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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由于经济凋敝，统治者采用“黄老思想”治理国家，目的在于迅速改变当时经济落后的局面。到汉武帝时，经济有所恢复，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为了更好的维护统治，汉武帝把儒学推向独尊地位，以儒学取代黄老思想，并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
汉初的无为而治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之后秦国彻底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后来居上，成为强国，为最终建立统一的秦王朝奠定了基础。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推崇法家的统治，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并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维护专制统治。“伐无道，诛暴秦”，最终人民奋起反抗，推翻了秦朝的统治。
西汉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因战争遭受破坏，国力衰微，人民生活艰难，“自天子不能具钧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同时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朝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套适合当时社会情况的统治思想。鉴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太过严厉而产生的高压反应，而儒家思想又有太多的繁文缛节，不适合汉初迅速发展生产的需求，权衡之下，汉高祖刘邦采纳陆贾的建议，采用“黄老思想”治理国家。“黄老思想”提倡“无为而治”，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它要求统治者各司其职，做好分内的事情。汉初七十余年，一直奉行“黄老思想”，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生产力有所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史称“文景之治。”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汉武帝即位后，生产力得到恢复与发展，但诸侯国势力强大，社会矛盾尖锐。面对如此状况，汉武帝曾三次举贤良对策，董仲舒认为应推崇儒家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主张
“春秋大一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亘古不变。政治上要加强中央的权力，权力应由君主所掌握。而现在的分裂割据局面是由于诸子百家的学说各异，主张各不相同，人们没有衡量事物的统一标准所造成的。因此必须统一思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儒家的学说都应该禁止，学术上得到统一，皇帝下达的法令也会统一，这样人们有了服从的对象，国家自然也会统一。“春秋大一统”是根据当时诸侯割据的问题提出来的，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改变分裂割据局面。
“三纲五常”
董仲舒结合阴阳家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学说。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认为万物都是相配合的，阴配阳，臣配君，子配父，妻配夫。“阴道无所独行”，3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全部是按照阴阳的关系来运行的。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道路，三纲之下，又提出五常，五常可以调整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关系。由此，董仲舒按照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释三纲五常，确立了尊贵卑贱的等级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天人感应”
董仲舒为了帮助统治者神化其封建统治，发展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学说，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天人感应”最早见于《尚书》的记载。当时的人们把“天”看作是宇宙的主宰，世间一切事物都受“天”的支配统治，人世的君主则是“天”派来的，因而被称为“天子”。天和人之间是可以相互感应的，君主的言行举止代表天命，君主必须遵从“天”的意志，按照天意来治理国家。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古代的“天人感应”思想，“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4他认为人的血性、品德、性格、情感都受上天的影响，是上天所赋予的，“故曰受，由天之号也”5。天子受命于天，礼义廉耻、是非分明等原则都是从上天那里得到，上天用仁爱滋养人间，而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就是上天经常采取的方法。春夏秋冬的变换，寒来暑往都是合适宜的，天子也应该顺应天意，喜怒哀乐在最适宜的时间表现出来，这是治国的最大法则。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意在说明君权神授，使得皇权神化，有利于稳定汉朝的统治。
漢武帝的实践
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按照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
政治上
面对秦朝灭亡的教训，汉初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也对同姓子弟大肆加以分封，称之为“同姓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但也削弱了中央集权，造成诸侯分裂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提议，颁布了《推恩令》，宣布各诸侯（下转114页）（上接112页）王除了可以把王位交给嫡长子继承外，还可以自己的土地分成几块交给其他儿子，称为“推私恩”，这项措施提出后得到了广大诸侯的拥护。《推恩令》没有明目张胆的削弱诸侯的封地，而是采用推私恩的方法，把原本的诸侯国分成众多力量较小的候国。汉制规定，侯国的地位等同于县，都由地位高一级的郡统管，受中央的领导。因此，诸侯王的权力实际上在不断缩小，中央的权力在不断扩大，由此汉武帝得以加强中央集权。
经济上
汉初，天下初定，社会生产力低下，国力衰微。因当时的货币太重不便流通，高祖便命百姓铸造重量轻且便于流通的荚钱，文帝时又铸造“四铢钱”，而且百姓可以任意铸造，不受限制。武帝时，币制混乱。为改变这种局面，他下令把全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不允许私人铸钱，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由它来铸造统一的货币，称为“五铢钱”，以前由私人铸造的货币全部销毁。这项措施统一了货币，便于商品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元狩四年，汉武帝任命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负责盐铁事务。他们向武帝请求征集人们煮盐，禁止私人垄断。之后，盐铁都收归国有。此外，武帝采用了桑弘羊的提议，实行均输平准的政策，在京城设立均输官，此举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使得国家获利丰厚。
武帝末年，由于之前的对外征伐，导致国家财富损失严重，民力衰竭。面对如此状况，武帝开始重视国内的整顿，下“轮台罪己诏”，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发展农业。因赵过善于“代田法”，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将此法推行，同时帮助农民制作农具，皆“用力少而得谷多”。
文化上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于建元五年，在长安设置五经博士。之后，又为博士官招收弟子五十人，设置太学。元光元年，汉武帝规定各郡国推荐孝顺父母、办事清廉的人才各一位，称之为“举孝廉”。后“举孝廉”成为汉代选拔官吏的一项重要标准。
对外关系上
汉武帝继位后，汉朝国力鼎盛，改变了汉初经济萧条的局面，于是武帝不再一味的采用和亲政策安抚匈奴，而是开始频繁的开展对外战争。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元狩二年，汉朝又派霍去病率领一万铁骑出击陇西，匈奴大败，受降人数达四万余人。元狩四年，汉朝又派卫青和霍去病出击匈奴，卫青率军出击定襄，霍去病率军出击代郡，汉军再次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西迁。自此，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汉初的无为而治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之后秦国彻底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后来居上，成为强国，为最终建立统一的秦王朝奠定了基础。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推崇法家的统治，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并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维护专制统治。“伐无道，诛暴秦”，最终人民奋起反抗，推翻了秦朝的统治。
西汉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因战争遭受破坏，国力衰微，人民生活艰难，“自天子不能具钧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同时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朝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套适合当时社会情况的统治思想。鉴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太过严厉而产生的高压反应，而儒家思想又有太多的繁文缛节，不适合汉初迅速发展生产的需求，权衡之下，汉高祖刘邦采纳陆贾的建议，采用“黄老思想”治理国家。“黄老思想”提倡“无为而治”，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它要求统治者各司其职，做好分内的事情。汉初七十余年，一直奉行“黄老思想”，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生产力有所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史称“文景之治。”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汉武帝即位后，生产力得到恢复与发展，但诸侯国势力强大，社会矛盾尖锐。面对如此状况，汉武帝曾三次举贤良对策，董仲舒认为应推崇儒家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主张
“春秋大一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亘古不变。政治上要加强中央的权力，权力应由君主所掌握。而现在的分裂割据局面是由于诸子百家的学说各异，主张各不相同，人们没有衡量事物的统一标准所造成的。因此必须统一思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儒家的学说都应该禁止，学术上得到统一，皇帝下达的法令也会统一，这样人们有了服从的对象，国家自然也会统一。“春秋大一统”是根据当时诸侯割据的问题提出来的，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改变分裂割据局面。
“三纲五常”
董仲舒结合阴阳家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学说。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认为万物都是相配合的，阴配阳，臣配君，子配父，妻配夫。“阴道无所独行”，3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全部是按照阴阳的关系来运行的。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道路，三纲之下，又提出五常，五常可以调整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关系。由此，董仲舒按照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释三纲五常，确立了尊贵卑贱的等级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天人感应”
董仲舒为了帮助统治者神化其封建统治，发展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学说，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天人感应”最早见于《尚书》的记载。当时的人们把“天”看作是宇宙的主宰，世间一切事物都受“天”的支配统治，人世的君主则是“天”派来的，因而被称为“天子”。天和人之间是可以相互感应的，君主的言行举止代表天命，君主必须遵从“天”的意志，按照天意来治理国家。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古代的“天人感应”思想，“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4他认为人的血性、品德、性格、情感都受上天的影响，是上天所赋予的，“故曰受，由天之号也”5。天子受命于天，礼义廉耻、是非分明等原则都是从上天那里得到，上天用仁爱滋养人间，而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就是上天经常采取的方法。春夏秋冬的变换，寒来暑往都是合适宜的，天子也应该顺应天意，喜怒哀乐在最适宜的时间表现出来，这是治国的最大法则。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意在说明君权神授，使得皇权神化，有利于稳定汉朝的统治。
漢武帝的实践
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按照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
政治上
面对秦朝灭亡的教训，汉初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也对同姓子弟大肆加以分封，称之为“同姓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但也削弱了中央集权，造成诸侯分裂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提议，颁布了《推恩令》，宣布各诸侯（下转114页）（上接112页）王除了可以把王位交给嫡长子继承外，还可以自己的土地分成几块交给其他儿子，称为“推私恩”，这项措施提出后得到了广大诸侯的拥护。《推恩令》没有明目张胆的削弱诸侯的封地，而是采用推私恩的方法，把原本的诸侯国分成众多力量较小的候国。汉制规定，侯国的地位等同于县，都由地位高一级的郡统管，受中央的领导。因此，诸侯王的权力实际上在不断缩小，中央的权力在不断扩大，由此汉武帝得以加强中央集权。
经济上
汉初，天下初定，社会生产力低下，国力衰微。因当时的货币太重不便流通，高祖便命百姓铸造重量轻且便于流通的荚钱，文帝时又铸造“四铢钱”，而且百姓可以任意铸造，不受限制。武帝时，币制混乱。为改变这种局面，他下令把全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不允许私人铸钱，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由它来铸造统一的货币，称为“五铢钱”，以前由私人铸造的货币全部销毁。这项措施统一了货币，便于商品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元狩四年，汉武帝任命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负责盐铁事务。他们向武帝请求征集人们煮盐，禁止私人垄断。之后，盐铁都收归国有。此外，武帝采用了桑弘羊的提议，实行均输平准的政策，在京城设立均输官，此举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使得国家获利丰厚。
武帝末年，由于之前的对外征伐，导致国家财富损失严重，民力衰竭。面对如此状况，武帝开始重视国内的整顿，下“轮台罪己诏”，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发展农业。因赵过善于“代田法”，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将此法推行，同时帮助农民制作农具，皆“用力少而得谷多”。
文化上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于建元五年，在长安设置五经博士。之后，又为博士官招收弟子五十人，设置太学。元光元年，汉武帝规定各郡国推荐孝顺父母、办事清廉的人才各一位，称之为“举孝廉”。后“举孝廉”成为汉代选拔官吏的一项重要标准。
对外关系上
汉武帝继位后，汉朝国力鼎盛，改变了汉初经济萧条的局面，于是武帝不再一味的采用和亲政策安抚匈奴，而是开始频繁的开展对外战争。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元狩二年，汉朝又派霍去病率领一万铁骑出击陇西，匈奴大败，受降人数达四万余人。元狩四年，汉朝又派卫青和霍去病出击匈奴，卫青率军出击定襄，霍去病率军出击代郡，汉军再次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西迁。自此，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