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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精神的弘扬要求大学实施民主管理。大学在民主的内在价值追求和实证调研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必须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搞好规章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主管理的体制机制。要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使两者各尽所能、各司其职。
【关键词】大学精神 学术权力 民主
大学的理念是培养人才、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实现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拥有一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有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既实行民主管理,又保证科学效率,保证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合理分配、协调统一。
民主管理:大学的内在价值追求
大学精神的弘扬要求大学实施民主管理。事物往往在萌芽状态时,就昭示了其发展趋势。当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诞生时,其创始人洪堡提出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办学思想,这就是现代大学民主管理制度的起源。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伟大先驱——蔡元培先生,在其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时起草的《大学令》中最先体现了“教授治校”思想,“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现代大学管理的历史沿革表明,尽管大学的制度形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教育家推崇的大学精神实质却始终没有发生偏离,都包括了民主管理。
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实行教授治学。当前,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学科知识的分化越来越细,专业分支越来越多。由于各学科、各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学科背景、专业方向不尽相同,增加了学科和专业的管理难度。从宏观而言,作为大学领导者,不可能各个学科专业样样精通,外行领导内行不可避免。但具体到微观的某学科、某专业,领导者必须建立治理结构,通过专业人员,也就是教授自我管理,因为只有相关领域的教授才清楚专业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和课程,谁有资格学习高深知识,谁已经掌握了知识应获学位,以及谁有资格成为教授等。
大学民主管理实证调研
作为价值追求,社会各界对民主的认识心态是复杂的,从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到提出“民主不是个坏东西”,这种认识看似是一种倒退,但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民主不是个坏东西”也许更符合现实,并且,这种现实也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大学作为整个社会大环境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内在属性上要求实行民主管理,但在具体实践方面呈现的特点中,和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为把握大学民主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现状,我们设计了调研问卷,以上海海洋大学为个案,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调研。调研问卷主要围绕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教代会作用、校务公开实施效果和校院两级权力分布等问题展开。
围绕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61.93%的调研对象认为学校“行政权力太大,学术地位较低”,在个别访谈和座谈会中,对这个问题也触及较多。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的另一个题目中,认为应该“充分尊重学术权力”和“以学术权力为主,行政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占68.75%。
针对校工会和教代会在推进学校民主管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非常认可”和“基本认可”的占73.3%;认为目前教代会代表构成“很合理”和“基本合理”的占85.79%;有60.8%的人认为在每次教代会讨论重大问题之前,部门教代会代表“都能在相关教职工中及时征求意见”;对于学校教代会讨论通过的事关学校发展战略和教职工利益的重大议题,有57.95%的人认为“能通过正规渠道及时获悉”。认为学院(部门)二级教代会“发挥了应有作用的”仅占33.52%,选择“发挥的作用不大”的却占53.98%,另有10.8%的人选择了“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
在针对校务公开的评价中,调查结果显示,对学校校务公开“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比例为52.27%,认为“一般”的占到40.34%。因此,学校的校务公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远非“成效显著”,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围绕校院两级权力分布,调查问卷显示,认为权力高度集中在学校的占41.48%,认为学院具有较高自主权的占32.39%;在个别访谈、教授座谈会、工会主席和教代会团长座谈会中,反映较多的也是学校和学院权力的失衡问题,即学校权力过大,学院缺乏独立自主权的问题。问题的焦点在财权和用人权方面,重点在教师考核权方面。
价值追求和实证调研的差距比较分析
个案并不能代表全体,但从理论研讨层面的“应该是怎样”,到调查问卷数据中呈现的“实际是怎样”,我们从数据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价值的追求和具体的践行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行政权力制约和影响学术权力充分发挥。作为国家兴办的大学,实行的是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大学的行政负责人,通过行政机构行使行政权力。教授治学则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骨干群体依法治校,行使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一方面,他们的边界是模糊的,纯粹的学术事务或纯粹的行政事务在大学管理的实际过程中很难区别,我们很难说教师考核与聘任、教学管理、科研经费的分配究竟是学术权力管理内容还是行政权力管理内容。另一方面,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行使又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间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构成大学体制性元素。二者都具有民主的追求,但在民主的价值之外,行政权力更追求效率,学术权力则更寻求自由,当效率和自由目标方向统一时,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得以协调统一,当效率和自由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体制内的矛盾就凸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行政权力在和学术权力的博弈中,总是处于优势。
这种差异性往往表现在校长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关系上。首先,校长通过管理机构及其人员治校,对学校办学活动进行管理,具有一定强制性;而教授治学则指通过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系统,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而在现阶段各高校这三个委员会都还远没有建立强效的运行机制。先天的不足使校长治校处于强势地位。第二,与外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相一致,大学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有行政隶属关系,大学对政府具有强烈依赖性,从资金预算、招生指标、学科点设立,到校领导的任用,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指令。国家在增强大学办学自主性等方面实施了系列的改革,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大学外部管理体制上的行政本位,也没有清除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烙印,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行政权力的绝对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混为一体,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决策干预学术决策。
行政权力制约和影响教代会权力充分行使。校长是大学行政管理的领导人,教代会是学校民主管理的载体。校长要尊重和支持教代会依法行使民主管理的各项职权,认真对待教代会的决议和提案,教代会则要维护校长的领导权威,支持校长大胆行使职权,两者相互合作、相互支持。
但行政权力和教代会权力在行使中又会产生矛盾,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校长是学校行政管理的领导人,教代会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代表教职工对学校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两者在民主的共同追求之外,校长治校更讲究效率,而教代会则更追求公平,在决策中要经过广泛发动群众、普遍征求意见、反复进行酝酿、不断统一。当在公平和效率的价值中进行取舍时,效率往往居于主导。二是校长作为法人代表,既要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又要考虑全校教职工,而教代会代表由不同单位和部门选出,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团体,在考虑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方面存在差异。
另外,学校和二级学院的权力的差异原因则主要体现在学校管理体制的统一要求和学院运行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的差异,学校整体利益、学院局部利益和教师个人诉求的差异等。
合理设计制度,理顺关系,形成大学民主管理整体合力
当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是有条件的。大学民主的推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中要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就当前而言,还是应主要立足存量做文章。如我们可以以《高教法》第四十二条为切入点,在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方面做实;可以调整校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构成,调整教代会人员构成,增加教授名额,发挥专家教授在学科建设、教育教学中的主体作用等。
就长期而言,则还是要在民主管理的增量上做文章,搞好规章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主管理的体制机制。如当前全国部分高校正在进行教授治学的试点,通过建立教授委员会,探索和完善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理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教代会,学术、学位和教学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能够在校党政领导的决策中得到真正的体现,可考虑在教代会下设立常设机构,切实保证教代会决策的执行;可进一步明确三个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做到权责清晰,义务明确。(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
【关键词】大学精神 学术权力 民主
大学的理念是培养人才、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实现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拥有一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有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既实行民主管理,又保证科学效率,保证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合理分配、协调统一。
民主管理:大学的内在价值追求
大学精神的弘扬要求大学实施民主管理。事物往往在萌芽状态时,就昭示了其发展趋势。当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诞生时,其创始人洪堡提出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办学思想,这就是现代大学民主管理制度的起源。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伟大先驱——蔡元培先生,在其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时起草的《大学令》中最先体现了“教授治校”思想,“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现代大学管理的历史沿革表明,尽管大学的制度形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教育家推崇的大学精神实质却始终没有发生偏离,都包括了民主管理。
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实行教授治学。当前,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学科知识的分化越来越细,专业分支越来越多。由于各学科、各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学科背景、专业方向不尽相同,增加了学科和专业的管理难度。从宏观而言,作为大学领导者,不可能各个学科专业样样精通,外行领导内行不可避免。但具体到微观的某学科、某专业,领导者必须建立治理结构,通过专业人员,也就是教授自我管理,因为只有相关领域的教授才清楚专业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和课程,谁有资格学习高深知识,谁已经掌握了知识应获学位,以及谁有资格成为教授等。
大学民主管理实证调研
作为价值追求,社会各界对民主的认识心态是复杂的,从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到提出“民主不是个坏东西”,这种认识看似是一种倒退,但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民主不是个坏东西”也许更符合现实,并且,这种现实也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大学作为整个社会大环境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内在属性上要求实行民主管理,但在具体实践方面呈现的特点中,和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为把握大学民主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现状,我们设计了调研问卷,以上海海洋大学为个案,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调研。调研问卷主要围绕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教代会作用、校务公开实施效果和校院两级权力分布等问题展开。
围绕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61.93%的调研对象认为学校“行政权力太大,学术地位较低”,在个别访谈和座谈会中,对这个问题也触及较多。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的另一个题目中,认为应该“充分尊重学术权力”和“以学术权力为主,行政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占68.75%。
针对校工会和教代会在推进学校民主管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非常认可”和“基本认可”的占73.3%;认为目前教代会代表构成“很合理”和“基本合理”的占85.79%;有60.8%的人认为在每次教代会讨论重大问题之前,部门教代会代表“都能在相关教职工中及时征求意见”;对于学校教代会讨论通过的事关学校发展战略和教职工利益的重大议题,有57.95%的人认为“能通过正规渠道及时获悉”。认为学院(部门)二级教代会“发挥了应有作用的”仅占33.52%,选择“发挥的作用不大”的却占53.98%,另有10.8%的人选择了“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
在针对校务公开的评价中,调查结果显示,对学校校务公开“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比例为52.27%,认为“一般”的占到40.34%。因此,学校的校务公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远非“成效显著”,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围绕校院两级权力分布,调查问卷显示,认为权力高度集中在学校的占41.48%,认为学院具有较高自主权的占32.39%;在个别访谈、教授座谈会、工会主席和教代会团长座谈会中,反映较多的也是学校和学院权力的失衡问题,即学校权力过大,学院缺乏独立自主权的问题。问题的焦点在财权和用人权方面,重点在教师考核权方面。
价值追求和实证调研的差距比较分析
个案并不能代表全体,但从理论研讨层面的“应该是怎样”,到调查问卷数据中呈现的“实际是怎样”,我们从数据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价值的追求和具体的践行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行政权力制约和影响学术权力充分发挥。作为国家兴办的大学,实行的是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大学的行政负责人,通过行政机构行使行政权力。教授治学则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骨干群体依法治校,行使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一方面,他们的边界是模糊的,纯粹的学术事务或纯粹的行政事务在大学管理的实际过程中很难区别,我们很难说教师考核与聘任、教学管理、科研经费的分配究竟是学术权力管理内容还是行政权力管理内容。另一方面,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行使又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间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构成大学体制性元素。二者都具有民主的追求,但在民主的价值之外,行政权力更追求效率,学术权力则更寻求自由,当效率和自由目标方向统一时,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得以协调统一,当效率和自由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体制内的矛盾就凸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行政权力在和学术权力的博弈中,总是处于优势。
这种差异性往往表现在校长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关系上。首先,校长通过管理机构及其人员治校,对学校办学活动进行管理,具有一定强制性;而教授治学则指通过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系统,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而在现阶段各高校这三个委员会都还远没有建立强效的运行机制。先天的不足使校长治校处于强势地位。第二,与外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相一致,大学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有行政隶属关系,大学对政府具有强烈依赖性,从资金预算、招生指标、学科点设立,到校领导的任用,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指令。国家在增强大学办学自主性等方面实施了系列的改革,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大学外部管理体制上的行政本位,也没有清除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烙印,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行政权力的绝对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混为一体,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决策干预学术决策。
行政权力制约和影响教代会权力充分行使。校长是大学行政管理的领导人,教代会是学校民主管理的载体。校长要尊重和支持教代会依法行使民主管理的各项职权,认真对待教代会的决议和提案,教代会则要维护校长的领导权威,支持校长大胆行使职权,两者相互合作、相互支持。
但行政权力和教代会权力在行使中又会产生矛盾,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校长是学校行政管理的领导人,教代会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代表教职工对学校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两者在民主的共同追求之外,校长治校更讲究效率,而教代会则更追求公平,在决策中要经过广泛发动群众、普遍征求意见、反复进行酝酿、不断统一。当在公平和效率的价值中进行取舍时,效率往往居于主导。二是校长作为法人代表,既要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又要考虑全校教职工,而教代会代表由不同单位和部门选出,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团体,在考虑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方面存在差异。
另外,学校和二级学院的权力的差异原因则主要体现在学校管理体制的统一要求和学院运行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的差异,学校整体利益、学院局部利益和教师个人诉求的差异等。
合理设计制度,理顺关系,形成大学民主管理整体合力
当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是有条件的。大学民主的推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中要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就当前而言,还是应主要立足存量做文章。如我们可以以《高教法》第四十二条为切入点,在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方面做实;可以调整校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构成,调整教代会人员构成,增加教授名额,发挥专家教授在学科建设、教育教学中的主体作用等。
就长期而言,则还是要在民主管理的增量上做文章,搞好规章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主管理的体制机制。如当前全国部分高校正在进行教授治学的试点,通过建立教授委员会,探索和完善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理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教代会,学术、学位和教学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能够在校党政领导的决策中得到真正的体现,可考虑在教代会下设立常设机构,切实保证教代会决策的执行;可进一步明确三个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做到权责清晰,义务明确。(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