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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
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解 读】
周国平是深受当代青少年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哲学家。大学校园里盛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他的诗文作品，深蕴哲理，文采飞扬，集哲学和文学于一身，融理性和感情为一体，贯穿着对人生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和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密切关注。《在义与利之外》就是这样一篇精美的哲理散文。
欲六根清净的佛门弟子，苦苦修炼，无嗔无喜，无欲无求，不计较义利、得失、荣辱、沉浮……似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实，他们活得也累，过禁锢，太压抑。晨钟暮鼓，唱诗诵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匆匆”而逝了。稍做调查，却发现，皈依我佛的得道高僧，如弘一大师李叔同者，毕竟少数。更多的僧人，落发之前，或看破红尘，或心如止水，或命乖运蹇，或大恶大奸;遁入空门，为的是寻求解脱，不得已而为之。到头来，终因熬不下去而还俗的，也大有人在：此非“义”“利”所驱，惟“情”使然也！
泱泱华夏，是否出现过“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不得而知。《韩非子·五蠹》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古之天子无利可图，仅为履“义”，送个皇帝给别人当也无足称道。
然而，《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审王和先生考证：
后代的史家之所以用“禅让”这一后代的政治概念来说明尧舜禹之间的权力转移，正因为“禅让”的意义即在于指“最高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
但是历史文献还有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记载……“《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战国以后的文献中，记载的情况就更加激烈了。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
——《尧舜禹时代再认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
这就奇怪了。帝舜至德至圣，为中华道德始祖，人所共知。何以為践帝位而大开杀戒？难道仅为蹈大“义”而不顾，丝毫也没有营“利”的因子？
看来，无论圣人贤达，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大义灭利的真君子”，还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都可能因“利”而忘“义”。惟其如此，“在义与利之外”的“真性情”，才值得弘扬光大。 何谓“真性情”？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灾难，亿万中华儿女闻风而动，用各种方式支援灾区人民，其大爱大美，感天动地;以“白菜青盐苋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伴随一生的郑板桥（1693～1765），官品、人品、文品俱高，名闻天下;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有个细节，一对青年夫妇从城市来到山乡，面对蓝天白云、田畴原野，兴奋得狂呼大叫，忘情的滚作一团，释放着融入大自然的愉悦和淳真……这些人，情商（EQ）明显高于常人，既能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又能释放主观体验的情性。无论是群居独处，从政治学，都能“率性而行，适情而止”;同甘共苦皆可友，举手投足总关情。
史书记载，宋代儒者开始注重义利之辩，他们明确地以义利观参悟“和而不同”。认为君子“和”，是“义”的结果;小人“同”，是“利”的诱惑。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延续到清末。清“扬州学派”杰出代表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由“和而不同”推导出另一个格式：“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与宋儒观点一脉相承。孔子的本意是否如此，是否认同刘宝楠的解释，当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今时代，阐析“君子和而不同”，似应规避“义”“利”，而上升至思想方法和历史哲学的高度。
很显然，刘宝楠的命题失之客观：诸多情境下，“义”“利”不一定是对立关系。“和”可因“义”而起，也可因“利”而起。即使仅为求“利”，也须有“和”做背景和前提;否则，难以言“义”达“利”。另一方面，“义”可生“和”，“利”也能致“和”，结果是相同的，动机却迥乎不同：前者自觉主动达“和”，后者消极被动入“和”。
事实上，无论圣人贤君，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大义灭利的真君子，还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抑或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都可能因“利”忘“义”，迷失自我;此刻，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想，“义”“利”之外，应該还有另一个因子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
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国泰民安。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理念都已发生质的变化，对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会重新思考。比如界定“义”“利”，人们也许更愿意接受周国平《在义与利之外》提出的全新命题：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事实上，许多问题，仅用“义”“利”是不能解决的，而以“情”致“和”，却事半功倍。“义”“利”“情”三者既能奇妙的相互并列、关联，但同时又相互排斥、对立。诚如周国平所言：“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而当选择和甄别陷入“二难”时，唯有“情”，能使人彰显自我，回归本心，跳出“义”“利”之外，使其心灵世界得以净化，进而渐入“和合”之境。
一言以蔽之：无论什么人，一旦拥有“在义利之外”的“情”，无论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还是已经“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都同样心满意足，乐而忘忧——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愉悦，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作者通联：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
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解 读】
周国平是深受当代青少年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哲学家。大学校园里盛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他的诗文作品，深蕴哲理，文采飞扬，集哲学和文学于一身，融理性和感情为一体，贯穿着对人生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和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密切关注。《在义与利之外》就是这样一篇精美的哲理散文。
欲六根清净的佛门弟子，苦苦修炼，无嗔无喜，无欲无求，不计较义利、得失、荣辱、沉浮……似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实，他们活得也累，过禁锢，太压抑。晨钟暮鼓，唱诗诵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匆匆”而逝了。稍做调查，却发现，皈依我佛的得道高僧，如弘一大师李叔同者，毕竟少数。更多的僧人，落发之前，或看破红尘，或心如止水，或命乖运蹇，或大恶大奸;遁入空门，为的是寻求解脱，不得已而为之。到头来，终因熬不下去而还俗的，也大有人在：此非“义”“利”所驱，惟“情”使然也！
泱泱华夏，是否出现过“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不得而知。《韩非子·五蠹》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古之天子无利可图，仅为履“义”，送个皇帝给别人当也无足称道。
然而，《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审王和先生考证：
后代的史家之所以用“禅让”这一后代的政治概念来说明尧舜禹之间的权力转移，正因为“禅让”的意义即在于指“最高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
但是历史文献还有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记载……“《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战国以后的文献中，记载的情况就更加激烈了。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
——《尧舜禹时代再认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
这就奇怪了。帝舜至德至圣，为中华道德始祖，人所共知。何以為践帝位而大开杀戒？难道仅为蹈大“义”而不顾，丝毫也没有营“利”的因子？
看来，无论圣人贤达，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大义灭利的真君子”，还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都可能因“利”而忘“义”。惟其如此，“在义与利之外”的“真性情”，才值得弘扬光大。 何谓“真性情”？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灾难，亿万中华儿女闻风而动，用各种方式支援灾区人民，其大爱大美，感天动地;以“白菜青盐苋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伴随一生的郑板桥（1693～1765），官品、人品、文品俱高，名闻天下;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有个细节，一对青年夫妇从城市来到山乡，面对蓝天白云、田畴原野，兴奋得狂呼大叫，忘情的滚作一团，释放着融入大自然的愉悦和淳真……这些人，情商（EQ）明显高于常人，既能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又能释放主观体验的情性。无论是群居独处，从政治学，都能“率性而行，适情而止”;同甘共苦皆可友，举手投足总关情。
史书记载，宋代儒者开始注重义利之辩，他们明确地以义利观参悟“和而不同”。认为君子“和”，是“义”的结果;小人“同”，是“利”的诱惑。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延续到清末。清“扬州学派”杰出代表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由“和而不同”推导出另一个格式：“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与宋儒观点一脉相承。孔子的本意是否如此，是否认同刘宝楠的解释，当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今时代，阐析“君子和而不同”，似应规避“义”“利”，而上升至思想方法和历史哲学的高度。
很显然，刘宝楠的命题失之客观：诸多情境下，“义”“利”不一定是对立关系。“和”可因“义”而起，也可因“利”而起。即使仅为求“利”，也须有“和”做背景和前提;否则，难以言“义”达“利”。另一方面，“义”可生“和”，“利”也能致“和”，结果是相同的，动机却迥乎不同：前者自觉主动达“和”，后者消极被动入“和”。
事实上，无论圣人贤君，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大义灭利的真君子，还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抑或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都可能因“利”忘“义”，迷失自我;此刻，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想，“义”“利”之外，应該还有另一个因子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
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国泰民安。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理念都已发生质的变化，对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会重新思考。比如界定“义”“利”，人们也许更愿意接受周国平《在义与利之外》提出的全新命题：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事实上，许多问题，仅用“义”“利”是不能解决的，而以“情”致“和”，却事半功倍。“义”“利”“情”三者既能奇妙的相互并列、关联，但同时又相互排斥、对立。诚如周国平所言：“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而当选择和甄别陷入“二难”时，唯有“情”，能使人彰显自我，回归本心，跳出“义”“利”之外，使其心灵世界得以净化，进而渐入“和合”之境。
一言以蔽之：无论什么人，一旦拥有“在义利之外”的“情”，无论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还是已经“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都同样心满意足，乐而忘忧——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愉悦，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作者通联：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