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饱经风雨沧桑，与妻子黄玉兰共同生活了8年，养育了3个儿子，大儿子王海燕、二儿子王海星和三儿子王海成。黄玉兰红颜薄命，28岁时就因病溘然长逝。从此，3个年幼的儿子跟着父亲，从青海到北京，又从北京到新疆，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颠沛流离，受尽煎熬，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催人泪下，发人深醒。下面是王洛宾幼子、新疆洛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海成先生深情的回忆——
　　
　　一次成功的创作，不料又为自己拣了一条罪状
　　
　　1951年，我母亲黄玉兰病逝后，北京的家自然就散了摊，父亲陆续将我和大哥、二哥接到新疆，亲自照料。当时，大哥海燕13岁，二哥海星10岁，我只有8岁，都在上学。父亲住宿舍，没个正儿八经的家，我们兄弟仨只能住校，周末才回来团圆，仍由父亲从机关食堂买饭吃。但不管咋说，父子四人的日子过的还算平静。
　　没料到的是，这清贫却平静的日子，马上就要被一场横祸打破了！
　　1959年，新疆文工团根据库尔班·吐鲁木要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的感人故事，编排了一台话剧。然而，话剧几经周折，上边总不满意。就在剧组的“秀才”们大伤脑筋的时候，作为主创人员之一的陈村，忽然提起了一个人。他兴奋地向新疆话剧团团长季阳建议：
　　“能不能找找王洛宾？如果请他参与，这出戏肯定能唱好！”
　　正一筹莫展的季团长听了，不禁喜上眉梢。他其实也熟悉我父亲，且知道父亲是个大才、奇才，曾在10年前就被王震将军点将，任命为其麾下的“文艺科长”，还与将军合作了一支铿锵有力的《凯歌进新疆》。10万解放大军就是唱着这支歌，如滚滚铁流西出阳关进军天山的。
　　“他绝对行！但是……”季阳毕竟是当领导的，比较谨慎，他也明白当时的政治形势。不过，他还是一拍陈村的肩膀说：“先去看看吧！”父亲尽管因“历史问题”已经被撤销了“文艺科长”职务，但仍身着军装，在新疆军区文区团任音乐教员。季阳和陈村找到我父亲，父亲实话实说：


　　“我现在戴着‘帽子’，属‘监控使用’。为伟大领袖创作剧本，怕不合适吧？”
　　季阳仅仅是个小小的话剧团团长，也不敢擅自定夺，就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做了汇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经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通气”，最终传下话来：
　　“王洛宾可以用！”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季阳便礼贤下士，陈村等剧组主创人员也虚心听取我父亲意见，比如在全剧中穿插维吾尔音乐，增加主题曲，将单调的话剧改编为音乐话剧，从而增强戏剧效果，尤其体现新疆少数民族艺术特色。父亲还为该剧专门创作了一首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表达广大翻身得解放的维吾尔劳动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敬与热爱之情（萨拉姆，维语“衷心祝福”之意）。
　　这部有父亲参与创作的音乐话剧《步步紧跟毛主席》，国庆十周年前夕赴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观看中，多次热烈鼓掌！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更是兴奋不已，将剧组介绍给首都不少中央和国家机关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
　　演出结束后，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剧组其他演职员先回新疆，季阳和陈村等人暂时留在北京，修改、充实剧本，尤其是打破惯例，增加让“领袖”在舞台出场，与库尔班·吐鲁木亲切握手的情节。
　　1960年4月，树叶儿吐绿、杨花纷舞的时节，陈村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带着成功和喜悦从首都载誉而归。他一回到乌鲁木齐，来不及进家，先跑去向父亲报喜！谁知一进军区文工团大院，只见父亲住处的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而周围的人都用一种警惕和复杂的眼神，审视着他这个找父亲的人。
　　“王洛宾？早被抓了！”这回答无异于一磅重弹，轰得陈村差点没晕过去！他实在难以相信这是残酷的事实。我父亲为剧本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但他的名字不准在剧本上出现，人更不可能随剧组进京，现在，连成功的喜悦也无权分享了！
　　3年后，当某部队歌舞团赴越南演出，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感动全场时，越南领导人问：“这首歌曲的作者王洛宾同志，怎么没来？”
　　“他患‘病’了，没来！”
　　 领导以此搪塞。而实际上，父亲已被判刑15年，正关在壁垒森严的军事监狱。他15条罪状之一，就是“一贯利用音乐反党反毛主席”云云，而《萨拉姆毛主席》便是铁证！“萨拉姆”毛主席，不就是要“杀了”毛主席吗？
　　试想，有这么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吗？
　　父亲一入狱，他的3个光头儿子真正就成了无家可归的“狗崽子”了！
　　


　　忍辱含垢地活着，他实施一次轰动的出逃
　　
　　1961年5月，父亲被正式逮捕。
　　当前来押解他的人员，将冰冷的手铐铐在他那双握惯了钢笔、用一支浪漫的笔谱写过无数倾倒世界的优美歌曲的手腕时，父亲显得很平静。这样的手铐，他早在三十年前就戴过，那是他作为进步的文艺战士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与丁玲和萧军等赴兰州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铐走，关了四年。没想到，半生追逐光明，终于能够作为一名身着军装、佩戴鲜红的领章和帽徽的文艺工作者，全心全意地为党、为领袖、为人民写歌了，却又被自己的同志戴上手铐，去坐自己同志看守的牢房。他只能在心里苦笑一声，嘴里却请求：
　　“我想看看我的孩子！”
　　除了音乐和孩子，父亲一无所有！韵都储藏在他深广的脑海里，可以随时带着，惟有孩子是他难以割舍的牵挂。何况，那年我才10岁呀！
　　父亲在两位面色冷峻的军人押解下，来到了“八一小学”。碰巧课间休息，我正和同学们玩得兴高采烈。平时，我和两位哥哥都住校，除了周末也不常见父亲。父亲突然来看我，令我惊喜了一下，但父亲手上锃亮的手铐，和跟着他同来的那两张冷峻的面孔，令幼小的我望而生畏，手足无措。
　　“海成，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啊！”父亲面带微笑叮嘱我，“爸爸要出一趟远门，你要常和哥哥一起，多自己照顾自己呀！”
　　我似懂非懂地望着威严而慈爱的父亲，点了点头。
　　望着父亲宽厚而挺直的背景渐渐远去，我虽然尚不知祸福吉凶，但单纯而幼稚的心头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阴云。
　　小朋友们也都看到了父亲。他们不知道老师们教他们唱的、广播里放的那么多好听的歌儿，就是这个戴手铐的人所作。他们只知道他是我的爸爸，是要去坐牢的“劳改犯”，是个“大坏蛋”！平时挺乖的我，竟然是“反革命”的儿子！那时候，作为一个“反革命”、“劳改犯”的儿子，即便只有10岁，我的心理压力也是别的孩子难以想像的。屈辱和不平，使我不得不早熟、自尊而又自卑。我无法跟人家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们，相提并论，无忧无虑。
　　其实，早在1960年，父亲就遭关押，次年才被“判刑”的。最初的几年，他被关进去，放出来，放出来，又关进去，像只被人戏耍的“猴子”。
　　1962年寒冬的一天，我正在校园玩耍，突然看见一个身材魅梧、腰杆笔直的男人，头戴棉军帽，身穿草绿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大踏步地向我走来，我觉得这人挺面熟，像……正当我满腹狐疑时，“小三子！”那人喊我了。
　　“是爸爸！”我刚一惊喜，马上又害怕起来：爸爸不是在监狱里吗？咋逃了出来，还穿着军装？会不会……我想起了电影里、书本上和老师讲过的那些狗特务！然后，不及我多考虑，爸爸走过来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摸着我冻得通红的小脸蛋，和蔼的说：
　　“爸爸没事了！星期六你和两个哥哥都可以回家了！”面对儿子，他双眼晶晶闪光。
　　 父亲自从我母亲病逝后，一直一个人过，没有女人的家算什么家呀！我们的“家”，当时就在一间“筒子楼”里，狭小、阴暗、潮湿，房间除了一张大床，一架钢琴和一对桌椅，什么也没有。父亲曾经在歌中吟唱：“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这是他的追求与理想，因此，他一生不置家产。当时，连星期天父子4人团聚的饭，仍从机关食堂买来，家里不动烟火。惟一令我们兄弟兴奋的，是父亲一有了钱，就挑个周末的日子，带我们去“鸿春园”或“百花村”下馆子，改善生活。
　　但是，那样的日子毕竟不是很多。更多的时候，是父亲专心致志地坐在钢琴前做他的事，或者给络绎不绝前来请教的学员，手把手地教琴、练声、讲课，将儿子们“放羊”。
　　“玩去吧！”父亲一挥手，我们哥仨立即兔子一样逃得无影无踪了！
　　然而，那些向我父亲虚心请教的男女学生，几乎都张口“老王”，闭口“王洛宾”，因为在“监控使用”期间，上边命令是不准叫他“老师”的！而且，父亲每天必须先清扫干净文工团的男女厕所后，才能上课。声乐、器乐、乐理等课程，白天有，晚上也有。另外约法三章的是，我父亲发表的所有作品，都不许署自己的名字！
　　我父亲是个崇尚自由的浪漫天才，他给无数美丽的爱情之鸟插上了音乐的翅膀，自己却在挤压下忍辱偷生，而且，还有专职监控他的人。
　　此人姓王，很忠于职守，他不但要严格地查询所有来找父亲的人，“关心”我们王家父子老少4人的出入起居，每次出门“请示”，进门“汇报”，还要父亲不定期地向他写汇报材料。父亲惟一的嗜好是爱喝两口，偶然在外面喝点酒回来，总要遭到这位可以做儿子的王某像老子对儿子一样厉声的喝斥！因此，父亲经常不得不从沿街的窗户偷偷出入。
　　终于有一天，父亲将我叫到面前，将几张硬纸片用针线缝进我的衬衣，说：
　　“这是几个存折，你带好，会有用的！我去朋友家转转，也可能回不来了！”
　　我已经13岁了，对父亲的话似懂非懂，当父亲为避免引起王某怀疑，平静地让我先将自行车推出去时，我乖乖地照办了！我站在巷口，眼睁睁地望着父亲奇怪地回头招手，说了声“再见”，跨上他那辆“永久”型自行车，沿“光明路”向西，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那一夜，父亲没有回家。
　　第二天一早，王某闯了进来，大声喝问道：
　　“王洛宾呢？怎么不向我报告？！”
　　约半个时辰，军区保卫部呼喇喇来了几个人。一位负责的拍桌子瞪眼审问：
　　“王洛宾哪儿去了？是怎么走的？不是不你小子帮的忙？他留下什么话和什么东西了没有？”
　　我吓坏了，老老实实地把父亲给我缝在衬衣里的几张存折全拿出来，被当场没收。
　　当天，大哥、二哥都被从学校唤回。3天后，就在“滚出去”的驱逐令下，我们兄弟仨找了一辆小板车搬“家”，离开了那个让我们父子饱尝屈辱的大院。
　　我们在别处租了一间破屋，才算有了安身之处。到了第七天，军区通知去领自行车。大哥、二哥和我去领回了父亲完好无损的自行车，却没见到父亲，但隐隐约约听说“王洛宾找到了”。据说，当时怕父亲“叛逃”，“投靠”苏修和美帝，边界线上早布下了“天罗地网”。其实，父亲一直在乌鲁木齐北郊一个朋友家喝酒，这些是事后才知道的。 直到1965年夏天，也就是父亲失踪的一年后，我们兄弟才从别人嘴里得到父亲被秘密转押在新疆第一监狱的口信。
　　
　　父子三人陷囹圄，他只心系那遥远的地方
　　
　　1970年6月的一天，正在新湖农场接受“再教育”的我，突然收到一份没有落款和署名的电报：
　　“家中有事请速回”
　　可是电报到我手中，距标明的发报时间已超过一个星期了！我既惊讶、担心又很着急，就拿着电报支找“工宣队”领导。
　　“不是想逃避劳动吧？”队长开门见山，严肃地说，“马上要收麦子了，你却请假。老实说，究竟是咋回事？”
　　指导员一副了如指掌的神态，笑着说：
　　“你的档案我看过，你的背景我了解，你父亲是劳改犯，写过要……”他不敢说“杀了”两上字，“怎么毛主席的歌，反动透顶！你就没家，哪会‘家中有事’呢？”
　　但是，电报千真万确是发给“王海成”的呀！“工宣队”经过慎重研究，还是批了我的假，但只限定3天假，超了假是要处罚和挨批斗的！
　　从生产队到场部有四公里，从场部到县城60公里，从县城到乌鲁木齐还有140公里。而且，那年月路既不好，又没有便捷的车，3天的假起码有两天得消耗在来去的路上。
　　我步行到场部人保组开了外出证明，当时外出必须有证明才能买车票、住宿甚至吃饭。开好证明，我才想起自己在农场拼死拼活地干了半年，竟没领过一次工资。身上分文没有咋办？只有一个办法：借！我抹下一向自尊的脸皮，几乎借遍了30个知青，才凑了10元钱。其中，一个姓易的知青不但借给了我6元钱，还写了个条子让我带给他母亲，名义是报个平安，实则是怕我回乌鲁木齐没处落脚。我还算有福，正巧碰了个拉煤的卡车，好说歹说才被允许坐在拖斗上。从中午1点直颠到下午7点多，才跑到乌鲁木齐。一下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找了一潭水照自己：妈呀！除了牙齿和眼白，浑身上下全是黑的。
　　在乌鲁木齐长了十几年，回来却不知去哪里？父亲早收监了，大哥在我一年前下乡时，就被“清整出阶级队伍”了，罪名是他3岁时在青海西宁过生日，大军阀马步芳参加了，并为他“授了衔”。3岁的小孩，人家能授什么衔？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反革命”王洛宾的“狗崽子”！在外面“自由”的还有二哥，可去哪儿找他呢？
　　我茫然回顾，终于想起了大哥的一个朋友，叫安卫刚，也许他知道。找到安卫刚家，卫刚也下乡插队去了，他的母亲一见我，就急惶惶地说：“海成，你咋才回来呢？你们家又出事了！”
　　我本来就提心吊胆的，一听便吓了一大跳：莫非爸爸死了？后来才知道是两个哥哥也被关了起来。
　　第二天，我听卫刚母亲的话，拿上老太太给我的三斤肉票（当时每人每月半斤），还有肥皂、牙膏等票证，上街买了一大堆东西：猪肉、榨菜、牙膏、火柴、肥皂，还有莫合烟。那时，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商店又大都空空荡荡，我好不容易将东西买了回来，已经10点多了！为了买这点东西，我跑了几条大街。
　　老太太将猪肉切碎炒熟，和榨菜分装进3个瓶子，将其他东西也分成3份。第二天是个星期日，一大早，我就骑上卫刚的自行车上路了！我必须在一天之内，分别到南郊、东郊和北郊3个地方，探望3个“犯人”。当时的乌鲁木齐从市区到郊外，遥远且土路难行。
　　我先赶到押大哥的南梁，在新疆大学的“牛棚”里见大哥。大哥一见我很高兴，但示意不可多言，言多怕要被定“死罪”。他什么也没要，只说：
　　“快去看看二哥和爸爸吧！”
　　 我又蹬车赶到六道湾看守所。人家不让看，说明天再来！我就苦苦哀求，说明天就要返回农场了。管教发了慈悲，让一个“犯人”去工地喊二哥。过了半个时辰，黑瘦黑瘦的二哥才气喘吁吁地跑来，见了我眼含晶莹的泪花，一时竟无话可说，他感激地留下一瓶榨菜和一些莫合烟，叮嘱道：“老三，你就代我们去看看爸吧！”
　　我从关押二哥的地方出来，已是正午两点多了，又渴又饿，头顶西部暴烈的太阳，浑身汗流浃背，双腿软弱无力。于是花5分钱买了一要冰棍，8分钱买了一个包谷面馕（一种维簇食品，一般用麦面烤制），边走边吃，才不至于晕倒。
　　待我大汗淋漓地赶到位于北郊的新疆第一监狱时，只见森严的高墙电网下，早已挤满了全疆各地来探监的人。人们提着小包大包，个个神情焦虑地在大门外排成一队长队，等待着各自渴望早点相见的人。
　　“如果排队的话，等天黑恐怕也难以见上。”我心里嘀咕着，忽然就发现了“李队长”。父亲就在李队长的管辖的五中队。从前，我和哥哥们每月探监，久而久之，就跟李队长熟悉了。他人还算和气，不错！
　　李队长此时就坐在监狱大门边的“接待室”里。他认出了我，主动打招呼：
　　“你也来探监？王洛宾调一中队了，知道吧？”
　　他一听我是远道而来的，只有一天假了，便对正要进门的一中队队长小声说了几句，就将我安排到了前面。我就像一个临上考场的小学生一样心儿“突突”狂跳，已经好久不见父亲了，真不敢想像他会变成了啥模样？
　　突然，那扇暗红色的大铁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犯人们鱼贯而出，一律剃着光头，穿着囚服，佩着囚号。第一批出来了五个，自觉站成一排，我看见了父亲！他是第一个出来并且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地喊道：
　　“报告班长！犯人王洛宾请求会见家属！”
　　父亲满面红光，双目炯炯，那撮独有的山羊胡倔强地上翘着，显得精神抖擞。他身穿短袖无领白粗布囚服，腰板笔直地站在犯人、家属和监视他们的看守之间，真是卓尔不凡，有那么点“鹤立鸡群”的味道。
　　我一看见父亲，酸楚瞬间涌上心头，但父亲显然对高墙之外的事情，一无所知。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父亲慈祥地问。从前，总是我们兄弟仨轮流搭伴探监。
　　“大哥加班，二哥学习……”我只好编了一通瞎话。
　　父亲又问：“小三儿，你搞对象了没有？”
　　“没……”我没想到父亲问这个，不好意思地垂下了脑袋，嗫嚅着回答。
　　“你今年多大了？”父亲忽然问，这令我吃惊！当他见我抬起脸困惑地望着他时，作为父亲他也羞赧了，于是歉疚地一拍亮光光的脑门，说：“噢！你属兔，1951年的，今年才十九岁。不必着急！你两个哥哥咋样？有没有女朋友？成没成家？我照顾不了你们，只要你们身体好，我就高兴！你们一定不要干坏事，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好好工作！”
　　只有10分钟，时间倏然而过。父亲对儿子的“孝心”很满意，尤其是“莫合烟”。
　　“爸，您现在也抽烟？”我吃惊地问，父亲从前是不吸烟的。
　　“不！我不抽！给朋友抽！”父亲诡秘地轻声告诉我，“他们给我唱民歌。”
　　告别了父亲，我骑着自行车穿过麦田和小路，监狱阴森的影子已经渐渐地被甩在身后了！但某种隐隐的伤痛，却一阵一阵地抓挠着我脆弱的心。
　　回到卫刚家，我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却谎称吃过饭了，放下车子就走。我要赶到那位有心帮我的知青家。到了他家，才说自己还饿着肚子。我身上只剩下不到两块钱，而从乌鲁木齐到新湖农场的长途车票也3元6角。如果坐班车，我车买票的钱都不够了！好在同学的母亲不但留我住了一夜，还找一辆运货的卡车，让我坐在拖斗上返回农场。
　　那天清早6点半，我冻成一团，缩在冰冷的车斗里，赶中午到了县城。正当我为仍有60公里发愁时，却见有十几辆大“铁牛”，满载着农场的人进县城来了！我见有我所在的二分场的人，欣喜若狂，问干什么来了？大家告诉我：
　　“今儿开公审大会，枪毙好几个呢！”
　　我听得心惊肉跳，暗自默默祈祷：
　　“爸爸、大哥、二哥，你们能活着，也真够幸运的了！”
　　
　　他将《撒阿黛》交给我，说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转眼就到了1975年。
　　仍在新湖农场接受“再教育”的我，境况似乎有点好转了。因为我会拉小提琴、弹吉他和摆弄手风琴，又能唱两句，更兼表现好，所以，被吸收进分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麦收之后，总场要汇演，庆祝“农业学大寨”取得的丰硕成果，宣传队发动全分场的笔杆子编节目。一台节目编好了，词也写得不错，可惜没人谱曲。没有适合剧目的乐曲，戏就演不成。
　　大家都在着急。就在这当口，宣传队向场里要了100元经费，想派人去乌鲁木齐采购一些演出用的东西。我忽然灵机一动，主动找队长，提出去乌鲁木齐买东西，并找作曲家为节目谱曲。队长喜出望外，就给了3天时间，将100元钱和为节目谱曲的重任托付给了我。
　　这次回乌鲁木齐，虽然只有3天时间，但是，我的心情跟5年前大不一样了。我觉得有某种希望的东西，正随风从那遥远的地方吹来。
　　乌鲁木齐曾是我们的家，但又这么生疏。回城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节目先赶到了父亲服刑的新疆第一监狱。
　　看守告诉我：“王洛宾不在里面，在菜地呢！”
　　我这才发现，菜地在高墙电网之外的另一个院子，几乎无人看管。很显然，父亲自由多了！
　　“咦！你咋来了？”父亲又有5年不见儿子了，很惊喜，也很意外，说，“农场不是正夏收吗？”
　　“麦子收完了！”我神秘兮兮地说：“爸，我这次是专程回来，请你帮忙的。”
　　“请我帮忙？”父亲笑了，说，“我一个犯人能干啥？”
　　我就将汇演的事告诉父亲，并双手捧上一大叠节目稿。父亲翻了翻，说：
　　“明天下午你来取，中午在这儿吃饭吧！”
　　 我一听父亲在监狱可以多买一份饭招待儿子了，心情特别地激动！我发现父亲坐了15年监狱，人是苍老了，但腰杆始终挺直，精神矍铄，不怒自威。他像什么？苍松？不！真像他自诩的：是一株老胡杨！
　　“一千年活着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地不朽！”这就是胡杨的品性和写照。父亲像饱经风霜的老胡杨，更像他四处传唱的民歌！
　　也许已经24岁了，我越懂事越切身地感受到“苦难的确是一所最好的学校”，父亲便是无愧于人生的老师，我打心眼里敬重父亲！
　　第二天，我马不停蹄地办妥了一切之后，下午赶到监狱。父亲不在，但一个老头说，你爸给你泡的茶，先解解渴，他马上就来。
　　我没想到父亲这么细心。接过那一大瓷缸热茶，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父亲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那叠歌页，全谱了曲不说，还密密麻麻地对文字作了大量调整、修改。父亲又给我认真地边唱边讲解了一遍。
　　临走时，父亲又问我，找上女朋友了没有？我酸楚地一笑，说；“像我这样的，找什么对象呀！”
　　父亲望墙外远处那雪皑恺的博格达峰，略做沉思，然后将手捋那撮花白的山羊胡子，呵呵一笑说：
　　“别灰心，儿子！等我出狱了，把老朋友的姑娘给你找一个！”
　　我知道这是父亲宽慰自己，谁家的女儿会呆在闺房里，专等着嫁一个“反革命”的儿子呢？
　　“小三儿子，你唱歌怎么样？”父亲问，“你是左嗓子，我知道。但南美洲有种唱法叫‘闭声唱法’，你可以练练！”父亲将两张歌页递给我，说，“这一首是我整理的哈密民歌，是1949年部队在哈密时我搜集的，歌名叫《我不愿擦去鞋上的泥》。还有这一首，是今年元月份我在监狱创作的，我给你先唱一遍，你好好听着。”
　　父亲清了清嗓子，便轻声地给我唱起来了：
　　“我喜欢坐在大门外，
　　暸望那远方的山崖。
　　在那山崖的一角，
　　飘浮着美丽的白云彩。
　　撒阿黛！
　　我喜欢渠边的小树林，
　　随着那晨风摇摆。
　　每当小树随风摇摆。
　　白云彩就轻轻地飘过来。
　　撒阿黛！
　　我喜欢冰雪的天山，
　　我喜欢火热的瀚海。
　　我喜欢纯洁的白云彩，
　　白云彩就是你，
　　——撒阿黛！”
　　我完全沉浸在这优美的旋律和歌中所描画的意境中去了！多少年来，我听到的全是东风吹、战鼓擂、烈火遍地烧、拿笔做刀枪的“战斗”节奏，哪能听到这么动人的歌曲？“撒阿黛”？谁是“撒阿黛”？
　　“这是维吾尔语‘衷心祝愿’！”父亲给我讲解，又边打拍子边认真地演唱。还有那首哈密民歌《我不愿擦去鞋上的泥》，也唱了好几遍，直到我会唱而且领悟了，父亲又郑重地告诉我：“小三儿子，这两首歌都是我在狱中整理、创作的。我人出不去，歌今天交给你，希望你学会，出去爱怎么唱就怎么唱！”我用双手接过了父亲的心血和嘱托。
　　那台经父亲修改和作曲的节目被我带回农场，大家一看改得这么好，曲作得这么捧，士气大振，群情激昂地开始排练。刚一开始，当那些新美、悠扬和动人心弦的音乐一传出排练室，立即吸引了几乎所有听到了的人。才短短几天，节目尚未公演，许多唱段已经不胫而走，传出了农场，传得很远。
　　9月1日，总场文艺汇演，这台节目连演了两场，并获二等奖。
　　我从狱中带出来的《撒阿黛》，即使用“左嗓子”唱，也一唱即红，在知青、青年农工和学生中广泛传唱开来，连石河子的青年都远远跑到新湖农场，找我学唱《撒阿黛》。
　　
　　他将作品署上我的名字，是为了能够发表
　　
　　早在1974年年底，父亲就被列为“国民党特赦”，因此，虽然仍在坐监，但是可以走出监狱大门，进城与亲友团聚，也就是说，父亲开始有相对的人身自由了！
　　当时，我大哥海燕在乌鲁木齐延安路有一个小院子和几间土房子，那是我们父子几个惟一可以团圆和临时栖身的地方。父亲的“家”——新疆第一监狱，距城南延安路有几十公里路呢，来回特不方便，他就花30元钱，买了一个维族老乡的一辆旧自行车，可以骑着“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了！那辆“秃尾巴鸡”，后来陪伴了父亲许多年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