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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河南女作家邵丽十余年间的小说作品，无论是早期以两性情感为主题的小说，还是反映城乡问题的小说，抑或是其以挂职期间经历为素材创作的挂职系列小说中，都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即叙述视角的双向性。本文通过对邵丽小说叙述视角双向性的分析，使大家更多地了解邵丽小说的创作特征，从而更加全面地解读邵丽小说创作。
【关键词】：邵丽小说；叙述视角；双向性
河南女作家邵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便发表了一系列题材内容各不相同的作品。她早期的作品以描写两性情感为主，如《寂寞的汤丹》、《迷离》等。作为中原作家，邵丽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城乡问题的小说，如《明惠的圣诞》、《我的生活质量》等。2004年，邵丽在鄂豫皖交界处的某县挂职锻炼两年，这两年的挂职经历对她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即挂职系列小说，如《人民政府爱人民》、《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等。
纵观邵丽十余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叙述视角的双向性是其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在两性小说中，通过描写女性视角下的生活状况和男性视角下的婚姻爱情，使读者看到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两性世界。在城乡小说中，通过以农村视角关照进城者和以城市视角解读进城者，从而对进城者在城市中面临的尴尬生活和不幸遭遇有更清醒的认识。在挂职小说中，通过官员视角下的社会概况和底层百姓视角下的社会苦难描写，从官员和百姓两个角度对挂职生活进行解读，让我们了解处于不同角色中的人的无奈。双向性的叙述视角描写有助于作者还原事情的真实状态，反应不同角色的不同心理，从而使得小说内容更加的饱满和丰富。
一、两性小说中的男女差异
邵丽小说中关于女性的叙述大多是对她们现实状况的真实描写，但这些女性的特别之处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有着深刻的自省意识。而对男性的描写，则侧重于心理变化。
小说《迷离》中的女主人公“安小卉是个生活中多少有点儿迷离的女人。”[1]安小卉与丈夫李铁相识于学生时代，一路恋爱、工作、结婚。婚后数年，两人有了爱的结晶，李铁也走上了领导岗位，而安小卉安心地做着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照顾家庭，偶尔写作，生活平静而幸福。直到丈夫李铁看到安小卉以知名作家身份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而对此自己之前却一无所知时，李铁才发现眼前的妻子，与以前那个眼神迷离、事事依从的安小卉不一样，有点陌生，似乎不真实。他早已习惯安小卉与世无争地生活在他的双翼之下。昔日的小鸟如今羽翼丰满，可以自由地翱翔。面对这样变化，李铁内心情感出现了失衡。自己是她最紧密的伴侣，却不是最了解她内心的人，李铁的失落感致使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于是李铁一次次地试探，想要了解安小卉的内心世界。可这些试探在安小卉眼中却是丈夫异常的表现，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她摆脱之前自己“迷离”的状态，全身心投入家庭中，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婚姻。而这一切在丈夫李铁眼中却是疏远的表现，妻子将自己深爱的那个“迷离”的安小卉藏了起来，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独立的、能干的、不再需要自己的安小卉。其实在他们的婚姻中，裂痕的出现只是因为男性与女性思维的差异而造成的误会。邵丽通过双向性的叙述视角更加清晰地展示了男性与女性在面对婚姻爱情时思维方式及处理问题方式的差异，使故事更加立体丰满。
二、城乡小说中的矛盾冲突
邵丽的城乡小说结合当下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通过描写不同身份的进城者与城市者的差异隔膜，揭示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
小说《明惠的圣诞》中，乡村女孩明惠高考落榜，重压之下急于逃离乡村。于是，她化名圆圆在城里做了一名按摩小姐，意欲赚够足够的财富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后来遇到一位名叫李羊群的男人，并做了他的情人。邵丽以细腻的笔法勾画了他们初次相遇的细节：“透过屋顶玻璃射进来的阳光突然间逆着打在他干净的身体之上，圆圆的感觉模糊起来，这个生得很体面的人的脸上是透着丝丝缕缕悲伤的，当然，这悲伤是别人看不出来的。”[2]这个细节的刻画直接切入了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意识投射——城乡二元结构下作为农村进城者的自卑。也正是这种自卑感堆砌起了明慧内心世界中难以抹去的悲伤和委屈，以至于在她渐渐忘却自己农村进城者的身份之际，却因与李羊群一道参加聚会受到忽视，以及李羊群一句不经意的话语，彻底击垮了她的梦想，最终以自杀形式来捍卫最后的尊严。剖析这个悲剧，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对立所形成的意识结构在个体精神世界所投下的浓重倒影，在于农村进城者身份认同的缺失与尴尬。在这部小说里，邵丽并没有站在非黑即白的二元立场评判意识结构投射所形成的问题，而是不动声色地将伤口敞露出来，不是以撕裂的方式，而是以柔软的方式切入沉重之重。
三、挂职系列中的世间百态
挂职系列中，邵丽从官员及百姓的双向视角展开叙述，以全新的角度将一系列基层故事刻画得入目三分。小说《人民政府爱人民》中，农民老驴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因没钱交学费，他带着女儿找县政府要钱，遭到拒绝后，老驴的女儿离家打工，一去不返。老驴把女儿的失踪归咎于政府。从此他天天上访，要求政府还他的女儿，县政府被搞得鸡犬不宁。县领导对老驴百般容忍，尽心尽责，却还是未能打动他。老刘县长虽然对老驴的行为万般无奈甚至忍无可忍，但他始终对他充满着同情。当他拖着病体去北京领老驴时，他真是郁闷至极，他一路上都想着怎么狠狠地收拾老驴一顿。然而，当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老驴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肚子的火气居然全消了。”[3]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官员不再是自私冷漠不通人情的传统标本形象，而是一个世俗的人，他有同情心也有爱心。在老刘县长眼力，老驴虽不争气，但同他一样是一位父亲。面对一位父亲，他即使委屈也无法在父爱面前发泄了。然而，即使他付出再多的努力与同情，最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得到老驴的理解与同情，这是官员的痛之所在。
而作为百姓视角的老驴，正如他的名字，真是一头十足的强驴，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的优点，看到的是不思进取、固执保守。他身强体健，本可以靠种地维持生活，可他懒得种地，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他不思进取，闺女的学费靠政府的救济，他也拿得理所当然。女儿失踪后，他把责任全部推给了政府，固执地一次次上访。老驴的农民形象是新鲜的，他不是我们头脑中那个模式化的农民。按作者的说法，他更贴近于生活中的农民：“你们热爱的农民，和我们热爱的农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你们热爱的那个农民是虚幻的。他满脸沧桑，生性善良本分，只会逆来顺受；我热爱的这个农民，一脸尘土，浑身汗味，执拗保守。如果把我热爱的这个农民拉到你跟前和你握手，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找洗手液；而我则要天天和这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
正是对以上这些突破传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展示给了我们一张张全新的农民与基层干部的面孔，以双向性的叙述视角突出表现了基层干部的隐痛以及对他们的同情。
邵丽小说中的多重叙事，致力于还原一个真实的生活，并且运用双向视角的描写，让读者看到邵丽小说的丰富性和可读性，从而全面了解到事实真相，这也让作品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这一方面来看，邵丽的作品值得深思与深度挖掘。
参考文献：
[1]邵丽.迷离[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
[2]邵丽.明惠的圣诞[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3]邵丽.人民政府爱人民[J].小说选刊.2010.
【关键词】：邵丽小说；叙述视角；双向性
河南女作家邵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便发表了一系列题材内容各不相同的作品。她早期的作品以描写两性情感为主，如《寂寞的汤丹》、《迷离》等。作为中原作家，邵丽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城乡问题的小说，如《明惠的圣诞》、《我的生活质量》等。2004年，邵丽在鄂豫皖交界处的某县挂职锻炼两年，这两年的挂职经历对她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即挂职系列小说，如《人民政府爱人民》、《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等。
纵观邵丽十余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叙述视角的双向性是其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在两性小说中，通过描写女性视角下的生活状况和男性视角下的婚姻爱情，使读者看到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两性世界。在城乡小说中，通过以农村视角关照进城者和以城市视角解读进城者，从而对进城者在城市中面临的尴尬生活和不幸遭遇有更清醒的认识。在挂职小说中，通过官员视角下的社会概况和底层百姓视角下的社会苦难描写，从官员和百姓两个角度对挂职生活进行解读，让我们了解处于不同角色中的人的无奈。双向性的叙述视角描写有助于作者还原事情的真实状态，反应不同角色的不同心理，从而使得小说内容更加的饱满和丰富。
一、两性小说中的男女差异
邵丽小说中关于女性的叙述大多是对她们现实状况的真实描写，但这些女性的特别之处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有着深刻的自省意识。而对男性的描写，则侧重于心理变化。
小说《迷离》中的女主人公“安小卉是个生活中多少有点儿迷离的女人。”[1]安小卉与丈夫李铁相识于学生时代，一路恋爱、工作、结婚。婚后数年，两人有了爱的结晶，李铁也走上了领导岗位，而安小卉安心地做着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照顾家庭，偶尔写作，生活平静而幸福。直到丈夫李铁看到安小卉以知名作家身份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而对此自己之前却一无所知时，李铁才发现眼前的妻子，与以前那个眼神迷离、事事依从的安小卉不一样，有点陌生，似乎不真实。他早已习惯安小卉与世无争地生活在他的双翼之下。昔日的小鸟如今羽翼丰满，可以自由地翱翔。面对这样变化，李铁内心情感出现了失衡。自己是她最紧密的伴侣，却不是最了解她内心的人，李铁的失落感致使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于是李铁一次次地试探，想要了解安小卉的内心世界。可这些试探在安小卉眼中却是丈夫异常的表现，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她摆脱之前自己“迷离”的状态，全身心投入家庭中，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婚姻。而这一切在丈夫李铁眼中却是疏远的表现，妻子将自己深爱的那个“迷离”的安小卉藏了起来，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独立的、能干的、不再需要自己的安小卉。其实在他们的婚姻中，裂痕的出现只是因为男性与女性思维的差异而造成的误会。邵丽通过双向性的叙述视角更加清晰地展示了男性与女性在面对婚姻爱情时思维方式及处理问题方式的差异，使故事更加立体丰满。
二、城乡小说中的矛盾冲突
邵丽的城乡小说结合当下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通过描写不同身份的进城者与城市者的差异隔膜，揭示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
小说《明惠的圣诞》中，乡村女孩明惠高考落榜，重压之下急于逃离乡村。于是，她化名圆圆在城里做了一名按摩小姐，意欲赚够足够的财富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后来遇到一位名叫李羊群的男人，并做了他的情人。邵丽以细腻的笔法勾画了他们初次相遇的细节：“透过屋顶玻璃射进来的阳光突然间逆着打在他干净的身体之上，圆圆的感觉模糊起来，这个生得很体面的人的脸上是透着丝丝缕缕悲伤的，当然，这悲伤是别人看不出来的。”[2]这个细节的刻画直接切入了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意识投射——城乡二元结构下作为农村进城者的自卑。也正是这种自卑感堆砌起了明慧内心世界中难以抹去的悲伤和委屈，以至于在她渐渐忘却自己农村进城者的身份之际，却因与李羊群一道参加聚会受到忽视，以及李羊群一句不经意的话语，彻底击垮了她的梦想，最终以自杀形式来捍卫最后的尊严。剖析这个悲剧，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对立所形成的意识结构在个体精神世界所投下的浓重倒影，在于农村进城者身份认同的缺失与尴尬。在这部小说里，邵丽并没有站在非黑即白的二元立场评判意识结构投射所形成的问题，而是不动声色地将伤口敞露出来，不是以撕裂的方式，而是以柔软的方式切入沉重之重。
三、挂职系列中的世间百态
挂职系列中，邵丽从官员及百姓的双向视角展开叙述，以全新的角度将一系列基层故事刻画得入目三分。小说《人民政府爱人民》中，农民老驴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因没钱交学费，他带着女儿找县政府要钱，遭到拒绝后，老驴的女儿离家打工，一去不返。老驴把女儿的失踪归咎于政府。从此他天天上访，要求政府还他的女儿，县政府被搞得鸡犬不宁。县领导对老驴百般容忍，尽心尽责，却还是未能打动他。老刘县长虽然对老驴的行为万般无奈甚至忍无可忍，但他始终对他充满着同情。当他拖着病体去北京领老驴时，他真是郁闷至极，他一路上都想着怎么狠狠地收拾老驴一顿。然而，当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老驴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肚子的火气居然全消了。”[3]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官员不再是自私冷漠不通人情的传统标本形象，而是一个世俗的人，他有同情心也有爱心。在老刘县长眼力，老驴虽不争气，但同他一样是一位父亲。面对一位父亲，他即使委屈也无法在父爱面前发泄了。然而，即使他付出再多的努力与同情，最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得到老驴的理解与同情，这是官员的痛之所在。
而作为百姓视角的老驴，正如他的名字，真是一头十足的强驴，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的优点，看到的是不思进取、固执保守。他身强体健，本可以靠种地维持生活，可他懒得种地，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他不思进取，闺女的学费靠政府的救济，他也拿得理所当然。女儿失踪后，他把责任全部推给了政府，固执地一次次上访。老驴的农民形象是新鲜的，他不是我们头脑中那个模式化的农民。按作者的说法，他更贴近于生活中的农民：“你们热爱的农民，和我们热爱的农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你们热爱的那个农民是虚幻的。他满脸沧桑，生性善良本分，只会逆来顺受；我热爱的这个农民，一脸尘土，浑身汗味，执拗保守。如果把我热爱的这个农民拉到你跟前和你握手，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找洗手液；而我则要天天和这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
正是对以上这些突破传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展示给了我们一张张全新的农民与基层干部的面孔，以双向性的叙述视角突出表现了基层干部的隐痛以及对他们的同情。
邵丽小说中的多重叙事，致力于还原一个真实的生活，并且运用双向视角的描写，让读者看到邵丽小说的丰富性和可读性，从而全面了解到事实真相，这也让作品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这一方面来看，邵丽的作品值得深思与深度挖掘。
参考文献：
[1]邵丽.迷离[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
[2]邵丽.明惠的圣诞[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3]邵丽.人民政府爱人民[J].小说选刊.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