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阳县在上世纪60年代时实行了干部集体参加劳动的制度。这一举动在当时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首肯，多家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连续发表7篇评论，号召全国四级干部学习昔阳县的优良作风，积极参加集体劳动。
　　那时，昔阳县的三级干部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03天。到了上世纪70年代，每年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达到153天。当时笔者任闻喜县委书记，在河底公社蹲点，每天同样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早上5点半出发，干到10点下工，农忙时一天要劳动10个小时，经常是“一出勤两送饭黑夜加班干”。还进行了两次“机关搬家”，就是机关工作人员搬到乡村平田整地、兴修水利。闻喜县城建化肥厂，又拉沙子10多次。
　　干部参加劳动好处多，不仅能“强身”，而且能“治病”。第一，现在有的干部“四体不勤”，养成了所谓的“职业病”，身体素质差，参加劳动能强身健体。第二，干部参加劳动又能治“思想病”。少数干部在机关琢磨人不琢磨事，本末倒置，思想狭隘。下到群众中去，干一干农家活，吃一吃农家饭，有助于激发对自己、对事业和人生的清醒认识。第三，还能治“机关病”。干部们迎来送往长期不接地气，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而劳动能吸引干部深入群众，把精力放到干实事上。
　　在新的形势下，提倡和重视劳动，既是从历史经验中发掘出的真理，也是立足现实，丰富和发展执政的经验。
　　一方面，劳动增加了干部联系群众的新渠道。有的群众这样形容干部：“上世纪60年代摸得到脚，70年代摸得到手，80年代摸得到人，90年代见不到形”。这明显反映了干部逐渐脱离群众、疏远群众的问题。脱离群众是从脱离劳动开始的。因此，建立干部劳动制度，养成劳动习惯，在劳动中了解基层，是建立新型干群关系的捷径。
　　另一方面，劳动为提升干部执政能力提供了平台。实践出真知，劳动出智慧。不参加劳动，脑子是空的，身子是弱的。一位县委书记曾说，干部如果长期坐在机关，不参加劳动就会越坐身子骨越懒，越坐嘴巴越馋，越坐脑子越空，越坐越脱离群众。这就如碟子里的豆芽，扎不下根，开不下花，结不下果。一旦劳动成为一种制度，作风就会转变，干群关系就会密切，也推动了基层工作的进展。干部参加劳动若能持之以恒、务实求效，那么，不仅使干部个人身体素质和思想得到了提高，更使我们党的政治肌体得到了强健。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而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劳动超出了通过体力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一般性意义，而且成为开掘政治资源、运作政权的重要手段。劳动制度化后就形成了一种约束力量，使党员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更加直接地面对现实矛盾，更加深入地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加准确地掌握群众的思想动向，使干部群众由贴近到亲近，由“共使一股劲”到“上下一条心”。劳动在这里面赋予了加强群众工作和社会管理的能力，激发出基层治理的力量和增量。
　　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朱德的扁担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生产运动，从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沙防风，再到杨善洲带着锄头、镰刀和嫁接刀这“三种宝”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融入劳动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作风。干部洒在田间地间的汗水，是为人民服务的“实汗”，还是做样子的“虚汗”，群众看得最明白，也最有发言权。
　　因此，笔者呼吁让干部参加劳动成为他们的“必修课”。当然，时下干部参加劳动不需要像上世纪那样多，但一年劳动一二十天总可以吧。
　　
　　（作者张世贤，山西省运城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现任运城市见义勇为协会会长，是见义勇为先进工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为见义勇为人员的利益多方奔走，为英雄解除后顾之忧。8年中，先后有7名见义勇为人员的子女受到他的资助继续学业。这几年里，张世贤用自己写书的卖书款，先后资助82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