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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还在大学念书,很多事已经飘然远去,但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母亲写来的一封信中说:『现在厂里的效益越来越不好,收入不见增长,可是东西好像什么都在涨。』她的恐慌和不安全感并不是错觉。那年,物价如脱缰的野马,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1.7%,是建国以来上涨最高的一次,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成为这一年经济改革的重点。这一管理基调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
在密密麻麻的统计数字中,专家找到了通胀的罪魁祸首:粮价。粮食减产引发了粮价波动,带动了食品价格上涨,推动了物价的持续走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已开始全面掌管中国经济的朱●基一声令下:"迅速平抑市场粮食价格,是确保1994年各项改革方案顺利出台的关键!"于是,国家动用储备粮向市场抛售,国营粮店挂牌降价,交通部门紧急调运……读那时《南风窗》的报道,那种震荡引起的冲击仍可清晰感受到。
在去年11月底市场粮价涨得最猛的那几天,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社会公众热线电话节目《时代潮流》接到不少广州市民打来反映粮价过高的电话,仔细分析一下,多是退休人员打来的,对于多数工薪阶层,倒不是因为价格而是担心有钱买不到粮……
去年的"粮食风波"给各级政府上了生动的一课:在粮食走向市场后,政府不应该无所作为,更不应该撒手不管。宏观调控是政府驾驭市场的唯一有效手段,像粮食这样重要的特殊商品,像粮食生产这样受自然条件严重制约的产业,必须增加投入,同时给予必要的保护。
《"粮价风波",振荡之后再追踪》,1994年第3期其实,通胀的真正罪魁还是过热的经济。1992、1993年忙个不停的印钞机催生出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集资热夹在混乱的金融秩序和市场秩序中,一起把改革推上了快车道,也把物价推上了历史高峰。一时间,降温,调控,点刹车,软着陆,这些词汇频频出现在报章上,配套的改革措施也相继出台。俗话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在经济上好像恰好相反。
1988年的治理整顿让经济增长一个跟头跌了下来,那滋味,也不好受。猛药可以去火,但弄不好也会伤了身体。所以既要挤掉经济泡沫,又要防止大起大落。在这个调控目标下,政府开出了药方:
一,稳定粮价,抓好菜篮子工程,坚决抑制物价上涨。
二,釜底抽薪,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
三,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查處一批非法集资大案要案。
四,财税改革,实行汇率并轨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全面推行分税制和分别征收。
五,金融改革,加快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
六,进行国企改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
应该说,1994年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尤其是财政金融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物价逐渐回落,经济运行逐渐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环境中,为以后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但是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尤其是国企改革进展不大,政治改革乏善可陈,而下岗失业和贪污腐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民众议论纷纷。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路,看来还要走很长。意味深长的是,1996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说:"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等是等不来的。"
时代难忘
"钱袋子"的重新分配
1994年1月1日,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两件大事:汇率并轨和财税改革。本来以为风险很大的汇率并轨却出乎意料的顺利,酝酿已久的分税制改革却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荡。
所谓分税,就是改变过去财政包干的做法,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收支。国防,外交,武警,重点工程,偿还外债,宏观调控,中央直属单位的开支,都是中央的事权,由中央开支;地方政府则负责地方行政事业单位的开支和地方公共事业的发展。干事多花的钱就多,财权服从事权。根据办事的花费,把税收分开: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同时设立国税和地税两套机构,国税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税负责征收地方税,共享税由国税征收后再按比例返還地方。
中央这么干也是事出无奈。改革开放以来,从统收统支,利改税,财政分成,到财政包干,一直是中央放权让利,结果却是国库空虚,财政赤字年年攀升,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1981年是57%,1992年下降到了38.6%,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是60%左右,相反,中央该干的事情并没有减多少,"穷了中央,肥了地方"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形容财政包干的话,经济学家胡鞍钢就此著文,提醒政府,长此以往,中央必成"弱中央"。
分税制的目标正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集中财力,争取达到中央地方财政收入比六四开。
分税制还有一个好处是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对于抑制当时各地大干快上,重复建设的过热经济也有间接调控的效果。
但是放权容易收权难。面对各路诸侯的阳奉阴违,朱●基只能到各省一个一个地谈,因为广东是利税大省,所以朱●基先到广东,一番精打细算和讨价还价之后,广东发现每年上缴国库只比原来多了10个亿,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就支持了分税制,各省这才纷纷效仿,分税制才渐渐上了轨道。
改革是一种探索,探索就难免走点弯路。放权让利的结果,是地方的蛋糕做大了,中央的蛋糕相对则大得不够快,以至于出现了中央财政不得不"借钱"过日子的窘况。财政困难的不仅仅是中央。有些县连工资都无法正常发放。贵州省86个县市有45个发工资困难,连省直机关职工的医疗费都报销不了。全国县以下单位拖欠教师工资更是尽人皆知的新闻,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总量最多时达到14亿元之巨,最长的拖欠达到6年之久,酿成中国教育史上的空前怪闻。
《南风窗》1994年第4期,《1994中国,成也税改,难也税改》
"靓女先嫁"的启示
…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一场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制旋风"在广东顺德悄然刮起,163家市办和镇办企业转制,变为中外合作,公私合营,公有民营或者干脆破产拍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生产空调著名的华宝集团60%的股权被香港蚬华集团购得。有人形象地称这种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资产重组为"靓女先嫁"。
"华宝"这场"涉外婚姻"的结果如何呢?这要看看已经是他们共同产品的"华宝"空调成长得怎样?1994年1到5月,"华宝"空调的产值达到了10.1亿,比去年同期增加60.9%,税利也增加了40%,华宝的领导层非常稳定……这便是体制的力量,从华宝转制来看,有两点是已经明确的:第一,指望一场毫无阵痛的转制变革是缺乏现实可能的;第二,企业产权制度与组织制度的变革,可能产生比过去高得多的生产力。
《南风窗》1994年第4期,《攻坚年,创新年,突破年》
广东学者郑炎潮纵论产权改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混合经济,混合又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外混合,二是国有,非国有与私营经济混合,三是产权主体中国家,企业,职工,公民的混合,四是股票市场上国有股,法人股或自然人股票的混合。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产权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现在的国企改革,不能简单地转换经营机制,而必须改革企业制度本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将国家财产或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也要防止利用权力侵蚀私有财产或集体财产。
《南风窗》1994年第9期,《靓女出嫁之后》
顺德模式的改革引起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这种做法使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又浮出水面。对此,经济学家厉以宁打了个比方:两户人家各买了一筐苹果,一户的吃法是哪只苹果烂了先吃哪只,这样,他们尽吃烂苹果;另外一户的吃法是专找好的吃,结果虽然丢了一些烂苹果,但吃下去的全是好苹果。国企改革走了十几年,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再到全面推行承包制,股份制,始终绕着产权改革兜圈子,结果是烂苹果越来越多,这一年,国有工业企业共亏损482.5亿元,到了1996年,则出现了建国以来首次全国工业企业净亏损的局面,净亏损额34亿元。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是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首要的要求就是产权清晰,顺德人在将馅饼做大之后,由于产权不清,家族管理,二锅饭和挥霍浪费等国企病越来越重,1993年之后的银根紧缩也迫使顺德企业在改革的实践中,率先打破了观念的禁区,进行产权改革的尝试。顺德的实践证明:只要利国,利企,利民,产权转让不分内外,资产的流动不等于资产的流失,资产的不流动也不见得就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数字:1993年全国国营企业占经济格局比例已经从过去的80%下降到55%,而个体,集体,三资企业则为45%,近乎半壁河山。
《南风窗》1994年第4期,《攻坚年,创新年,突破年》
反腐风暴
1994年4月11日,一介平民沈太福策划的长城机电产业集团非法集资10亿元的大案宣判,主犯沈太福被处决,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0年。枪声未落,沈太福的记录就在同年7月被刷新了,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下属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总经理邓斌因非法集资 32个亿被捕,从这件惊天大案中又查出案中案80余起,查处违法违纪人员179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6人。
1995年4月4日,因此案被立案侦查的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他的记录是贪污公款25万多元,美元2万,挪用公款1 亿以上人民币,美元2500多万,供他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1300多万元的直接损失,合在一起,总量有数亿之巨。同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撤职查办。
翻一翻《南风窗》十几年来的文章,我们感到自豪,也感到沉重。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直面腐败。沉重的是,上述这些腐败记录,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更可怕的是,如今,个人腐败已经演变成组织腐败,行业腐败(何清涟语)。从以权谋私到权钱交易,我们认识到经济腐败正在蔓延成为政治腐败。(1994年第1期《反腐败,我们别无选择》)《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出台以后,我们曾深情地呼唤中国的"阳光法",也指出高薪养廉论的困境。
腐败的蔓延,使一向讳莫如深、云遮雾掩的官员财产状况,开始成为人们敏感的话题。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提出,今年要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收入申报,礼品登记和厂长交际费用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三项制度,以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深入。环顾今日寰中,贪污,腐败,受贿,以权谋私,成了政界风行的"官场病"。
"阳光法"正是一把高悬在贪污腐败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阳光法"是惩治贪污腐败法律的总称。其内容涵盖财产收入申报法,政治资金收支公开法,会议与文件公开法,行政程序法等,而以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为核心。此次出台的是收入申报,而非财产申报,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阳光法"。像王宝森,张文效等拿工薪生活的国家干部如仅仅从收入申报数目看,出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的情况简直是不可能的。
缺乏民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是苍白无力的,要想使收入申报真正有效力,必须有广大民众的参与。民众参与涉及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收入申报的公开。"阳光法"不应该成为"抽屉法"。
《南风窗》1995年第10期,《中国呼唤"阳光法"》
1995年11月反贪局成立之后,我们呼吁学习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以法制权,砍掉经济活动中的权力黑手,开展平等竞争,以清除权钱交易的土壤。(1996年第4期《反腐风暴向灰色癌症开刀》)最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失去信心。从热情的读者来信中我们感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参与和支持这场艰苦的斗争,在这场持久的斗争中,这或许比多少贪官的人头落地更为重要。
信用危机
有幅漫画,第一张是70年代,一个人买了件假货,另一个人惊奇地说:"咦?还有假的?"第二张是90年代,一个人买了件真货,另一个人又惊奇地说:"哇,还有真货?"假烟,假酒,注水肉,假币乃至假文凭在中国的泛滥,已经无法追溯到某个具体的年头,但当1995
年一个叫王海的山东小伙子作为这些事物的对立面出现在大江南北的时候,许多人才第一次知道了中国还有一部《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至今,王海仍然是个备受关注和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效仿他,而大多数中国公民还是选择自认倒霉。
王海现象也折射出改革开放中暴露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信用危机。
事实上,信用匮乏已经开始蔓延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角债,打白条,打绿条,拖欠工资,个人和企业急需资金,银行却惜贷,不按规章办事,违法乱纪……从个人的信用,企业的信用,市场的信用到政府的信用都在下降,形成恶性的循环。
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在还有不少问题,比如不健全,畸形等,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是信用问题。市场经济除了说是一种竞争经济,也是一种信用经济。我觉得市场经济有四个支柱。一是信贷,二是代理制度,三是股份与证券制度,四是票据制度。
但是这些制度都要建立在信用基础上,如果没有信用,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下,凡是没有信用的人,市场经济的大门是不会接纳的。对有信用的机构,企业和人,在市场经济中则"如鱼得水"。从第二个方面来讲,信用也是一种权利,一种财产权利,还是一种担保形式。
从古代开始,就在争论"先给钱"还是"先给货"的问题,买卖双方谁先履行,谁就有风险。有风险,必然要求信用。最早是要求个人信用,后来发展到要求第三者担保。担保也是一种信用,比如银行担保开信用证,对方还不了钱,就由银行还。信用还体现为一种商誉。
世界各国知名企业都把它看成自己的无形资产,倍加珍惜。而我们的企业还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常常因商誉不佳导致信用不佳。最后,信用还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公众了解的信息。而得到真实的信息,是一个全世界企业都关心的问题。对于虚假的,不真实的信息,我们要用严格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制裁手段来加以规范。
《南风窗》1996年第8期,《市场经济,你的名字叫"信用"---著名法学家江平访谈录》
时代人物
于志安
1995年4月,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突然出逃菲律賓,转移大量国有资产,留下一个负债8000万元的亏损企业。于志安出逃的直接诱因是他即将退休。
一时间,对"59岁现象"和国有企业的监督问题成为热点话题。正如《南风窗》1997年2～3期《中国国企,向"内部人"宣战》一文中指出的,于志安事件反映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现象已经重创了中国国企"。
天灾不如人祸。人们终于发现,在国企的"无老板"状态中,现代企业家精神和资产责任同样只是一句空话;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经营者的选择,约束,激励机制正在逐渐暴露出它的重大缺陷。
在企业家选择上,大部分企业家仍然只是在本系统内选拔,范围有限,而且对年龄限制较严,企业家选择的行政化和企业家行为的市场化矛盾越来越突出。"59岁现象"也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监督和激励其实是二位一体的。
老一套的考察干部,搞运动的办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依靠自我约束,道德教化也非根本之计,只有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内(董事会)外(国家法律法规和考核制度)双紧的监督机制,才能有效地消除"59岁现象"。
同时,企业家该怎么拿,拿多少,尽快制订和推行合理的年薪制,经营者持股制或利润分享制也是当务之急。局级干部的于志安10多年来,一直坐着一辆没有空调的伏尔加旧车。厂里宿舍盖了一批又一批,他却硬守着两间半旧平房。然而这位"红色企业家"出国却总是独来独往,连翻译也不带,每次都住总统套房,时常坐专用直升机。他去了哪个国家,做了什么事,签了什么合同,很少有人知道。
长动集团的董事会一直形同虚设,主管部门武汉机械局从未收到过一份长动集团的财务报告,于志安认为自己是经贸委副主任,比机械局长官还大,无须送检;武汉市总工会交涉长动集团1991年来从未召开过职代会问题,于志安不屑一顾;就连每年武汉市有关职能部门派人来作例行大检查时,于志安也派保卫人员拒之门外。于志安"失踪"以后,人们才发现,长动集团的200多家企业大多数是亏损的,负债8000万元,长动集团,是于志安"一掌蔽天"的"无上级企业"。
《南风窗》1997年第2期,《中国国企,向"内部人"宣战》□
在密密麻麻的统计数字中,专家找到了通胀的罪魁祸首:粮价。粮食减产引发了粮价波动,带动了食品价格上涨,推动了物价的持续走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已开始全面掌管中国经济的朱●基一声令下:"迅速平抑市场粮食价格,是确保1994年各项改革方案顺利出台的关键!"于是,国家动用储备粮向市场抛售,国营粮店挂牌降价,交通部门紧急调运……读那时《南风窗》的报道,那种震荡引起的冲击仍可清晰感受到。
在去年11月底市场粮价涨得最猛的那几天,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社会公众热线电话节目《时代潮流》接到不少广州市民打来反映粮价过高的电话,仔细分析一下,多是退休人员打来的,对于多数工薪阶层,倒不是因为价格而是担心有钱买不到粮……
去年的"粮食风波"给各级政府上了生动的一课:在粮食走向市场后,政府不应该无所作为,更不应该撒手不管。宏观调控是政府驾驭市场的唯一有效手段,像粮食这样重要的特殊商品,像粮食生产这样受自然条件严重制约的产业,必须增加投入,同时给予必要的保护。
《"粮价风波",振荡之后再追踪》,1994年第3期其实,通胀的真正罪魁还是过热的经济。1992、1993年忙个不停的印钞机催生出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集资热夹在混乱的金融秩序和市场秩序中,一起把改革推上了快车道,也把物价推上了历史高峰。一时间,降温,调控,点刹车,软着陆,这些词汇频频出现在报章上,配套的改革措施也相继出台。俗话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在经济上好像恰好相反。
1988年的治理整顿让经济增长一个跟头跌了下来,那滋味,也不好受。猛药可以去火,但弄不好也会伤了身体。所以既要挤掉经济泡沫,又要防止大起大落。在这个调控目标下,政府开出了药方:
一,稳定粮价,抓好菜篮子工程,坚决抑制物价上涨。
二,釜底抽薪,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
三,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查處一批非法集资大案要案。
四,财税改革,实行汇率并轨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全面推行分税制和分别征收。
五,金融改革,加快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
六,进行国企改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
应该说,1994年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尤其是财政金融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物价逐渐回落,经济运行逐渐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环境中,为以后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但是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尤其是国企改革进展不大,政治改革乏善可陈,而下岗失业和贪污腐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民众议论纷纷。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路,看来还要走很长。意味深长的是,1996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说:"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等是等不来的。"
时代难忘
"钱袋子"的重新分配
1994年1月1日,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两件大事:汇率并轨和财税改革。本来以为风险很大的汇率并轨却出乎意料的顺利,酝酿已久的分税制改革却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荡。
所谓分税,就是改变过去财政包干的做法,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收支。国防,外交,武警,重点工程,偿还外债,宏观调控,中央直属单位的开支,都是中央的事权,由中央开支;地方政府则负责地方行政事业单位的开支和地方公共事业的发展。干事多花的钱就多,财权服从事权。根据办事的花费,把税收分开: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同时设立国税和地税两套机构,国税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税负责征收地方税,共享税由国税征收后再按比例返還地方。
中央这么干也是事出无奈。改革开放以来,从统收统支,利改税,财政分成,到财政包干,一直是中央放权让利,结果却是国库空虚,财政赤字年年攀升,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1981年是57%,1992年下降到了38.6%,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是60%左右,相反,中央该干的事情并没有减多少,"穷了中央,肥了地方"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形容财政包干的话,经济学家胡鞍钢就此著文,提醒政府,长此以往,中央必成"弱中央"。
分税制的目标正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集中财力,争取达到中央地方财政收入比六四开。
分税制还有一个好处是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对于抑制当时各地大干快上,重复建设的过热经济也有间接调控的效果。
但是放权容易收权难。面对各路诸侯的阳奉阴违,朱●基只能到各省一个一个地谈,因为广东是利税大省,所以朱●基先到广东,一番精打细算和讨价还价之后,广东发现每年上缴国库只比原来多了10个亿,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就支持了分税制,各省这才纷纷效仿,分税制才渐渐上了轨道。
改革是一种探索,探索就难免走点弯路。放权让利的结果,是地方的蛋糕做大了,中央的蛋糕相对则大得不够快,以至于出现了中央财政不得不"借钱"过日子的窘况。财政困难的不仅仅是中央。有些县连工资都无法正常发放。贵州省86个县市有45个发工资困难,连省直机关职工的医疗费都报销不了。全国县以下单位拖欠教师工资更是尽人皆知的新闻,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总量最多时达到14亿元之巨,最长的拖欠达到6年之久,酿成中国教育史上的空前怪闻。
《南风窗》1994年第4期,《1994中国,成也税改,难也税改》
"靓女先嫁"的启示
…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一场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制旋风"在广东顺德悄然刮起,163家市办和镇办企业转制,变为中外合作,公私合营,公有民营或者干脆破产拍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生产空调著名的华宝集团60%的股权被香港蚬华集团购得。有人形象地称这种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资产重组为"靓女先嫁"。
"华宝"这场"涉外婚姻"的结果如何呢?这要看看已经是他们共同产品的"华宝"空调成长得怎样?1994年1到5月,"华宝"空调的产值达到了10.1亿,比去年同期增加60.9%,税利也增加了40%,华宝的领导层非常稳定……这便是体制的力量,从华宝转制来看,有两点是已经明确的:第一,指望一场毫无阵痛的转制变革是缺乏现实可能的;第二,企业产权制度与组织制度的变革,可能产生比过去高得多的生产力。
《南风窗》1994年第4期,《攻坚年,创新年,突破年》
广东学者郑炎潮纵论产权改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混合经济,混合又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外混合,二是国有,非国有与私营经济混合,三是产权主体中国家,企业,职工,公民的混合,四是股票市场上国有股,法人股或自然人股票的混合。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产权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现在的国企改革,不能简单地转换经营机制,而必须改革企业制度本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将国家财产或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也要防止利用权力侵蚀私有财产或集体财产。
《南风窗》1994年第9期,《靓女出嫁之后》
顺德模式的改革引起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这种做法使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又浮出水面。对此,经济学家厉以宁打了个比方:两户人家各买了一筐苹果,一户的吃法是哪只苹果烂了先吃哪只,这样,他们尽吃烂苹果;另外一户的吃法是专找好的吃,结果虽然丢了一些烂苹果,但吃下去的全是好苹果。国企改革走了十几年,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再到全面推行承包制,股份制,始终绕着产权改革兜圈子,结果是烂苹果越来越多,这一年,国有工业企业共亏损482.5亿元,到了1996年,则出现了建国以来首次全国工业企业净亏损的局面,净亏损额34亿元。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是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首要的要求就是产权清晰,顺德人在将馅饼做大之后,由于产权不清,家族管理,二锅饭和挥霍浪费等国企病越来越重,1993年之后的银根紧缩也迫使顺德企业在改革的实践中,率先打破了观念的禁区,进行产权改革的尝试。顺德的实践证明:只要利国,利企,利民,产权转让不分内外,资产的流动不等于资产的流失,资产的不流动也不见得就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数字:1993年全国国营企业占经济格局比例已经从过去的80%下降到55%,而个体,集体,三资企业则为45%,近乎半壁河山。
《南风窗》1994年第4期,《攻坚年,创新年,突破年》
反腐风暴
1994年4月11日,一介平民沈太福策划的长城机电产业集团非法集资10亿元的大案宣判,主犯沈太福被处决,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0年。枪声未落,沈太福的记录就在同年7月被刷新了,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下属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总经理邓斌因非法集资 32个亿被捕,从这件惊天大案中又查出案中案80余起,查处违法违纪人员179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6人。
1995年4月4日,因此案被立案侦查的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他的记录是贪污公款25万多元,美元2万,挪用公款1 亿以上人民币,美元2500多万,供他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1300多万元的直接损失,合在一起,总量有数亿之巨。同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撤职查办。
翻一翻《南风窗》十几年来的文章,我们感到自豪,也感到沉重。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直面腐败。沉重的是,上述这些腐败记录,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更可怕的是,如今,个人腐败已经演变成组织腐败,行业腐败(何清涟语)。从以权谋私到权钱交易,我们认识到经济腐败正在蔓延成为政治腐败。(1994年第1期《反腐败,我们别无选择》)《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出台以后,我们曾深情地呼唤中国的"阳光法",也指出高薪养廉论的困境。
腐败的蔓延,使一向讳莫如深、云遮雾掩的官员财产状况,开始成为人们敏感的话题。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提出,今年要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收入申报,礼品登记和厂长交际费用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三项制度,以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深入。环顾今日寰中,贪污,腐败,受贿,以权谋私,成了政界风行的"官场病"。
"阳光法"正是一把高悬在贪污腐败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阳光法"是惩治贪污腐败法律的总称。其内容涵盖财产收入申报法,政治资金收支公开法,会议与文件公开法,行政程序法等,而以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为核心。此次出台的是收入申报,而非财产申报,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阳光法"。像王宝森,张文效等拿工薪生活的国家干部如仅仅从收入申报数目看,出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的情况简直是不可能的。
缺乏民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是苍白无力的,要想使收入申报真正有效力,必须有广大民众的参与。民众参与涉及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收入申报的公开。"阳光法"不应该成为"抽屉法"。
《南风窗》1995年第10期,《中国呼唤"阳光法"》
1995年11月反贪局成立之后,我们呼吁学习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以法制权,砍掉经济活动中的权力黑手,开展平等竞争,以清除权钱交易的土壤。(1996年第4期《反腐风暴向灰色癌症开刀》)最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失去信心。从热情的读者来信中我们感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参与和支持这场艰苦的斗争,在这场持久的斗争中,这或许比多少贪官的人头落地更为重要。
信用危机
有幅漫画,第一张是70年代,一个人买了件假货,另一个人惊奇地说:"咦?还有假的?"第二张是90年代,一个人买了件真货,另一个人又惊奇地说:"哇,还有真货?"假烟,假酒,注水肉,假币乃至假文凭在中国的泛滥,已经无法追溯到某个具体的年头,但当1995
年一个叫王海的山东小伙子作为这些事物的对立面出现在大江南北的时候,许多人才第一次知道了中国还有一部《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至今,王海仍然是个备受关注和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效仿他,而大多数中国公民还是选择自认倒霉。
王海现象也折射出改革开放中暴露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信用危机。
事实上,信用匮乏已经开始蔓延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角债,打白条,打绿条,拖欠工资,个人和企业急需资金,银行却惜贷,不按规章办事,违法乱纪……从个人的信用,企业的信用,市场的信用到政府的信用都在下降,形成恶性的循环。
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在还有不少问题,比如不健全,畸形等,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是信用问题。市场经济除了说是一种竞争经济,也是一种信用经济。我觉得市场经济有四个支柱。一是信贷,二是代理制度,三是股份与证券制度,四是票据制度。
但是这些制度都要建立在信用基础上,如果没有信用,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下,凡是没有信用的人,市场经济的大门是不会接纳的。对有信用的机构,企业和人,在市场经济中则"如鱼得水"。从第二个方面来讲,信用也是一种权利,一种财产权利,还是一种担保形式。
从古代开始,就在争论"先给钱"还是"先给货"的问题,买卖双方谁先履行,谁就有风险。有风险,必然要求信用。最早是要求个人信用,后来发展到要求第三者担保。担保也是一种信用,比如银行担保开信用证,对方还不了钱,就由银行还。信用还体现为一种商誉。
世界各国知名企业都把它看成自己的无形资产,倍加珍惜。而我们的企业还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常常因商誉不佳导致信用不佳。最后,信用还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公众了解的信息。而得到真实的信息,是一个全世界企业都关心的问题。对于虚假的,不真实的信息,我们要用严格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制裁手段来加以规范。
《南风窗》1996年第8期,《市场经济,你的名字叫"信用"---著名法学家江平访谈录》
时代人物
于志安
1995年4月,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突然出逃菲律賓,转移大量国有资产,留下一个负债8000万元的亏损企业。于志安出逃的直接诱因是他即将退休。
一时间,对"59岁现象"和国有企业的监督问题成为热点话题。正如《南风窗》1997年2～3期《中国国企,向"内部人"宣战》一文中指出的,于志安事件反映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现象已经重创了中国国企"。
天灾不如人祸。人们终于发现,在国企的"无老板"状态中,现代企业家精神和资产责任同样只是一句空话;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经营者的选择,约束,激励机制正在逐渐暴露出它的重大缺陷。
在企业家选择上,大部分企业家仍然只是在本系统内选拔,范围有限,而且对年龄限制较严,企业家选择的行政化和企业家行为的市场化矛盾越来越突出。"59岁现象"也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监督和激励其实是二位一体的。
老一套的考察干部,搞运动的办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依靠自我约束,道德教化也非根本之计,只有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内(董事会)外(国家法律法规和考核制度)双紧的监督机制,才能有效地消除"59岁现象"。
同时,企业家该怎么拿,拿多少,尽快制订和推行合理的年薪制,经营者持股制或利润分享制也是当务之急。局级干部的于志安10多年来,一直坐着一辆没有空调的伏尔加旧车。厂里宿舍盖了一批又一批,他却硬守着两间半旧平房。然而这位"红色企业家"出国却总是独来独往,连翻译也不带,每次都住总统套房,时常坐专用直升机。他去了哪个国家,做了什么事,签了什么合同,很少有人知道。
长动集团的董事会一直形同虚设,主管部门武汉机械局从未收到过一份长动集团的财务报告,于志安认为自己是经贸委副主任,比机械局长官还大,无须送检;武汉市总工会交涉长动集团1991年来从未召开过职代会问题,于志安不屑一顾;就连每年武汉市有关职能部门派人来作例行大检查时,于志安也派保卫人员拒之门外。于志安"失踪"以后,人们才发现,长动集团的200多家企业大多数是亏损的,负债8000万元,长动集团,是于志安"一掌蔽天"的"无上级企业"。
《南风窗》1997年第2期,《中国国企,向"内部人"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