村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民间思想的坚守》）
恰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检视杜应国这一批人日后的作为。他们出身贵州山乡，缺乏像“钱老师” 们那样丰厚的知识训练，以及走入学术体制的能量，但他们同样关心社会、热爱家国，同样企求借思想的锻炼理解现状，寻求突破。他们上下求索，奔走各地，寻找知音却事倍功半，有的半途而废，不知所终;有的鞠躬尽瘁，付出生命代价;有的回到乡里，以有限的资源维持“地火”于不熄。
与此同时，钱理群依然汲取贵州经验所曾赋予他的养分，拒绝被体制和现状所框架。杜应国一九七九年的日记中这么写着收到钱老师北京来信的感想：
（钱师）拿我们做精神支柱，而他不又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吗？……有趣的是，我们处在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环境中，却有着共同的痛苦、苦闷。这说明了什么呢？还不正说明，在他的血液中，流动着的，正是一个战士的鲜血吗？……这种苦闷不是一种消极因素，而是一种积极因素，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奔突的地火》）
基于这一动力，杜应国在几番冲刺无果后， 选择跻身教职，追求薪火相传。新世纪初他写下自传《奔突的地火》（ 二0一二年），典出鲁迅《野草》：“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其中部分篇章记录一个山城青年的自我教育过程，读来竟有七十年代版《从文自传》的况味。那一代“民间思想村落”参与者的所思所行，对真理的批判和思考，还有面对种种考验—包括流亡和失踪—的直下承担，令人肃然起敬。
只有明白了钱、杜先生过去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才能体会《安顺城记》的微言大义。这是一部城史，也是一部心史。因为它蕴藏了安顺作为一个“民间思想村落”的前世与今生。钱先生自谓是学界的“漂泊者”，但他更重视地方“困守者”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们“ 以集体的方式，别无选择，无可违拗地进入命运预定的角色”，但他们却在痛苦与失望、庸俗和琐碎的生命中，锻炼沉着与平静。
《安顺城记》彰显的不再只是一座古城的山川人物，也是一群在地者无中生有、继往开来的传统。他们脚踏土地，默默无闻，却从来没有失去“仰望星空”的能量与想象力。彭显武、杨德光、杨印江、孙长福、田制平……而今安在哉？但因为他们，安顺展露了“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安顺城记》（全七卷）钱理群、戴明贤、袁本良、顾久主编，杜应国总撰，贵州人民出版社二0二0年版〕
《安顺城记》由钱理群教授发起，集合贵州文史工作者戴明贤、袁本良、顾久先生等合力主编，并由杜应国先生担任总撰稿人，从发想到完成耗时十七年之久。贵州僻处传统中国版图一隅，历来不以人杰地灵著称，反而每每招致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贬义描述。然而参与《安顺城记》的诸君子却不做此想。他们恰恰理解安顺地方虽小，但在千百年时间流变中一样能从平凡中见不凡。更何况中国西南历经近现代洗礼，从调北征南到民国抗战，从屯堡文化到多元民族，安顺的特殊意义早已浮出地表。
在此之前， 类似以国史格局为地方修史的尝试， 仅见连横（连雅堂，一八七八至一九三六）于一九二0年出版的《台湾通史》。其时台湾已经被日据多年，雅堂先生唯恐子弟忘其华夏根本， 于是穷十年之力（ 一九0八至一九一八）著成《通史》， 起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六0五），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台湾割让于日本。全书仿《史记》规模分为表、纪、志、列传， 共三十六卷約六十万字。连横序中写道：“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兴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台湾通史》以地方历史投射家国块垒，《安顺城记》可谓与之相互呼应。
目前所见对《安顺城记》的描述，无不强调编者对地方的关怀、对土地的眷顾、对民间世界的珍惜。这当然是此书最令人重视之处。但在此之上，我们可以探问，中国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所在多有，何以安顺值得一记？当代以土地民间为念的地方书写不乏先例，何以《安顺城记》仍然独树一帜？《史记》与《安顺城记》的关联岂仅止于形式体例的相似？我以为这不仅关乎《安顺城记》所承载的地区意识和历史视野，更关乎书写者、编者所自觉或不自觉透露的精神面貌和思维轨迹。换句话说，《安顺城记》记叙安顺风土人物固然洋洋洒洒，但字里行间另有动人之处，而这动人之处来自情感，更来自思想。
这促使我们对构思、编纂《安顺城记》的两位灵魂人物，钱理群、杜应国先生，多做了解。钱理群名满中国及华语世界，他生于南京， 于北京完成大学教育，但青壮岁月（一九六0至一九七八）都在贵州度过;安顺不啻他的第二故乡。杜应国则是地道的安顺子弟。就其自家考证，祖先为来自中原的汉人，可能随明代调北征南制度迁居至此，世世代代后，异乡成为故乡。杜先生成长于“文革” 时期， 很早辍学成为工人，但与锅炉车床为伍的日子没有影响他好学深思的决心。一九七一年钱、杜两人偶然相识，从而有了以后五十年亦师亦友的关系。
《安顺城记》目前版本的终结点是一九四九年。我们不妨拟想，多少年后，如果该书有了续编，列传部分是否会为钱、杜两位先生记上一笔？不仅描述二十一世纪初他们与其他编纂者共同完成的《城记》壮举，也必须回溯他们相知而相交的七十年代;不仅着重他们对贵州山水的深情，也更着墨他们还有心意相投的师友所歌哭、思辨、奔走于斯的岁月—这是属于他们时代的“史记”。
钱理群北大毕业后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出身问题失去深造机会。他被派至底层工作，来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担任语文教师。对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而言，这是艰难的考验，而钱先生选择坦然以对。他亲近学生，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从中获得巨大回馈。与此同时，他也亲近自然， 以赤子之心审视贵州人情、风土之美。这样的美感带来诗意：他“写了无数的诗，红色的本子写红色的诗，绿色的本子写绿色的诗”。他“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
“人在大自然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理想的生存和教育状态。“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这样的生命存在方式，对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我要说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我的贵州经验》）
钱理群曾在不同场合总结他的贵州经验为“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脚踏泥土”指的当是贵州土地，但站在土地上“仰望星空”同样意味深长，不禁令人联想到康德的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星空之所以灿烂，因为超越一时一地的羁绊，体现无垠的真理，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钱先生又或不必仅受到康德的启发。反观中国人文传统，太史公应更为可亲可感。《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自述平生著史目的无他，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另一种“仰望星空”的抱负，但又是何其沉重的悲愿。《史记》成书的艰辛众所皆知，司马迁是在无尽的屈辱、创伤和困厄中，俯仰天人，纵观今古。他勉力跳脱现实痛苦，将眼光投向广袤天际、时空的纵深，在那里，理想迸然勃发，星斗成为文章。然而他又理解生命的局限，不敢奢望一己所思所学见知于当世。所谓“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这里所蕴含对际遇的无奈， 对机遇的期待，千百年后仍然让读者心有戚戚焉。
如果钱、杜先生以《史记》作为《安顺城记》的蓝本，他们也是在后之来者的地位上，不断摩挲太史公这一悲愿吧。但他们所处的位置毕竟有所不同。《史记》出自一人之手，《安顺城记》则如钱先生所说，“集众人之手，成一家之言”。参与写作者多达六十八人，横贯老中青三代，不仅突出“乡贤世家的历史贡献，也为平民世家立传”。这样有志一同的壮举，毕竟见证了时代的变化。尽管如此， 钱、杜先生回顾来时之路，可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感触？所谓“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书，所为何来？为的是“思垂空文以自见”！
杜应国在“ 文革” 中辍学。那年他还只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少年，运动初期也曾被造反运动席卷，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后来上山下乡当知青，几年后被抽调到安顺电机厂做工人。那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上山的上山，下乡的下乡， 未来依然不可知。青年杜应国着手创作，阅读马列，但心中尚觉不足。就在此时，他认识一群同龄朋友， 或已就业，或甫退伍， 或就学中。彭显武、杨德光、杨印江、孙长福……这些人因缘际会走到一块，共享求知渴望。其中彭显武正好单身居于一座小院： 那小院是最后一进，很幽深也很背静，还有一个很仄促的天井，可以见到阳光，白云，仰望满天星斗，而不似我那低矮的小楼难见天日，且光线暗淡。（《奔突的地火》）
就这样，几个青年开始聚会聊天，“谈梦想，谈未来，谈各自喜欢的书，当然也谈政治，谈现实”。他们对文学都有兴趣，正好杜应国手边有一套游国恩编《中国文学史》，于是商定一起研读，而且请到卫校的钱理群老师引领。一九七一年，钱理群初见这群青年，此后他们的关系越走越近，“久而久之，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往来密切、联系日紧，且相对稳定的青年读书圈，其核心人物就是钱先生—那时，我们都叫他‘钱老师’”。
青年的聚会有如蜉蝣群落，不久大家各奔东西，而“钱老师”却号召一批又一批青年追随者。他们高谈阔论，在极有限的知识资源中深耕细掘，期望为自己也为国家找到出路。“少年说剑气横斗， 长夜读书声满天。” 多少年后，杜应国回顾那充满悸动的日子，俨然是此生最为难忘的启蒙时代。对钱理群而言，“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荒唐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慢慢地……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一直到今天，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那里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基地”（《如果不幸身处黑暗，请永远活出诗意和尊严》）。
一九七八年钱理群通过高考，回到北大，但他的离开只是新格局的开始。一股“ 奔突的地火”已经点燃，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情蔓延全中国。钱理群曾呼应朱学勤先生的看法，以“民间思想村落”一词说明一代青年的呐喊与彷徨。他指出，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创办的“互助社”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民间思想村落”。他们身处时代大转变、思想大解放时期，先是在民间进行自由的閱读与思考，后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社会革命中，把他们的思考转化为思想文化，以至政经变革实践，最终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钱理群反思：是否在另一个历史转变的时代，同样的由下而上的思想村落也能激起另一波浪潮？“要真正认识与理解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其实是应该溯源到这一时期的民间思考的。当新的历史转机出现时，这些‘民间思想村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民间思想的坚守》）
恰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检视杜应国这一批人日后的作为。他们出身贵州山乡，缺乏像“钱老师” 们那样丰厚的知识训练，以及走入学术体制的能量，但他们同样关心社会、热爱家国，同样企求借思想的锻炼理解现状，寻求突破。他们上下求索，奔走各地，寻找知音却事倍功半，有的半途而废，不知所终;有的鞠躬尽瘁，付出生命代价;有的回到乡里，以有限的资源维持“地火”于不熄。
与此同时，钱理群依然汲取贵州经验所曾赋予他的养分，拒绝被体制和现状所框架。杜应国一九七九年的日记中这么写着收到钱老师北京来信的感想：
（钱师）拿我们做精神支柱，而他不又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吗？……有趣的是，我们处在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环境中，却有着共同的痛苦、苦闷。这说明了什么呢？还不正说明，在他的血液中，流动着的，正是一个战士的鲜血吗？……这种苦闷不是一种消极因素，而是一种积极因素，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奔突的地火》）
基于这一动力，杜应国在几番冲刺无果后， 选择跻身教职，追求薪火相传。新世纪初他写下自传《奔突的地火》（ 二0一二年），典出鲁迅《野草》：“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其中部分篇章记录一个山城青年的自我教育过程，读来竟有七十年代版《从文自传》的况味。那一代“民间思想村落”参与者的所思所行，对真理的批判和思考，还有面对种种考验—包括流亡和失踪—的直下承担，令人肃然起敬。
只有明白了钱、杜先生过去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才能体会《安顺城记》的微言大义。这是一部城史，也是一部心史。因为它蕴藏了安顺作为一个“民间思想村落”的前世与今生。钱先生自谓是学界的“漂泊者”，但他更重视地方“困守者”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们“ 以集体的方式，别无选择，无可违拗地进入命运预定的角色”，但他们却在痛苦与失望、庸俗和琐碎的生命中，锻炼沉着与平静。
《安顺城记》彰显的不再只是一座古城的山川人物，也是一群在地者无中生有、继往开来的传统。他们脚踏土地，默默无闻，却从来没有失去“仰望星空”的能量与想象力。彭显武、杨德光、杨印江、孙长福、田制平……而今安在哉？但因为他们，安顺展露了“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安顺城记》（全七卷）钱理群、戴明贤、袁本良、顾久主编，杜应国总撰，贵州人民出版社二0二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