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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是封建集权的鼎盛时期，亦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的最高历史水平，这意味着思想系统性、完备性的高度成熟，同时也是其局限性和消极性在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凸显。
关键词：唐甄；新民本；明清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以君民关系为主线的政治性探索，是治国安邦的统治需要。《尚书》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了民在邦国中所具有的稳定社会的作用，民的政治重要性亦被统治者注意到。先秦时期，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道家，虽学派立场有异，但都强调君主统治要重视民生、民情、民意。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表达了重民即是圣的观点，“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对百姓广博施予，并救济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那么就可以成为圣王。贵族、首领不因他们自身的地位而显贵，因他们对待民的行为而尊贵。这是孔子民本思想的具体内容。孟子继承发展孔子学说，以“不忍人之心”为内核构架其民主思想，建立仁政体系。
依孟子的观点，国家政治、经济的一切行为都是为民所设。君主施行仁政，以“四心”出发并遵循“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和行为的双重约束，就是一位合格的仁人之君。孟子从经济上的养民、政治上的重民、文化上的化民和社会上的乐民四个方面阐述王道思想，并区别于荀子的霸道主张。孟子强调民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君-民关系单维论述，而是从君-民、君-臣、官-民三个层面来把握，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贵戚之卿（官）”可以废暴君、立贤君，这就把民的地位和重要性提到了孔子未达到的层面，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到了明末清初时代，经过朝代的更迭与历史的实践，民本思想扩充了新的内涵并延伸了新的外延。
明清是封建集权的鼎盛时期，亦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的最高历史水平，这意味着思想系统性、完备性的高度成熟，同时也是其局限性和消极性在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凸显。
明清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背景，学者多从社会客观转型要求、商品经济发展带来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停滞论、西方中心观点等角度来加以断定和评价，使民本思想处于附属地位而论之。从经济、政治、社会的角度分析民本思想的大背景，自有其客观意义与可取之处，但笔者认为，回归民本思想本身的发展路径，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体系中定位明清民本思潮的地位与意义，亦是对时代民本思想的内在阐释，更有利于从本质上理解为何民本思想发展到明清会呈现出复杂的、多元的、实功的特点，也有助于在民本思想脉络中，标定唐甄“治民先治官”的由来和传承。
传统民本思想一般是根据儒家民本思想来断定的，可概括为保民、养民、富民、教民四个层次。金耀基把儒家民本思想总结为六大义：第一为人民是国家政治主体；第二为君之位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君与民之间存在双边契约关系；第三为君的最大职务是得民养民；第四为民本思想重“义利之辨”；第五为民本思想在政权上表现为“王霸之争”；第六为“君臣之际”的互相约束关系。一言概之，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即在君和民、君和臣的关系中对抗、平衡。梁启超评价君和民的关系时一针见血的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精神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虽然贵民、爱民、利民、为民，但都是以君主的绝对统治为第一要务，把民的重要性提到如此地位，也只是对仗统治者的策略需求、形象要求。在明清之前的民本思想，可谓是统治者主导下的一场思想权术。
民本精神发展到明清，被称为“新民本”。既然是新的，那么必然革新于旧的。旧的民本思想是“尊君-重民”的，君处于二者关系的核心、主导地位，而新的民本思想则是“限君-重民”的，君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只是“一匹夫而”，唐甄甚至提出人人皆可为圣的观点，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恰好出生为这个身份而已：
生于皂则为皂人，生于丐则为丐人，生于蛮则为蛮人，莫之耻也。奈何一朝贱焉则耻之乎？一朝贫焉则耻之乎？皂人可以为圣人，丐人可以为圣人，蛮人可以为圣人，皆可以得志于所生，岂一朝贫贱而遂自薄乎？
因此，君主不能再凭借自己的身份得到尊重，因为无论出身地位有多大的不同，人们都可以达到自己的心愿、志向。以黃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为代表的新民本思想家越过了传统的桎梏，超越传统儒家重民、爱民的旧民本范式，直接考虑如何制约君权、限制君权的问题。至此，君权被彻底拉下神坛，传统民本思想也走上了新的道路。
明清“新民本”思想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两点：
从批判“暴君”“独夫”的统治者个人，转向痛斥整个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否定君主存在的合理性。传统民本思想也是批评君主的，但更多是站在君主统治的社会效益和对民的态度两个角度来论述。传统民本思想的彰显者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此意即，民被君主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君主因其是劳心者、治人者，治理统治劳力的民众也是自然而然的。孟子的这种态度，不能否认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伟大创举，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所说的“君轻”在以君主统治的怀柔策略来论及的，而非认为君主真的是轻贱的。相反，明清新民本思想家的批评是彻头彻尾的，黄宗羲甚至直呼：“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统治者只想要天下为一家之私，而不是“天下为公”，所以明清民本思想家提出“非君论”“民主君客论”“置相论”“学校论”等诸多观点以批评时政、反对专权。
第二，民在民本思想中的角色，从君主的统治政治资源转向政治的真正参与者。唐甄在《潜书·明鉴》中指出：“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国家的疆域保护、府库税收、朝廷奉养，都是由民参与完成的，民既是政策落实的支持者，亦是政策维护的贡献者。然而，当权者却只见政而不见民，最终导致“四海困穷”。因此，唐甄极力呼吁重视民的实际功用，不要让民只存活在纸上政策中，而忽略了民对国家建设、疆域稳定的积极贡献。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重民、爱民、养民、教民发展为“公天下论”“以民治民”“民主君客论”等具有先进性的思想观点，民的地位从附属走向主导。
作者简介：刘紫月（1993.09.13），女，河南郑州，汉族，硕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610031，中国哲学、经学。
关键词：唐甄；新民本；明清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以君民关系为主线的政治性探索，是治国安邦的统治需要。《尚书》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了民在邦国中所具有的稳定社会的作用，民的政治重要性亦被统治者注意到。先秦时期，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道家，虽学派立场有异，但都强调君主统治要重视民生、民情、民意。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表达了重民即是圣的观点，“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对百姓广博施予，并救济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那么就可以成为圣王。贵族、首领不因他们自身的地位而显贵，因他们对待民的行为而尊贵。这是孔子民本思想的具体内容。孟子继承发展孔子学说，以“不忍人之心”为内核构架其民主思想，建立仁政体系。
依孟子的观点，国家政治、经济的一切行为都是为民所设。君主施行仁政，以“四心”出发并遵循“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和行为的双重约束，就是一位合格的仁人之君。孟子从经济上的养民、政治上的重民、文化上的化民和社会上的乐民四个方面阐述王道思想，并区别于荀子的霸道主张。孟子强调民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君-民关系单维论述，而是从君-民、君-臣、官-民三个层面来把握，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贵戚之卿（官）”可以废暴君、立贤君，这就把民的地位和重要性提到了孔子未达到的层面，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到了明末清初时代，经过朝代的更迭与历史的实践，民本思想扩充了新的内涵并延伸了新的外延。
明清是封建集权的鼎盛时期，亦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的最高历史水平，这意味着思想系统性、完备性的高度成熟，同时也是其局限性和消极性在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凸显。
明清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背景，学者多从社会客观转型要求、商品经济发展带来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停滞论、西方中心观点等角度来加以断定和评价，使民本思想处于附属地位而论之。从经济、政治、社会的角度分析民本思想的大背景，自有其客观意义与可取之处，但笔者认为，回归民本思想本身的发展路径，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体系中定位明清民本思潮的地位与意义，亦是对时代民本思想的内在阐释，更有利于从本质上理解为何民本思想发展到明清会呈现出复杂的、多元的、实功的特点，也有助于在民本思想脉络中，标定唐甄“治民先治官”的由来和传承。
传统民本思想一般是根据儒家民本思想来断定的，可概括为保民、养民、富民、教民四个层次。金耀基把儒家民本思想总结为六大义：第一为人民是国家政治主体；第二为君之位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君与民之间存在双边契约关系；第三为君的最大职务是得民养民；第四为民本思想重“义利之辨”；第五为民本思想在政权上表现为“王霸之争”；第六为“君臣之际”的互相约束关系。一言概之，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即在君和民、君和臣的关系中对抗、平衡。梁启超评价君和民的关系时一针见血的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精神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虽然贵民、爱民、利民、为民，但都是以君主的绝对统治为第一要务，把民的重要性提到如此地位，也只是对仗统治者的策略需求、形象要求。在明清之前的民本思想，可谓是统治者主导下的一场思想权术。
民本精神发展到明清，被称为“新民本”。既然是新的，那么必然革新于旧的。旧的民本思想是“尊君-重民”的，君处于二者关系的核心、主导地位，而新的民本思想则是“限君-重民”的，君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只是“一匹夫而”，唐甄甚至提出人人皆可为圣的观点，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恰好出生为这个身份而已：
生于皂则为皂人，生于丐则为丐人，生于蛮则为蛮人，莫之耻也。奈何一朝贱焉则耻之乎？一朝贫焉则耻之乎？皂人可以为圣人，丐人可以为圣人，蛮人可以为圣人，皆可以得志于所生，岂一朝贫贱而遂自薄乎？
因此，君主不能再凭借自己的身份得到尊重，因为无论出身地位有多大的不同，人们都可以达到自己的心愿、志向。以黃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为代表的新民本思想家越过了传统的桎梏，超越传统儒家重民、爱民的旧民本范式，直接考虑如何制约君权、限制君权的问题。至此，君权被彻底拉下神坛，传统民本思想也走上了新的道路。
明清“新民本”思想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两点：
从批判“暴君”“独夫”的统治者个人，转向痛斥整个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否定君主存在的合理性。传统民本思想也是批评君主的，但更多是站在君主统治的社会效益和对民的态度两个角度来论述。传统民本思想的彰显者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此意即，民被君主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君主因其是劳心者、治人者，治理统治劳力的民众也是自然而然的。孟子的这种态度，不能否认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伟大创举，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所说的“君轻”在以君主统治的怀柔策略来论及的，而非认为君主真的是轻贱的。相反，明清新民本思想家的批评是彻头彻尾的，黄宗羲甚至直呼：“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统治者只想要天下为一家之私，而不是“天下为公”，所以明清民本思想家提出“非君论”“民主君客论”“置相论”“学校论”等诸多观点以批评时政、反对专权。
第二，民在民本思想中的角色，从君主的统治政治资源转向政治的真正参与者。唐甄在《潜书·明鉴》中指出：“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国家的疆域保护、府库税收、朝廷奉养，都是由民参与完成的，民既是政策落实的支持者，亦是政策维护的贡献者。然而，当权者却只见政而不见民，最终导致“四海困穷”。因此，唐甄极力呼吁重视民的实际功用，不要让民只存活在纸上政策中，而忽略了民对国家建设、疆域稳定的积极贡献。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重民、爱民、养民、教民发展为“公天下论”“以民治民”“民主君客论”等具有先进性的思想观点，民的地位从附属走向主导。
作者简介：刘紫月（1993.09.13），女，河南郑州，汉族，硕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610031，中国哲学、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