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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不断进行着刑罚执行制度的创新探索,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执行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的刑罚执行方法。但是在我国,由于传统思想、法制观念、行刑理念等因素的影响,一直没有建立社区矫正制度。直到2003 年 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山东和江苏等六个省市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首批试点地区。2005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范围的通知》又新增了十二个省市[1]作为社区矫正的试点省份,同时要求首批试点的六个省市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整个辖区。2009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2012年1月,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
笔者认为要强化我国,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社区矫正的效果,必须探索工作机制的创新,建立“专群结合”的机制。而“专群结合”并非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社会治安工作中一直以来都坚持着“专群结合”的工作方针,在政法机关各尽其职的基础上,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发挥各方面力量维护社会稳定。要调动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团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群众力量
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性质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体,是融社区刑罚执行、监狱行刑社会化和出狱人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制度,所以既需要专业力量,也需要社会力量。通过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资源整合,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参与矫正,获得最大的群众支持。
民间组织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有着为公益目标奉献的理想,并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因此,民间组织以其独有的特性弥补了政府和市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缺陷。民间组织参与协作运行的方式体现在:一是提供专业的矫正服务。矫正人员的情况各有不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身心问题,因此需要从心理、行为以及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入手,民间组织在这方面具有社会资源优势,相关组织内的专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通过制定科学的矫正计划,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心理疏导甚至必要的药物治疗等专业的矫正方法,实施“因人施矫”,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心理和行为矫正,帮助矫正对象完成再社会化。二是充当政府、社会与矫正对象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民间组织由于长期处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第一线,对矫正对象的实际困难与生活状态有非常直观具体的了解,也很清楚矫正对象们的实际想法,加上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网络和社会资源,可以通过合适的渠道与方法向相关管理机构表达矫正对象的诉求,实现其合法、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民间组织与矫正对象之间不存在身份上的对立关系,它们所做的工作更容易得到矫正对象的认可。因此,民间组织能很好地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为政府部门与矫正对象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
但是即使引入一些民间组织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某些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例如不可能完全实现节约执行成本的目的,甚至有时可能会扩大执行成本。而集中监管的优势就是通过集中的、专业的监管得以降低执行成本,因此引入社会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可以凭借的形式之一是基金会这种民间组织,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们的公益观念与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来说利用基金会吸收资金的条件已经具备,希望工程成功和教育基金会一年内募集五亿元资金的事例也可以证明这点。当然,由于社区矫正在我国处于初级起步阶段,缺少宣传,社区矫正的社会关注度可能不如基础教育高,但是只要基金会通过制定科学的筹资战略以及提供合适满意的公共产品,运作起来应当还是比较顺利的。矫正基金会的设立可以通过向参与社区矫正的民间组织进行资助以实现社会投入、社会参与、社会享受服务的社会自主运行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共青团的主导下,全国成立了各种青年志愿者组织和其他的志愿服务组织,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也是社区矫正可行的重要方式。在我国可以吸收一些退休干部、专家学者、教师、法律工作者、学生、社区居委会成员、私营企业主、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的人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到社区矫正的志愿者组织中,以个别交流、集中交流、集中组织公益活动、“一帮一”结对子帮教等多种形式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社区矫正责任人、监督人组成帮教小组,协助社区矫正机构组织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制、道德、文化等方面的教育以及其他日常帮教工作;参与对服刑人员矫正情况的评估;及时反映并帮助解决服刑人员在学习、生活、就业、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等等。
注释:
[1]新增的十二个省市分别为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等十二个省(区、市)。
笔者认为要强化我国,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社区矫正的效果,必须探索工作机制的创新,建立“专群结合”的机制。而“专群结合”并非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社会治安工作中一直以来都坚持着“专群结合”的工作方针,在政法机关各尽其职的基础上,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发挥各方面力量维护社会稳定。要调动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团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群众力量
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性质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体,是融社区刑罚执行、监狱行刑社会化和出狱人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制度,所以既需要专业力量,也需要社会力量。通过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资源整合,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参与矫正,获得最大的群众支持。
民间组织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有着为公益目标奉献的理想,并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因此,民间组织以其独有的特性弥补了政府和市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缺陷。民间组织参与协作运行的方式体现在:一是提供专业的矫正服务。矫正人员的情况各有不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身心问题,因此需要从心理、行为以及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入手,民间组织在这方面具有社会资源优势,相关组织内的专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通过制定科学的矫正计划,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心理疏导甚至必要的药物治疗等专业的矫正方法,实施“因人施矫”,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心理和行为矫正,帮助矫正对象完成再社会化。二是充当政府、社会与矫正对象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民间组织由于长期处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第一线,对矫正对象的实际困难与生活状态有非常直观具体的了解,也很清楚矫正对象们的实际想法,加上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网络和社会资源,可以通过合适的渠道与方法向相关管理机构表达矫正对象的诉求,实现其合法、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民间组织与矫正对象之间不存在身份上的对立关系,它们所做的工作更容易得到矫正对象的认可。因此,民间组织能很好地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为政府部门与矫正对象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
但是即使引入一些民间组织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某些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例如不可能完全实现节约执行成本的目的,甚至有时可能会扩大执行成本。而集中监管的优势就是通过集中的、专业的监管得以降低执行成本,因此引入社会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可以凭借的形式之一是基金会这种民间组织,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们的公益观念与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来说利用基金会吸收资金的条件已经具备,希望工程成功和教育基金会一年内募集五亿元资金的事例也可以证明这点。当然,由于社区矫正在我国处于初级起步阶段,缺少宣传,社区矫正的社会关注度可能不如基础教育高,但是只要基金会通过制定科学的筹资战略以及提供合适满意的公共产品,运作起来应当还是比较顺利的。矫正基金会的设立可以通过向参与社区矫正的民间组织进行资助以实现社会投入、社会参与、社会享受服务的社会自主运行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共青团的主导下,全国成立了各种青年志愿者组织和其他的志愿服务组织,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也是社区矫正可行的重要方式。在我国可以吸收一些退休干部、专家学者、教师、法律工作者、学生、社区居委会成员、私营企业主、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的人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到社区矫正的志愿者组织中,以个别交流、集中交流、集中组织公益活动、“一帮一”结对子帮教等多种形式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社区矫正责任人、监督人组成帮教小组,协助社区矫正机构组织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制、道德、文化等方面的教育以及其他日常帮教工作;参与对服刑人员矫正情况的评估;及时反映并帮助解决服刑人员在学习、生活、就业、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等等。
注释:
[1]新增的十二个省市分别为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等十二个省(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