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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甄、贾分别反映两种不同的力量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不仅是听到宝玉身世秘闻,见到“通灵宝玉”的模样,而且是精神上甚至是潜意识中的认同。甄士隐做白日梦、经历人间三劫后,最后听到一僧一道的《好了歌》,并悟之、解之。甄士隐认为人间一切荣华富贵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到头来一切皆空,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后来他跟一僧一道义无反顾地出走,正反映了他的“出世”精神。这一精神在贾宝玉身上也显现出来,贾宝玉讨厌读那些博取功名的“四书五经”类的正统之书,厌烦世俗琐事,并说世上男人是混浊之物。当他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也跟一僧一道一走了之,最后遁世。惊人相似的结局,正好反映了他“出世”精神的一面,这也道出了小说所要反映的一种精神:作者厌倦当时封建社会制度,希望寻求一种解脱之径,实质就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一种无奈的反抗,也代表着一种社会力量。
贾雨村却代表了另一种力量。他是被象征着封建正统最高一级人物贾政所认可、所赞许、所推崇的人物。从第三回可看出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正统人物贾政和他是如此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特别是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及平儿骂雨村一段,更可知贾雨村在贾政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与贾府关系有多密切,这一关系正好反映了小说中的一种力量。那么这一种人,这一种力量如何呢?以对第四回判案的剖析便可知晓。贾雨村身为执法者,却不依法办案,心中只想着如何巴结权贵。为巴结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他按诡计多端的门子的话胡乱判案。他从门子嘴中知道“护官符”的内容和作用——触犯“护官符”上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就不顾曾有恩于己的恩公之女英莲的冤屈,依门子之计策于次日以权相压,以钱收买了受害者家属,包庇了凶犯,胡乱了结了此案。案后又疾书“令甥子事已完,不必过虑”之言,向贾、王两家邀功请赏,可见其卑劣的嘴脸。这些表演,显示其巴结权贵、徇私枉法的用心。
贾雨村善于变化,狡猾奸诈。他刚到任的时候,还能够装模作样,摆出一副主持公道、为人伸冤的架势,但听了原告的申诉后,便由“大怒”到“狐疑”,这一迅速变化,体现了贾雨村精于吏道,惯于见风使舵的性格特点。随即他去密室,当门子提起“葫芦庙”一段历史时,贾雨村先是“大惊”,紧接着由惊而笑,并且“携手”“赏坐”,称门子为故人,说与门子有“贫贱之交”,这一系列的动作、言语,都反映了他复杂的心理变化。他惊的是,在这儿竟遇上了知道他底细的人,而又深知案情,可以协助判案。于是他不顾尊长与卑下的差别,作出了一系列的表演。当贾雨村知道了凶犯薛蟠是“护身符”上的四大家族的子弟时,还是故意“笑问”门子应该如何判案,目的是诱使门子说出他心中的不公想法,以显示自己的清正,可见其奸诈。当门子献出暗中调定胡乱判案的计策时,贾雨村表面笑道“不妥、不妥”,实际上心中早已打定算盘按门子计策行事,可见其虚伪。
媚上者,必定欺下。贾雨村对被害者竭尽侮辱欺压。当听到恩人之女悲惨遭遇时,竟用“孽障”一句遮掩过去,足见他忘恩负义的卑劣灵魂。贾雨村明明知道冯渊逢冤,但知冯渊乃小乡宦之子且见冯家人口稀少,不过赖此欲得些烧埋之银,便徇情枉法,包庇了凶犯薛蟠,草菅人命。最后,贾雨村把深知他隐私并且为他断案出了大力的门子“远远的充发”,一点也不顾念这个“贫贱之交”,可见其利欲熏心,阴险毒辣。从以上分析可知这正是当时社会的另一种人,巴结权贵,徇私枉法,媚上欺下,利欲熏心,实质上是“入世”者的灵魂写照,也反映了当时封建制度的腐朽与黑暗。
二、甄、贾的人生悲剧映衬出小说的悲剧色彩
甄士隐、贾雨村各自有不同的悲剧体验。正是他们不同的悲剧体验,构成贾宝玉悲剧的一虚一实、同始同终的鲜明对照。从第一回对甄士隐的叙述我们便可知,他生于一个不甚富贵的乡宦之家,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只是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并且乐于助人。当他得知贾雨村无盘缠而误了科举时,他二话没说,慷慨解囊,并且极尊重他个人的尊严,使雨村如愿以偿。这样一个一流人品、修养很高的隐士儒生,对他人所求甚少,不可能结怨任何人,也不可能给别人造成不幸,然而他却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先是元宵夜失去老年才得的女儿——英莲,害得他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继之又是葫芦庙里炸供起火,家里被烧得精光,只好回庄上安身,可是偏偏连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民不聊生,只好变卖家产,举家投靠岳父,结果岳丈也半哄半赚,把他家产骗走,这时的他不仅贫病交加,而且精神上还受到了岳丈的羞辱指责,连寄人篱下、苟且偷生都成了泡影。他始终没有触犯到谁,却毫无原由地遭受这三劫,被剥夺了一切。这样一个与世无争、洁身自好、好施善行的人,当时的社会却无他立足之地,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最后只有遁入空门。
与甄相对立的贾,由葫芦庙积极走向人世,渴求着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他靠甄的资助,一举及第,再加上个性精明、善于钻营,实现了他个人在世俗所要得到的东西,并且也成为地地道道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为了自己的官运,可以忘恩负义,他对自己的主子及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何等忠诚和维护,但最后他犯了婪索的案件,审问定罪,遇大赦褫籍为民,落得个去寻甄士隐求解脱的结局。這就是一个入世者的命运,也是入世者的悲剧。表面看来,世俗式儒生比隐士式儒生更容易实现自己的世俗欲求,更易得到命运的恩赐,然而得到愈多,迷幻愈甚,苦难亦愈甚。贾雨村一直在红尘中打滚,最后只留下一个无意义的圆圈。这个圈与甄士隐构成同始同终、一冷一热的强烈对照与比衬,同时也同贾宝玉的悲剧构成同始同终、一虚一实的强烈对照与比衬。而当他们的活动跟贾府活动对照起来时,他们本身的相对性又显一层趣味。
甄士隐、贾雨村虽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但是他们的言行为《红楼梦》整部小说情节发展起到线索性作用,同时他们的性格特征也反映出小说的两种人生观,两种力量对比。同样,他们的悲剧人生,映衬着整部小说所要揭示的悲剧,也是小说所要反映的主题。
(作者单位:南昌市洪都小学)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不仅是听到宝玉身世秘闻,见到“通灵宝玉”的模样,而且是精神上甚至是潜意识中的认同。甄士隐做白日梦、经历人间三劫后,最后听到一僧一道的《好了歌》,并悟之、解之。甄士隐认为人间一切荣华富贵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到头来一切皆空,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后来他跟一僧一道义无反顾地出走,正反映了他的“出世”精神。这一精神在贾宝玉身上也显现出来,贾宝玉讨厌读那些博取功名的“四书五经”类的正统之书,厌烦世俗琐事,并说世上男人是混浊之物。当他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也跟一僧一道一走了之,最后遁世。惊人相似的结局,正好反映了他“出世”精神的一面,这也道出了小说所要反映的一种精神:作者厌倦当时封建社会制度,希望寻求一种解脱之径,实质就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一种无奈的反抗,也代表着一种社会力量。
贾雨村却代表了另一种力量。他是被象征着封建正统最高一级人物贾政所认可、所赞许、所推崇的人物。从第三回可看出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正统人物贾政和他是如此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特别是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及平儿骂雨村一段,更可知贾雨村在贾政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与贾府关系有多密切,这一关系正好反映了小说中的一种力量。那么这一种人,这一种力量如何呢?以对第四回判案的剖析便可知晓。贾雨村身为执法者,却不依法办案,心中只想着如何巴结权贵。为巴结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他按诡计多端的门子的话胡乱判案。他从门子嘴中知道“护官符”的内容和作用——触犯“护官符”上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就不顾曾有恩于己的恩公之女英莲的冤屈,依门子之计策于次日以权相压,以钱收买了受害者家属,包庇了凶犯,胡乱了结了此案。案后又疾书“令甥子事已完,不必过虑”之言,向贾、王两家邀功请赏,可见其卑劣的嘴脸。这些表演,显示其巴结权贵、徇私枉法的用心。
贾雨村善于变化,狡猾奸诈。他刚到任的时候,还能够装模作样,摆出一副主持公道、为人伸冤的架势,但听了原告的申诉后,便由“大怒”到“狐疑”,这一迅速变化,体现了贾雨村精于吏道,惯于见风使舵的性格特点。随即他去密室,当门子提起“葫芦庙”一段历史时,贾雨村先是“大惊”,紧接着由惊而笑,并且“携手”“赏坐”,称门子为故人,说与门子有“贫贱之交”,这一系列的动作、言语,都反映了他复杂的心理变化。他惊的是,在这儿竟遇上了知道他底细的人,而又深知案情,可以协助判案。于是他不顾尊长与卑下的差别,作出了一系列的表演。当贾雨村知道了凶犯薛蟠是“护身符”上的四大家族的子弟时,还是故意“笑问”门子应该如何判案,目的是诱使门子说出他心中的不公想法,以显示自己的清正,可见其奸诈。当门子献出暗中调定胡乱判案的计策时,贾雨村表面笑道“不妥、不妥”,实际上心中早已打定算盘按门子计策行事,可见其虚伪。
媚上者,必定欺下。贾雨村对被害者竭尽侮辱欺压。当听到恩人之女悲惨遭遇时,竟用“孽障”一句遮掩过去,足见他忘恩负义的卑劣灵魂。贾雨村明明知道冯渊逢冤,但知冯渊乃小乡宦之子且见冯家人口稀少,不过赖此欲得些烧埋之银,便徇情枉法,包庇了凶犯薛蟠,草菅人命。最后,贾雨村把深知他隐私并且为他断案出了大力的门子“远远的充发”,一点也不顾念这个“贫贱之交”,可见其利欲熏心,阴险毒辣。从以上分析可知这正是当时社会的另一种人,巴结权贵,徇私枉法,媚上欺下,利欲熏心,实质上是“入世”者的灵魂写照,也反映了当时封建制度的腐朽与黑暗。
二、甄、贾的人生悲剧映衬出小说的悲剧色彩
甄士隐、贾雨村各自有不同的悲剧体验。正是他们不同的悲剧体验,构成贾宝玉悲剧的一虚一实、同始同终的鲜明对照。从第一回对甄士隐的叙述我们便可知,他生于一个不甚富贵的乡宦之家,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只是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并且乐于助人。当他得知贾雨村无盘缠而误了科举时,他二话没说,慷慨解囊,并且极尊重他个人的尊严,使雨村如愿以偿。这样一个一流人品、修养很高的隐士儒生,对他人所求甚少,不可能结怨任何人,也不可能给别人造成不幸,然而他却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先是元宵夜失去老年才得的女儿——英莲,害得他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继之又是葫芦庙里炸供起火,家里被烧得精光,只好回庄上安身,可是偏偏连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民不聊生,只好变卖家产,举家投靠岳父,结果岳丈也半哄半赚,把他家产骗走,这时的他不仅贫病交加,而且精神上还受到了岳丈的羞辱指责,连寄人篱下、苟且偷生都成了泡影。他始终没有触犯到谁,却毫无原由地遭受这三劫,被剥夺了一切。这样一个与世无争、洁身自好、好施善行的人,当时的社会却无他立足之地,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最后只有遁入空门。
与甄相对立的贾,由葫芦庙积极走向人世,渴求着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他靠甄的资助,一举及第,再加上个性精明、善于钻营,实现了他个人在世俗所要得到的东西,并且也成为地地道道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为了自己的官运,可以忘恩负义,他对自己的主子及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何等忠诚和维护,但最后他犯了婪索的案件,审问定罪,遇大赦褫籍为民,落得个去寻甄士隐求解脱的结局。這就是一个入世者的命运,也是入世者的悲剧。表面看来,世俗式儒生比隐士式儒生更容易实现自己的世俗欲求,更易得到命运的恩赐,然而得到愈多,迷幻愈甚,苦难亦愈甚。贾雨村一直在红尘中打滚,最后只留下一个无意义的圆圈。这个圈与甄士隐构成同始同终、一冷一热的强烈对照与比衬,同时也同贾宝玉的悲剧构成同始同终、一虚一实的强烈对照与比衬。而当他们的活动跟贾府活动对照起来时,他们本身的相对性又显一层趣味。
甄士隐、贾雨村虽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但是他们的言行为《红楼梦》整部小说情节发展起到线索性作用,同时他们的性格特征也反映出小说的两种人生观,两种力量对比。同样,他们的悲剧人生,映衬着整部小说所要揭示的悲剧,也是小说所要反映的主题。
(作者单位:南昌市洪都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