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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合作化小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指引下，为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创造出了一个集体想象的神话，用文学的想象来代替严峻的生活逻辑。但是这种文学现象在生活逻辑的制约下最终破灭，从而暴露出生活的本质。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小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集体想象。
1953年，我国农村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达到了高潮。与此同时，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也大批涌现。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衍生物，农业合作化小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制约下，把充满浪漫精神的幻想当作了生活的真实，"超前地用艺术来反映这场本身尚处于试验阶段的革命运动，要求作家对生活中还没有充分展开其全部内容（包括正面和反面的全部经验教训）的事件表达一种准确的见解"。①于是农业合作化小说从创作和阅读两个面共同创造出一种想象，企图通过这种想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事实上，这种集体创造出来的想象是对现实生活的误读。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要以现实为基础。但在被种种意识形态重重包围的时代，文学对生活的误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53年，在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明确规定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突出特征在于它的政治功利性目的，在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借用来创造一个使人们较为相信的神话——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构建一种崭新的农村现实意义秩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几乎所有的描写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作家都集中地去描写农村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从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去搜寻未来社会的影子，去构建一个个理想的世界图景，实现某种政治需求，这样就导致作品与现实的脱节，作品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想象，并把这些作为文学写作的资源，以完成虚假的集体想象。
虽然农业合作化小说把虚幻的真实当作生活的主流和本质，但在阅读作品时会发现，严峻的生活逻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文本中顽强地、真实地表现出来。它总是把生活的真实展现在读者面前，揭去想象的幕布对现实的遮蔽，从而使集体的想象最终幻灭。
(一)从经济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来看，小说中所反映的生活是与现实相悖的，违反了生活逻辑按照政治家们的设想，在农村实行合作化、集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以往的小农经济，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一定可以使农民过上好日子。事实是否真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下篇)中，读者可以轻易地找到答案。青溪乡农业社由初级升为高级之后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普遍地提高，社里农民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于单干户"菊咬筋"、秋丝瓜他们。插秧时，单干户们可以砍肉打牙祭，农业社的社员们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为了给社员鼓劲，社里杀了两头猪，全社人不分大小，每人分得一斤猪肉。但是这两头猪都是借来的，一头是向自己的未婚妻借的，一头是向外村借的。平时社员吃粮、用钱也得经常向社里借支。而农业社的资金周转也是非常困难的。刘雨生将未婚妻盛佳秀的猪借走后，看她很难过，连分给她的一斤肉都不愿去领，于是安慰她再喂一头，盛佳秀问他买猪的钱哪儿出，刘雨生没有做声，因为社里一时是拿不出现金的。尽管这只是购买一只猪娃的钱。根据县委指示，夏季大丰收之后要热闹一下，继续鼓干劲。但庆祝得花钱买点布、纸和铳药，社里又是拿不出一分钱，于是只好派人挑了两担红薯去卖来换钱。当社员生活清苦产生抱怨情绪时，社领导只好引导大家向前看。副社长谢庆元的妻子桂满靠三角钱维持了一家人十好几天的生活。当桂满抱怨时，刘雨生安慰她："困难还有，不过好日子快要来了。"桂满顶撞他："到底几时会来呢？"刘雨生的回答是："这又不是替你儿子讨堂客，能够看定日子的。"②作者周立波没有回避清溪乡的经济生活和物质生活问题，但是也没有正视这一问题。根据《山乡巨变》的结构，上篇从1955年冬天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邓秀梅入乡写起，一直到全乡建成五个初级农业社止。下篇写到1956年青溪乡农业社由初级升为高级之后的那场夏收，整个过程历经冬、春、夏三季。按理说，经过这么长时间，农业合作化的运动应该能看到效益了。事实上，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合作化运动的政治承诺并没有实现。
类似的描写在其他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也可以读到。物质的贫乏，经济的落后，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作家们并没有能够在作品中如实反映这些现实问题。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意识形态的想象全部代替了严峻的生活逻辑，是经不起生活的审视的，其必将破灭。
(二)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来看，所刻画的人物完全来自意识形态的启发与暗示，违悖了生活逻辑
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典型的农村新人形象，如梁生宝、刘雨生、王金生、陈大春、盛淑君等等。这些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刻画，完全来自意识形态的启发和暗示。我们以梁生宝为例。柳青在谈到《创业史》的写作初衷时说："……我在组织主要矛盾冲突和我对主人公性格特征进行细节描写时，就必须有意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在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情节里头。……第二要合乎革命发展的需要；第三要反映出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性格特征。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③在这段话中，作者不仅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时也表明了这梁生宝一形象的塑造具有图解政治概念之嫌。柳青在塑造梁生宝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的一言一行完全符合时代的政治标准。作者用写英雄人物的规格，把梁宝放在最主要的主人公的地位上来写。然而，我们却发现，作者用力越大，反而越写得不鲜活，概念化的毛病越明显。梁生宝完全是党的各种政策、口号的执行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一点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基本需求，这是完全违背生活逻辑的性格组合。
为了衬托农村新人的英雄形象，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也塑造了一批落后的农民形象，如梁三老汉、郭振山、"小腿疼"、"吃不饱"、盛佑亭、陈先晋等等。他们的思想性格中都有落后的一面，在面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时，他们都有过反抗，有过犹豫。而恰恰是这一点使他们更加贴近生活，因为私有制、私有观念毕竟是他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要把这一部分割离开来，一定要经过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小说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点，但却毫无例外的对这些落后人物做了否定。以郭振山为例。郭振山是《创业史》中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郭振山靠了自己的能力和谋划，加上他和弟弟的勤劳，舍得力，下得苦，先富了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村里实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不甚积极。联系今天农村的实际，我们知道，正确的做法不是通过合作化的方式，不是把郭振山、郭世富、郭庆喜等人的生活水平强行与任老四、高增福这些贫困户拉齐扯平，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贫困户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在按领导意图和脱离实际的政策的指导下实行的梁生宝式的合作化，是不可能使农村富裕起来的，其结果是大家一起穷。郭振山这一形象是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的，可是作者却把他作为一个落后的人物来塑造，这本身就违背了生活决定人物性格的创作规律。作为英雄人物反衬的落后的人物，他们思想性格中的落后的一面，正是对农业合作化小说文学想象虚幻性的一种反衬，也宣告了这种想象的破灭。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种意识形态集体想象的结果，而农业合作化小说则是在这种意识形态遮蔽下的文学想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导下，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意象和人物都是完美的，作家们共同创作了一个集体想象的神话。但是，当人们付出了激情，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浮夸风"、60年前后的大饥荒和十年的动乱之后，神话最终破灭了，留给人们的是痛苦、清算和反思。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小说文本时，我们要拂开历史的面纱，重温意识形态遮蔽下的历史的另一面。
注释：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65页。
③柳青：《提出几个问题》，载《延河》1963年8期．转载自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10-111页。
参考文献：
[1]冯放：《论现实主义》，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版。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3]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4]柳青：《柳青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出版。
[5]张德祥：《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小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集体想象。
1953年，我国农村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达到了高潮。与此同时，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也大批涌现。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衍生物，农业合作化小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制约下，把充满浪漫精神的幻想当作了生活的真实，"超前地用艺术来反映这场本身尚处于试验阶段的革命运动，要求作家对生活中还没有充分展开其全部内容（包括正面和反面的全部经验教训）的事件表达一种准确的见解"。①于是农业合作化小说从创作和阅读两个面共同创造出一种想象，企图通过这种想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事实上，这种集体创造出来的想象是对现实生活的误读。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要以现实为基础。但在被种种意识形态重重包围的时代，文学对生活的误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53年，在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明确规定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突出特征在于它的政治功利性目的，在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借用来创造一个使人们较为相信的神话——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构建一种崭新的农村现实意义秩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几乎所有的描写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作家都集中地去描写农村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从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去搜寻未来社会的影子，去构建一个个理想的世界图景，实现某种政治需求，这样就导致作品与现实的脱节，作品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想象，并把这些作为文学写作的资源，以完成虚假的集体想象。
虽然农业合作化小说把虚幻的真实当作生活的主流和本质，但在阅读作品时会发现，严峻的生活逻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文本中顽强地、真实地表现出来。它总是把生活的真实展现在读者面前，揭去想象的幕布对现实的遮蔽，从而使集体的想象最终幻灭。
(一)从经济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来看，小说中所反映的生活是与现实相悖的，违反了生活逻辑按照政治家们的设想，在农村实行合作化、集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以往的小农经济，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一定可以使农民过上好日子。事实是否真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下篇)中，读者可以轻易地找到答案。青溪乡农业社由初级升为高级之后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普遍地提高，社里农民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于单干户"菊咬筋"、秋丝瓜他们。插秧时，单干户们可以砍肉打牙祭，农业社的社员们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为了给社员鼓劲，社里杀了两头猪，全社人不分大小，每人分得一斤猪肉。但是这两头猪都是借来的，一头是向自己的未婚妻借的，一头是向外村借的。平时社员吃粮、用钱也得经常向社里借支。而农业社的资金周转也是非常困难的。刘雨生将未婚妻盛佳秀的猪借走后，看她很难过，连分给她的一斤肉都不愿去领，于是安慰她再喂一头，盛佳秀问他买猪的钱哪儿出，刘雨生没有做声，因为社里一时是拿不出现金的。尽管这只是购买一只猪娃的钱。根据县委指示，夏季大丰收之后要热闹一下，继续鼓干劲。但庆祝得花钱买点布、纸和铳药，社里又是拿不出一分钱，于是只好派人挑了两担红薯去卖来换钱。当社员生活清苦产生抱怨情绪时，社领导只好引导大家向前看。副社长谢庆元的妻子桂满靠三角钱维持了一家人十好几天的生活。当桂满抱怨时，刘雨生安慰她："困难还有，不过好日子快要来了。"桂满顶撞他："到底几时会来呢？"刘雨生的回答是："这又不是替你儿子讨堂客，能够看定日子的。"②作者周立波没有回避清溪乡的经济生活和物质生活问题，但是也没有正视这一问题。根据《山乡巨变》的结构，上篇从1955年冬天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邓秀梅入乡写起，一直到全乡建成五个初级农业社止。下篇写到1956年青溪乡农业社由初级升为高级之后的那场夏收，整个过程历经冬、春、夏三季。按理说，经过这么长时间，农业合作化的运动应该能看到效益了。事实上，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合作化运动的政治承诺并没有实现。
类似的描写在其他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也可以读到。物质的贫乏，经济的落后，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作家们并没有能够在作品中如实反映这些现实问题。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意识形态的想象全部代替了严峻的生活逻辑，是经不起生活的审视的，其必将破灭。
(二)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来看，所刻画的人物完全来自意识形态的启发与暗示，违悖了生活逻辑
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典型的农村新人形象，如梁生宝、刘雨生、王金生、陈大春、盛淑君等等。这些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刻画，完全来自意识形态的启发和暗示。我们以梁生宝为例。柳青在谈到《创业史》的写作初衷时说："……我在组织主要矛盾冲突和我对主人公性格特征进行细节描写时，就必须有意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在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情节里头。……第二要合乎革命发展的需要；第三要反映出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性格特征。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③在这段话中，作者不仅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时也表明了这梁生宝一形象的塑造具有图解政治概念之嫌。柳青在塑造梁生宝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的一言一行完全符合时代的政治标准。作者用写英雄人物的规格，把梁宝放在最主要的主人公的地位上来写。然而，我们却发现，作者用力越大，反而越写得不鲜活，概念化的毛病越明显。梁生宝完全是党的各种政策、口号的执行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一点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基本需求，这是完全违背生活逻辑的性格组合。
为了衬托农村新人的英雄形象，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也塑造了一批落后的农民形象，如梁三老汉、郭振山、"小腿疼"、"吃不饱"、盛佑亭、陈先晋等等。他们的思想性格中都有落后的一面，在面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时，他们都有过反抗，有过犹豫。而恰恰是这一点使他们更加贴近生活，因为私有制、私有观念毕竟是他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要把这一部分割离开来，一定要经过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小说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点，但却毫无例外的对这些落后人物做了否定。以郭振山为例。郭振山是《创业史》中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郭振山靠了自己的能力和谋划，加上他和弟弟的勤劳，舍得力，下得苦，先富了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村里实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不甚积极。联系今天农村的实际，我们知道，正确的做法不是通过合作化的方式，不是把郭振山、郭世富、郭庆喜等人的生活水平强行与任老四、高增福这些贫困户拉齐扯平，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贫困户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在按领导意图和脱离实际的政策的指导下实行的梁生宝式的合作化，是不可能使农村富裕起来的，其结果是大家一起穷。郭振山这一形象是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的，可是作者却把他作为一个落后的人物来塑造，这本身就违背了生活决定人物性格的创作规律。作为英雄人物反衬的落后的人物，他们思想性格中的落后的一面，正是对农业合作化小说文学想象虚幻性的一种反衬，也宣告了这种想象的破灭。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种意识形态集体想象的结果，而农业合作化小说则是在这种意识形态遮蔽下的文学想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导下，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意象和人物都是完美的，作家们共同创作了一个集体想象的神话。但是，当人们付出了激情，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浮夸风"、60年前后的大饥荒和十年的动乱之后，神话最终破灭了，留给人们的是痛苦、清算和反思。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小说文本时，我们要拂开历史的面纱，重温意识形态遮蔽下的历史的另一面。
注释：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65页。
③柳青：《提出几个问题》，载《延河》1963年8期．转载自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10-111页。
参考文献：
[1]冯放：《论现实主义》，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版。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3]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4]柳青：《柳青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出版。
[5]张德祥：《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