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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征服者的“硬汉”形象是张承志笔下塑造的为数最多的人物之一。他选择了人与自然对抗的方式、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来塑造其笔下的“硬汉”。而他对自然的描写是工具化的描写，对自然的审美是工具化的审美。
关键词：自然 “硬汉” 征服 工具化审美与生态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自然是作家创作绕不开的对象，张承志也不例外。然而，在张承志的创作中，关于自然的描写似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衡”：在他的许多小说中，自然占据了多半篇幅，人物与情节淡化而零散，有时甚至成了“背景”和“点缀”。但即使在这样自然描写看似严重“失衡”的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个铁骨铮铮的“硬汉”从小说中走出来，唱着征服者的赞歌。
在英雄主义远去的时代，英雄离我们越来越远，硬汉逐渐销声匿迹，继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男子汉死了”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信仰危机的时代，“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也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上帝”；在英雄缺失的时代，“如果没有硬汉，我们也要为自己创造硬汉”。而张承志便是这股“创造硬汉”洪流中的重要一支。时代之所以需要英雄，是因为英雄给予我们精神动力，正如康德所言：“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男人要成为英雄，需要“另一种类的抵抗能力”“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这也就是说，男人成为英雄的维度之一便是要以壮美或险恶的自然作为对抗与征服的对象。
在张承志的“草原小说”、“天山小说”等系列小说中，自然似乎成为许多作品的“主角”。然而，这“主角”的背后却站着一个个坚忍的“硬汉”。这些“硬汉”形象是张承志笔下塑造的为数最多的人物之一。他们坚忍豪迈，无所畏惧，自负自傲，不甘于平庸，敢于挑战一切，视荣耀为生命。而这些征服者的征服对象有很多：男性中的权威，心仪的姑娘，作为假想敌的自然等。在征服者无畏的挑战中，自然被卷入战争，难以幸免，而自然在张承志的小说中的化身有许多，如大坂冰峰、牛群马匹、恶劣天气等。
在征服者的“硬汉”形象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不管结果如何，在对自然的征服中，征服者的“硬汉”精神已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征服者的“硬汉”形象已牢牢树立起来。
一 征服与凯旋——胜利者的赞歌
在《大坂》、《雪路》等小说中，张承志塑造了一批成功征服者的“硬汉”形象。他以毫不掩饰的赞美姿态描绘笔下的“硬汉”，并为他们唱响了一曲曲凯旋的赞歌。
在《大坂》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不畏艰险翻越天山大坂的“硬汉”形象，而大坂冰峰则成了“硬汉”征服的对象：为了不像科学院那几位中年人“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光荣”，所以“当他坐在西去列车窗口时，曾默默地下决心要干成什么事”，然而现在“他还什么都没干成”。在“他”接到了妻子“流产。大出血。住院。能回来吗？”的电报后，他仍毅然地选择了翻越天山大坂进行科学考察。
“一步的勇敢，一次男性的证明，背后深埋着多少难言的牺牲呐。”为了成就自己的光荣，证明男性的勇敢，他置生死未知的妻子于不顾，继而将愤怒转化成仇恨发泄于天山大坂——“他突然无比强烈地仇恨起这凶险的大山脉，仇恨起这高踞在上的大坂和这强大地欺凌人类的大自然……他已难以压抑一股冲动，一股野兽般的、想蹂躏这座冰雪大山的冲动。他想驰骋，想纵火焚烧，想唤来千军万马踏平这海洋般的峰峦……”。
当登上大坂峰顶时，“他”用胜利者的姿态和目光欣赏着大坂，“他从未见过如此雄壮的景观……他想不到这大坂、这山脉、这自然和世界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他。”此时，妻子的死活、儿子的夭折在“他”心里已成为形而上、空洞的哲理性思考——“古希腊的艺术家是对的，经过痛苦的美可以找到高尚的心灵。这一点，她已经做到了。她不会死，她只会得到坚实的爱情。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勇敢，早已越过了她的大坂。死去的儿子也做到了，他将在这永恒的冰川上化成一个洒满阳光的胜利的小精灵。”
对大坂的征服让“他”的心情由对妻子的愧疚转变成自我安慰，继而因找到了自己“高尚的心灵”而感到喜悦崇高。大坂的险峻、妻子柔弱的呼唤，成为“他”战胜自然、战胜别人的男子汉的证明。
在《雪路》中，作者通过对大犍牛的制服塑造了“他”、白狮子、丁壮儿三个“硬汉”形象，而大犍牛则是“硬汉”征服的对象。在寒冷凛冽的茫茫雪夜，一群相互轻视的男人各执己见，坚信自己判断的方向是正确的，并因此发生冲突争执。最后，在返程中三人因一同制服发飙的犍牛而重归于好。
三条“硬汉”在制服黑牛的过程中是如此的“英勇”，甚至可以说残暴——“站住！……我马上砍下你剩下的半截犄角……”“白狮子——跟它拼啦！咱爷们不在乎——他突然感到一股兴奋……他怪叫一声，拔出细长锋利的蒙古刀……他咧着嘴，狠狠把刀子刺过牛鼻孔中间的内膈。”
制服黑牛之后，“英雄”凯旋，“硬汉”互赏——“他看见白狮子眼睛里朝他闪着亲切的光……他跌跌撞撞地搂抱着丁老壮走着……”一条条“硬汉”在与天斗豪气无穷，与牛斗霸气无穷中走了出来。
此类成功的征服者的“硬汉”形象在张承志的其他小说中还有很多，如《卡拉·戈壁》中的“他”，《凝固的火焰》中的里铁甫，《北望长城外》中的阳原丁二等。
二 征服与败北——失败者的长调
张承志笔下的征服者也有被自然打败的“硬汉”形象，但这些被打败的“硬汉”仍被描绘成“老人与海”式的“英雄”。如《春天》、《顶峰》等小说，便塑造了此类失败征服者的“硬汉”形象。
在《春天》中，作者通过对白毛风和马群的壮烈征服来塑造乔玛的“硬汉”形象，而恶劣的天气和疯奔的马群则是“硬汉”征服的对象。
乔玛不把冬天凶狠的白毛风放在眼里，他仇恨马群领头的白马安巴·乌兰，将它视为“一个白色的魔鬼”，“要像乌力记那样，一杆子就把这马扯个回头”，然而套马杆“可耻”地倒拖在雪地上。为了发泄愤怒，遮掩丑态，“他不失时机地纵马扑向黄骒马，像抡一条大棒一样，把马杆子胡乱揍在那黄骒马的脖颈上……”。
在乔玛眼中，冬天的白毛风无可畏，从未被套翻的领头马安巴·乌兰不可怕，因为战胜它们是其作为“硬汉”的应有之举。乔玛第一次套马的失败似乎成了“英雄”之戏的序幕，因套马失败而虐马仿佛成了“英雄”之戏的插曲：追赶马群中他换乘了三匹马，累垮了两匹马。当他换乘另一匹骒马时，“他看见它跑了几步就一头栽倒在雪地上。但是乔玛没有理睬那匹骒马……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看冻硬的僵尸。乔玛甚至觉得满心喜悦……一夜半天我跟着马群穿过了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的土地。这可是个可以大吹一顿牛皮的经历呢……”
面对坐骑接连累跨和马群的大量死亡，乔玛冷漠麻木，没有丝毫难过，甚至“觉得满心喜悦”，因为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英雄壮举”和幻想之中。
当安巴·乌兰被他套翻后，“他幸福地笑了”，“因为安巴·乌兰是东乌珠穆沁唯一没有被摔倒的儿马……整个乌珠穆沁草原都会知道我乔玛的名字……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光荣啦。”
为了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光荣”，乔玛毫不顾惜马群的生命与尊严，甚至舍弃了自己的性命。在与自然的搏斗中，乔玛失败了，丧失了生命，但他用生命成就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英雄”地位。
小说《顶峰》通过对天山主峰汗腾格里的征服塑造了铁木尔的“硬汉”形象，这是一个被自然打败的“硬汉”形象。然而，铁木尔的“硬汉”精神在征服汗腾格里的过程中突显出来：
“毛头小子！老老实实地顺着这条路走吧！……胆小鬼都走那条路……那么疯狂的亲吻……你把人点燃了……我要为你去摘那儿的雪莲花……你使我在那个凶蛮的加登巴面前感到骄傲，我也应当让你在草原上的姑娘中间感到骄傲。”
为了报复父亲酒后的羞辱，在情人奥伽面前炫耀勇敢、回报情人甜蜜的激吻，挫败情敌马倌加登巴，铁木尔赶着马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服天山主峰汗腾格里之路。
汗腾格里是天山的主峰。父亲打猎数十年、杀死野猪上百只，但他从来不敢向着汗腾格里开枪，甚至“老头一提到汗腾格里，浊黄的老眼里就出现一种躲躲闪闪的恐惧神情。”面对“父亲恐惧的崇拜的神山”，他决心征服它。
文本用为数不多的笔墨勾勒出父亲这个“硬汉”只是为了在对比中突显出铁尔木这个更为高大、更具激情的“硬汉”形象。因为在登山中，他内心燃起的是一种战胜父亲的骄傲。然而，最终他失败了。
乔玛在风雪中丧身，铁尔木从汗腾格里撤回，他们在与自然的搏斗中都失败了，但文本已将乔玛和铁尔木的“硬汉”形象牢牢树立起来。从中我们仿佛看到《老人与海》中那个默想着“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老人从海面走来，仿佛听到一个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唱着英雄赞歌的蒙古长调。
此类失败的征服者“硬汉”形象在张承志的其他小说中还有很多，如《金牧场》中的吐木勒，《九座宫殿》中的韩三十八等。
三 反思与感叹——“征服”背后的沉思曲
张承志笔下对自然的描写是工具化的描写，对自然的审美是工具化的审美。“所谓工具化的审美，指的是把自然的审美对象仅仅当作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把它们当作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的工具。”
工具化的审美有别于生态的审美。生态审美是以自然审美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审美。生态审美突出的是自然审美对象，而不是突出审美者。它不把自然当作表现自我、表现人的心态和思想的工具。
在张承志的很多小说中，关于自然的描写占据很大篇幅，自然似乎成为了小说的主角，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仅仅为塑造人物而存在，自然仅仅是作者表现人物心境、思想和精神的工具。对险峻的大坂、酷热的沙漠、剽悍的骏马、神圣的冰峰的铺陈性描写只是为了衬托人物坚忍勇敢的精神，塑造人物的“硬汉”形象。
在生态审美中，审美者与审美对象的关系是交互主体性的关系，而不是主客体的关系。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可通俗地描述成“审美者与自然融为一体，把自然物当成自己的朋友和生活伴侣，而绝不高高在上地或远远地从外部审视它们。”
在张承志的笔下，人物与自然不是交互主体性的平等关系，而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对立关系。自然是沉默的、被动的，任由“硬汉”书写。在这群胜利的征服者的“硬汉”眼中，自然似乎成了他们手中的木偶任由摆布——《大坂》中登顶前的大坂是何其可恶狰狞，登顶后的大坂却又是何其壮美感人；《雪路》中被制服前的大犍牛是何等精神神气，被制服后的大犍牛是何其可笑战栗……。
自然的“好坏美丑”全取决于“硬汉”所处的心境。无论是自然“由坏变好”或“由丑变美”，还是“由好变坏”或“由美变丑”都仅仅是为了在对比中彰显“硬汉”的精神，树立“硬汉”的形象。在作者笔下，自然无论作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只是充当着“硬汉”们的衬托物，成为“制造硬汉”的背景和道具。
张承志曾说过：“我的小说是我的憧憬和理想，我的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我盼望成为的形象”；“别人创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创造的是一个作家。”
塑造“英雄”形象的方式有许多，“十七年”文学时期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来“制造英雄”，“文革”文学时期通过“三突出原则”使“英雄”完美化，新文学时期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来神化“英雄”，而渴望成为“英雄”的张承志在人们生态意识日益觉醒、公众呼吁和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选择了人与自然对抗的方式、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来塑造其笔下的“硬汉”，实在让人遗憾不已。
注：本文系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专项创新基金项目“生态和女性双重视野下的张承志作品研究”成果，编号“研（2010）15”。
参考文献：
[1]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 张承志：《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3]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4] 张承志：《绿风土》，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周爱勇，男，1985—，湖南郴州人，贵州师范大学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自然 “硬汉” 征服 工具化审美与生态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自然是作家创作绕不开的对象，张承志也不例外。然而，在张承志的创作中，关于自然的描写似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衡”：在他的许多小说中，自然占据了多半篇幅，人物与情节淡化而零散，有时甚至成了“背景”和“点缀”。但即使在这样自然描写看似严重“失衡”的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个铁骨铮铮的“硬汉”从小说中走出来，唱着征服者的赞歌。
在英雄主义远去的时代，英雄离我们越来越远，硬汉逐渐销声匿迹，继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男子汉死了”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信仰危机的时代，“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也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上帝”；在英雄缺失的时代，“如果没有硬汉，我们也要为自己创造硬汉”。而张承志便是这股“创造硬汉”洪流中的重要一支。时代之所以需要英雄，是因为英雄给予我们精神动力，正如康德所言：“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男人要成为英雄，需要“另一种类的抵抗能力”“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这也就是说，男人成为英雄的维度之一便是要以壮美或险恶的自然作为对抗与征服的对象。
在张承志的“草原小说”、“天山小说”等系列小说中，自然似乎成为许多作品的“主角”。然而，这“主角”的背后却站着一个个坚忍的“硬汉”。这些“硬汉”形象是张承志笔下塑造的为数最多的人物之一。他们坚忍豪迈，无所畏惧，自负自傲，不甘于平庸，敢于挑战一切，视荣耀为生命。而这些征服者的征服对象有很多：男性中的权威，心仪的姑娘，作为假想敌的自然等。在征服者无畏的挑战中，自然被卷入战争，难以幸免，而自然在张承志的小说中的化身有许多，如大坂冰峰、牛群马匹、恶劣天气等。
在征服者的“硬汉”形象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不管结果如何，在对自然的征服中，征服者的“硬汉”精神已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征服者的“硬汉”形象已牢牢树立起来。
一 征服与凯旋——胜利者的赞歌
在《大坂》、《雪路》等小说中，张承志塑造了一批成功征服者的“硬汉”形象。他以毫不掩饰的赞美姿态描绘笔下的“硬汉”，并为他们唱响了一曲曲凯旋的赞歌。
在《大坂》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不畏艰险翻越天山大坂的“硬汉”形象，而大坂冰峰则成了“硬汉”征服的对象：为了不像科学院那几位中年人“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光荣”，所以“当他坐在西去列车窗口时，曾默默地下决心要干成什么事”，然而现在“他还什么都没干成”。在“他”接到了妻子“流产。大出血。住院。能回来吗？”的电报后，他仍毅然地选择了翻越天山大坂进行科学考察。
“一步的勇敢，一次男性的证明，背后深埋着多少难言的牺牲呐。”为了成就自己的光荣，证明男性的勇敢，他置生死未知的妻子于不顾，继而将愤怒转化成仇恨发泄于天山大坂——“他突然无比强烈地仇恨起这凶险的大山脉，仇恨起这高踞在上的大坂和这强大地欺凌人类的大自然……他已难以压抑一股冲动，一股野兽般的、想蹂躏这座冰雪大山的冲动。他想驰骋，想纵火焚烧，想唤来千军万马踏平这海洋般的峰峦……”。
当登上大坂峰顶时，“他”用胜利者的姿态和目光欣赏着大坂，“他从未见过如此雄壮的景观……他想不到这大坂、这山脉、这自然和世界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他。”此时，妻子的死活、儿子的夭折在“他”心里已成为形而上、空洞的哲理性思考——“古希腊的艺术家是对的，经过痛苦的美可以找到高尚的心灵。这一点，她已经做到了。她不会死，她只会得到坚实的爱情。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勇敢，早已越过了她的大坂。死去的儿子也做到了，他将在这永恒的冰川上化成一个洒满阳光的胜利的小精灵。”
对大坂的征服让“他”的心情由对妻子的愧疚转变成自我安慰，继而因找到了自己“高尚的心灵”而感到喜悦崇高。大坂的险峻、妻子柔弱的呼唤，成为“他”战胜自然、战胜别人的男子汉的证明。
在《雪路》中，作者通过对大犍牛的制服塑造了“他”、白狮子、丁壮儿三个“硬汉”形象，而大犍牛则是“硬汉”征服的对象。在寒冷凛冽的茫茫雪夜，一群相互轻视的男人各执己见，坚信自己判断的方向是正确的，并因此发生冲突争执。最后，在返程中三人因一同制服发飙的犍牛而重归于好。
三条“硬汉”在制服黑牛的过程中是如此的“英勇”，甚至可以说残暴——“站住！……我马上砍下你剩下的半截犄角……”“白狮子——跟它拼啦！咱爷们不在乎——他突然感到一股兴奋……他怪叫一声，拔出细长锋利的蒙古刀……他咧着嘴，狠狠把刀子刺过牛鼻孔中间的内膈。”
制服黑牛之后，“英雄”凯旋，“硬汉”互赏——“他看见白狮子眼睛里朝他闪着亲切的光……他跌跌撞撞地搂抱着丁老壮走着……”一条条“硬汉”在与天斗豪气无穷，与牛斗霸气无穷中走了出来。
此类成功的征服者的“硬汉”形象在张承志的其他小说中还有很多，如《卡拉·戈壁》中的“他”，《凝固的火焰》中的里铁甫，《北望长城外》中的阳原丁二等。
二 征服与败北——失败者的长调
张承志笔下的征服者也有被自然打败的“硬汉”形象，但这些被打败的“硬汉”仍被描绘成“老人与海”式的“英雄”。如《春天》、《顶峰》等小说，便塑造了此类失败征服者的“硬汉”形象。
在《春天》中，作者通过对白毛风和马群的壮烈征服来塑造乔玛的“硬汉”形象，而恶劣的天气和疯奔的马群则是“硬汉”征服的对象。
乔玛不把冬天凶狠的白毛风放在眼里，他仇恨马群领头的白马安巴·乌兰，将它视为“一个白色的魔鬼”，“要像乌力记那样，一杆子就把这马扯个回头”，然而套马杆“可耻”地倒拖在雪地上。为了发泄愤怒，遮掩丑态，“他不失时机地纵马扑向黄骒马，像抡一条大棒一样，把马杆子胡乱揍在那黄骒马的脖颈上……”。
在乔玛眼中，冬天的白毛风无可畏，从未被套翻的领头马安巴·乌兰不可怕，因为战胜它们是其作为“硬汉”的应有之举。乔玛第一次套马的失败似乎成了“英雄”之戏的序幕，因套马失败而虐马仿佛成了“英雄”之戏的插曲：追赶马群中他换乘了三匹马，累垮了两匹马。当他换乘另一匹骒马时，“他看见它跑了几步就一头栽倒在雪地上。但是乔玛没有理睬那匹骒马……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看冻硬的僵尸。乔玛甚至觉得满心喜悦……一夜半天我跟着马群穿过了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的土地。这可是个可以大吹一顿牛皮的经历呢……”
面对坐骑接连累跨和马群的大量死亡，乔玛冷漠麻木，没有丝毫难过，甚至“觉得满心喜悦”，因为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英雄壮举”和幻想之中。
当安巴·乌兰被他套翻后，“他幸福地笑了”，“因为安巴·乌兰是东乌珠穆沁唯一没有被摔倒的儿马……整个乌珠穆沁草原都会知道我乔玛的名字……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光荣啦。”
为了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光荣”，乔玛毫不顾惜马群的生命与尊严，甚至舍弃了自己的性命。在与自然的搏斗中，乔玛失败了，丧失了生命，但他用生命成就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英雄”地位。
小说《顶峰》通过对天山主峰汗腾格里的征服塑造了铁木尔的“硬汉”形象，这是一个被自然打败的“硬汉”形象。然而，铁木尔的“硬汉”精神在征服汗腾格里的过程中突显出来：
“毛头小子！老老实实地顺着这条路走吧！……胆小鬼都走那条路……那么疯狂的亲吻……你把人点燃了……我要为你去摘那儿的雪莲花……你使我在那个凶蛮的加登巴面前感到骄傲，我也应当让你在草原上的姑娘中间感到骄傲。”
为了报复父亲酒后的羞辱，在情人奥伽面前炫耀勇敢、回报情人甜蜜的激吻，挫败情敌马倌加登巴，铁木尔赶着马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服天山主峰汗腾格里之路。
汗腾格里是天山的主峰。父亲打猎数十年、杀死野猪上百只，但他从来不敢向着汗腾格里开枪，甚至“老头一提到汗腾格里，浊黄的老眼里就出现一种躲躲闪闪的恐惧神情。”面对“父亲恐惧的崇拜的神山”，他决心征服它。
文本用为数不多的笔墨勾勒出父亲这个“硬汉”只是为了在对比中突显出铁尔木这个更为高大、更具激情的“硬汉”形象。因为在登山中，他内心燃起的是一种战胜父亲的骄傲。然而，最终他失败了。
乔玛在风雪中丧身，铁尔木从汗腾格里撤回，他们在与自然的搏斗中都失败了，但文本已将乔玛和铁尔木的“硬汉”形象牢牢树立起来。从中我们仿佛看到《老人与海》中那个默想着“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老人从海面走来，仿佛听到一个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唱着英雄赞歌的蒙古长调。
此类失败的征服者“硬汉”形象在张承志的其他小说中还有很多，如《金牧场》中的吐木勒，《九座宫殿》中的韩三十八等。
三 反思与感叹——“征服”背后的沉思曲
张承志笔下对自然的描写是工具化的描写，对自然的审美是工具化的审美。“所谓工具化的审美，指的是把自然的审美对象仅仅当作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把它们当作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的工具。”
工具化的审美有别于生态的审美。生态审美是以自然审美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审美。生态审美突出的是自然审美对象，而不是突出审美者。它不把自然当作表现自我、表现人的心态和思想的工具。
在张承志的很多小说中，关于自然的描写占据很大篇幅，自然似乎成为了小说的主角，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仅仅为塑造人物而存在，自然仅仅是作者表现人物心境、思想和精神的工具。对险峻的大坂、酷热的沙漠、剽悍的骏马、神圣的冰峰的铺陈性描写只是为了衬托人物坚忍勇敢的精神，塑造人物的“硬汉”形象。
在生态审美中，审美者与审美对象的关系是交互主体性的关系，而不是主客体的关系。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可通俗地描述成“审美者与自然融为一体，把自然物当成自己的朋友和生活伴侣，而绝不高高在上地或远远地从外部审视它们。”
在张承志的笔下，人物与自然不是交互主体性的平等关系，而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对立关系。自然是沉默的、被动的，任由“硬汉”书写。在这群胜利的征服者的“硬汉”眼中，自然似乎成了他们手中的木偶任由摆布——《大坂》中登顶前的大坂是何其可恶狰狞，登顶后的大坂却又是何其壮美感人；《雪路》中被制服前的大犍牛是何等精神神气，被制服后的大犍牛是何其可笑战栗……。
自然的“好坏美丑”全取决于“硬汉”所处的心境。无论是自然“由坏变好”或“由丑变美”，还是“由好变坏”或“由美变丑”都仅仅是为了在对比中彰显“硬汉”的精神，树立“硬汉”的形象。在作者笔下，自然无论作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只是充当着“硬汉”们的衬托物，成为“制造硬汉”的背景和道具。
张承志曾说过：“我的小说是我的憧憬和理想，我的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我盼望成为的形象”；“别人创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创造的是一个作家。”
塑造“英雄”形象的方式有许多，“十七年”文学时期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来“制造英雄”，“文革”文学时期通过“三突出原则”使“英雄”完美化，新文学时期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来神化“英雄”，而渴望成为“英雄”的张承志在人们生态意识日益觉醒、公众呼吁和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选择了人与自然对抗的方式、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来塑造其笔下的“硬汉”，实在让人遗憾不已。
注：本文系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专项创新基金项目“生态和女性双重视野下的张承志作品研究”成果，编号“研（2010）15”。
参考文献：
[1]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 张承志：《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3]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4] 张承志：《绿风土》，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周爱勇，男，1985—，湖南郴州人，贵州师范大学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