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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落叶纷飞，又一个立冬节气到来。父母二老分别在1967年和1985年的寒冬去了天堂，从此与我们天人永隔。时光流逝，淡去我们许多回忆，却始终不改我们对二老的无尽思念。
父亲的情，就像他雕琢的一块碧玉，纯洁无瑕，清澈透亮;母亲的爱，就像她身边的那盏油灯，在父亲走后，照亮前方的路继续引导我们前行。
山海谆谆，逝者静静。祝愿天堂里的父母，安宁，吉祥，太平。
“别让手艺荒废了，
要为国家做点事”
我的父亲马鸿龙，是京城雕琢玉器的老手艺人，自幼在玉器作房里学徒，学得一手雕琢玉器的好手艺。他有两手绝活，一是看料，仅凭眼力就能看出一块石料里有没有翡翠绿，并能判断出这块料适合做摆件还是做人物造型;二是开脸儿，他能把人物的脸部雕琢得端庄细腻，并且根据人物身份和性格，雕琢出喜形于色、义愤填膺、富态慈祥等各种相貌和精神状态。
“玉不琢，不成器”，雕琢玉器很吃功夫。小时候，我亲眼看见父亲坐在工作台高凳上，双脚蹬踏下面飞速旋转的砂轮，手捧吊在房梁上的玉石料，蘸着下面水盆里的金刚沙，反复加工，精心打磨，在一块玉石上，雕出精美的瓶炉和炉盖两件套，再雕出一条细玉石锁链，把二者连接成一体。每制作一件栩栩如生的人物，或精美华丽的艺术品少则需要几个月，多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日本鬼子的侵略和8年抗日战争，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没落，使京城古玩玉器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店铺纷纷倒闭，传统民族手工业一片萧条，这彻底改变了我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父亲自身的命运。他空有两手超人的技艺，却找不到施展才能之所，最终沦落为卖苦力的贫民，靠给人家拉脚（搞运输）谋生。他架着排子车，十二三岁的我拉套，我们爷儿俩无论大兴的西红门，还是丰台的大、小井，不管路多远、装载有多重，也不管严寒酷暑，都得按时给人家运货。旧京城，大街小巷路面坑洼，城外满是黄沙土道，“刮风一脸土，下雨一身泥”，一天下来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全身的骨头好像散了架。记得有一次，我们拉货回来晚了，赶到广安门时城门已关，我们爷儿俩只能整夜露宿在城墙根儿下。
解放后，父亲苦尽甘来，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常说：“学成一门手艺不容易，不能荒废了，要为国家做点事。”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下，他重操旧业，和几位雕琢玉器的老艺人雄心勃勃，办起了北京市牛街人民公社玉器廠。几位老爷子虽然年事已高，却老当益壮，克服资金不足等困难，不但亲自上台干活儿，还给许多青年徒工传授技艺，使这门传统的手工艺术迅速得以恢复，一件件美不胜收的作品陆续问世，或摆上工美店铺柜台，或出口国外换取国家急需的外汇。
这张老照片就是该厂成立4周年时（1963年3月）照的，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时光。谁想到，4年后，老人家因操劳过度，患脑溢血竟永远离开了我们和他毕生热爱的手艺，时年74岁。
那年月，没有条件留下几张照片，这一张就尤显珍贵。看见父亲的精神劲儿，就想起来，他解放前穷困潦倒，解放后浴火重生，恨不能把浑身的技艺、智慧和心血都献给人民，也把满腔的亲情和爱带给全家。他正直、厚道、善良，对新社会知恩图报，对事业执着热爱，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可惜我们为他做的太少太少，晚年也没有享上几天清福，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好好做事，别老惦记我！”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何敏贤，勤劳、忠厚、贤惠，是一位贫苦人家出生的女子，也是个苦命的人。嫁给父亲后，她不仅操持家务，抚养子女，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五人拉扯大，还要用柔弱的肩头帮爸爸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那时候，爸爸带我去拉脚，帮人家运货，妈妈在家里给毛巾厂缝制浴衣，为了生计，她每天没黑天带白日地踩缝纫机，累得喘不过气来。母亲在生了小弟之后无暇照顾，就把他放在缝纫机旁的一只木箱里，任幼小的孩子在里面哭闹拉撒，只待喂饭时才把他提溜出来，用清水冲洗一下，喂完饭又送回木箱。夜晚，大家都睡下了，母亲在闪着微弱灯光的油灯旁，继续缝制浴衣，看到她额头滴答滑落的汗水，布满老茧的双手，因过多熬夜而失去光泽的双眼，我怜爱心疼的情感油然而生。
母亲如一盏灯，无时无刻不在用她的关爱照亮着我们。随着我们兄妹渐渐长大，上学、工作，一个个就像逐风的燕子，身影慢慢远离母亲的目光，“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日夜都在替我们操心。我是一名邮电工人，常年在外施工，到处漂泊，“外乡的饭菜吃得惯不？天冷别忘添衣裳！”“好好干活，别惦记我！”是她牵挂我们的常用语言。
苦难是人生的阶梯。母亲这辈子，经受了丧夫和接连三次失去子女的打击，始终摆脱不了命运对她的折磨。1947年，母亲唯一的女儿去世了，大夫说是得了“女儿痨”。当时，我正随工程队在外地施工，母亲怕影响我的工作，没有告诉我。待工程完工我回到家里，不见了妹妹，在我一再追问之下，妈妈抱着我大哭，痛说实情。
继相濡以沫多半辈子的丈夫患脑溢血离世后，1968年7月，母亲的小儿子在游野泳时，不幸溺水身亡，这是她一生中受到的最残酷的打击。小弟出生时先天不足，家庭的贫寒又使他后天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文革”中，我被打成“走资派”，小弟无端受到牵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获得“解放”后，可能过于兴奋，一个不识水性的“旱鸭子”，竟一反常态跑到厂外窑坑里野泳，可怜25岁的瘦弱小弟被野水无情吞噬。母亲听到消息后痛心疾首，不顾大家阻拦，硬是到现场与老儿子见了最后一面。当她看到孩子被水泡胀的遗体，悲痛欲绝，几乎昏厥过去。8年后，噩耗接踵而来。1976年12月，我的二弟患尿毒症，因当时无透析等有效的医治手段，眼睁睁看着一个45岁的中年汉子悲惨离开人间。
母亲这一生，承受了那么多困苦，经历了那么多打击和磨难，父亲走后，老人家就像一只领头雁，带着我们继续艰难前行。孙女们出生后，又帮助我们承担起照看的义务。看到她一天天衰老的身躯，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她晚年过得舒心一些：给她住阳光充足的房间，吃可口的饭菜，为她洗头洗脚，开支后立刻送上零花钱。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当然与她一生的付出无法相比，但能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哪知道，老人关爱后生之情与生俱在。临终前，给她的几百元零花钱竟一分未动，全部分给了孙辈们。此情此景，我们热泪盈眶，无言以答。
如今，我已84岁了，时间在流逝，记忆愈发久远，对父母亲的思念和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山高水深有尺度，父亲的情和母亲的爱，永无界边！
（责编：辛娅）
父亲的情，就像他雕琢的一块碧玉，纯洁无瑕，清澈透亮;母亲的爱，就像她身边的那盏油灯，在父亲走后，照亮前方的路继续引导我们前行。
山海谆谆，逝者静静。祝愿天堂里的父母，安宁，吉祥，太平。
“别让手艺荒废了，
要为国家做点事”
我的父亲马鸿龙，是京城雕琢玉器的老手艺人，自幼在玉器作房里学徒，学得一手雕琢玉器的好手艺。他有两手绝活，一是看料，仅凭眼力就能看出一块石料里有没有翡翠绿，并能判断出这块料适合做摆件还是做人物造型;二是开脸儿，他能把人物的脸部雕琢得端庄细腻，并且根据人物身份和性格，雕琢出喜形于色、义愤填膺、富态慈祥等各种相貌和精神状态。
“玉不琢，不成器”，雕琢玉器很吃功夫。小时候，我亲眼看见父亲坐在工作台高凳上，双脚蹬踏下面飞速旋转的砂轮，手捧吊在房梁上的玉石料，蘸着下面水盆里的金刚沙，反复加工，精心打磨，在一块玉石上，雕出精美的瓶炉和炉盖两件套，再雕出一条细玉石锁链，把二者连接成一体。每制作一件栩栩如生的人物，或精美华丽的艺术品少则需要几个月，多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日本鬼子的侵略和8年抗日战争，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没落，使京城古玩玉器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店铺纷纷倒闭，传统民族手工业一片萧条，这彻底改变了我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父亲自身的命运。他空有两手超人的技艺，却找不到施展才能之所，最终沦落为卖苦力的贫民，靠给人家拉脚（搞运输）谋生。他架着排子车，十二三岁的我拉套，我们爷儿俩无论大兴的西红门，还是丰台的大、小井，不管路多远、装载有多重，也不管严寒酷暑，都得按时给人家运货。旧京城，大街小巷路面坑洼，城外满是黄沙土道，“刮风一脸土，下雨一身泥”，一天下来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全身的骨头好像散了架。记得有一次，我们拉货回来晚了，赶到广安门时城门已关，我们爷儿俩只能整夜露宿在城墙根儿下。
解放后，父亲苦尽甘来，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常说：“学成一门手艺不容易，不能荒废了，要为国家做点事。”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下，他重操旧业，和几位雕琢玉器的老艺人雄心勃勃，办起了北京市牛街人民公社玉器廠。几位老爷子虽然年事已高，却老当益壮，克服资金不足等困难，不但亲自上台干活儿，还给许多青年徒工传授技艺，使这门传统的手工艺术迅速得以恢复，一件件美不胜收的作品陆续问世，或摆上工美店铺柜台，或出口国外换取国家急需的外汇。
这张老照片就是该厂成立4周年时（1963年3月）照的，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时光。谁想到，4年后，老人家因操劳过度，患脑溢血竟永远离开了我们和他毕生热爱的手艺，时年74岁。
那年月，没有条件留下几张照片，这一张就尤显珍贵。看见父亲的精神劲儿，就想起来，他解放前穷困潦倒，解放后浴火重生，恨不能把浑身的技艺、智慧和心血都献给人民，也把满腔的亲情和爱带给全家。他正直、厚道、善良，对新社会知恩图报，对事业执着热爱，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可惜我们为他做的太少太少，晚年也没有享上几天清福，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好好做事，别老惦记我！”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何敏贤，勤劳、忠厚、贤惠，是一位贫苦人家出生的女子，也是个苦命的人。嫁给父亲后，她不仅操持家务，抚养子女，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五人拉扯大，还要用柔弱的肩头帮爸爸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那时候，爸爸带我去拉脚，帮人家运货，妈妈在家里给毛巾厂缝制浴衣，为了生计，她每天没黑天带白日地踩缝纫机，累得喘不过气来。母亲在生了小弟之后无暇照顾，就把他放在缝纫机旁的一只木箱里，任幼小的孩子在里面哭闹拉撒，只待喂饭时才把他提溜出来，用清水冲洗一下，喂完饭又送回木箱。夜晚，大家都睡下了，母亲在闪着微弱灯光的油灯旁，继续缝制浴衣，看到她额头滴答滑落的汗水，布满老茧的双手，因过多熬夜而失去光泽的双眼，我怜爱心疼的情感油然而生。
母亲如一盏灯，无时无刻不在用她的关爱照亮着我们。随着我们兄妹渐渐长大，上学、工作，一个个就像逐风的燕子，身影慢慢远离母亲的目光，“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日夜都在替我们操心。我是一名邮电工人，常年在外施工，到处漂泊，“外乡的饭菜吃得惯不？天冷别忘添衣裳！”“好好干活，别惦记我！”是她牵挂我们的常用语言。
苦难是人生的阶梯。母亲这辈子，经受了丧夫和接连三次失去子女的打击，始终摆脱不了命运对她的折磨。1947年，母亲唯一的女儿去世了，大夫说是得了“女儿痨”。当时，我正随工程队在外地施工，母亲怕影响我的工作，没有告诉我。待工程完工我回到家里，不见了妹妹，在我一再追问之下，妈妈抱着我大哭，痛说实情。
继相濡以沫多半辈子的丈夫患脑溢血离世后，1968年7月，母亲的小儿子在游野泳时，不幸溺水身亡，这是她一生中受到的最残酷的打击。小弟出生时先天不足，家庭的贫寒又使他后天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文革”中，我被打成“走资派”，小弟无端受到牵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获得“解放”后，可能过于兴奋，一个不识水性的“旱鸭子”，竟一反常态跑到厂外窑坑里野泳，可怜25岁的瘦弱小弟被野水无情吞噬。母亲听到消息后痛心疾首，不顾大家阻拦，硬是到现场与老儿子见了最后一面。当她看到孩子被水泡胀的遗体，悲痛欲绝，几乎昏厥过去。8年后，噩耗接踵而来。1976年12月，我的二弟患尿毒症，因当时无透析等有效的医治手段，眼睁睁看着一个45岁的中年汉子悲惨离开人间。
母亲这一生，承受了那么多困苦，经历了那么多打击和磨难，父亲走后，老人家就像一只领头雁，带着我们继续艰难前行。孙女们出生后，又帮助我们承担起照看的义务。看到她一天天衰老的身躯，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她晚年过得舒心一些：给她住阳光充足的房间，吃可口的饭菜，为她洗头洗脚，开支后立刻送上零花钱。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当然与她一生的付出无法相比，但能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哪知道，老人关爱后生之情与生俱在。临终前，给她的几百元零花钱竟一分未动，全部分给了孙辈们。此情此景，我们热泪盈眶，无言以答。
如今，我已84岁了，时间在流逝，记忆愈发久远，对父母亲的思念和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山高水深有尺度，父亲的情和母亲的爱，永无界边！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