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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老师，她的名字叫安娟英。
她没有做过老师，但是大家都称呼安老师，因为熟悉她的人都赞赏她的才华，尊敬她的人格，感佩她矢志不渝的商胆诗心，成为很多同辈后学心目中值得学习的楷模。老师的称号，是对她这辈子最好的诠释。
安老师小时生活在无锡边缘的小镇——安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安镇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农村，重复着两千多年贫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有一颗渺小但不卑微的心在跳动，无人觉察。
安老师在镇上上了小学，上了中学，由于家中成份不好，在那个年代备受歧视。虽然安老师读书不错，性格活跃，爱好文艺，颇得老师同学街坊邻居的夸奖，但是身在农村的环境，注定一辈子还要重蹈先人的生命轨迹，安老师不甘心。
安老师在学校是个文艺骨干，唱唱跳跳、写写画画样样来事，出板报写文章卓尔不群，作文简直就是个小明星，这个爱好最终成了她一辈子割舍不断、魂牵梦绕的追求。可是“文革”十年的浩劫，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梦想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农民就是农民，命运一辈子将被禁锢在土地上，几乎不可能改变，等待她的是结婚生子，生老病死。真的如此吗？认命吗？不！她暗下决心，她要离开这个祖祖辈辈男耕女织的土地，她要离开这个贫穷困顿的环境，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能选择生在何处，但一定要选择生命的方式。
转眼中学毕业了，回家务农，没有选择。农村的习俗是早早的准备婚嫁，早日成家，早生贵子，但是安老师心里有着自己的小九九，她要跳出命在农村的魔咒，想到城里去发展。
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几乎是濒临破产的边缘，吃饭都是问题。父亲虽然是老党员、公社社长，但“文革”中被错划为“五·一六”走资派，挂着大黑板弯腰九十度挨批挨斗，每天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父亲至死也不明白，一辈子憨厚老实时时刻刻心系百姓的自己，到底要向父老乡亲认什么罪。母亲为了能让家里的生活有一点改善，偷偷摸摸做点小生意，那也就是交换点东西那么原始，还被揭发为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打成投机倒把的坏分子、四类分子，剪了头发游街，跪在碎瓷片上示众。现在看来简直是笑话，可当时那个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的大形势下，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一点让人笑不出来。家中尚有两个年幼的小弟弟，安老师稚嫩的双肩担负起了半个家长的责任。由于极端贫困，他们有时只能靠亲友接济为生，饿得睡倒在农田里，吃南瓜花，啃山芋藤，那是常有的事。
听说城里有配给，生活比较稳定，满大街的工人阶级各个根正苗红，年轻人的前途一片光明。安老师心向往之，想要改变命运，唯有一条途径，嫁到城里去！要知道上个世纪中国人民的户籍是很难转移的，除非嫁到城里别无他途，要不永远钉死在土地上，做一辈子农民。二十岁看到六十岁，没有任何悬念。
农村的风俗，十七八岁就要开始张罗提亲介绍对象，安家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安老师好像一点都不着急，有出身好的，有家境好的，有长相好的，有性格好的，安老师一个都没看中。人家都以为小姑娘长得漂亮眼界高傲气，却没人知道农民的命运是安老师所不想要的。家里的亲友为她的婚事没少忙活，可是就不见安老师松口。
终于有一天，无锡城里的亲戚来说和婚事了，对方是工人，家庭清白，虽然普普通通，但是老实本分，正是安老师中意的。小伙子一点都没有嫌弃安老师的家庭出身，安老师终于答应了，缘分到了。按老的传统，婚姻基本上是先结婚后恋爱，只要双方同意，父母都满意，两人就登记结婚了。
那个时代结婚很简单，简直是简陋，安老师浑然不在意，高高兴兴开始了城里的生活，一个单纯的女孩子终于跳出了祖祖辈辈的生命轮回，她很满意。
安老师住的街道是那种老的里弄，街巷狭窄，住户比邻，老式的平房鳞次栉比，两层小楼都是稀罕物。虽然居住条件比较差，但是安老师对物质倒是没有任何挑剔，她更在乎的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和评价。
安老师自小就是个活泼开朗、热情大方的性格，左邻右舍都不拿她当外人，她也把那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当亲人。每天早上去买早饭，安老师总是帮那些年老多病腿脚不便的街坊邻居带早饭，一买就是好多年，风雨无阻。有时多得手里都拿不下，家里人不免要埋怨，可安老师却一点都没有嫌烦过。街道上有五位孤寡老人没有人照料，安老师主动帮他们买菜、洗衣、做饭，准备年货，忙得连自家的年夜饭都来不及好好安排。安老师就是这么个热心人，数年如一日，不求回报，毫无怨言。安老师虽是从农村出来的，却是一副古道热肠，家长里短有点困难的，她都乐意伸出手去帮一把。只要说起安老师，邻居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人缘，就是这么好！安老师就像一滴泉水，终于汇到了无锡这条古运河里，她很适应，适应城市的节奏。
老天终于开眼了，好人终得好报。安老师的一言一行，当地街道的领导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街道书记沈大姐问她愿不愿意发挥她的特长，到当地文化站去当一名编外的宣传队员。当然愿意，这个岗位虽然待遇不高，但安老师觉得荣誉很高，她特别乐意，从此干得像一头快活的小鹿，不知疲倦。她写宣传栏、组织宣传队、建图书馆、建活动中心，忙得不可开交。
文化站的图书室原本就没有几本书，再加上常年没有经费，起不到任何阅读的作用。领导为了这事打报告、跑上级，急得团团转，一点音讯都没有。安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知道怎么帮上这个忙。有一天她突然想到，每个单位不都要清理旧书吗，跟他们去化点缘可不可以呢？她第一个就想到了市图书馆，他们那里不但图书品质好，档次高，周转还快，淘汰掉的书籍杂志一点都不过时，请他们支援一下区级文化站说不定有可能。想到就干，第二天安老师就冒冒失失地跑到市图书馆，找到有关领导说明来意，真是心想事成，图书馆的领导居然爽快答应了，还不带任何条件。这下可把安老师乐开了花，赶紧跑回跟文化站的领导报喜，大家都夸安老师能干，为站里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安老师的心里自然也是美滋滋的，能为单位出力，能给领导分忧，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肯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就是这么单纯，安老师也不例外。安老师亲自带了人到市图书馆，搬了两大车图书回来，一分钱都没花，文化站顿时改了模样。没有书，文化站哪里像个文化场所啊，安老师立下一大功，令人刮目相看。 文化站由于设施简陋，好多年了，都是徒有虚名，大家根本就没有兴趣来活动。安老师虽然不是什么领导，甚至连个正式的编制都没有，可是她心系工作，想着地区上的老百姓文化生活的贫乏，她比谁都急。在她的建议和组织下，文化站终于将群众活动室布置一新，邀请周边街道上的老百姓来学习、来娱乐、来交流，甚至还邀请适龄男女青年来相亲，把文化站真正建设成了群众之家。
由于安老师的工作太出色了，在前任站长调离的时候，站里的书记和职工一致推荐安老师代理文化站长的工作，大家觉得她完全能够胜任，比前任要优秀许多。一个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没有背景，没有学历，没有资历，没有编制，居然当上了文化站站长，成了无锡文化系统的一大奇闻。这在当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从来没有先例啊。大家都很好奇，都想来认识一下这个多才多艺的奇女子。安老师更自信了，她再接再厉，倾尽心血，硬是把倒数第二的街道文化站打造成无锡位列第二的先进文化站，安老师本人也连续三年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安老师不负众望，简直创造了奇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上开始流行单位办三产，轰轰烈烈的全民经商运动拉开了帷幕，文化站也办了个多功能小商店，日用百货外加文化产品，也就是一些小文具再加上一些报刊杂志。其实很简单，但是由于体制问题，经营状况不是太理想。安老师就把小店承包下来，她就不信不能把这件事干好。果然，不长的时间小店就有了起色，安老师又有了新的想法，她想挑战一下自己——下海。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要证明，一个小女子，照样可以搏击时代的浪潮。
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还是特别讲究铁饭碗、金饭碗的时代，一辈子多半只干一种职业，一个单位里基本干到退休，没有一点悬念。按部就班上班，论资排辈升迁，只要不出意外，平平安安一生，也是庸庸碌碌一生，这可不是安老师所想要的。就像少女时代的梦想，安老师又要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她已经暗下决心，毅然决然。
三十年前，还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一切都要靠单位，铁饭碗对个人，对家庭，那是无比重要。自食其力，自主创业，自负盈亏简直是一桩不可想象的事，可安老师没有过多眷恋，终于离开了文化站，开起一家小书店。现在看来实在不起眼的小书店，却是全国第一家农民开的书店。八十年代，文化行业里，这简直是放卫星一样的新闻，当年就跻身“江苏省十佳新闻”，安老师一下子成了名人，她又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敢为天下人先的胆识，实在令人钦佩。也正是出于这种钦佩，安老师最为尊敬的良师益友、著名诗人、剧作家雁翼老先生，特地为她的书店题名“梁溪书林”，还为安老师起了一个非常诗意的笔名“梁溪安静”。每每安老师想起这些往事，都唏嘘不已。
说到写诗，就不得不说安老师从小就表现出来的对文字的敏感。在农村，还是上学的时候，她在写作上就是一把好手，颇得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进城后，刚到文化站，安老师更是如饥似渴地读诗写诗，简直迷到了痴狂的地步。虽然那时安老师已经开始发表诗歌，但是永不满足的她，越来越感到知识上的不足，她主动要求去重新上学、去进修、去充电。她抽出业余时间上了太湖诗歌进修班，因为勤奋刻苦，才华横溢，安老师毫无争议地当选为班长。当时讲学的诗人祖德陶先生对她印象深刻，多年以后为她的诗集《花落无痕》写序言时，不禁满怀感慨地回忆起那段莘莘学子追求文学梦想的感人时光。读完太湖诗歌班，安老师并不满足，又一头扎进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创办的南京青春文学院学习，学业优异自不待言。同时，安老师还参加“星星”高级研修班和山西“青年文学”的学习，并且发表了一大批诗作，在《新华日报》《青春》《雨花》《白泉》《太湖》等。
那一年，雁翼正好在无锡拍电影，读到安老师的诗作，非常欣赏，称赞她是“一支含苞待放的绿，一颗正在升起的星星。”名师出高徒，在雁翼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安老师文学创作的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她经常不无感激地跟大家说，是雁翼恩师的启蒙，让她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境界，是雁翼恩师多年的教导，让她成了一个女诗人与女强人。
安老师在文学田地里的辛勤耕耘，终于赢来了诗神缪斯的青睐。八十年代初，安老师在《太湖》上发表了处女作《纱巾，哦，我的纱巾》《别了，黄山炮台》，紧接着又在《百泉》上发表了《青春》等诗作。《窗口》《我是装卸工》一起被刊载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获得了广泛好评和影响力。短短数年，安老师五十多首诗歌登上了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在无锡市诗歌比赛中两度荣获一等奖，在中国首届“屈原杯”诗歌大奖赛中荣获桂冠诗人称号。安老师俨然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诗坛新星，但是命运捉弄人，安老师的文学道路突然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戛然而止。
怎么回事？安老师不是在无錫风景区惠山开了家轰动一时的书店“梁溪书林”吗？因为当时文化市场刚刚放开，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非常贫乏，买书看书蔚然成风，安老师的书店经营的相当红火。经常有全国的文化名人光临书店，再送上点他们的名作和挂历给这小小的书店，于是“梁溪书林”在华东地区知名度越来越大，远远超过了某些新华书店。其中诗人雁翼和在《诗刊》任编辑的诗人雷霆等，曾多次光顾过这家农民进城开的个体书店。那时的“梁溪书林”虽小，全国最高档位的《诗刊》却每期可销售三百本，更是吸引了一大批驻锡部队的诗歌爱好者。
据说当时只要挂个小黑板写上新书预告，订单就像雪片一样飞来。安老师南下广州、北上北京、去南京、去武汉、去长沙……去全国各地跑货源，与各大出版社及书刊批发市场建立联系，忙得不亦乐乎。安老师没有帮手，一个人既是店长，又是店员，既是营销员，又是采购员，为了盘库，往往忙到深夜。为了收货发货及时，她通宵打包，亲自一趟趟跑火车站、汽车站，不厌其烦。几年辛苦，安老师终于在这行干出了名堂，被省级刊物《当代妇女》聘为发行主任，并且在南京又创办一个“文艺书店”，跟全国的书店、图书市场、出版社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事业蒸蒸日上。
也许安老师的图书事业做得太红火的缘故吧，不少同行竞争的对手有点坐不住了，想方设法要把安老师的生意压制下去。可是安老师凭借自己的吃苦耐劳，将对手抛得越来越远。本来是自由经济里的公平竞争，却演变为背后使枪的阴谋诡计。终于有一天，中宣部的信箱里投进了一封神秘的检举信，告发的内容是经营非法出版物，涉及反政府言论……关押在收容所整整十个月的安老师拖着疲惫、消瘦的身体，沉重地跨出了看守所的大门，一缕金色的阳光重新又照射到安老师的身上，暖暖的。回到家中，安老师蒙受这不白之冤，还无法跟人解释清楚，街坊邻居往往投来异样的眼光。安老师最受不了这样的“关心”，倔强的性格重又呼唤起生活的热情，安老师决定重新开始，继续自己未尽的事业。
她没有做过老师，但是大家都称呼安老师，因为熟悉她的人都赞赏她的才华，尊敬她的人格，感佩她矢志不渝的商胆诗心，成为很多同辈后学心目中值得学习的楷模。老师的称号，是对她这辈子最好的诠释。
安老师小时生活在无锡边缘的小镇——安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安镇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农村，重复着两千多年贫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有一颗渺小但不卑微的心在跳动，无人觉察。
安老师在镇上上了小学，上了中学，由于家中成份不好，在那个年代备受歧视。虽然安老师读书不错，性格活跃，爱好文艺，颇得老师同学街坊邻居的夸奖，但是身在农村的环境，注定一辈子还要重蹈先人的生命轨迹，安老师不甘心。
安老师在学校是个文艺骨干，唱唱跳跳、写写画画样样来事，出板报写文章卓尔不群，作文简直就是个小明星，这个爱好最终成了她一辈子割舍不断、魂牵梦绕的追求。可是“文革”十年的浩劫，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梦想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农民就是农民，命运一辈子将被禁锢在土地上，几乎不可能改变，等待她的是结婚生子，生老病死。真的如此吗？认命吗？不！她暗下决心，她要离开这个祖祖辈辈男耕女织的土地，她要离开这个贫穷困顿的环境，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能选择生在何处，但一定要选择生命的方式。
转眼中学毕业了，回家务农，没有选择。农村的习俗是早早的准备婚嫁，早日成家，早生贵子，但是安老师心里有着自己的小九九，她要跳出命在农村的魔咒，想到城里去发展。
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几乎是濒临破产的边缘，吃饭都是问题。父亲虽然是老党员、公社社长，但“文革”中被错划为“五·一六”走资派，挂着大黑板弯腰九十度挨批挨斗，每天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父亲至死也不明白，一辈子憨厚老实时时刻刻心系百姓的自己，到底要向父老乡亲认什么罪。母亲为了能让家里的生活有一点改善，偷偷摸摸做点小生意，那也就是交换点东西那么原始，还被揭发为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打成投机倒把的坏分子、四类分子，剪了头发游街，跪在碎瓷片上示众。现在看来简直是笑话，可当时那个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的大形势下，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一点让人笑不出来。家中尚有两个年幼的小弟弟，安老师稚嫩的双肩担负起了半个家长的责任。由于极端贫困，他们有时只能靠亲友接济为生，饿得睡倒在农田里，吃南瓜花，啃山芋藤，那是常有的事。
听说城里有配给，生活比较稳定，满大街的工人阶级各个根正苗红，年轻人的前途一片光明。安老师心向往之，想要改变命运，唯有一条途径，嫁到城里去！要知道上个世纪中国人民的户籍是很难转移的，除非嫁到城里别无他途，要不永远钉死在土地上，做一辈子农民。二十岁看到六十岁，没有任何悬念。
农村的风俗，十七八岁就要开始张罗提亲介绍对象，安家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安老师好像一点都不着急，有出身好的，有家境好的，有长相好的，有性格好的，安老师一个都没看中。人家都以为小姑娘长得漂亮眼界高傲气，却没人知道农民的命运是安老师所不想要的。家里的亲友为她的婚事没少忙活，可是就不见安老师松口。
终于有一天，无锡城里的亲戚来说和婚事了，对方是工人，家庭清白，虽然普普通通，但是老实本分，正是安老师中意的。小伙子一点都没有嫌弃安老师的家庭出身，安老师终于答应了，缘分到了。按老的传统，婚姻基本上是先结婚后恋爱，只要双方同意，父母都满意，两人就登记结婚了。
那个时代结婚很简单，简直是简陋，安老师浑然不在意，高高兴兴开始了城里的生活，一个单纯的女孩子终于跳出了祖祖辈辈的生命轮回，她很满意。
安老师住的街道是那种老的里弄，街巷狭窄，住户比邻，老式的平房鳞次栉比，两层小楼都是稀罕物。虽然居住条件比较差，但是安老师对物质倒是没有任何挑剔，她更在乎的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和评价。
安老师自小就是个活泼开朗、热情大方的性格，左邻右舍都不拿她当外人，她也把那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当亲人。每天早上去买早饭，安老师总是帮那些年老多病腿脚不便的街坊邻居带早饭，一买就是好多年，风雨无阻。有时多得手里都拿不下，家里人不免要埋怨，可安老师却一点都没有嫌烦过。街道上有五位孤寡老人没有人照料，安老师主动帮他们买菜、洗衣、做饭，准备年货，忙得连自家的年夜饭都来不及好好安排。安老师就是这么个热心人，数年如一日，不求回报，毫无怨言。安老师虽是从农村出来的，却是一副古道热肠，家长里短有点困难的，她都乐意伸出手去帮一把。只要说起安老师，邻居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人缘，就是这么好！安老师就像一滴泉水，终于汇到了无锡这条古运河里，她很适应，适应城市的节奏。
老天终于开眼了，好人终得好报。安老师的一言一行，当地街道的领导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街道书记沈大姐问她愿不愿意发挥她的特长，到当地文化站去当一名编外的宣传队员。当然愿意，这个岗位虽然待遇不高，但安老师觉得荣誉很高，她特别乐意，从此干得像一头快活的小鹿，不知疲倦。她写宣传栏、组织宣传队、建图书馆、建活动中心，忙得不可开交。
文化站的图书室原本就没有几本书，再加上常年没有经费，起不到任何阅读的作用。领导为了这事打报告、跑上级，急得团团转，一点音讯都没有。安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知道怎么帮上这个忙。有一天她突然想到，每个单位不都要清理旧书吗，跟他们去化点缘可不可以呢？她第一个就想到了市图书馆，他们那里不但图书品质好，档次高，周转还快，淘汰掉的书籍杂志一点都不过时，请他们支援一下区级文化站说不定有可能。想到就干，第二天安老师就冒冒失失地跑到市图书馆，找到有关领导说明来意，真是心想事成，图书馆的领导居然爽快答应了，还不带任何条件。这下可把安老师乐开了花，赶紧跑回跟文化站的领导报喜，大家都夸安老师能干，为站里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安老师的心里自然也是美滋滋的，能为单位出力，能给领导分忧，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肯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就是这么单纯，安老师也不例外。安老师亲自带了人到市图书馆，搬了两大车图书回来，一分钱都没花，文化站顿时改了模样。没有书，文化站哪里像个文化场所啊，安老师立下一大功，令人刮目相看。 文化站由于设施简陋，好多年了，都是徒有虚名，大家根本就没有兴趣来活动。安老师虽然不是什么领导，甚至连个正式的编制都没有，可是她心系工作，想着地区上的老百姓文化生活的贫乏，她比谁都急。在她的建议和组织下，文化站终于将群众活动室布置一新，邀请周边街道上的老百姓来学习、来娱乐、来交流，甚至还邀请适龄男女青年来相亲，把文化站真正建设成了群众之家。
由于安老师的工作太出色了，在前任站长调离的时候，站里的书记和职工一致推荐安老师代理文化站长的工作，大家觉得她完全能够胜任，比前任要优秀许多。一个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没有背景，没有学历，没有资历，没有编制，居然当上了文化站站长，成了无锡文化系统的一大奇闻。这在当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从来没有先例啊。大家都很好奇，都想来认识一下这个多才多艺的奇女子。安老师更自信了，她再接再厉，倾尽心血，硬是把倒数第二的街道文化站打造成无锡位列第二的先进文化站，安老师本人也连续三年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安老师不负众望，简直创造了奇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上开始流行单位办三产，轰轰烈烈的全民经商运动拉开了帷幕，文化站也办了个多功能小商店，日用百货外加文化产品，也就是一些小文具再加上一些报刊杂志。其实很简单，但是由于体制问题，经营状况不是太理想。安老师就把小店承包下来，她就不信不能把这件事干好。果然，不长的时间小店就有了起色，安老师又有了新的想法，她想挑战一下自己——下海。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要证明，一个小女子，照样可以搏击时代的浪潮。
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还是特别讲究铁饭碗、金饭碗的时代，一辈子多半只干一种职业，一个单位里基本干到退休，没有一点悬念。按部就班上班，论资排辈升迁，只要不出意外，平平安安一生，也是庸庸碌碌一生，这可不是安老师所想要的。就像少女时代的梦想，安老师又要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她已经暗下决心，毅然决然。
三十年前，还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一切都要靠单位，铁饭碗对个人，对家庭，那是无比重要。自食其力，自主创业，自负盈亏简直是一桩不可想象的事，可安老师没有过多眷恋，终于离开了文化站，开起一家小书店。现在看来实在不起眼的小书店，却是全国第一家农民开的书店。八十年代，文化行业里，这简直是放卫星一样的新闻，当年就跻身“江苏省十佳新闻”，安老师一下子成了名人，她又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敢为天下人先的胆识，实在令人钦佩。也正是出于这种钦佩，安老师最为尊敬的良师益友、著名诗人、剧作家雁翼老先生，特地为她的书店题名“梁溪书林”，还为安老师起了一个非常诗意的笔名“梁溪安静”。每每安老师想起这些往事，都唏嘘不已。
说到写诗，就不得不说安老师从小就表现出来的对文字的敏感。在农村，还是上学的时候，她在写作上就是一把好手，颇得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进城后，刚到文化站，安老师更是如饥似渴地读诗写诗，简直迷到了痴狂的地步。虽然那时安老师已经开始发表诗歌，但是永不满足的她，越来越感到知识上的不足，她主动要求去重新上学、去进修、去充电。她抽出业余时间上了太湖诗歌进修班，因为勤奋刻苦，才华横溢，安老师毫无争议地当选为班长。当时讲学的诗人祖德陶先生对她印象深刻，多年以后为她的诗集《花落无痕》写序言时，不禁满怀感慨地回忆起那段莘莘学子追求文学梦想的感人时光。读完太湖诗歌班，安老师并不满足，又一头扎进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创办的南京青春文学院学习，学业优异自不待言。同时，安老师还参加“星星”高级研修班和山西“青年文学”的学习，并且发表了一大批诗作，在《新华日报》《青春》《雨花》《白泉》《太湖》等。
那一年，雁翼正好在无锡拍电影，读到安老师的诗作，非常欣赏，称赞她是“一支含苞待放的绿，一颗正在升起的星星。”名师出高徒，在雁翼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安老师文学创作的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她经常不无感激地跟大家说，是雁翼恩师的启蒙，让她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境界，是雁翼恩师多年的教导，让她成了一个女诗人与女强人。
安老师在文学田地里的辛勤耕耘，终于赢来了诗神缪斯的青睐。八十年代初，安老师在《太湖》上发表了处女作《纱巾，哦，我的纱巾》《别了，黄山炮台》，紧接着又在《百泉》上发表了《青春》等诗作。《窗口》《我是装卸工》一起被刊载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获得了广泛好评和影响力。短短数年，安老师五十多首诗歌登上了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在无锡市诗歌比赛中两度荣获一等奖，在中国首届“屈原杯”诗歌大奖赛中荣获桂冠诗人称号。安老师俨然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诗坛新星，但是命运捉弄人，安老师的文学道路突然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戛然而止。
怎么回事？安老师不是在无錫风景区惠山开了家轰动一时的书店“梁溪书林”吗？因为当时文化市场刚刚放开，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非常贫乏，买书看书蔚然成风，安老师的书店经营的相当红火。经常有全国的文化名人光临书店，再送上点他们的名作和挂历给这小小的书店，于是“梁溪书林”在华东地区知名度越来越大，远远超过了某些新华书店。其中诗人雁翼和在《诗刊》任编辑的诗人雷霆等，曾多次光顾过这家农民进城开的个体书店。那时的“梁溪书林”虽小，全国最高档位的《诗刊》却每期可销售三百本，更是吸引了一大批驻锡部队的诗歌爱好者。
据说当时只要挂个小黑板写上新书预告，订单就像雪片一样飞来。安老师南下广州、北上北京、去南京、去武汉、去长沙……去全国各地跑货源，与各大出版社及书刊批发市场建立联系，忙得不亦乐乎。安老师没有帮手，一个人既是店长，又是店员，既是营销员，又是采购员，为了盘库，往往忙到深夜。为了收货发货及时，她通宵打包，亲自一趟趟跑火车站、汽车站，不厌其烦。几年辛苦，安老师终于在这行干出了名堂，被省级刊物《当代妇女》聘为发行主任，并且在南京又创办一个“文艺书店”，跟全国的书店、图书市场、出版社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事业蒸蒸日上。
也许安老师的图书事业做得太红火的缘故吧，不少同行竞争的对手有点坐不住了，想方设法要把安老师的生意压制下去。可是安老师凭借自己的吃苦耐劳，将对手抛得越来越远。本来是自由经济里的公平竞争，却演变为背后使枪的阴谋诡计。终于有一天，中宣部的信箱里投进了一封神秘的检举信，告发的内容是经营非法出版物，涉及反政府言论……关押在收容所整整十个月的安老师拖着疲惫、消瘦的身体，沉重地跨出了看守所的大门，一缕金色的阳光重新又照射到安老师的身上，暖暖的。回到家中，安老师蒙受这不白之冤，还无法跟人解释清楚，街坊邻居往往投来异样的眼光。安老师最受不了这样的“关心”，倔强的性格重又呼唤起生活的热情，安老师决定重新开始，继续自己未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