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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之滨，是我的家。从我能记事起，便见苍山十九峰上白雪皑皑，十八溪的水流常年不断。曾记得那时大理坝子里星罗棋布的水塘，绿树成荫的滨河两岸。也记得在初夏时节漫步洱海边，翠柳成荫，沙滩绵延，湖面白帆点点、水鸟成群。还有那常年盛开的海菜花星星点点漂荡在水面上，更难忘煮熟之后刺菱角的美味。弓鱼、鳔鱼、油鱼、鲤鱼、鲫鱼等土著鱼类随处可见，水塘、沟渠、稻田里到处鱼虾成群。螺蛳遍地。掬一捧清澈见底的洱海水便可以解渴，一瓢活水便可以煮一锅原汁原味的洱海活鱼。
洱海用母亲般的爱呵护着她的子民，大理的富庶和美丽源于这一湾水天相接的碧蓝。居住在洱海边的人都爱恋洱海，无论在哪里，她都是我们永远的依恋和思念。
往事里的洱海仍然清晰如昨，而今天洱海的明亮似乎被遮挡了。随着时光的变迁，洱海的面目慢慢变化，甚至变得模糊不清。一件件的往事堆砌在我对洱海的记忆中。洱海的变化伴随着我的记忆慢慢流淌，我总想将那些往事记录下来，去寻找洱海的曾经和现在。
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大理地区只有两座小水电站。一座是1944年由当时的下关商会组织下关玉龙电力公司投资修建并于1946年2月竣工发电的天生桥水电站，装机容量为300千瓦，这是西洱河历史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这座电站的建成，不仅解决了大理和下关城区的照明，还带动了下关地区火柴厂、肥皂厂、汽车保养厂等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据说，由于天生桥水电站的功率较小，仅利用洱海自然外泄的部分水量发电。对洱海的出水没有形成人为干预，对洱海的生态环境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另一座是由喜洲民族资本家于1945年修建并于当年竣工的万花溪水电站，这是云南农村第一座水电站，装机容量大概只有150千瓦，主要用于照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电力事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中，提出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奋斗目标。1958年开始修建西洱河梯级水电站当中的四级水电站。但由于经济困难，1961年被迫停工，1966年开始复工，直到1972年完成竣工。在四级水电站竣工的当年，一级和二级水电站先后开工，并于1980年竣工。三级水电站于1980年开工，1988年竣工。西洱河梯级水电站装机容量共25，5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为9，03亿度。西洱河电站的建成，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昆明地区的生产生活用电，也改善了大理地区生产生活用电，对大理乃至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亲历者，在修建西洱河水电站的过程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件事是在1970年，为了加快修建西洱河水电站，发动了民兵大会战，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学校组织正在上初中的我们学习解放军“拉练”，一群十三四岁的小孩背着行李，从龙龛出发，徒步走到大合江，去参观正在修建的水电站。到达工地后，我们都很兴奋，不顾旅途劳累，马上就去参观，还看了引水隧道。政府能有本事修建这样的大工程，让我们都觉得骄傲万分。另一件事是从1972年起，为了满足西洱河梯级电站发电用水的需要，开始实施西洱河河道开挖工程。将洱海出海口至一级电站拦河闸段加宽、取直、挖深，挖深了5至7米，在开挖中还使用了高度机械化作业的挖泥船。1973年，大理一中组织正在上高中的我们去下关学工，其中就到新桥参观挖泥船作业。习惯于肩挑锄挖和人海战术的同学，对此感到极为震撼。回校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作文中极力讴歌了挖泥船作业的壮观场面。两次参观西洱河电站建设的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促使我在1977年参加高考和中专考试时，填报的志愿就是云南电力学校。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西洱河水电站的设计，没有深入地进行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装机容量过大，仅靠洱海的自然外泄水量无法满足发电需要，因此实施的修建拦河闸和开挖出海口这两项工程对洱海和西洱河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修建拦河闸，致使西洱河完全断流，使江鱼无法洄游到洱海，是导致洱海弓鱼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挖深了洱海出海口，动用了洱海的死库容，使洱海水位大幅下降，让洱海的滩涂大量裸露出来，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洱海生态环境，也为人们开垦滩涂、占滩建房创造了客观条件。应当说，西洱河电站对洱海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是造成洱海生态环境重大变迁的起始。
二
当时的农业生产面临的问题很多，如何防治病虫害是农业生产面临的永恒主题。腻虫是小麦、蚕豆、洋芋、蔬菜等农作物最为常见的病虫害。当时我们国家农药工业十分落后，灭腻虫就用灶灰，效果自然差。后来有了一种叫666粉的农药，这种农药灭腻虫的效果好，但在撒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人体造成一些伤害，而且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量也很大，后来就不再使用了。7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叫做乐果的新农药，对防治腻虫非常有效，而且兑水用喷雾器喷洒效率高，对人体的伤害也小，非常受农民欢迎。后来，随着国家农药工业的发展，新的农药品种不断出现，农产品产量得以稳步提高。八十年代初，农田承包到户以后，农民充分运用种植自主权，加快了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步伐，洱海流域蔬菜面积大幅度增加。与粮食作物相比。蔬菜對农药的依赖性更大，农药的使用量也更大。长期使用农药，使病虫害产生了抗药性，现在已经到了离开农药就无法种庄稼的地步。农药的普遍大量使用，虽然保障了农业生产的稳产高产，但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使用的诸多农药中，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五氯酚钠除草剂。村民们不仅将五氯酚钠用于除草，还用于灭钉螺。记忆中除草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农活，也是妇女从事的主要农活之一。特别是在稻田里除草，既要站着用脚踩，还要时而弯腰用手拔草，非常辛苦。当然，苦中也有乐。当时，稻田里有鱼、泥鳅、田螺、螃蟹、黄鳝，还有鹌鹑。妇女在除草收工之际。腰间系的小竹篓里面往往装满了田螺、螃蟹，有时还会有鹌鹑蛋。那时人们会在稻花开的那段时间，下午天气热的时候，将田埂子扒开一个口子，然后支好撮箕，等待谷花鱼随着水流进入撮箕。不一会，就会捉到满满一撮箕的谷花鱼。那时稻田、沟渠里的鱼虾很多，吃鱼方便。大概从1975年开始，在上级农科部门的指导下，开始将五氯酚钠除草剂用于稻田除草。五氯酚钠的除草效果特别好，使除草从一项由大多数妇女参与的农活变成只需少数几个人负责，极大地节省了劳动力，还除得非常干净。但五氯酚钠除草剂的使用也产生了副作用，在除草的同时，也将鱼虾杀死了。虽然村民们后来也看到了使用除草剂的副作用，但因为有利于节约劳动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血吸虫，是一种以钉螺为宿主的寄生虫，遇到入水的人畜，可在十多秒钟之内钻入皮肤，并在体内发育成成虫，危害肝、脾等。血吸虫病在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蔓延，死亡率极高，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从1956年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
大理也曾是血吸虫病的疫区，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比如葭蓬村。过去曾听老人说，由于血吸虫病肆虐，该村历史上人口增长率极低。大理大规模消灭血吸虫病的活动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消灭血吸虫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在沟里撒五氯酚钠除草剂消灭钉螺。二是将血吸虫患者集中到龙龛完小统一治疗。通过这次活动，以后就很少听说血吸虫病的事了。在沟里撒五氯酚钠除草剂消灭钉螺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种方法在消灭了钉螺的同时。也杀死了沟渠里的魚虾。
五氯酚钠除草剂的滥用，使稻田和沟渠里面的鱼虾几乎灭绝了。五氯酚钠除草剂的残留部分淌进洱海，无疑对洱海水体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三
当时流行“农业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过去，我国化肥工业十分落后，直到六十年代末，仍以使用农家肥为主。农家肥的来源主要是厩肥、大粪、绿肥。我们生产队种过的绿肥品种有大麻和苕子，绿肥用于稻田。由于种植绿肥，需要占用农田，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后来就不再种植了。由于人口少、家畜养殖也少，自产的厩肥和大粪满足不了需要，我们生产队就去下关包厕所，组织社员到下关积肥，将大粪和干肥（可用作肥料的生活垃圾）用船运回来。还发动社员上苍山割茅草、耢松毛，用茅草、松毛垫厩，或堆捂成肥。
过去，我们村海边都是沙滩，仅靠溪流人海口和村子周边水塘的淤泥无法满足需要，村民们就在雨季来临前，在海边挖塘。随着雨水来临水位上涨，塘里充满了淤泥。到次年春季，水位下降后，村民将塘里淤泥挖出运到菜地里。挖淤泥不仅能肥田和改良土壤，客观上也起到了净化洱海水质的作用。
但随着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和进口化肥的增加，化肥开始普及，上苍山割茅草、耢松毛，去下关积肥、挖淤泥这些传统的生态农业方式，到八十年代初就逐步消失了。因为虽然农家肥有肥料成份齐全、改良土壤等诸多优点，但是制肥耗时耗力，肥效远不及化肥，使用化肥更加方便和卫生。特别是农田承包到户以后，洱海流域蔬菜面积大幅度增加，其中大蒜增长尤其迅猛，对肥料的使用量更大。化肥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带来了副作用，不仅使土壤板结，未被吸收利用的肥料还污染了水质。专家分析，农业面源污染是构成洱海污染负荷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记得过去洱海的海滩大多是沙滩，不同程度地向海里延伸，少的几十米，多的几百米，面积较大。沙滩上除了沙子，还有鹅卵石、贝壳、螺蛳。沙滩不仅是水鸟的栖息地和鱼类的产卵地，还是洱海自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对沙滩的记忆总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生活在洱海边的人，大多都会游泳和潜水。小孩自打生下来就喜欢玩水。到了六七岁就要到海边玩水，一边玩水一边学习游泳。每到夏天，村里的小孩经常到海边游泳，游泳是那个年代小孩的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在游泳的同时，顺便拔海菜。我记得在水淹到胸口深、长有海菜的水域，脚碰到海菜时潜入水底，一只手捏着海菜，一只手掏空海菜周边的沙子，然后捏着海菜，用脚一蹬，就把海菜拔起来了。不一会，就能拔一大捆海菜回家。海菜白白的那一截菜帮给人吃，绿叶子喂猪。这个时候，若还没有芋头，就用老豆米或洋芋加上腊猪油或腊猪肉煮海菜。拔海菜是一种集玩耍、锻炼和劳动为一体的活动，还能获得劳动成果。我记得到每年七八月份，大、小关邑的海面上这种海菜花很多。船在划行时，人身子靠在船边拔海菜花，不一会功夫，就可以拔到一大捆。那时，我们不吃海菜的花，只吃海菜的花茎。同时也到吃芋头的季节了，用腊猪油或腊猪肉煮的芋头海菜花茎汤，更加爽口下饭。
每年夏季，村民们会利用闲暇时间到海边捉鱼。过去生态比较好，捕鱼都是使用钓鱼、罩鱼、扳罾、手撒网等传统手工方法。捕鱼强度不大。捉鱼也不难，很少空手而归。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每当夜幕降临，洱海边罩鱼的手电筒灯光时隐时现，甚是壮观。晚上，鲤鱼、鲫鱼来到海边沙滩上产卵，由于水浅，罩鱼比较容易。晚上罩鱼需要借助手电筒，人们还将两节手电筒加长以增加亮度。鱼被手电筒照着的时候，往往会发呆。只要手脚轻一点，罩得准一点，捉到是十拿九稳的。
一夜的大风大浪过后，第二天清晨就会有很多螺蛳被打到沙滩上，村民们可以到海边捡螺蛳。洱海里面的螺蛳，个儿大大的，壳厚厚的。螺蛳浑身是宝，不仅螺蛳、螺黄可以吃，连螺蛳里面的汁都可以加工成螺蛳豆腐。我们村南边的北罗久邑村，有不少人就是以捞螺蛳、卖螺蛳为生计的。北罗久邑村边堆放得像小山似的螺蛳壳以及妇女挑着螺蛳、螺黄和螺蛳豆腐叫卖的身影让人难以忘怀。挑好的螺蛳才几分钱一斤，花上几毛钱可以让一家人吃个够。大概到了1970年前后，村里人开始买螺蛳喂鸭子，海边多了一道村民向船家按撮箕论价买螺蛳的风景，村民多了一项副业，也多了一项收入。
可惜的是，绵延不绝的美丽沙滩后来被持续不断的挖沙卖钱的行为逐步破坏了。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后，为了多挣工分，就参与了生产队的木帆船作业组。木帆船作业组四个人一组，队里的大多数成年男子都参加了。我们队过去只有一条木帆船，载重量约为四五吨，主要任务是将队里的蔬菜运到下关，将下关的大粪运回村里，同时，也捎带社员的货物。七十年代初，由于下关兴起的混凝土建筑，产生了对沙子、碎石的需求。仅由航运公司供应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沙石材料需求，海岛、海印、挖色的船队也开始往下关运送沙石。为了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社员生活，我们村的几个生产队在七十年代中期也加入了挖沙卖沙的行业。我们队在1976年克服困难新造了一条载重量为9吨的木帆船，主要用于往下关运沙，回来时运干肥。老船四天一个来回，新船两到三天一个来回。在开船的过程中，有风靠风力，无风靠人力。人力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划桨，二是撑竿。水深、有淤泥的地方划桨，水浅、没有淤泥的地方撑杆。当时，从我们村到洱滨村北面的小树林一带都没有淤泥，我们就用撑竿。从小树林到下关淤泥多，我们就划桨。刚开始挖沙的时候，我们挖的是海边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小沙包，小沙包挖完后，我们就挖沙滩上的干沙子，沙滩上的干沙子挖完了，我们就在水齐腰深的地方挖海沙。通过挖卖沙子，确实增加了队里的收入，提高了工分值，改善了社员生活。1978年初我考上大学后，村民们继续挖卖沙子，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这些年，不仅我们村的村民在挖，其他地方的船队也来挖，还有人开着车子来海边挖。这样的现象，不只在我们村发生，在洱海边有沙滩的地方都普遍发生过。经过各地多年的挖卖沙子，洱海边的沙滩几乎被破坏殆尽了。洱海边的沙滩被挖完以后，有人又用挖沙船到海心去挖。到九十年代后期，挖沙行为虽然被政府彻底禁止了，但是，长时间、大规模的挖沙，对洱海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已经无法恢复了。 五
传统思想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农民对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渴望。而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日益减少，住房日益紧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垦海滩、填塘造田、占滩建房，无疑是改善生活的自然选择。而西洱河电站的建设使洱海水位逐步下降，为开垦海滩、填塘造田、占滩建房创造了客观条件。从国家宏观政策来说，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正在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为村民开垦海滩、填塘造田、占滩建房起到了鼓励和支持的作用。在热火朝天的昆明滇池围海造田大会战的示范下。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为天经地义的村民们便顺理成章地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了开垦海滩、填塘造田、占滩建房等一系列活动。
历史上洱海边的柳树林比较多。柳树往往栽在村子周围、沟渠边和海边，大多在海边。成片的柳树林，为小孩提供了嬉戏打闹的好场所，为人们提供了遮荫避暑的好去处，也为鳥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还成了海边村庄和农田的防护林带。过去栽种柳树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只要栽在公地上，谁栽归谁。在七十年代开始烧煤以前，村民的燃料主要是稻草、秸杆、木柴。稻草、秸杆不经烧，消耗量大。我们村离苍山较远，上山砍柴不易，买海东人背出来卖的柴火又要花钱。栽种柳树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解决柴火困难。到了冬天，通过间伐或修枝打权解决燃料问题。
我们村南海边的那一片柳树林，在七十年代初期被附近的生产队开垦成了菜地。前人栽种的那片美丽的柳树林从此消失了。八十年代以后，政府开展了湖滨带建设，在海边种植了水杉和柳树，为洱海增加了一道风景线，也避免了村民侵占海滩。由于洱海实行高水位运行，树林常年浸泡在水里，不少村民认为，湖滨带也有它的弊端，树林吸附污染物的能力十分有限。常年泡在水里不利于树林的生长，泡在水里的树林使洱海里的死亡水草无法到达岸边，树林本身的落叶也会在水里腐烂，增加了洱海的内源污染。因此，村民普遍建议砍伐泡在水里的树林。
记忆里洱海边的水塘很多，可以说是星罗棋布。我们村边就有三个，共有二十多亩。其中有两个是在村北，也就是今天龙龛码头进村道路的两边，东边那一个，叫招塘，约有两亩；西边田间那一个，叫秧塘，约十多亩。另外一个在村南我家门口，叫老爹塘，面积可能有两三亩。老爹塘与上登村的老姑塘相连，中间有一条宽窄不等的沟。这些自然历史形成的水塘美极了，水塘里生长着海菜花、刺菱角和水草，还有鱼虾、黄鳝、田螺，水面游弋着野鸭和鹌鹑，时有翠鸟到塘里捕食鱼虾。这些水塘提供村民诸如洗涤、浇地等生产生活用水。当年村里草房居多，时而发生火灾，水塘也成了附近村庄的消防池。水塘还能将上游淌下来的水和农田、村庄的污水蓄积起来，经过沉淀和净化再进入洱海。对保护洱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村北的两个水塘，在七十年代初期被附近的生产队填埋成了水田。村南的水塘在1982年农田承包到户以后，也被填埋成为水田和建房用地。随着洱海周边大多数水塘被填埋成田，千百年来形成的农田、村庄生产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生态系统被彻底破坏了，从此人湖河水和农田、村庄污水没有任何阻挡地直接淌进了洱海。加重了洱海的污染。
自古以来海滩是海洋、湖泊自我净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净化海洋、湖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死亡的水草和鱼类等水生动植物经风浪打到海滩上，就不会在水里腐烂而污染水体。那些年一夜风吹浪打过后，第二天清晨会有很多海草被打到海滩上。一些脚勤手快的村民天刚亮就到海边耢海草，将一种像面条一样宽的海草直接挑回家喂猪，将其他海草耢成堆，晾晒后再挑到菜地里作底肥，通过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进而改良土壤、增加地力。
但由于西洱河电站的建设，对洱海水资源的过度利用，洱海水位不断下降，原来常年浸泡在海水里的海滩逐步裸露了出来。随着洱海水位的下降，历史上水退人进的大战再次上演，而且这一次规模之大、破坏之烈，真是触目惊心。
在过去，生活比较贫困，村民们无力修建新房，住房拥挤不堪，单家独院的很少，大多为草房。我们村到七十年代只有极少数村民建房。且没有人到海边建房。因为在海边建房。风浪较大，要用大量的石料和土方填埋地基，石脚要砌得很高、很坚固，才能抵御海水的浸泡和波浪的拍打，建房成本很高。过去的住房密封性比较差，风会往屋里灌，人穿的衣服又单薄，冬春季节刺骨的寒风让人害怕。如果住的是草房，还要担心风把房头吹走。因此，过去很少有人愿意在海边建房，原来在海边住的人家，后来有条件都搬走了。
而到70年代末，由于人口繁衍，住房日益拥挤，村民改善住房的愿望强烈起来。加上粮食产量有了明显提高，粮食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通过挖卖海沙增加了集体收人，社员分红有所增加，村民也有了改善住房的经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村里不得不开始考虑村民的建房用地问题。当时，生产队对农田管得很严，为了不占用农田，我们村就将因水位下降而裸露出来的海滩规划为村民建房用地，村民陆续开始在海边建房。农田承包到户以后，随着村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在海边建房达到了高潮。2001年，政府为了保护海滩实行“三退三还”，规定在海拔1974米以下实行“退房还湖”，村民转而在村边利用自己的承包田建房。村边没有承包田的村民，就通过私下交易在村边建房。至今，全村270多户人家中大约有30%的人家把房子建在海边，有20%的村民在村边建房。70年代末至今，整个村庄农户大约增加了100余户，占地面积却扩大了一倍多。村庄占地面积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户增长速度的原因，主要是村民建的新房大多是单家独院，许多人家盖了新房，老房子却闲置下来无人居住：还有就是近年来，随着洱海边乡村旅游的发展，一些人家将海边住房出租给外地人用于经营客栈，自己又盖了新房。目前，村民建房发展旅游业的意愿非常强烈，只是政府对建房的严格管控，才使得村庄扩张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80年代初，我们村又将村子两边的滩涂按人头分给村民种菜。记得1983年年底的一天，在州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老乡告诉我，州级机关食堂刚买回来的洋芋最适合作种子，可以给家里买一点。我听从建议给家里买了几十斤。次年春季，我父母就在生产队刚分的海涂菜地上种了洋芋。可能由于海涂里富含腐殖质，又是第一次种庄稼，洋芋长得特别好，洋芋个头大形状好，亩产特别高。随着村子两边的海滩被开垦成为菜地，我们村村域范围内的海滩几乎被彻底占用了。由于洱海周边各地村民普遍性地占滩建房、开垦田地，大量的海滩被占用，洱海的湖面逐步缩小，洱海的自我净化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洱海的内源污染和外源污染在逐步增加。 六
“隔山容易隔水难”。从小生活在海边的我，对这句古老的俗话感受颇深。我们村是海西离海东最近的地方，到大理古城也不过三四公里。独特的区位优势，使龙龛码头成为往返海东海西的主要码头。千百年来，海东老百姓到大理古城赶街就将船停靠在这里，甚至从各地赶来去鸡足山朝圣的信徒也在这里乘船。
过去的船是木帆船，载重量只有几吨，运力十分有限，除了随身携带的货物，一般也只能搭乘四五十人。开船时，有风靠风，无风靠人。从海东到海西，风平浪静的时候，因为水深无法使用撑竿；划桨不仅耗体力，速度也很慢。如果是顺风，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码头，如果是逆风，不仅要花几个小时，搞不好还靠不上码头。起航的具体时间还要看风向。因此，海东老百姓去大理古城赶街，后半夜就要起床。到了下午，又要赶到码头乘船。如果东西没有卖完，或者买东西误了时间，就赶不上船，只好在海西过夜。当时，在海西过夜可是个大难题，由于贫穷人们舍不得去住旅店，只能勉为其难地去附近亲戚家借宿。当年，海东人往下关、宾川、挖色都要徒步，交通极其不便，生活非常艰辛。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到海东公社工作时，尽管木帆船已经加装了柴油机，成了机动船，但是仍感交通的不便。
改善海东的交通条件，是海东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也是政府心之所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一直致力于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修通了下关到海东、挖色的简易公路后，九十年代，政府考虑到洱海东边的村庄大多在洱海沿岸，为了便于村民出行，带动东岸经济发展，开始着手海东沿湖公路的建设。又由于修建机场公路和开发海东的需要，几经调整，不断建设，形成了今天美丽的环海东路。
由于历史原因，海西海滨村庄之间没有一条畅通无阻的连接线，原有的许多路段汽车无法通过。在环海东路日益完善的同时，修建环海西路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争论与迟疑多年之后，2010年终于以市级补助、乡镇协调、村为主体的模式开始实施。不久，从下关大关邑至喜洲沙村能满足汽车通过的环海西路终于建成。
环海东路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海东人民的出行条件，也极大地带动了海东经济的发展，使海东的面貌和海东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环海西路的建成，改善了海西海边一带村民的通行条件，使海西的路网更加完善。环海路的修建，也为市民和游客环海观光游览、休闲健身创造了条件，带动了环海旅游业的发展。在充分肯定环海路建设必要性的同时，我们也毋庸讳言，环海路的一些路段是在海滩上修建起来的，使海滩遭到进一步破坏，湖面进一步缩小，洱海的内源污染进一步增加。
伴随着环洱海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洱海沿线的开发价值日益显现。近十年来，四面八方的投资商、房地产商纷至沓来，在洱海边跑马圈地，以海景房为卖点，建酒店、开客栈、开发房地产。当地村民在投资商、房地产商的带动下，也纷纷租房租地给外地人办客栈或自己办客栈，洱海边俨然成了一个大工地，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环海旅游业迅速升温并成为一个重要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又占用了一些海滩，海滩遭到进一步破坏。至此，从70年代以来，经过村民开垦海滩、占滩建房，政府修建环海路，房地产商和村民建酒店、建客栈等行为，使洱海边的大量海滩被占用，湖面不断缩小，洱海的自净机制不断遭到破坏，洱海的内源污染不断增加。同时，由于环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酒店、客栈准入条件的制定严重滞后，大量污水直接排到洱海，加剧了洱海的污染负荷。
七
大理人素来对鱼情有独钟，平时很爱吃鱼，招待客人更是少不了要吃鱼。简直到了无鱼不成席的地步，对鱼的需求量很大。随着洱海流域人口的增加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旅游业的兴起，湖泊、江河的野生鱼类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鱼类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利用湖泊、水库养鱼便成了人们的自然选择。
1984年底，在大理州科技局提议并指导下，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开始在洱海里开展网箱养鱼。洱海之滨的村民闻风而动，也纷纷效仿开展网箱养鱼，还利用洱海水位下降、大量滩涂裸露出来的天赐良机，在滩涂上围塘养鱼。其他地方也看到了发展渔业的商机，纷纷利用湖泊、水库发展渔业。由于人工养鱼的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解了鱼类短缺的状况，满足了市场需求。
1984年开始在洱海引进太湖银鱼，1991年终于大获成功。银鱼繁殖很快，产量也很大。银鱼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还大量出口日本，而且价格比较高，因此，许多人纷纷加入到银鱼捕捞、收购、加工的行业中，既带动了群众致富，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从1991年到1996年，洱海银鱼累计产量3000多吨，获得了数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洱海里大量发展网箱养鱼、围塘养鱼和养殖银鱼，在极大地满足和丰富了市场需求，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由于大量投放饲料和鱼的大量排泄，网箱养鱼和围塘养鱼加重了洱海的污染。围塘养鱼还占用了海滩，破坏了洱海的自我净化系统。因为银鱼个头极小，捕捞银鱼的网眼很细，捕捞银鱼的同时，往往将其他鱼类也一网打尽了，对洱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据专家说，由于银鱼的食性，造成浮游植物的天敌减少，为蓝藻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导致了洱海污染。银鱼在产卵之后不久就会死去，腐烂在海底，又加剧了洱海污染。
八
当时村民的农业生产用水，主要是农田灌溉用水。大理坝子的种植习惯，主要分为大春和小春两季。小春这一季，主要种植小麦、蚕豆、洋芋和油菜；大春这一季，主要种植水稻、包谷和芋头。这些作物都需要引水灌溉，大多数作物泡两三遍就可以了，水稻却不一样。水稻从育秧、插秧，直到水稻收割前的一段时间，都需要用水灌溉，用水量特别大。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稻田是一种人工短期湿地，属于农业湿地的范畴，对吸收上一季的残余肥料、防治病虫害、增加空气湿度，是非常有效的。历史上，大理的灌溉用水都引用苍山溪水。由于大理坝子的农业生产结构雷同，苍山溪水不可能同时满足各地村民的灌溉需求，只能按照先山脚、后海边的顺序进行。像用水量大的栽秧，山脚的田栽完了，海边的田才能栽。因此，就出现了海边村民“芒种将至，点火栽秧”的情景。雨水来得晚的年份，还会出现过了节令栽秧影响产量甚至因为缺水栽不了秧的情形。其次是菜地用水方面，大多数地方种菜主要是为了自家食用，浇菜用水靠河水或井水，只有海边的龙龛、生久等少数几个村种菜主要是为了出售。龙龛、生久、才村、下雞邑的菜地都在海边，当时蔬菜面积不大，浇菜的用水量在农业生产用水中占的比例很低，可以忽略不计。 为了解决洱海边农业灌溉的用水困难，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按照政府补助和村民投工投劳相结合的方式，开始建设抽水站，逐步解决了海边一带的灌溉困难。不仅可以按节令栽种，做到满栽满插，使农田得到充分利用，而且由于洱海水温比苍山溪水高，更有利于庄稼生长，产量得到明显提高。随后由于苍山溪水减少，苍山脚下的农田灌溉也开始变得困难，政府接着建设二级站。又因西洱河电站建设导致的洱海水位下降。原来的抽水站显得力不从心，政府将一级站直接建到洱海里。将原来的一级站改为二级站，将原来的二级站改为三级站。再后来建设了一条龙灌溉系统，废弃了原来的一些抽水站，解决了坝子里大多数农田的灌溉问题。
当时村民的生活用水主要是饮用水。大理坝子里的村民，历史上饮用水的水源主要有三种：一是苍山溪水；二是洱海水；三是井水。大多数人饮用苍山溪水，离溪流较远的饮用井水，居住在洱海边的村民直接饮用洱海水。过去苍山溪水常年不断，农田不用化肥农药。上游村民不会往下游村民饮用的溪流里排放污水、倾倒垃圾，溪水就比较干净。井水则因所处的地方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有的甘甜，有的苦涩。山脚的井水普遍较好，坝子里的井水普遍赶不上山脚的井水。我们村就在海边，一般饮用洱海水，波浪大时才饮用井水或溪水，我们感觉海水比井水和溪水好喝。而这种情况从70年代中期开始灭钉螺、使用除草剂和化肥农药以后就逐步改变了。先是溪水不能喝了，坝子里的村民自发打井的多了。而有些井水又不好喝。村里就只好自发组织起来到苍山溪口接水。再后来，洱海水也不能喝了，一些海边的村子也加入了去苍山溪口接水的行列。由于气候变化，苍山溪水减少，山脚下居民增多，原本不多的溪水被大量截流，坝子里村民的饮用水就日益困难。目前，许多村民都在买瓶装水喝，生活成本也在增加。
生活用水还有平时的洗涤用水。过去洗涤用水量不大，衣服一般到村边池溏、沟渠、海边去洗。厕所多为旱厕，洗澡的次数也不多。而80年代以后，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洗衣机、水冲厕所、家庭浴室的逐步兴起和普及，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酒店、饭店、客棧的井喷式发展，生活用水呈几何级数增长，排放的污水也随之增长。不仅水资源越来越紧张，污水排放也使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沉重代价。
九
西洱河梯级电站中的一、二级电站建成投产，对洱海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的洱海水位急剧下降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大理州委、州政府的警觉，从此拉开了洱海保护治理的序幕。1982年成立了洱海管理局，1984年州人民政府制定了洱海管理暂行条例，1988年州人大颁布了《洱海管理条例》，确定了洱海的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分别为1974米和1971米（海防高程），在全省首开依法治湖的先河。1989年4月开工建设西洱河节制闸，限制了西洱河电站发电对洱海水资源的过度利用。
1996年洱海第一次大面积爆发蓝藻之后，让人们认识到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开发利用洱海了。大理州响亮地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洱海的严厉措施。1996年11月州委、州政府决定开展取消洱海网箱养鱼和机动渔船动力设施的“双取消”，对洱海流域内一批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进行异地搬迁、关停并转。1998年州人大修订《洱海管理条例》，提出保护第一的原则，将整个洱海流域确定为保护范围，增设了防洪水位（1974.20米）。2000年11月在洱海公园以西灯笼河口和喜洲沙村湾开展了洱海污染底泥疏浚试验工程。2001年9月州委、州政府决定开展1974米以内的滩地实施退塘还湖、退耕还林、退房还湿地的“三退三还”活动。从1997年开始，州委、州政府还开展了从洱海流域以外调水工程的调研、勘察、设计和论证，由于专家担心所引水质对洱海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根据专家建议这项工作在2012年被暂时搁置下来。
2003年洱海第二次大面积爆发蓝藻之后，大理州委、州政府根据云南省政府“大理城市建设现场办公会”精神，提出了“123456”的保护治理思路，进一步加强了洱海保护治理工作。即围绕“一个目标”：实现洱海Ⅱ类水质目标；体现“两个结合”：控源与生态修复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实现“三个转变”：湖内治理为主向全流域保护治理转变，从专项治理向系统的综合治理转变，以专业部门为主向上下结合、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治理转变；突出“四个重点”：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湖滨带生态恢复建设、人湖河流和农村面源治理为重点；坚持“五个创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法制创新、科技创新：全面实施洱海保护治理“六大工程”：洱海生态修复、环湖治污和截污、流域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主要人湖河道综合整治和城镇垃圾收集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流域水土保持、洱海环境管理工程。同时，将洱源县双廊、江尾两个湖区乡镇划归大理市，启动了洱源生态文明试点县建设，在省内率先推出了河长制。2004年州人大修订《洱海管理条例》，强调生态优先，把洱海以发电、灌溉为主的功能调整为生态保护第一的功能。
2008年洱海第三次大面积爆发蓝藻之后，大理州委、州政府进一步加大洱海保护治理力度，及时制止了洱海周边的一批建设项目。2012年决定实施“2333”行动计划，即以二类水为目标。用三年时间，投入30亿元，实施“两百个村两污治理、三万亩湿地建设、亿方清水入湖”三大重点工程。成立了大理州、大理市和洱源县洱海流域保护局。2013年州人大颁布施行了《海西保护条例》。
2013年洱海第四次大面积爆发蓝藻之后，2014年初大理州委、州政府决定在全州开展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的“三清洁”活动。2014年州人大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管理条例》修改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使保护第一的原则更突出；保护管理范围由“一湖之治”扩大到“流域之治”，保护管理的范围更广：进一步强化了保护管理的机构设置、职能职责、生态补偿等机制，保障机制更完善；突出了“两污”（垃圾、污水）治理、渔业管理、船舶管理、码头管理、洱海周边项目建设监管等重点难点：进一步细化了保护管理措施，明晰了法律责任，加大了处罚力度，操作性更强。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洱海时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洱海，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美景永驻人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大理州委州政府决定实行“党委领导，政府组织，镇村为主，部门挂钩，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行覆盖洱海全流域的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度。建立起纵向以入湖河道沟渠为主线，横向以周边村庄、农田、湿地、库塘为对象，以流域乡镇、村委会行政辖区为单元格的责任划分体系，推动流域保护网格化管理。同时，还进一步完善以州级领导分块包干，县市领导为“河长”，流域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为“段长”，村委会（社区）总支书记（主任）为“片长”，村民小组长及3员（河道管理员、滩地协管员、垃圾收集员）为管理员，挂钩部门为协管单位的“五级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实行洱海保护的精细化管理。2015年，州委、州政府决定全面启动环湖截污干管建设。
2016年，洱海又一次发生了大面积的蓝藻爆发。而且这一次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蓝藻发生在水质本该很好的冬季。这种十分反常的现象，给了人们当头一棒，警示人们洱海的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6年11月30日，省委书记、省长陈豪主持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在听取洱海保护治理情况汇报后，作出了“采取断然措施、开启抢救模式，保护治理好洱海”的重要指示。2017年初。大理州推出了被社会各界称为史上最严的一系列洱海治理措施，提出要全面实施洱海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全民保护洱海“七大行动”，加快推进截污治污、入湖河道综合整治、流域生态建设、水资源统筹利用、产业结构调整、流域监管保障“六大工程”，确保“十三五”期间洱海全湖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的目标，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提升，洱海水质得到根本改善。随后，划定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从4月1日起对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服务业进行专项整治，并开展了截污停污、应急补水、灌装收集污水、建设生态隔离带、流转土地发展生态农业等一系列应急控污减污措施。再次在罗时江口开展洱海污染底泥疏浚试验工程。州人大从6月1日起颁布实施《乡村清洁条例》。
从洱海几十年的变化历程来看，应当说大理州在洱海保护治理方面，认识早、行动早，保护治理的意识不断增强，思路不断完善，力度不断加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还很有前瞻性、超前性，为全国湖泊治理创造了经验，得到国家和各地的好评。但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投入严重不足，致使一些重大的保护治理措施难以完全按计划实施。加上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很好的措施未能充分落实，保护优先的思路未能贯彻始终，近年来对洱海周边客栈的井喷式发展严重估计不足。因此，在洱海保护治理与洱海水质污染的赛跑中，保护治理未能跑赢水质污染，无论是外源污染还是内源污染都呈现出一个逐步加剧的趋势。所做的诸多努力对洱海水质污染进程只是起到了延缓的作用。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洱海水质污染进程。
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都与洱海有关，在打捞这些回忆的同时。我总在想，回头看是为了向前看，梳理记忆里洱海的历史变迁，就像是梳理了一段沧桑的人生经历。所不同的是洱海似乎还是那个洱海，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改变着面貌。说到家乡，洱海便是我的乡愁所系。也是我的思念缘由。洱海的疼痛让人伤怀。密集的蓝藻爆发让人忧愁，怎样才能留得清澈的蓝月亮在时光的长河里闪亮？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母亲湖”恢复往日的靓丽？真可谓任重而道远。现在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保护洱海是我这个从小生长在洱海边的大理人的使命，也是生活在洱海流域的所有人的使命，更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只有“洱海清”才能“大理兴”，保护洱海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所以即使面臨诸多艰难困苦，我们也必须砥砺前行，将洱海保护放在心中，放在第一。
转念思考，作为洱海历史变迁的亲历者，往事堆砌里的洱海总是能给我一些启示，想要还清澈的洱海于明天，必须统筹推进“治污、清淤、调水”三大重点工程。现在，必须要突出治污这个重点。通过减量、截污、处理、净化的思路，有效提升人湖水质，切实减轻洱海污染负荷。同时，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洱海污染底泥疏浚工程。逐步消除洱海内源污染：并重新启动从洱海流域外调水工程的调研、论证工作，通过调水增加入湖水量，为缩短洱海水体转换周期创造条件。
要实现洱海永远的蔚蓝，最重要的是民意、民心和人民行动。摒弃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人心人情的影响下形成全民参与洱海保护的格局。政府要鼓励城乡居民节约资源，减少垃圾和污水，引导城乡居民自觉参与到洱海保护中来，主动自愿守护好我们的一片蔚蓝。从我做起，在日常生活中要践行低碳环保、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农业生产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开展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发展水、肥、药一体化的现代农业，转变千家万户分散经营和大水大肥的农业生产方式。
回忆总是让人动容。往事总是让人亲切。生于斯、长于斯的洱海，是我浓郁的乡愁。这一弯蓝蓝的洱海明月是大理人永远的“母亲湖”，是每一个大理人心之神往、心之所想，心之所念。而大理的美丽、大理的生存、大理的持久发展全系于洱海的清澈。
曾经的往事里，洱海永远是最深沉的，也是最忧伤和明丽的。蓝蓝的洱海，如明亮的月亮嵌在苍山之畔，让月亮永远明亮如昨，是我们大理人永远的使命和责任。
而记住乡愁，记住往事，就是记住洱海的清澈。
洱海用母亲般的爱呵护着她的子民，大理的富庶和美丽源于这一湾水天相接的碧蓝。居住在洱海边的人都爱恋洱海，无论在哪里，她都是我们永远的依恋和思念。
往事里的洱海仍然清晰如昨，而今天洱海的明亮似乎被遮挡了。随着时光的变迁，洱海的面目慢慢变化，甚至变得模糊不清。一件件的往事堆砌在我对洱海的记忆中。洱海的变化伴随着我的记忆慢慢流淌，我总想将那些往事记录下来，去寻找洱海的曾经和现在。
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大理地区只有两座小水电站。一座是1944年由当时的下关商会组织下关玉龙电力公司投资修建并于1946年2月竣工发电的天生桥水电站，装机容量为300千瓦，这是西洱河历史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这座电站的建成，不仅解决了大理和下关城区的照明，还带动了下关地区火柴厂、肥皂厂、汽车保养厂等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据说，由于天生桥水电站的功率较小，仅利用洱海自然外泄的部分水量发电。对洱海的出水没有形成人为干预，对洱海的生态环境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另一座是由喜洲民族资本家于1945年修建并于当年竣工的万花溪水电站，这是云南农村第一座水电站，装机容量大概只有150千瓦，主要用于照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电力事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中，提出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奋斗目标。1958年开始修建西洱河梯级水电站当中的四级水电站。但由于经济困难，1961年被迫停工，1966年开始复工，直到1972年完成竣工。在四级水电站竣工的当年，一级和二级水电站先后开工，并于1980年竣工。三级水电站于1980年开工，1988年竣工。西洱河梯级水电站装机容量共25，5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为9，03亿度。西洱河电站的建成，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昆明地区的生产生活用电，也改善了大理地区生产生活用电，对大理乃至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亲历者，在修建西洱河水电站的过程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件事是在1970年，为了加快修建西洱河水电站，发动了民兵大会战，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学校组织正在上初中的我们学习解放军“拉练”，一群十三四岁的小孩背着行李，从龙龛出发，徒步走到大合江，去参观正在修建的水电站。到达工地后，我们都很兴奋，不顾旅途劳累，马上就去参观，还看了引水隧道。政府能有本事修建这样的大工程，让我们都觉得骄傲万分。另一件事是从1972年起，为了满足西洱河梯级电站发电用水的需要，开始实施西洱河河道开挖工程。将洱海出海口至一级电站拦河闸段加宽、取直、挖深，挖深了5至7米，在开挖中还使用了高度机械化作业的挖泥船。1973年，大理一中组织正在上高中的我们去下关学工，其中就到新桥参观挖泥船作业。习惯于肩挑锄挖和人海战术的同学，对此感到极为震撼。回校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作文中极力讴歌了挖泥船作业的壮观场面。两次参观西洱河电站建设的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促使我在1977年参加高考和中专考试时，填报的志愿就是云南电力学校。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西洱河水电站的设计，没有深入地进行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装机容量过大，仅靠洱海的自然外泄水量无法满足发电需要，因此实施的修建拦河闸和开挖出海口这两项工程对洱海和西洱河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修建拦河闸，致使西洱河完全断流，使江鱼无法洄游到洱海，是导致洱海弓鱼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挖深了洱海出海口，动用了洱海的死库容，使洱海水位大幅下降，让洱海的滩涂大量裸露出来，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洱海生态环境，也为人们开垦滩涂、占滩建房创造了客观条件。应当说，西洱河电站对洱海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是造成洱海生态环境重大变迁的起始。
二
当时的农业生产面临的问题很多，如何防治病虫害是农业生产面临的永恒主题。腻虫是小麦、蚕豆、洋芋、蔬菜等农作物最为常见的病虫害。当时我们国家农药工业十分落后，灭腻虫就用灶灰，效果自然差。后来有了一种叫666粉的农药，这种农药灭腻虫的效果好，但在撒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人体造成一些伤害，而且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量也很大，后来就不再使用了。7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叫做乐果的新农药，对防治腻虫非常有效，而且兑水用喷雾器喷洒效率高，对人体的伤害也小，非常受农民欢迎。后来，随着国家农药工业的发展，新的农药品种不断出现，农产品产量得以稳步提高。八十年代初，农田承包到户以后，农民充分运用种植自主权，加快了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步伐，洱海流域蔬菜面积大幅度增加。与粮食作物相比。蔬菜對农药的依赖性更大，农药的使用量也更大。长期使用农药，使病虫害产生了抗药性，现在已经到了离开农药就无法种庄稼的地步。农药的普遍大量使用，虽然保障了农业生产的稳产高产，但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使用的诸多农药中，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五氯酚钠除草剂。村民们不仅将五氯酚钠用于除草，还用于灭钉螺。记忆中除草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农活，也是妇女从事的主要农活之一。特别是在稻田里除草，既要站着用脚踩，还要时而弯腰用手拔草，非常辛苦。当然，苦中也有乐。当时，稻田里有鱼、泥鳅、田螺、螃蟹、黄鳝，还有鹌鹑。妇女在除草收工之际。腰间系的小竹篓里面往往装满了田螺、螃蟹，有时还会有鹌鹑蛋。那时人们会在稻花开的那段时间，下午天气热的时候，将田埂子扒开一个口子，然后支好撮箕，等待谷花鱼随着水流进入撮箕。不一会，就会捉到满满一撮箕的谷花鱼。那时稻田、沟渠里的鱼虾很多，吃鱼方便。大概从1975年开始，在上级农科部门的指导下，开始将五氯酚钠除草剂用于稻田除草。五氯酚钠的除草效果特别好，使除草从一项由大多数妇女参与的农活变成只需少数几个人负责，极大地节省了劳动力，还除得非常干净。但五氯酚钠除草剂的使用也产生了副作用，在除草的同时，也将鱼虾杀死了。虽然村民们后来也看到了使用除草剂的副作用，但因为有利于节约劳动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血吸虫，是一种以钉螺为宿主的寄生虫，遇到入水的人畜，可在十多秒钟之内钻入皮肤，并在体内发育成成虫，危害肝、脾等。血吸虫病在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蔓延，死亡率极高，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从1956年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
大理也曾是血吸虫病的疫区，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比如葭蓬村。过去曾听老人说，由于血吸虫病肆虐，该村历史上人口增长率极低。大理大规模消灭血吸虫病的活动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消灭血吸虫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在沟里撒五氯酚钠除草剂消灭钉螺。二是将血吸虫患者集中到龙龛完小统一治疗。通过这次活动，以后就很少听说血吸虫病的事了。在沟里撒五氯酚钠除草剂消灭钉螺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种方法在消灭了钉螺的同时。也杀死了沟渠里的魚虾。
五氯酚钠除草剂的滥用，使稻田和沟渠里面的鱼虾几乎灭绝了。五氯酚钠除草剂的残留部分淌进洱海，无疑对洱海水体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三
当时流行“农业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过去，我国化肥工业十分落后，直到六十年代末，仍以使用农家肥为主。农家肥的来源主要是厩肥、大粪、绿肥。我们生产队种过的绿肥品种有大麻和苕子，绿肥用于稻田。由于种植绿肥，需要占用农田，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后来就不再种植了。由于人口少、家畜养殖也少，自产的厩肥和大粪满足不了需要，我们生产队就去下关包厕所，组织社员到下关积肥，将大粪和干肥（可用作肥料的生活垃圾）用船运回来。还发动社员上苍山割茅草、耢松毛，用茅草、松毛垫厩，或堆捂成肥。
过去，我们村海边都是沙滩，仅靠溪流人海口和村子周边水塘的淤泥无法满足需要，村民们就在雨季来临前，在海边挖塘。随着雨水来临水位上涨，塘里充满了淤泥。到次年春季，水位下降后，村民将塘里淤泥挖出运到菜地里。挖淤泥不仅能肥田和改良土壤，客观上也起到了净化洱海水质的作用。
但随着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和进口化肥的增加，化肥开始普及，上苍山割茅草、耢松毛，去下关积肥、挖淤泥这些传统的生态农业方式，到八十年代初就逐步消失了。因为虽然农家肥有肥料成份齐全、改良土壤等诸多优点，但是制肥耗时耗力，肥效远不及化肥，使用化肥更加方便和卫生。特别是农田承包到户以后，洱海流域蔬菜面积大幅度增加，其中大蒜增长尤其迅猛，对肥料的使用量更大。化肥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带来了副作用，不仅使土壤板结，未被吸收利用的肥料还污染了水质。专家分析，农业面源污染是构成洱海污染负荷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记得过去洱海的海滩大多是沙滩，不同程度地向海里延伸，少的几十米，多的几百米，面积较大。沙滩上除了沙子，还有鹅卵石、贝壳、螺蛳。沙滩不仅是水鸟的栖息地和鱼类的产卵地，还是洱海自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对沙滩的记忆总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生活在洱海边的人，大多都会游泳和潜水。小孩自打生下来就喜欢玩水。到了六七岁就要到海边玩水，一边玩水一边学习游泳。每到夏天，村里的小孩经常到海边游泳，游泳是那个年代小孩的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在游泳的同时，顺便拔海菜。我记得在水淹到胸口深、长有海菜的水域，脚碰到海菜时潜入水底，一只手捏着海菜，一只手掏空海菜周边的沙子，然后捏着海菜，用脚一蹬，就把海菜拔起来了。不一会，就能拔一大捆海菜回家。海菜白白的那一截菜帮给人吃，绿叶子喂猪。这个时候，若还没有芋头，就用老豆米或洋芋加上腊猪油或腊猪肉煮海菜。拔海菜是一种集玩耍、锻炼和劳动为一体的活动，还能获得劳动成果。我记得到每年七八月份，大、小关邑的海面上这种海菜花很多。船在划行时，人身子靠在船边拔海菜花，不一会功夫，就可以拔到一大捆。那时，我们不吃海菜的花，只吃海菜的花茎。同时也到吃芋头的季节了，用腊猪油或腊猪肉煮的芋头海菜花茎汤，更加爽口下饭。
每年夏季，村民们会利用闲暇时间到海边捉鱼。过去生态比较好，捕鱼都是使用钓鱼、罩鱼、扳罾、手撒网等传统手工方法。捕鱼强度不大。捉鱼也不难，很少空手而归。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每当夜幕降临，洱海边罩鱼的手电筒灯光时隐时现，甚是壮观。晚上，鲤鱼、鲫鱼来到海边沙滩上产卵，由于水浅，罩鱼比较容易。晚上罩鱼需要借助手电筒，人们还将两节手电筒加长以增加亮度。鱼被手电筒照着的时候，往往会发呆。只要手脚轻一点，罩得准一点，捉到是十拿九稳的。
一夜的大风大浪过后，第二天清晨就会有很多螺蛳被打到沙滩上，村民们可以到海边捡螺蛳。洱海里面的螺蛳，个儿大大的，壳厚厚的。螺蛳浑身是宝，不仅螺蛳、螺黄可以吃，连螺蛳里面的汁都可以加工成螺蛳豆腐。我们村南边的北罗久邑村，有不少人就是以捞螺蛳、卖螺蛳为生计的。北罗久邑村边堆放得像小山似的螺蛳壳以及妇女挑着螺蛳、螺黄和螺蛳豆腐叫卖的身影让人难以忘怀。挑好的螺蛳才几分钱一斤，花上几毛钱可以让一家人吃个够。大概到了1970年前后，村里人开始买螺蛳喂鸭子，海边多了一道村民向船家按撮箕论价买螺蛳的风景，村民多了一项副业，也多了一项收入。
可惜的是，绵延不绝的美丽沙滩后来被持续不断的挖沙卖钱的行为逐步破坏了。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后，为了多挣工分，就参与了生产队的木帆船作业组。木帆船作业组四个人一组，队里的大多数成年男子都参加了。我们队过去只有一条木帆船，载重量约为四五吨，主要任务是将队里的蔬菜运到下关，将下关的大粪运回村里，同时，也捎带社员的货物。七十年代初，由于下关兴起的混凝土建筑，产生了对沙子、碎石的需求。仅由航运公司供应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沙石材料需求，海岛、海印、挖色的船队也开始往下关运送沙石。为了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社员生活，我们村的几个生产队在七十年代中期也加入了挖沙卖沙的行业。我们队在1976年克服困难新造了一条载重量为9吨的木帆船，主要用于往下关运沙，回来时运干肥。老船四天一个来回，新船两到三天一个来回。在开船的过程中，有风靠风力，无风靠人力。人力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划桨，二是撑竿。水深、有淤泥的地方划桨，水浅、没有淤泥的地方撑杆。当时，从我们村到洱滨村北面的小树林一带都没有淤泥，我们就用撑竿。从小树林到下关淤泥多，我们就划桨。刚开始挖沙的时候，我们挖的是海边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小沙包，小沙包挖完后，我们就挖沙滩上的干沙子，沙滩上的干沙子挖完了，我们就在水齐腰深的地方挖海沙。通过挖卖沙子，确实增加了队里的收入，提高了工分值，改善了社员生活。1978年初我考上大学后，村民们继续挖卖沙子，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这些年，不仅我们村的村民在挖，其他地方的船队也来挖，还有人开着车子来海边挖。这样的现象，不只在我们村发生，在洱海边有沙滩的地方都普遍发生过。经过各地多年的挖卖沙子，洱海边的沙滩几乎被破坏殆尽了。洱海边的沙滩被挖完以后，有人又用挖沙船到海心去挖。到九十年代后期，挖沙行为虽然被政府彻底禁止了，但是，长时间、大规模的挖沙，对洱海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已经无法恢复了。 五
传统思想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农民对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渴望。而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日益减少，住房日益紧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垦海滩、填塘造田、占滩建房，无疑是改善生活的自然选择。而西洱河电站的建设使洱海水位逐步下降，为开垦海滩、填塘造田、占滩建房创造了客观条件。从国家宏观政策来说，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正在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为村民开垦海滩、填塘造田、占滩建房起到了鼓励和支持的作用。在热火朝天的昆明滇池围海造田大会战的示范下。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为天经地义的村民们便顺理成章地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了开垦海滩、填塘造田、占滩建房等一系列活动。
历史上洱海边的柳树林比较多。柳树往往栽在村子周围、沟渠边和海边，大多在海边。成片的柳树林，为小孩提供了嬉戏打闹的好场所，为人们提供了遮荫避暑的好去处，也为鳥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还成了海边村庄和农田的防护林带。过去栽种柳树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只要栽在公地上，谁栽归谁。在七十年代开始烧煤以前，村民的燃料主要是稻草、秸杆、木柴。稻草、秸杆不经烧，消耗量大。我们村离苍山较远，上山砍柴不易，买海东人背出来卖的柴火又要花钱。栽种柳树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解决柴火困难。到了冬天，通过间伐或修枝打权解决燃料问题。
我们村南海边的那一片柳树林，在七十年代初期被附近的生产队开垦成了菜地。前人栽种的那片美丽的柳树林从此消失了。八十年代以后，政府开展了湖滨带建设，在海边种植了水杉和柳树，为洱海增加了一道风景线，也避免了村民侵占海滩。由于洱海实行高水位运行，树林常年浸泡在水里，不少村民认为，湖滨带也有它的弊端，树林吸附污染物的能力十分有限。常年泡在水里不利于树林的生长，泡在水里的树林使洱海里的死亡水草无法到达岸边，树林本身的落叶也会在水里腐烂，增加了洱海的内源污染。因此，村民普遍建议砍伐泡在水里的树林。
记忆里洱海边的水塘很多，可以说是星罗棋布。我们村边就有三个，共有二十多亩。其中有两个是在村北，也就是今天龙龛码头进村道路的两边，东边那一个，叫招塘，约有两亩；西边田间那一个，叫秧塘，约十多亩。另外一个在村南我家门口，叫老爹塘，面积可能有两三亩。老爹塘与上登村的老姑塘相连，中间有一条宽窄不等的沟。这些自然历史形成的水塘美极了，水塘里生长着海菜花、刺菱角和水草，还有鱼虾、黄鳝、田螺，水面游弋着野鸭和鹌鹑，时有翠鸟到塘里捕食鱼虾。这些水塘提供村民诸如洗涤、浇地等生产生活用水。当年村里草房居多，时而发生火灾，水塘也成了附近村庄的消防池。水塘还能将上游淌下来的水和农田、村庄的污水蓄积起来，经过沉淀和净化再进入洱海。对保护洱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村北的两个水塘，在七十年代初期被附近的生产队填埋成了水田。村南的水塘在1982年农田承包到户以后，也被填埋成为水田和建房用地。随着洱海周边大多数水塘被填埋成田，千百年来形成的农田、村庄生产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生态系统被彻底破坏了，从此人湖河水和农田、村庄污水没有任何阻挡地直接淌进了洱海。加重了洱海的污染。
自古以来海滩是海洋、湖泊自我净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净化海洋、湖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死亡的水草和鱼类等水生动植物经风浪打到海滩上，就不会在水里腐烂而污染水体。那些年一夜风吹浪打过后，第二天清晨会有很多海草被打到海滩上。一些脚勤手快的村民天刚亮就到海边耢海草，将一种像面条一样宽的海草直接挑回家喂猪，将其他海草耢成堆，晾晒后再挑到菜地里作底肥，通过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进而改良土壤、增加地力。
但由于西洱河电站的建设，对洱海水资源的过度利用，洱海水位不断下降，原来常年浸泡在海水里的海滩逐步裸露了出来。随着洱海水位的下降，历史上水退人进的大战再次上演，而且这一次规模之大、破坏之烈，真是触目惊心。
在过去，生活比较贫困，村民们无力修建新房，住房拥挤不堪，单家独院的很少，大多为草房。我们村到七十年代只有极少数村民建房。且没有人到海边建房。因为在海边建房。风浪较大，要用大量的石料和土方填埋地基，石脚要砌得很高、很坚固，才能抵御海水的浸泡和波浪的拍打，建房成本很高。过去的住房密封性比较差，风会往屋里灌，人穿的衣服又单薄，冬春季节刺骨的寒风让人害怕。如果住的是草房，还要担心风把房头吹走。因此，过去很少有人愿意在海边建房，原来在海边住的人家，后来有条件都搬走了。
而到70年代末，由于人口繁衍，住房日益拥挤，村民改善住房的愿望强烈起来。加上粮食产量有了明显提高，粮食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通过挖卖海沙增加了集体收人，社员分红有所增加，村民也有了改善住房的经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村里不得不开始考虑村民的建房用地问题。当时，生产队对农田管得很严，为了不占用农田，我们村就将因水位下降而裸露出来的海滩规划为村民建房用地，村民陆续开始在海边建房。农田承包到户以后，随着村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在海边建房达到了高潮。2001年，政府为了保护海滩实行“三退三还”，规定在海拔1974米以下实行“退房还湖”，村民转而在村边利用自己的承包田建房。村边没有承包田的村民，就通过私下交易在村边建房。至今，全村270多户人家中大约有30%的人家把房子建在海边，有20%的村民在村边建房。70年代末至今，整个村庄农户大约增加了100余户，占地面积却扩大了一倍多。村庄占地面积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户增长速度的原因，主要是村民建的新房大多是单家独院，许多人家盖了新房，老房子却闲置下来无人居住：还有就是近年来，随着洱海边乡村旅游的发展，一些人家将海边住房出租给外地人用于经营客栈，自己又盖了新房。目前，村民建房发展旅游业的意愿非常强烈，只是政府对建房的严格管控，才使得村庄扩张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80年代初，我们村又将村子两边的滩涂按人头分给村民种菜。记得1983年年底的一天，在州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老乡告诉我，州级机关食堂刚买回来的洋芋最适合作种子，可以给家里买一点。我听从建议给家里买了几十斤。次年春季，我父母就在生产队刚分的海涂菜地上种了洋芋。可能由于海涂里富含腐殖质，又是第一次种庄稼，洋芋长得特别好，洋芋个头大形状好，亩产特别高。随着村子两边的海滩被开垦成为菜地，我们村村域范围内的海滩几乎被彻底占用了。由于洱海周边各地村民普遍性地占滩建房、开垦田地，大量的海滩被占用，洱海的湖面逐步缩小，洱海的自我净化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洱海的内源污染和外源污染在逐步增加。 六
“隔山容易隔水难”。从小生活在海边的我，对这句古老的俗话感受颇深。我们村是海西离海东最近的地方，到大理古城也不过三四公里。独特的区位优势，使龙龛码头成为往返海东海西的主要码头。千百年来，海东老百姓到大理古城赶街就将船停靠在这里，甚至从各地赶来去鸡足山朝圣的信徒也在这里乘船。
过去的船是木帆船，载重量只有几吨，运力十分有限，除了随身携带的货物，一般也只能搭乘四五十人。开船时，有风靠风，无风靠人。从海东到海西，风平浪静的时候，因为水深无法使用撑竿；划桨不仅耗体力，速度也很慢。如果是顺风，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码头，如果是逆风，不仅要花几个小时，搞不好还靠不上码头。起航的具体时间还要看风向。因此，海东老百姓去大理古城赶街，后半夜就要起床。到了下午，又要赶到码头乘船。如果东西没有卖完，或者买东西误了时间，就赶不上船，只好在海西过夜。当时，在海西过夜可是个大难题，由于贫穷人们舍不得去住旅店，只能勉为其难地去附近亲戚家借宿。当年，海东人往下关、宾川、挖色都要徒步，交通极其不便，生活非常艰辛。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到海东公社工作时，尽管木帆船已经加装了柴油机，成了机动船，但是仍感交通的不便。
改善海东的交通条件，是海东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也是政府心之所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一直致力于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修通了下关到海东、挖色的简易公路后，九十年代，政府考虑到洱海东边的村庄大多在洱海沿岸，为了便于村民出行，带动东岸经济发展，开始着手海东沿湖公路的建设。又由于修建机场公路和开发海东的需要，几经调整，不断建设，形成了今天美丽的环海东路。
由于历史原因，海西海滨村庄之间没有一条畅通无阻的连接线，原有的许多路段汽车无法通过。在环海东路日益完善的同时，修建环海西路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争论与迟疑多年之后，2010年终于以市级补助、乡镇协调、村为主体的模式开始实施。不久，从下关大关邑至喜洲沙村能满足汽车通过的环海西路终于建成。
环海东路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海东人民的出行条件，也极大地带动了海东经济的发展，使海东的面貌和海东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环海西路的建成，改善了海西海边一带村民的通行条件，使海西的路网更加完善。环海路的修建，也为市民和游客环海观光游览、休闲健身创造了条件，带动了环海旅游业的发展。在充分肯定环海路建设必要性的同时，我们也毋庸讳言，环海路的一些路段是在海滩上修建起来的，使海滩遭到进一步破坏，湖面进一步缩小，洱海的内源污染进一步增加。
伴随着环洱海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洱海沿线的开发价值日益显现。近十年来，四面八方的投资商、房地产商纷至沓来，在洱海边跑马圈地，以海景房为卖点，建酒店、开客栈、开发房地产。当地村民在投资商、房地产商的带动下，也纷纷租房租地给外地人办客栈或自己办客栈，洱海边俨然成了一个大工地，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环海旅游业迅速升温并成为一个重要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又占用了一些海滩，海滩遭到进一步破坏。至此，从70年代以来，经过村民开垦海滩、占滩建房，政府修建环海路，房地产商和村民建酒店、建客栈等行为，使洱海边的大量海滩被占用，湖面不断缩小，洱海的自净机制不断遭到破坏，洱海的内源污染不断增加。同时，由于环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酒店、客栈准入条件的制定严重滞后，大量污水直接排到洱海，加剧了洱海的污染负荷。
七
大理人素来对鱼情有独钟，平时很爱吃鱼，招待客人更是少不了要吃鱼。简直到了无鱼不成席的地步，对鱼的需求量很大。随着洱海流域人口的增加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旅游业的兴起，湖泊、江河的野生鱼类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鱼类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利用湖泊、水库养鱼便成了人们的自然选择。
1984年底，在大理州科技局提议并指导下，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开始在洱海里开展网箱养鱼。洱海之滨的村民闻风而动，也纷纷效仿开展网箱养鱼，还利用洱海水位下降、大量滩涂裸露出来的天赐良机，在滩涂上围塘养鱼。其他地方也看到了发展渔业的商机，纷纷利用湖泊、水库发展渔业。由于人工养鱼的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解了鱼类短缺的状况，满足了市场需求。
1984年开始在洱海引进太湖银鱼，1991年终于大获成功。银鱼繁殖很快，产量也很大。银鱼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还大量出口日本，而且价格比较高，因此，许多人纷纷加入到银鱼捕捞、收购、加工的行业中，既带动了群众致富，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从1991年到1996年，洱海银鱼累计产量3000多吨，获得了数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洱海里大量发展网箱养鱼、围塘养鱼和养殖银鱼，在极大地满足和丰富了市场需求，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由于大量投放饲料和鱼的大量排泄，网箱养鱼和围塘养鱼加重了洱海的污染。围塘养鱼还占用了海滩，破坏了洱海的自我净化系统。因为银鱼个头极小，捕捞银鱼的网眼很细，捕捞银鱼的同时，往往将其他鱼类也一网打尽了，对洱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据专家说，由于银鱼的食性，造成浮游植物的天敌减少，为蓝藻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导致了洱海污染。银鱼在产卵之后不久就会死去，腐烂在海底，又加剧了洱海污染。
八
当时村民的农业生产用水，主要是农田灌溉用水。大理坝子的种植习惯，主要分为大春和小春两季。小春这一季，主要种植小麦、蚕豆、洋芋和油菜；大春这一季，主要种植水稻、包谷和芋头。这些作物都需要引水灌溉，大多数作物泡两三遍就可以了，水稻却不一样。水稻从育秧、插秧，直到水稻收割前的一段时间，都需要用水灌溉，用水量特别大。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稻田是一种人工短期湿地，属于农业湿地的范畴，对吸收上一季的残余肥料、防治病虫害、增加空气湿度，是非常有效的。历史上，大理的灌溉用水都引用苍山溪水。由于大理坝子的农业生产结构雷同，苍山溪水不可能同时满足各地村民的灌溉需求，只能按照先山脚、后海边的顺序进行。像用水量大的栽秧，山脚的田栽完了，海边的田才能栽。因此，就出现了海边村民“芒种将至，点火栽秧”的情景。雨水来得晚的年份，还会出现过了节令栽秧影响产量甚至因为缺水栽不了秧的情形。其次是菜地用水方面，大多数地方种菜主要是为了自家食用，浇菜用水靠河水或井水，只有海边的龙龛、生久等少数几个村种菜主要是为了出售。龙龛、生久、才村、下雞邑的菜地都在海边，当时蔬菜面积不大，浇菜的用水量在农业生产用水中占的比例很低，可以忽略不计。 为了解决洱海边农业灌溉的用水困难，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按照政府补助和村民投工投劳相结合的方式，开始建设抽水站，逐步解决了海边一带的灌溉困难。不仅可以按节令栽种，做到满栽满插，使农田得到充分利用，而且由于洱海水温比苍山溪水高，更有利于庄稼生长，产量得到明显提高。随后由于苍山溪水减少，苍山脚下的农田灌溉也开始变得困难，政府接着建设二级站。又因西洱河电站建设导致的洱海水位下降。原来的抽水站显得力不从心，政府将一级站直接建到洱海里。将原来的一级站改为二级站，将原来的二级站改为三级站。再后来建设了一条龙灌溉系统，废弃了原来的一些抽水站，解决了坝子里大多数农田的灌溉问题。
当时村民的生活用水主要是饮用水。大理坝子里的村民，历史上饮用水的水源主要有三种：一是苍山溪水；二是洱海水；三是井水。大多数人饮用苍山溪水，离溪流较远的饮用井水，居住在洱海边的村民直接饮用洱海水。过去苍山溪水常年不断，农田不用化肥农药。上游村民不会往下游村民饮用的溪流里排放污水、倾倒垃圾，溪水就比较干净。井水则因所处的地方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有的甘甜，有的苦涩。山脚的井水普遍较好，坝子里的井水普遍赶不上山脚的井水。我们村就在海边，一般饮用洱海水，波浪大时才饮用井水或溪水，我们感觉海水比井水和溪水好喝。而这种情况从70年代中期开始灭钉螺、使用除草剂和化肥农药以后就逐步改变了。先是溪水不能喝了，坝子里的村民自发打井的多了。而有些井水又不好喝。村里就只好自发组织起来到苍山溪口接水。再后来，洱海水也不能喝了，一些海边的村子也加入了去苍山溪口接水的行列。由于气候变化，苍山溪水减少，山脚下居民增多，原本不多的溪水被大量截流，坝子里村民的饮用水就日益困难。目前，许多村民都在买瓶装水喝，生活成本也在增加。
生活用水还有平时的洗涤用水。过去洗涤用水量不大，衣服一般到村边池溏、沟渠、海边去洗。厕所多为旱厕，洗澡的次数也不多。而80年代以后，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洗衣机、水冲厕所、家庭浴室的逐步兴起和普及，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酒店、饭店、客棧的井喷式发展，生活用水呈几何级数增长，排放的污水也随之增长。不仅水资源越来越紧张，污水排放也使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沉重代价。
九
西洱河梯级电站中的一、二级电站建成投产，对洱海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的洱海水位急剧下降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大理州委、州政府的警觉，从此拉开了洱海保护治理的序幕。1982年成立了洱海管理局，1984年州人民政府制定了洱海管理暂行条例，1988年州人大颁布了《洱海管理条例》，确定了洱海的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分别为1974米和1971米（海防高程），在全省首开依法治湖的先河。1989年4月开工建设西洱河节制闸，限制了西洱河电站发电对洱海水资源的过度利用。
1996年洱海第一次大面积爆发蓝藻之后，让人们认识到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开发利用洱海了。大理州响亮地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洱海的严厉措施。1996年11月州委、州政府决定开展取消洱海网箱养鱼和机动渔船动力设施的“双取消”，对洱海流域内一批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进行异地搬迁、关停并转。1998年州人大修订《洱海管理条例》，提出保护第一的原则，将整个洱海流域确定为保护范围，增设了防洪水位（1974.20米）。2000年11月在洱海公园以西灯笼河口和喜洲沙村湾开展了洱海污染底泥疏浚试验工程。2001年9月州委、州政府决定开展1974米以内的滩地实施退塘还湖、退耕还林、退房还湿地的“三退三还”活动。从1997年开始，州委、州政府还开展了从洱海流域以外调水工程的调研、勘察、设计和论证，由于专家担心所引水质对洱海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根据专家建议这项工作在2012年被暂时搁置下来。
2003年洱海第二次大面积爆发蓝藻之后，大理州委、州政府根据云南省政府“大理城市建设现场办公会”精神，提出了“123456”的保护治理思路，进一步加强了洱海保护治理工作。即围绕“一个目标”：实现洱海Ⅱ类水质目标；体现“两个结合”：控源与生态修复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实现“三个转变”：湖内治理为主向全流域保护治理转变，从专项治理向系统的综合治理转变，以专业部门为主向上下结合、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治理转变；突出“四个重点”：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湖滨带生态恢复建设、人湖河流和农村面源治理为重点；坚持“五个创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法制创新、科技创新：全面实施洱海保护治理“六大工程”：洱海生态修复、环湖治污和截污、流域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主要人湖河道综合整治和城镇垃圾收集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流域水土保持、洱海环境管理工程。同时，将洱源县双廊、江尾两个湖区乡镇划归大理市，启动了洱源生态文明试点县建设，在省内率先推出了河长制。2004年州人大修订《洱海管理条例》，强调生态优先，把洱海以发电、灌溉为主的功能调整为生态保护第一的功能。
2008年洱海第三次大面积爆发蓝藻之后，大理州委、州政府进一步加大洱海保护治理力度，及时制止了洱海周边的一批建设项目。2012年决定实施“2333”行动计划，即以二类水为目标。用三年时间，投入30亿元，实施“两百个村两污治理、三万亩湿地建设、亿方清水入湖”三大重点工程。成立了大理州、大理市和洱源县洱海流域保护局。2013年州人大颁布施行了《海西保护条例》。
2013年洱海第四次大面积爆发蓝藻之后，2014年初大理州委、州政府决定在全州开展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的“三清洁”活动。2014年州人大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管理条例》修改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使保护第一的原则更突出；保护管理范围由“一湖之治”扩大到“流域之治”，保护管理的范围更广：进一步强化了保护管理的机构设置、职能职责、生态补偿等机制，保障机制更完善；突出了“两污”（垃圾、污水）治理、渔业管理、船舶管理、码头管理、洱海周边项目建设监管等重点难点：进一步细化了保护管理措施，明晰了法律责任，加大了处罚力度，操作性更强。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洱海时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洱海，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美景永驻人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大理州委州政府决定实行“党委领导，政府组织，镇村为主，部门挂钩，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行覆盖洱海全流域的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度。建立起纵向以入湖河道沟渠为主线，横向以周边村庄、农田、湿地、库塘为对象，以流域乡镇、村委会行政辖区为单元格的责任划分体系，推动流域保护网格化管理。同时，还进一步完善以州级领导分块包干，县市领导为“河长”，流域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为“段长”，村委会（社区）总支书记（主任）为“片长”，村民小组长及3员（河道管理员、滩地协管员、垃圾收集员）为管理员，挂钩部门为协管单位的“五级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实行洱海保护的精细化管理。2015年，州委、州政府决定全面启动环湖截污干管建设。
2016年，洱海又一次发生了大面积的蓝藻爆发。而且这一次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蓝藻发生在水质本该很好的冬季。这种十分反常的现象，给了人们当头一棒，警示人们洱海的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6年11月30日，省委书记、省长陈豪主持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在听取洱海保护治理情况汇报后，作出了“采取断然措施、开启抢救模式，保护治理好洱海”的重要指示。2017年初。大理州推出了被社会各界称为史上最严的一系列洱海治理措施，提出要全面实施洱海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全民保护洱海“七大行动”，加快推进截污治污、入湖河道综合整治、流域生态建设、水资源统筹利用、产业结构调整、流域监管保障“六大工程”，确保“十三五”期间洱海全湖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的目标，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提升，洱海水质得到根本改善。随后，划定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从4月1日起对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服务业进行专项整治，并开展了截污停污、应急补水、灌装收集污水、建设生态隔离带、流转土地发展生态农业等一系列应急控污减污措施。再次在罗时江口开展洱海污染底泥疏浚试验工程。州人大从6月1日起颁布实施《乡村清洁条例》。
从洱海几十年的变化历程来看，应当说大理州在洱海保护治理方面，认识早、行动早，保护治理的意识不断增强，思路不断完善，力度不断加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还很有前瞻性、超前性，为全国湖泊治理创造了经验，得到国家和各地的好评。但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投入严重不足，致使一些重大的保护治理措施难以完全按计划实施。加上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很好的措施未能充分落实，保护优先的思路未能贯彻始终，近年来对洱海周边客栈的井喷式发展严重估计不足。因此，在洱海保护治理与洱海水质污染的赛跑中，保护治理未能跑赢水质污染，无论是外源污染还是内源污染都呈现出一个逐步加剧的趋势。所做的诸多努力对洱海水质污染进程只是起到了延缓的作用。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洱海水质污染进程。
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都与洱海有关，在打捞这些回忆的同时。我总在想，回头看是为了向前看，梳理记忆里洱海的历史变迁，就像是梳理了一段沧桑的人生经历。所不同的是洱海似乎还是那个洱海，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改变着面貌。说到家乡，洱海便是我的乡愁所系。也是我的思念缘由。洱海的疼痛让人伤怀。密集的蓝藻爆发让人忧愁，怎样才能留得清澈的蓝月亮在时光的长河里闪亮？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母亲湖”恢复往日的靓丽？真可谓任重而道远。现在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保护洱海是我这个从小生长在洱海边的大理人的使命，也是生活在洱海流域的所有人的使命，更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只有“洱海清”才能“大理兴”，保护洱海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所以即使面臨诸多艰难困苦，我们也必须砥砺前行，将洱海保护放在心中，放在第一。
转念思考，作为洱海历史变迁的亲历者，往事堆砌里的洱海总是能给我一些启示，想要还清澈的洱海于明天，必须统筹推进“治污、清淤、调水”三大重点工程。现在，必须要突出治污这个重点。通过减量、截污、处理、净化的思路，有效提升人湖水质，切实减轻洱海污染负荷。同时，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洱海污染底泥疏浚工程。逐步消除洱海内源污染：并重新启动从洱海流域外调水工程的调研、论证工作，通过调水增加入湖水量，为缩短洱海水体转换周期创造条件。
要实现洱海永远的蔚蓝，最重要的是民意、民心和人民行动。摒弃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人心人情的影响下形成全民参与洱海保护的格局。政府要鼓励城乡居民节约资源，减少垃圾和污水，引导城乡居民自觉参与到洱海保护中来，主动自愿守护好我们的一片蔚蓝。从我做起，在日常生活中要践行低碳环保、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农业生产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开展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发展水、肥、药一体化的现代农业，转变千家万户分散经营和大水大肥的农业生产方式。
回忆总是让人动容。往事总是让人亲切。生于斯、长于斯的洱海，是我浓郁的乡愁。这一弯蓝蓝的洱海明月是大理人永远的“母亲湖”，是每一个大理人心之神往、心之所想，心之所念。而大理的美丽、大理的生存、大理的持久发展全系于洱海的清澈。
曾经的往事里，洱海永远是最深沉的，也是最忧伤和明丽的。蓝蓝的洱海，如明亮的月亮嵌在苍山之畔，让月亮永远明亮如昨，是我们大理人永远的使命和责任。
而记住乡愁，记住往事，就是记住洱海的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