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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案件聚焦”栏目所选的两个案例无论是从案件形式还是案件根源来说,都是有明显的共同之处的,首先它们都是绑架案,其次除了实施绑架的罪犯法不容宥外,没有在案件中承担刑事责任的有关当事人对案件的发生和造成的后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们亲手促成了案件的发生,并让案件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用“自酿的苦果”来作为这两个案件的总标题,为的是让读者在一开始就透过现象直接看到本质。
案件一
银行行长携情人枪下“乱性”
文、图/千 华
2004年6月上旬,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一宗绑架案,受害人是风华正茂的某银行行长及其情人。引人注目的不仅是100万的 “赎金”数额,还有两个受害人留在绑匪手里的“乱性”照片和录象。随着案件的侦破和进入司法程序,案件受害者的人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强大的冲击,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本案获准披露的第一时间,记者赶赴了案发地点,揭开了案子背后的隐情。
“浪漫”之旅突遭绑架
南宁市郊的青秀山天高云淡、风景迷人,是情侣们谈情说爱的“梦幻公园”。2003年“十·一”国庆长假,青秀山张灯结彩,游人如织。36岁的广西某市银行行长司马彦决定携情人侯美妮也去青秀山“浪漫”一回。
10月6日,司马彦驾驶一辆崭新的米黄色本田轿车,携侯美妮直奔南宁,先在一家豪华宾馆开房后,驱车驰往青秀山的凤凰顶。
“我俩今后就在青秀山脚下买一幢别墅,相厮相守好吗?”趁着兴致,司马彦对侯美妮海誓山盟。夜越来越深,由于这是两人开始“婚外情”后的第一次共同出行,都有些情不自禁,浑然不知劫难正悄悄逼近。
“这是谁的车?干吗停在路中央?”一声断呵,将正在缠绵的司马彦和侯美妮惊醒,一辆挂着警灯的面包车停在一边,警车旁站着4个年轻男子,其中有一人还握着一把手枪。司马彦以为是夜巡警察,连忙跑过去说:“是我的车,我马上开走。”边说边打开车门。
“慢!”“巡警”突然拦住了司马彦。“你是哪个单位的?深更半夜在这里干什么?快出示证件。”司马彦不敢怠慢,从兜里掏出钱包,还没等他抽出证件就被一个“巡警”一把夺过去,从钱包里翻出一千多元现金,并从司马彦的工作证看出他是“银行行长”后,“巡警”顿时兴奋地跳了起来,说:“哥们,撞见大鱼啦!”说完向同伴使个眼色,持枪“巡警”突然将枪口对准司马彦的脑袋,低声喝道:“不许动,老实点!”另外两名“巡警”拿出封口胶封住了他的嘴巴。司马彦本能地挣扎着,但很快被制服,手脚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然后,三名“巡警”将他抬上了警车。
美妮被眼前的突发事件惊呆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另一名“巡警”冲上前也用封口胶将其绑住,快速将她押上警车。留下一位“巡警”去开司马彦的本田轿车。通过他们的对话,司马彦知道这伙人要将他的小车开到柳州市停放。
警车和本田车一前一后在夜幕下绝尘而去。面包车上的“巡警”开始对司马彦和侯美妮搜身,搜出三张银行卡、两部手机、三张身份证。其中一张身份证是司马彦的妻子吴丽娜的。司马彦大脑轰地一声,顿时瘫倒在座位上。他这才反应过来:遭遇到武装绑匪!
午夜三时许,两车行至广西宾阳县周圩时,面包车突然出现故障。开车绑匪下车检查,发现是风扇的皮带断了。司马彦听到绑匪用手机给广西合山市的朋友打电话,叫同伙火速开车前来支援。大约一个小时后,绑匪的三个同伙开着一辆五菱面包车从合山赶来。 匪首命令同伙将司马彦和侯美妮转移到五菱面包车上,五菱面包车载着他们继续奔驰。
“审讯”中情人“说漏嘴”
10月7日凌晨4时半,匪首将五菱面包车开到合山市郊外一个荒山上废弃的小煤窑处安营扎寨。为了防止人质逃跑,绑匪将司马彦和侯美妮分别关押在两间破烂的空房里。除4名绑匪分成两组分兵看守,绑匪还从附近雇用两名民工做“临时看守”,雇金每小时20元。至此,绑匪仍不提出要求。
凌晨5时许,匪首走进了关押司马彦的房间,用手枪在他脸上摩擦,并表示“要钱不要命”。
司马彦说:“你们若为了钱,我银行卡里还有万把块钱,我可以告诉你们密码。”天亮后,绑匪拿着储蓄卡去柳州取钱,共取出14000元。然后,双方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
“你知道,我们这帮兄弟花了这么多的精力策划实施这件事,这点钱肯定打发不了我们。”26岁的匪首用普通话试探人质的“含金量”。
“兄弟,实话告诉你,我这个行长并非你们想像的那么有钱。”毕竟见过大世面,研究生毕业的司马彦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时候的任何胆怯和慌乱都会给绑匪留下可趁之机。他说:“我上任不久,现在正是干事业的阶段,不可能大肆受贿自毁前程。我一个月工资一千多元,家里住的是60平方米的房子。”为了增强说服力,司马彦强调说:“如果兄弟们不信,可以派人去查,要是我说了谎,人在你们手里,任凭处置。反正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日后有什么困难只要开口,我会尽力提供帮助。”应该说此时此刻司马彦说的并非假话,所以态度也比较镇静。绑匪见司马彦言之凿凿,并非没有可信度,便停止了审讯。但司马彦没有想到,绑匪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还有一个侯美妮等着。
“侯小姐,我们不想为难你。”匪首轻轻推开了关押侯美妮的房门,摆弄着手枪,对她说:“你只需要如实回答我的几个问题,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侯美妮点点头。
“你和司马行长是啥关系?”匪首问。
“我们是朋友。”侯美妮答。
“他对你有过什么承诺?”匪首问。
“他打算在青秀山脚下买一幢别墅和我同居。”侯美妮说。
10分钟后,一名高个子的绑匪一脚踢开了司马彦的房门,用手枪指着其额头,用侯美妮的回答质问司马彦。司马彦解释说“买别墅之说只是一时兴起,为讨她欢心的画饼充饥之说。”但绑匪不相信,下达了最后通牒:三天之内拿一百万赎身。
被迫“乱性”留下把柄
为了保命,司马彦答应绑匪筹钱赎身。在征得绑匪的“同意”后,司马彦首先用手机给妻子“请假”,谎称自己“在南宁开会,要过两三天才能回家。”他还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并与9岁的儿子通了电话,嘱咐儿子“在家做好功课,要听妈妈的话。”在与家人的通话中,司马彦心情复杂,甚至觉得这就是自己的“遗言”。
为了提防司马彦的妻子觉察到异常后报警,当晚7时许,绑匪押着司马彦驱车到宾阳县,逼迫他打电话筹钱。司马彦先后拨通了两个朋友的电话,谎称自己在南宁拟开办一家私营公司急需注册金。其中一位朋友爽快地答应借款15万元,很快打入到司马彦的账户卡号上。绑匪连夜又突然转移,继续将司马彦和侯美妮分开关押。
经过24小时的惊魂之后,司马彦要求见一见侯美妮,绑匪同意了。由于惊吓过度,侯美妮一直泪流不止,见到司马彦后,两人相拥而泣。但都为没有遭到人身侮辱感到庆幸,只是不知道庆幸得太早了。
10月8日上午8时许,绑匪从银行取出了已到司马彦账上的15万“赎金”。与此同时,司马彦又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借款5万元。之后,他又打电话给其下属,要求火速筹款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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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三时许,匪首拿出两瓶矿泉水递给司马彦和侯美妮,要求他们“同时喝下”。司马彦怀疑内有毒药,不肯喝,但在枪口的威逼下,两人只能就范。矿泉水内没有毒药却有“春药”,绑匪为了防备司马彦日后报案,打算让这一对男女在药物作用下“乱性”,并拍下照片以为日后要挟作准备。虽然半个小时后,司马彦和侯美妮并没有出现“药性发作”的迹象,但绑匪还是用枪威逼着两人脱掉衣服“表演”了一番,并架起照相机、摄像机,拍摄了一部真实版的“少儿不宜片”。
为了尽快脱身,10月9日上午,司马彦又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借款20万元。至此,100万赎金全部筹集到手。绑匪分别从柳州、南宁有关银行将100万全部提走。
当天下午6时许,绑匪给司马彦和侯美妮松绑,将二人送到一处野外拉下车,双方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司马彦承诺绝不报案,绑匪答应绝对不会把照片和录象带外传。至此,司马彦和侯美妮这一对野鸳鸯总算是死里逃生。
事发之后,司马彦回到家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每天依旧走进他的行长办公室批阅文件。他想不到10天后绑匪便撕毁了“协议”。
“行长先生,最近还好吗?”2003年10月19日,司马彦接到匪首的电话,禁不住心惊肉跳。匪首表示:“这些照片和录象长期放在我们手里也不妥,要不,我们再做最后一次交易吧!”匪首提出,让司马彦拿70万买断这些照片和录象的版权,一劳永逸。
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和绑匪订“协议”真是愚蠢至极,绑匪又怎么可能会“讲信用”呢。然而司马彦却无论如何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了。
10月20日,匪首再次来电询问司马彦“考虑得怎么样了”,并威协说:“如果你放弃这笔生意,可能一夜之间裸照就会贴满你住的城市的大街小巷,包括你的银行办公大楼。”匪首前前后后5次来电话催促和威胁,令司马彦心烦意乱。
绑匪落网抖出真相
司马彦的内心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报案,他的“浪漫之旅”足以毁掉其美好的前程。如果就范,“把柄”握在绑匪手中,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太平日子。经过痛苦的权衡与抉择,司马彦还是报了警。2003年10月21日,5名绑匪被南宁警方抓获归案。
经审讯,绑匪曾江、蒙彪、蒙虎、王大力、王海潮全部是广西合山市二十五六岁的无业青年。2002年听朋友介绍说传销很能生财,这几个好兄弟就翻箱倒柜地把平时抠下来的几千块钱投了进去,结果几个月下来,不但颗粒无收,连老本都亏得一干二净,由于“业绩”差,很快就被上线清理出传销队伍。丢了“工作”的五兄弟心中愤愤不平,商议决定开辟一条发财捷径。五个人中曾江最大,也最有号召力,再加上他还有一辆旧的高顶棚面包车,大家一致推举他为“龙头老大”。曾江找到一家私人修车厂,将他的面包车重新喷漆,把原来的灰兰色喷成了蓝白相间的警车。蒙彪、蒙虎也施展自己的交际能力,弄到了一块假警车牌。“二王”则搞来了几把仿真手枪。2003年国庆长假到了,这五个“武装”到牙齿的“警察”开着“警车”到青秀山抢劫“有钱人”。原计划打劫两三万元解解馋,结果出师大吉,第一次便逮住了偷情的银行行长这条“大鱼”。据绑匪被捕后供述:由于是第一次作案,在作案过程中,他们本来也不知道该勒索人质多少钱,所以一开始司马彦的“哭穷”和他储蓄卡里的一万多元钱差一点让他们决定收兵。没想到侯美妮“说漏了嘴”,更没想到的是,司马彦果然神通广大,短短几天,就让他们像挖掘到一座金矿一样,百万现钞哗啦啦轻而易举地流进了腰包,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了,所以他们才有了后面的一系列行动,包括让这一对男女留下“把柄”,既然能有前面的一百万,自然也会有后面的一百万,甚至无数个一百万。
而司马彦在报案时却对警方隐满了自己的“浪漫之旅”以及被绑架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此案侦破后,一切都被抖了出来,警方也缴获了那些照片和录象,司马彦没有想到,这些东西没有成为绑匪要挟他的工具,却成为了这宗绑架案的证据而公布了出来。2004年6月上旬,这宗奇特绑架案被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就在记者发稿时获悉,司马彦已被停职审查。
案件二
“苦命”女子因滥情害及无辜
文、图/西 川
2004年7月30日,广西钦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对一起绑架杀人案提起公诉。因被害者是一名8岁男孩,该案曾引起公安部门的高度关注。但在民间引起反响的不仅是无辜男孩的惨死,更是惨剧发生的根源——一个女人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最终直接导致了一个8岁男孩失去了生命。记者为此详细调查了该案的前前后后,个中曲折令人意想不到。
绑架孩子要换女友
“浦北县发生一起绑架案,绑匪将一个小男孩劫持进深山密林,情况万分紧急!”2004年3月29日下午,一起案情简报传真到广西公安厅,引起了当地各级党政机关、公安部门的高度关注。
案情很快查明:绑匪覃传友36岁,未婚,家住广西浦北县六垠镇木格村,曾在广东番禺市打工。人质是一个叫吕兆阳的8岁男孩,是该县官垌镇群生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目击者称:当天早晨7点多钟在上学途中,一个自称是吕兆阳爸爸朋友的青年男子将他拦住,花言巧语将吕兆阳骗走,从此杳无音讯。
最先接到绑匪“指令”的是浦北县寨圩镇的中年男人黄宏。覃传友用手机拨通了他的住宅电话,厉声吼道:“赶快给你女儿黄曼打电话,让她转告吕春强,他的宝贝儿子吕兆阳在我手上,如果不让黄曼跟我走,后果自负。”黄宏听出是女儿前男友覃传友的声音,立即给远在广东的女儿黄曼打电话,黄曼迅速将情况转告给正在东莞市打工的吕兆阳的父亲吕春强,吕春强打电话给广西的家人要求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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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覃传友的电话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吕兆阳的父亲吕春强抢走了覃传友的恋人黄曼,他要用情敌的儿子交换女友。公安机关调集300多名警察和民兵,合力围捕绑匪,然而陷入困局。官垌和六垠两镇位于浦北六万山脉的腹地,方圆60平方公里,那里山高林密,路险峰峭,很多地方仍处于原始森林地带。连续几天的艰苦搜索,茫茫林海犹如大海捞针,覃传友就像水分蒸发在莽莽六万大山中。而此时的覃传友正带着吕兆阳在深山里东躲西藏,但并没伤害他。
连日来,覃传友带着吕兆阳昼伏夜行。由于干粮吃完,覃传友只好点燃干柴,烧木薯果腹。一天中午,山坳处发出响声,覃传友以为搜捕的警察正向他逼近,拉起吕兆阳一路狂奔。跑着跑着,吕兆阳突然瘫痪在地,覃传友回头一看,只见吕兆阳全身通红,嘴唇干裂,额头像火一样烫。覃传友以为孩子生病,背起吕兆阳继续奔跑。半个小时后,吕兆阳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原来,由于木薯是造酒的一种农作物,一日三餐靠木薯充饥的吕兆阳像喝醉酒似地全身酥软。没有一点医学知识的覃传友以为孩子“不行了”,扑上去双手掐住了吕兆阳的脖子……
4月6日,民警在一个名叫白路岭的割木场发现了吕兆阳遇害的尸体。绑架案陡然变成了凶杀案。4月18日,由于饥困交迫,覃传友乘着夜色掩护潜伏回村找食物。当晚8时10分左右,被警察捉拿归案。
随着审讯开始,一个围绕以促使覃传友绑票杀人的他的女友黄曼为女主角的故事浮出了水面。
异地“邂逅”半路“相亲”
黄曼原是浦北县一家医院的护士。1996年与本镇男青年刘首洋结婚,生育一女。2002年,黄曼辞掉公职,与丈夫一家三口到广东番禺发展,在该市石基镇开了一家商店做生意,当起了老板娘。
岂料,腰包鼓起来的刘首洋染上赌博的恶习,将辛辛苦苦赚的钱输个精光,最后连小店也押上赌桌,因此引发家庭战火。2003年7月上旬的一天傍晚,黄曼在与丈夫争吵中“挂彩”,离家出走。就在这天晚上,黄曼在石基镇的一条小巷子里,遇见了覃传友。当时覃传友也在此地打工,刚下夜班,一个陌生女子的哭泣让他停下了脚步。
双方在交谈中发现两人是老乡,无处可去的黄曼跟着覃传友走进了他的出租屋。这天晚上,黄曼将满腹委屈一咕脑儿全部倾诉出来,博得了覃传友深深的同情,当晚两人就发生了关系。36岁尚未成家的覃传友表示:“只要你愿意,我会一生一世保护着你,不再让你受丁点儿委屈。”为了防止黄曼的丈夫寻妻追打上门,覃传友每次上班时便将黄曼反锁在家里。黄曼为此非常感激这位同乡的细心呵护。不仅如此,覃传友还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买回山珍海味给黄曼补身子。黄曼生病缺钱治疗,覃传友竟冒险做贼,潜入当地一家敬老院,从孤寡老人身上盗走现金3000元,然后将黄曼背到医院。
20多天的同居生活,让两人的感情急骤升温,居然开始谈婚论嫁。两人商定带着女儿回到家乡一起过日子。于是,覃传友辞去了工作,带着“老婆”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然而覃传友家的极度贫困让黄曼的“感情”迅速降温,决定伺机逃离。2004年1月15日,黄曼的女儿生病,作为“继父”的覃传友骑车去集镇买药。黄曼趁机拉着女儿在村路边拦了一辆三轮出租车直奔娘家。路上,黄曼向“的哥”倾诉了自己在覃传友家的“不幸”,热心的“的哥”提起本县官垌镇群生村的吕春强妻子去世,留下了一个8岁的儿子,吕春强为人忠厚、家庭经济条件不错。黄曼居然在三轮车上就答应马上随“的哥”一起去“相亲”。
覃传友抓药回家,突然不见了黄曼母女,等到半夜也不见踪影。覃传友顿感不妙,第二天便直奔黄曼娘家,向“岳父大人”索要“老婆”。黄曼父亲一头雾水:女儿和女婿刘首洋并未离婚,怎么突然又冒出一个陌生的“姑爷”?覃传友在“岳父”家大吵大闹一阵后,无功而返。
左右逢源惹出祸端
就在覃传友四处寻“妻”时,黄曼正在吕春强家里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并强调自己处境危险:“覃传友腰里常别一把刀,要是被他撞见,后果不堪设想。”
吕春强抵挡不住黄曼的眼泪,同意收留这对母女。黄曼在这儿落脚后,洗衣做饭,将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并表示只要吕春强不嫌弃,愿意一辈子侍候他。吕春强答应了。同居12天后,黄曼将吕春强带进了娘家门。
刚被平地冒出来的“新姑爷”覃传友弄得莫名其妙,女儿又带回第三个“姑爷”,黄曼的父母目瞪口呆!但经不住黄曼的哭诉,黄家默认了。
于是在黄曼的动员下,吕春强将8岁的儿子吕兆阳托嘱给老父亲,跟随黄曼来到广东番禺,并分别找到了工作。本以为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的黄曼却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告知覃传友去找人,威胁说如果黄曼不回去,他要炸死黄曼全家。
为了不连累娘家人,黄曼决定回去安抚覃传友。她对吕春强谎称父亲生病住院,连夜乘车赶回浦北,告诉覃传友离开是因为过不了穷日子。于是覃传友将家当、房屋全部卖掉,给黄曼买了一部手机后,一起回到曾经邂逅的番禺。
此时的吕春强见“新娘子”失去联系,就离开番禺投奔到东莞的一个叔叔门下打工。临走时给黄曼留了一张纸条,告之了其叔叔吕放的联系电话。黄曼心猿意马,和覃传友同床异梦。种种反常引起了覃传友的怀疑,他私下打探,终于查出黄曼另觅新欢的情况,两人为此发生了争吵。
不久,黄曼再次从覃传友的视线中消失,偷偷来到东莞。人财两空的覃传友恼羞成怒,认为正是吕春强的介入才让他丢了老婆。为了解恨,一个“绑子换妻”的计划在覃传友脑中生成。
幻想破灭不知去向
然而,就在覃传友酝酿并实施绑架的同时,他痴情所恋的黄曼到东莞后并不是为了寻找吕春强。而是盯上了吕春强工作的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叔叔吕放。
吕放是吕春强的本家族叔,此前吕春强投奔到他的公司,告之可能女友会联系,恳请叔叔接到电话后叫他一声。但是黄曼打电话给吕放却并没有要求吕春强接听,而是表示知道吕春强在这里工作就放心了,“不用麻烦他了”。
第二天,黄曼再次将电话打进吕放办公室,用家乡的方言跟吕放聊了半天。却只字不提吕春强。吕放以为“侄媳”跟他套近乎,可能是想借攀亲之机表达欲到公司谋个职位的愿望。在黄曼第三次来电时,吕放爽快地表态:“如果你愿意到我公司工作,随时欢迎,这样你和春强也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不料黄曼婉言谢绝,表示不能连累吕春强,因为“处境很危险!”之后,黄曼在电话中哭诉自己的悲惨人生,并添油加醋地描述自己如何被前男友覃传友“疯狂追杀”,令吕放张口结舌!最后吕放表示“公司有100多名员工,保安措施严密,你到这儿工作没有人敢在这儿撒野。”但黄曼的真正意图并不是来公司谋个工作这么简单。
从此,黄曼以“倾诉”的名义频繁地给吕放打电话,并且从拨打办公室电话变为拨打手机,从上班时间变为到深更半夜,黄曼的声音语调缓慢,娓娓叙来,如诉如泣,令吕放心猿意马。
电话“倾诉”还不够,黄曼又给吕放寄出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亲笔信。信中除了讲述“不幸的遭遇”和描绘“受伤的心灵”之外,特别分析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女人都是柔弱的,我之所以沦落到今天,主要是缺乏男人的呵护,不仅是指人身安全的保护,也包括经济后盾的支撑。如果覃传友和吕春强有足够的财力给我提供一份安全感,我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地流落街头魂无归处……”
“我是学医出身的,略懂推拿按摩。”信中黄曼暗示了自己的愿望:“我很希望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成功人士提供私人保健服务,让他能够天天健康并快乐地投入事业,创造更大的辉煌成就……”尤其是信中最后一段令吕放刮目相看:“其实,我知道成功男士在坚强的外表下身心也很累,需要时时调节和滋润,生活才更有品位,生命之树才郁郁长青。”到这个时候, 吕放才终于明白这位“侄媳”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的目光盯住的不是企业车间的机器,而是公司总经理的豪宅;她需要的不是打工仔侄儿的感情投入,而是成功人士的物质生活。读着“侄媳”洋洋洒洒的“心声”,吕放有些怦然心动,时下在有钱人圈子内正流行“小私”:私人秘书、私人保镖、私人医生……都让吕放跃跃欲试,既然“侄媳”有此心意,又花了这么多工夫,转了这么多弯,吕放觉得自己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有“小私”的滋味,于是吕放决定对黄曼进行“私人保健医生”的“面试”。
黄曼闻讯后喜形于色!她从商场买回几套高档时装,跑到美容院洗面护肤,对着镜子进行了一番形象包装。就在她准备走进大老板豪宅扮演“私人保健医生”角色之际,绑架人质案的发生让她的“小私梦”搁浅。覃传友绑架人质交换“恋人”的消息传出后,惊闻8岁的儿子遇害噩耗,吕春强悲痛欲绝,赶回家乡跪在儿子的坟前昏厥过去。同时他的本家族叔吕放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差一点将一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亲手按在了自己身上。2004年7月30日,犯罪嫌疑人覃传友被审查起诉。而黄曼在给警方做完笔录后,从人们视线中消逝,连娘家人也不知道她身在何处。不知道惊魂未定的黄曼是否正在某个新的地方向新的对象“倾诉”,寻找新的“依靠”。
编后 :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担”,这句话常常被很多人作为随心所欲的借口,仿佛每个人都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也能够完全控制事情的后果。但其实,大部分时候甚至几乎是全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做到“一人做事一人担”。只要这个人还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他所做的每一件触及社会的事,他自己都无法全部掌握和承担,事情的发展和结果势必波及社会。上述这两个案件足以说明了这个事实。银行行长司马彦以为找一个情人,来一段“浪漫之旅”,说一句漫无边际的誓言都是他自己的事情,只要他能控制好尺度,一切尽在掌握,却没有料到正是这些“私事”让他出尽洋相,让一群初出茅庐的绑匪“迅速成长起来”,几乎可以说正是司马彦帮助绑匪断送了自己的一切,并且造成了极端恶劣的社会影响。而黄曼在感情问题上的“游刃有余”和“处处留情”更是直接导致了一个男人的犯罪和一条8岁的小生命的惨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事人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能够为所做的一切负责,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失控。所以这两个案件中无论是司马彦还是黄曼,只能用上面那句俗语的一个另外的诠释来形容,那就是“自作自受”,他们从一开始为自己酿的就是一杯苦酒,唯一令人痛惜的,是8岁的吕兆阳,他真的很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