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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之后能否再修其他的税
阿飞
最新的消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6月30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新修订的个税法，有两处交出的修正。一是将个税起征点上调至3500元。二是将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3％至45％。
尽管，比起公众所期待的，不管是更高的起征点，还是实行更完善的综合税制，新修订的个税都还存在欠缺。但不可否认的是，比起旧的个税法，新的个税法还是迈出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这样地修订法律，从现实到目的，从过程到结果，从征求民意到面对民意，人大的表现，都是一种进步。
由此，公众不由得又产生新的期待：个税之后，我们的人大能否再接再厉，再次将修法的目光，转移到其它的税法上?
相关的背景，不妨看这样一条微博：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数据的背后，表面上看，是中国的物价甚至比美国贵，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我们畸高税赋的现实。另据统计，中国市场上销售商品的税收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这就形成一种很悖谬的现象：我们的国民，拿着很低的收入，却承受着很高的物价；享受着较少、较低的社会保障，却担负着更多的税赋。
问题出在哪里?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工人、农民、官员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见解。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悖谬的现象，肯定不利于我们社会经济的长久发展，也肯定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对于这种悖谬的现象，我们必须要有改变。而这种改变。应该不是清理几条乱收费的公路、也不是修正一下个人所得税法、更不是给农业或其他产业发点补贴就能完事的。而是需要一个系统的修复过程。这其中，尽量减少流转环节的税赋，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道理其实很简单，流转环节的税赋过重，自然推高物价。而物价过高，肯定会压制消费。消费不振，市场如何真正活起来?就像当下价格疯涨的猪肉，价格上去了，吃的人自然会少。吃的人少了，市场需求也会少。市场需求少，生产环节自然也会减少。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价格上涨了，但真正获利的人却几乎没有!
反过来，若是减少流转环节的税赋，税少了，物价自然会降，物价下去了，公众的消费欲望肯定会受到刺激，消费市场旺盛，一定会促进生产领域的发展。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价格下跌了，从长远来看，谁都是获利者。
唯一有点尴尬的，可能是政府。流转环节税赋高，一则，征税容易。二者，政府可以得到大笔财政收入。而高的财政收入，也方便政府实施投资拉动的社会经济发展策略。这些，都是短时间内看的着的益处；但若减税，减少流转环节的税赋，既增加政府征税的成本。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大量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都是短时间内看到得“问题”。
是藏富于民，还是让人民被“富”，既考验政府的管理能力，更考验立法者的智慧。
地沟油为何管不住?
郑风田
近日，新华社记者通过暗访多家北京、河北、天津等地的地沟油生产黑窝点，发现过去屡次被监管部门否认的地沟油生产企业已做大做强，有些企业日加工能力已近百吨，生产技术也升级换代，地沟油与色拉油愈来愈像，造假技术已出神入化，达到形似，成品地沟油与一般色拉油技术识别也愈加困难，这些“泔水变宝”的废油，通过“地下渠道”不断流向食品加工企业、粮油批发市场，甚至以小包装形式进入超市，真正达到循环经济了。
地沟油究竟有多大的数量?据北京市的统计，目前仅北京每天餐厨垃圾产生量就多达1750吨，还有餐厨废油脂60吨左右。整个国家的量就更难估计了，据说国内餐饮行业每年产生的废弃油脂约有250万吨，如果加上食用油生产企业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油脂，数量超过300万吨，占到全部食用油消费量的10％左右。更有武汉工业学院何东平教授的估计，说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万吨到300万吨，中国人吃10顿饭可能有1顿碰上的就是地沟油。还有记者调查，目前从事地沟油属暴利产业，食用油的价格是1吨6000元，而地沟油的成本大约为300元，提炼出来的地沟油可以卖到1吨3000元，“地沟油”行业一年的暴利达15亿-20亿元，职业掏地沟油者一个月的收入可上万。
地沟油暴露也不是一两天了，监管部门也不是不重视，比如去年国务院还出台了专门文件，叫国办发[2010]36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为何一年不到，这些生产地沟油的企业不但没有消亡，还堂而晃之地大规模存在?我认为有以下核心原因：
其一是目前的监管体制看似数十个部委在管食品安全，但其实质是谁都不管。过去常讲“八个部门管不着一头猪”，“十个部门管不住一个豆芽”，虽然新的食品安全法把监管部门合并到了六个，但按最新的统计还是有近十三个部委在管食品安全监管。一个瘦肉精，本来应该是养殖环节的事，但出事了那个部委都不承认是自己所管辖，都认为跟自己没关系。这不是监管缝隙的问题，而是逃脱责任。所以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问题太大，必须改变，近期完全可以对那些大的，人民群众反映严重的问题食品实行一管到底，比如瘦肉精、剧毒农药等应由农业部门一管到底，地沟油、过期食品、添加剂滥用等应该由卫生部门一管到底，彻底解决目前监管部门互相推脱责任的问题。远期看应该逐步把食品安全监管合并到一个部门去，就如把环境问题都最终由环保部统一监管一样。
其二是跨地区监管基本上已变成谁都不管。一个完整的地沟油如何把不少的产业链放在不同的行政区域，比如这次的北京、天津、河北，这种跨地区作假就增加了查处的难处。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按属地来监管，北京的地淘油出了京，就无人去管了。而河北的加工厂，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当地的监管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销售地又不在本地。这种来料加工，当地只管加工，原材料来源与销售去向都不管的方式，基本上还是过去分段监管演变成谁都不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协调跨地区的监管，解决地方保护主义，也是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
其三是泔水出口一直没有落实，缺乏激励。按道理讲泔水油并不是一直是处，还是有不少的用处，完全可以变废为宝，比如荷兰人可以用它做飞机燃油，当然还有我国创造的用来喂猪等。西方人在饮食中消耗的油类比我国少多了，最值得借鉴的国家还应该首推饮食习惯与我国类似的日本。日本人对餐饮业的废物有着严格的管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收购与处理 餐饮废物。日本人也把它变成了生物柴油等生物燃油，给城市垃圾车和客车提供燃料，让垃圾车烧地沟油，廉价而有效地解决了地沟油问题。
目前我国的困境是一方面生物柴油原料来源极困难，另外一方面却是餐饮废物放任自流。按道理讲地沟油应该是上好的生物柴油原材料，为何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呢?当然是地沟油变色拉油的暴利所致。所以必须要管好餐饮业的出口，让餐饮垃圾强制统一规范收购处理，统一供给生物燃油加工企业。当然政府部门应该给餐饮企业一定的补助费用，最少要高过地沟油生产者，让地沟油生产者拿不到餐饮垃圾。当然，还应该加强对地沟油生产企业的严厉打击，让他们无路可逃也是重要手段之一。
华为陷“威胁员工门”暴露国际化深层次矛盾
刘兴亮
一直以来，我都很关注华为，因为这是中国IT行业的标杆企业。最近华为发生了几个“小”新闻。觉得挺有意思，值得和大家分享下。
一个是加薪。据华为称，今年下半年将对中高层员工薪酬进行调整，预计工资涨幅5％至10％。在通货膨胀大环境下，这对华为员工而言是个不错的消息。
另一个则是负面新闻。据海外媒体报道，华为瑞典办事处因高管涉嫌对员工进行威胁、骚扰和公开惩罚，而被当地工会抵制。
“中国领导方式看起来完全不同于瑞典。在瑞典，我们重视对话以及管理层和年轻雇员之间的相互尊重。”瑞典工会Unionen认为，问题是一家在瑞典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同瑞典公司展开竞争的外国公司不遵守瑞典的工作道德能否被接受。
他们指出，这些问题起源于中国式管理文化和瑞典式管理文化的冲突。
这看起来是个小事件，但以此为代表，说明国际化中的华为遇到了大麻烦。也就是说，如果管理上，文化冲突问题得不到重视和有效解决，会从长远和深层次上影响到华为的国际化进程。甚至前功尽弃。
而目前来看。我对华为在此问题上的交破可能性持谨慎态度。
梳理下华为的整个国际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3年之前，分水岭就是思科对华为的诉讼案。这一阶段，可称为华为国际化的开始阶段，从最初的卖产品到海外，到在海外建立办事处，华为开始让海外市场接触到了其产品。
华为在这一阶段的矛盾和阻力可概括为“市场阻力”，包括海外市场对华为品牌的陌生、华为对海外市场环境的陌生、不知如何打开交破口等。
第二阶段是2003年到2010年，可看作华为国际化的对抗阶段。在海外占有了一定市场后，华为逐渐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被设置了诸多竞争性阻力，代表性事件当然就是2003年思科对华为的诉讼。除此之外，随着向市场的逐渐深入，也诞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如法律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等。
以瑞典事件为代表，可以说华为国际化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深层次阶段。这一阶段，文化冲突将成为华为必然面，临的核心矛盾。而且，与其他走出国门的国内企业相比，这一矛盾在华为身上可能更加深刻。
一直以来，华为公司的企业文化都深刻烙有个人色彩、军队色彩、神秘色彩等特征。表现在企业内部管理上，有对《华为基本法》这一十分个性化法案的绝对遵守，对任老板本人的绝对服从，上下等级森严，员工压力大(尽管高薪，但也高压)等；表现在市场上，则是“狼性文化”，为了达成市场结果，竞争手段比较多元，有的时候缺乏规则；表现在品牌形象上，则被深刻贴上了“军队背景”、“神秘化”、“有威胁”等标签。
这些特征，对于劳动力密集、管理比较粗犷、规则相对不健全的国内市场而言，没有大碍，但到了国际市场，则已经成为其最大的和最深层次的阻力。
这些都是为什么瑞典威胁员工事件应该受到华为充分重视的原因。如果此矛盾解决不好，将从最深层次影响到华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国际化胜利果实。
为了化解该一矛盾，华为必须作出改变，必须与时俱进，修正任正非在20年前提出的华为的发展动力和文化基础。
阿飞
最新的消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6月30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新修订的个税法，有两处交出的修正。一是将个税起征点上调至3500元。二是将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3％至45％。
尽管，比起公众所期待的，不管是更高的起征点，还是实行更完善的综合税制，新修订的个税都还存在欠缺。但不可否认的是，比起旧的个税法，新的个税法还是迈出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这样地修订法律，从现实到目的，从过程到结果，从征求民意到面对民意，人大的表现，都是一种进步。
由此，公众不由得又产生新的期待：个税之后，我们的人大能否再接再厉，再次将修法的目光，转移到其它的税法上?
相关的背景，不妨看这样一条微博：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数据的背后，表面上看，是中国的物价甚至比美国贵，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我们畸高税赋的现实。另据统计，中国市场上销售商品的税收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这就形成一种很悖谬的现象：我们的国民，拿着很低的收入，却承受着很高的物价；享受着较少、较低的社会保障，却担负着更多的税赋。
问题出在哪里?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工人、农民、官员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见解。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悖谬的现象，肯定不利于我们社会经济的长久发展，也肯定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对于这种悖谬的现象，我们必须要有改变。而这种改变。应该不是清理几条乱收费的公路、也不是修正一下个人所得税法、更不是给农业或其他产业发点补贴就能完事的。而是需要一个系统的修复过程。这其中，尽量减少流转环节的税赋，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道理其实很简单，流转环节的税赋过重，自然推高物价。而物价过高，肯定会压制消费。消费不振，市场如何真正活起来?就像当下价格疯涨的猪肉，价格上去了，吃的人自然会少。吃的人少了，市场需求也会少。市场需求少，生产环节自然也会减少。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价格上涨了，但真正获利的人却几乎没有!
反过来，若是减少流转环节的税赋，税少了，物价自然会降，物价下去了，公众的消费欲望肯定会受到刺激，消费市场旺盛，一定会促进生产领域的发展。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价格下跌了，从长远来看，谁都是获利者。
唯一有点尴尬的，可能是政府。流转环节税赋高，一则，征税容易。二者，政府可以得到大笔财政收入。而高的财政收入，也方便政府实施投资拉动的社会经济发展策略。这些，都是短时间内看的着的益处；但若减税，减少流转环节的税赋，既增加政府征税的成本。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大量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都是短时间内看到得“问题”。
是藏富于民，还是让人民被“富”，既考验政府的管理能力，更考验立法者的智慧。
地沟油为何管不住?
郑风田
近日，新华社记者通过暗访多家北京、河北、天津等地的地沟油生产黑窝点，发现过去屡次被监管部门否认的地沟油生产企业已做大做强，有些企业日加工能力已近百吨，生产技术也升级换代，地沟油与色拉油愈来愈像，造假技术已出神入化，达到形似，成品地沟油与一般色拉油技术识别也愈加困难，这些“泔水变宝”的废油，通过“地下渠道”不断流向食品加工企业、粮油批发市场，甚至以小包装形式进入超市，真正达到循环经济了。
地沟油究竟有多大的数量?据北京市的统计，目前仅北京每天餐厨垃圾产生量就多达1750吨，还有餐厨废油脂60吨左右。整个国家的量就更难估计了，据说国内餐饮行业每年产生的废弃油脂约有250万吨，如果加上食用油生产企业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油脂，数量超过300万吨，占到全部食用油消费量的10％左右。更有武汉工业学院何东平教授的估计，说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万吨到300万吨，中国人吃10顿饭可能有1顿碰上的就是地沟油。还有记者调查，目前从事地沟油属暴利产业，食用油的价格是1吨6000元，而地沟油的成本大约为300元，提炼出来的地沟油可以卖到1吨3000元，“地沟油”行业一年的暴利达15亿-20亿元，职业掏地沟油者一个月的收入可上万。
地沟油暴露也不是一两天了，监管部门也不是不重视，比如去年国务院还出台了专门文件，叫国办发[2010]36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为何一年不到，这些生产地沟油的企业不但没有消亡，还堂而晃之地大规模存在?我认为有以下核心原因：
其一是目前的监管体制看似数十个部委在管食品安全，但其实质是谁都不管。过去常讲“八个部门管不着一头猪”，“十个部门管不住一个豆芽”，虽然新的食品安全法把监管部门合并到了六个，但按最新的统计还是有近十三个部委在管食品安全监管。一个瘦肉精，本来应该是养殖环节的事，但出事了那个部委都不承认是自己所管辖，都认为跟自己没关系。这不是监管缝隙的问题，而是逃脱责任。所以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问题太大，必须改变，近期完全可以对那些大的，人民群众反映严重的问题食品实行一管到底，比如瘦肉精、剧毒农药等应由农业部门一管到底，地沟油、过期食品、添加剂滥用等应该由卫生部门一管到底，彻底解决目前监管部门互相推脱责任的问题。远期看应该逐步把食品安全监管合并到一个部门去，就如把环境问题都最终由环保部统一监管一样。
其二是跨地区监管基本上已变成谁都不管。一个完整的地沟油如何把不少的产业链放在不同的行政区域，比如这次的北京、天津、河北，这种跨地区作假就增加了查处的难处。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按属地来监管，北京的地淘油出了京，就无人去管了。而河北的加工厂，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当地的监管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销售地又不在本地。这种来料加工，当地只管加工，原材料来源与销售去向都不管的方式，基本上还是过去分段监管演变成谁都不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协调跨地区的监管，解决地方保护主义，也是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
其三是泔水出口一直没有落实，缺乏激励。按道理讲泔水油并不是一直是处，还是有不少的用处，完全可以变废为宝，比如荷兰人可以用它做飞机燃油，当然还有我国创造的用来喂猪等。西方人在饮食中消耗的油类比我国少多了，最值得借鉴的国家还应该首推饮食习惯与我国类似的日本。日本人对餐饮业的废物有着严格的管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收购与处理 餐饮废物。日本人也把它变成了生物柴油等生物燃油，给城市垃圾车和客车提供燃料，让垃圾车烧地沟油，廉价而有效地解决了地沟油问题。
目前我国的困境是一方面生物柴油原料来源极困难，另外一方面却是餐饮废物放任自流。按道理讲地沟油应该是上好的生物柴油原材料，为何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呢?当然是地沟油变色拉油的暴利所致。所以必须要管好餐饮业的出口，让餐饮垃圾强制统一规范收购处理，统一供给生物燃油加工企业。当然政府部门应该给餐饮企业一定的补助费用，最少要高过地沟油生产者，让地沟油生产者拿不到餐饮垃圾。当然，还应该加强对地沟油生产企业的严厉打击，让他们无路可逃也是重要手段之一。
华为陷“威胁员工门”暴露国际化深层次矛盾
刘兴亮
一直以来，我都很关注华为，因为这是中国IT行业的标杆企业。最近华为发生了几个“小”新闻。觉得挺有意思，值得和大家分享下。
一个是加薪。据华为称，今年下半年将对中高层员工薪酬进行调整，预计工资涨幅5％至10％。在通货膨胀大环境下，这对华为员工而言是个不错的消息。
另一个则是负面新闻。据海外媒体报道，华为瑞典办事处因高管涉嫌对员工进行威胁、骚扰和公开惩罚，而被当地工会抵制。
“中国领导方式看起来完全不同于瑞典。在瑞典，我们重视对话以及管理层和年轻雇员之间的相互尊重。”瑞典工会Unionen认为，问题是一家在瑞典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同瑞典公司展开竞争的外国公司不遵守瑞典的工作道德能否被接受。
他们指出，这些问题起源于中国式管理文化和瑞典式管理文化的冲突。
这看起来是个小事件，但以此为代表，说明国际化中的华为遇到了大麻烦。也就是说，如果管理上，文化冲突问题得不到重视和有效解决，会从长远和深层次上影响到华为的国际化进程。甚至前功尽弃。
而目前来看。我对华为在此问题上的交破可能性持谨慎态度。
梳理下华为的整个国际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3年之前，分水岭就是思科对华为的诉讼案。这一阶段，可称为华为国际化的开始阶段，从最初的卖产品到海外，到在海外建立办事处，华为开始让海外市场接触到了其产品。
华为在这一阶段的矛盾和阻力可概括为“市场阻力”，包括海外市场对华为品牌的陌生、华为对海外市场环境的陌生、不知如何打开交破口等。
第二阶段是2003年到2010年，可看作华为国际化的对抗阶段。在海外占有了一定市场后，华为逐渐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被设置了诸多竞争性阻力，代表性事件当然就是2003年思科对华为的诉讼。除此之外，随着向市场的逐渐深入，也诞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如法律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等。
以瑞典事件为代表，可以说华为国际化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深层次阶段。这一阶段，文化冲突将成为华为必然面，临的核心矛盾。而且，与其他走出国门的国内企业相比，这一矛盾在华为身上可能更加深刻。
一直以来，华为公司的企业文化都深刻烙有个人色彩、军队色彩、神秘色彩等特征。表现在企业内部管理上，有对《华为基本法》这一十分个性化法案的绝对遵守，对任老板本人的绝对服从，上下等级森严，员工压力大(尽管高薪，但也高压)等；表现在市场上，则是“狼性文化”，为了达成市场结果，竞争手段比较多元，有的时候缺乏规则；表现在品牌形象上，则被深刻贴上了“军队背景”、“神秘化”、“有威胁”等标签。
这些特征，对于劳动力密集、管理比较粗犷、规则相对不健全的国内市场而言，没有大碍，但到了国际市场，则已经成为其最大的和最深层次的阻力。
这些都是为什么瑞典威胁员工事件应该受到华为充分重视的原因。如果此矛盾解决不好，将从最深层次影响到华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国际化胜利果实。
为了化解该一矛盾，华为必须作出改变，必须与时俱进，修正任正非在20年前提出的华为的发展动力和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