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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落叶纷飞,又一个立冬节气到来。父母二老分别在1967年和1985年的寒冬去了天堂,从此与我们天人永隔。时光流逝,淡去我们许多回忆,却始终不改我们对二老的无尽思念。
父亲的情,就像他雕琢的一块碧玉,纯洁无瑕,清澈透亮;母亲的爱,就像她身边的那盏油灯,在父亲走后,照亮前方的路继续引导我们前行。
山海谆谆,逝者静静。祝愿天堂里的父母,安宁,吉祥,太平。
“别让手艺荒废了,
要为国家做点事”
我的父亲马鸿龙,是京城雕琢玉器的老手艺人,自幼在玉器作房里学徒,学得一手雕琢玉器的好手艺。他有两手绝活,一是看料,仅凭眼力就能看出一块石料里有没有翡翠绿,并能判断出这块料适合做摆件还是做人物造型;二是开脸儿,他能把人物的脸部雕琢得端庄细腻,并且根据人物身份和性格,雕琢出喜形于色、义愤填膺、富态慈祥等各种相貌和精神状态。
“玉不琢,不成器”,雕琢玉器很吃功夫。小时候,我亲眼看见父亲坐在工作台高凳上,双脚蹬踏下面飞速旋转的砂轮,手捧吊在房梁上的玉石料,蘸着下面水盆里的金刚沙,反复加工,精心打磨,在一块玉石上,雕出精美的瓶炉和炉盖两件套,再雕出一条细玉石锁链,把二者连接成一体。每制作一件栩栩如生的人物,或精美华丽的艺术品少则需要几个月,多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日本鬼子的侵略和8年抗日战争,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没落,使京城古玩玉器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店铺纷纷倒闭,传统民族手工业一片萧条,这彻底改变了我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父亲自身的命运。他空有两手超人的技艺,却找不到施展才能之所,最终沦落为卖苦力的贫民,靠给人家拉脚(搞运输)谋生。他架着排子车,十二三岁的我拉套,我们爷儿俩无论大兴的西红门,还是丰台的大、小井,不管路多远、装载有多重,也不管严寒酷暑,都得按时给人家运货。旧京城,大街小巷路面坑洼,城外满是黄沙土道,“刮风一脸土,下雨一身泥”,一天下来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全身的骨头好像散了架。记得有一次,我们拉货回来晚了,赶到广安门时城门已关,我们爷儿俩只能整夜露宿在城墙根儿下。
解放后,父亲苦尽甘来,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常说:“学成一门手艺不容易,不能荒废了,要为国家做点事。”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下,他重操旧业,和几位雕琢玉器的老艺人雄心勃勃,办起了北京市牛街人民公社玉器廠。几位老爷子虽然年事已高,却老当益壮,克服资金不足等困难,不但亲自上台干活儿,还给许多青年徒工传授技艺,使这门传统的手工艺术迅速得以恢复,一件件美不胜收的作品陆续问世,或摆上工美店铺柜台,或出口国外换取国家急需的外汇。
这张老照片就是该厂成立4周年时(1963年3月)照的,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时光。谁想到,4年后,老人家因操劳过度,患脑溢血竟永远离开了我们和他毕生热爱的手艺,时年74岁。
那年月,没有条件留下几张照片,这一张就尤显珍贵。看见父亲的精神劲儿,就想起来,他解放前穷困潦倒,解放后浴火重生,恨不能把浑身的技艺、智慧和心血都献给人民,也把满腔的亲情和爱带给全家。他正直、厚道、善良,对新社会知恩图报,对事业执着热爱,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可惜我们为他做的太少太少,晚年也没有享上几天清福,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好好做事,别老惦记我!”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何敏贤,勤劳、忠厚、贤惠,是一位贫苦人家出生的女子,也是个苦命的人。嫁给父亲后,她不仅操持家务,抚养子女,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五人拉扯大,还要用柔弱的肩头帮爸爸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那时候,爸爸带我去拉脚,帮人家运货,妈妈在家里给毛巾厂缝制浴衣,为了生计,她每天没黑天带白日地踩缝纫机,累得喘不过气来。母亲在生了小弟之后无暇照顾,就把他放在缝纫机旁的一只木箱里,任幼小的孩子在里面哭闹拉撒,只待喂饭时才把他提溜出来,用清水冲洗一下,喂完饭又送回木箱。夜晚,大家都睡下了,母亲在闪着微弱灯光的油灯旁,继续缝制浴衣,看到她额头滴答滑落的汗水,布满老茧的双手,因过多熬夜而失去光泽的双眼,我怜爱心疼的情感油然而生。
母亲如一盏灯,无时无刻不在用她的关爱照亮着我们。随着我们兄妹渐渐长大,上学、工作,一个个就像逐风的燕子,身影慢慢远离母亲的目光,“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日夜都在替我们操心。我是一名邮电工人,常年在外施工,到处漂泊,“外乡的饭菜吃得惯不?天冷别忘添衣裳!”“好好干活,别惦记我!”是她牵挂我们的常用语言。
苦难是人生的阶梯。母亲这辈子,经受了丧夫和接连三次失去子女的打击,始终摆脱不了命运对她的折磨。1947年,母亲唯一的女儿去世了,大夫说是得了“女儿痨”。当时,我正随工程队在外地施工,母亲怕影响我的工作,没有告诉我。待工程完工我回到家里,不见了妹妹,在我一再追问之下,妈妈抱着我大哭,痛说实情。
继相濡以沫多半辈子的丈夫患脑溢血离世后,1968年7月,母亲的小儿子在游野泳时,不幸溺水身亡,这是她一生中受到的最残酷的打击。小弟出生时先天不足,家庭的贫寒又使他后天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文革”中,我被打成“走资派”,小弟无端受到牵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获得“解放”后,可能过于兴奋,一个不识水性的“旱鸭子”,竟一反常态跑到厂外窑坑里野泳,可怜25岁的瘦弱小弟被野水无情吞噬。母亲听到消息后痛心疾首,不顾大家阻拦,硬是到现场与老儿子见了最后一面。当她看到孩子被水泡胀的遗体,悲痛欲绝,几乎昏厥过去。8年后,噩耗接踵而来。1976年12月,我的二弟患尿毒症,因当时无透析等有效的医治手段,眼睁睁看着一个45岁的中年汉子悲惨离开人间。
母亲这一生,承受了那么多困苦,经历了那么多打击和磨难,父亲走后,老人家就像一只领头雁,带着我们继续艰难前行。孙女们出生后,又帮助我们承担起照看的义务。看到她一天天衰老的身躯,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她晚年过得舒心一些:给她住阳光充足的房间,吃可口的饭菜,为她洗头洗脚,开支后立刻送上零花钱。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当然与她一生的付出无法相比,但能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哪知道,老人关爱后生之情与生俱在。临终前,给她的几百元零花钱竟一分未动,全部分给了孙辈们。此情此景,我们热泪盈眶,无言以答。
如今,我已84岁了,时间在流逝,记忆愈发久远,对父母亲的思念和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山高水深有尺度,父亲的情和母亲的爱,永无界边!
(责编:辛娅)
父亲的情,就像他雕琢的一块碧玉,纯洁无瑕,清澈透亮;母亲的爱,就像她身边的那盏油灯,在父亲走后,照亮前方的路继续引导我们前行。
山海谆谆,逝者静静。祝愿天堂里的父母,安宁,吉祥,太平。
“别让手艺荒废了,
要为国家做点事”
我的父亲马鸿龙,是京城雕琢玉器的老手艺人,自幼在玉器作房里学徒,学得一手雕琢玉器的好手艺。他有两手绝活,一是看料,仅凭眼力就能看出一块石料里有没有翡翠绿,并能判断出这块料适合做摆件还是做人物造型;二是开脸儿,他能把人物的脸部雕琢得端庄细腻,并且根据人物身份和性格,雕琢出喜形于色、义愤填膺、富态慈祥等各种相貌和精神状态。
“玉不琢,不成器”,雕琢玉器很吃功夫。小时候,我亲眼看见父亲坐在工作台高凳上,双脚蹬踏下面飞速旋转的砂轮,手捧吊在房梁上的玉石料,蘸着下面水盆里的金刚沙,反复加工,精心打磨,在一块玉石上,雕出精美的瓶炉和炉盖两件套,再雕出一条细玉石锁链,把二者连接成一体。每制作一件栩栩如生的人物,或精美华丽的艺术品少则需要几个月,多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日本鬼子的侵略和8年抗日战争,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没落,使京城古玩玉器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店铺纷纷倒闭,传统民族手工业一片萧条,这彻底改变了我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父亲自身的命运。他空有两手超人的技艺,却找不到施展才能之所,最终沦落为卖苦力的贫民,靠给人家拉脚(搞运输)谋生。他架着排子车,十二三岁的我拉套,我们爷儿俩无论大兴的西红门,还是丰台的大、小井,不管路多远、装载有多重,也不管严寒酷暑,都得按时给人家运货。旧京城,大街小巷路面坑洼,城外满是黄沙土道,“刮风一脸土,下雨一身泥”,一天下来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全身的骨头好像散了架。记得有一次,我们拉货回来晚了,赶到广安门时城门已关,我们爷儿俩只能整夜露宿在城墙根儿下。
解放后,父亲苦尽甘来,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常说:“学成一门手艺不容易,不能荒废了,要为国家做点事。”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下,他重操旧业,和几位雕琢玉器的老艺人雄心勃勃,办起了北京市牛街人民公社玉器廠。几位老爷子虽然年事已高,却老当益壮,克服资金不足等困难,不但亲自上台干活儿,还给许多青年徒工传授技艺,使这门传统的手工艺术迅速得以恢复,一件件美不胜收的作品陆续问世,或摆上工美店铺柜台,或出口国外换取国家急需的外汇。
这张老照片就是该厂成立4周年时(1963年3月)照的,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时光。谁想到,4年后,老人家因操劳过度,患脑溢血竟永远离开了我们和他毕生热爱的手艺,时年74岁。
那年月,没有条件留下几张照片,这一张就尤显珍贵。看见父亲的精神劲儿,就想起来,他解放前穷困潦倒,解放后浴火重生,恨不能把浑身的技艺、智慧和心血都献给人民,也把满腔的亲情和爱带给全家。他正直、厚道、善良,对新社会知恩图报,对事业执着热爱,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可惜我们为他做的太少太少,晚年也没有享上几天清福,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好好做事,别老惦记我!”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何敏贤,勤劳、忠厚、贤惠,是一位贫苦人家出生的女子,也是个苦命的人。嫁给父亲后,她不仅操持家务,抚养子女,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五人拉扯大,还要用柔弱的肩头帮爸爸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那时候,爸爸带我去拉脚,帮人家运货,妈妈在家里给毛巾厂缝制浴衣,为了生计,她每天没黑天带白日地踩缝纫机,累得喘不过气来。母亲在生了小弟之后无暇照顾,就把他放在缝纫机旁的一只木箱里,任幼小的孩子在里面哭闹拉撒,只待喂饭时才把他提溜出来,用清水冲洗一下,喂完饭又送回木箱。夜晚,大家都睡下了,母亲在闪着微弱灯光的油灯旁,继续缝制浴衣,看到她额头滴答滑落的汗水,布满老茧的双手,因过多熬夜而失去光泽的双眼,我怜爱心疼的情感油然而生。
母亲如一盏灯,无时无刻不在用她的关爱照亮着我们。随着我们兄妹渐渐长大,上学、工作,一个个就像逐风的燕子,身影慢慢远离母亲的目光,“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日夜都在替我们操心。我是一名邮电工人,常年在外施工,到处漂泊,“外乡的饭菜吃得惯不?天冷别忘添衣裳!”“好好干活,别惦记我!”是她牵挂我们的常用语言。
苦难是人生的阶梯。母亲这辈子,经受了丧夫和接连三次失去子女的打击,始终摆脱不了命运对她的折磨。1947年,母亲唯一的女儿去世了,大夫说是得了“女儿痨”。当时,我正随工程队在外地施工,母亲怕影响我的工作,没有告诉我。待工程完工我回到家里,不见了妹妹,在我一再追问之下,妈妈抱着我大哭,痛说实情。
继相濡以沫多半辈子的丈夫患脑溢血离世后,1968年7月,母亲的小儿子在游野泳时,不幸溺水身亡,这是她一生中受到的最残酷的打击。小弟出生时先天不足,家庭的贫寒又使他后天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文革”中,我被打成“走资派”,小弟无端受到牵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获得“解放”后,可能过于兴奋,一个不识水性的“旱鸭子”,竟一反常态跑到厂外窑坑里野泳,可怜25岁的瘦弱小弟被野水无情吞噬。母亲听到消息后痛心疾首,不顾大家阻拦,硬是到现场与老儿子见了最后一面。当她看到孩子被水泡胀的遗体,悲痛欲绝,几乎昏厥过去。8年后,噩耗接踵而来。1976年12月,我的二弟患尿毒症,因当时无透析等有效的医治手段,眼睁睁看着一个45岁的中年汉子悲惨离开人间。
母亲这一生,承受了那么多困苦,经历了那么多打击和磨难,父亲走后,老人家就像一只领头雁,带着我们继续艰难前行。孙女们出生后,又帮助我们承担起照看的义务。看到她一天天衰老的身躯,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她晚年过得舒心一些:给她住阳光充足的房间,吃可口的饭菜,为她洗头洗脚,开支后立刻送上零花钱。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当然与她一生的付出无法相比,但能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哪知道,老人关爱后生之情与生俱在。临终前,给她的几百元零花钱竟一分未动,全部分给了孙辈们。此情此景,我们热泪盈眶,无言以答。
如今,我已84岁了,时间在流逝,记忆愈发久远,对父母亲的思念和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山高水深有尺度,父亲的情和母亲的爱,永无界边!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