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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存在“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许多学者曾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但到目前为止，各种实证研究的结果非常不一致，环境质量除了受经济规模的影响外，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其他因素也会对环境质量产生间接的影响。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变革，人类可以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享受良好的环境质量。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环境质量
作者简介:侯伟丽(1973-)，女,新疆奎屯人,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讲师，从事环境经济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4-0062-06 收稿日期：2007-05-07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生态危机出现的首要原因。于是，学者们开始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反思，并纷纷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但由于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缺乏，当时的理论假说大多缺乏实证资料的验证。
20世纪70年代，伴随计算机分析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的讨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计算机模型预测未来，经济学家也开始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模型中进行分析。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模型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一些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稳定和改善是不相容的；而另一些模型则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可以兼顾。20世纪80至90年代，由于环境监测技术和手段的进步，人们能够获得大量关于环境质量监测的实证数据，学者们开始利用这些数据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EKC假说
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负相关或正相关，而是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环境退化的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当经济增长加速时，伴随着农业和其他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和大机器工业的崛起，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再生速率，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和有毒物质迅速增长，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但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经济结构向知识密集的产业和服务业转变，加上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法规的执行、更好的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资，使环境恶化现象逐渐减缓和逐步消失，并开始出现改善的趋势（见图1）。Panayotou等人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1.反对经济增长
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取舍是一个两难问题。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产出，而要得到更多的产出要求更多的投入，势必要加大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力度，同时产生更多的环境污染。因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两个目标是难以同时达到的。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唯一的办法是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停止增长。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以Meadows为首的罗马俱乐部成员、Boulding,Daly等人。他们认为，地球物质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像一只孤立的宇宙飞船。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生态系统从一个“空的世界”转变为一个“满的世界”，这时候自然资本代替人造资本成为稀缺因素，经济子系统就需要从数量性增长转换为质量性增长。Daly还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不相容的，认为增长是一种物理上的数量性扩展，可持续发展必须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必然意味着一场离开经济增长的激烈变革，并引向一种稳定状态的经济[2](P43-62)。
2.支持经济增长
与悲观的、反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相反，一些学者认为技术进步会扩大自然边界，经济增长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使经济由依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传统工农业向依赖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信息业、虚拟经济转变，出现“非物质化”的倾向，这将减轻增长对环境的压力。而且经济增长还会使清洁生产技术得到发展，而清洁技术在传统产业中应用有助于减轻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压力。支持经济增长的学者们还认为，环境是一种奢侈性产品，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环境产品的有效需求将扩大，人们会消费更多的环境产品，从而会拉动环境产品的供给、促进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例如Becherman认为：“确凿的证据表明，尽管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常常导致环境退化，但到最后，在大多数国家，保护环境最好的办法甚至唯一的办法就是变得富裕起来。”[3]（P481-496）Panayotou在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出：“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就由环境的敌人转变为环境的朋友，……这种转变的存在意味着不需要对环境进行特别的关注，国内环境政策、在环境方面施行国际压力和国际援助都是不必要的，应将资源集中使用在如何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上，使之尽快由不利于环境的阶段过渡到有利于环境的阶段。”[4]
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这种争论，不仅是一个学术争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斗争的反映。发达国家把目前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国家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导致全球环境继续恶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则坚持发展的优先性，认为不能在“环境霸权主义”的威胁下牺牲自己的发展权。Becherman甚至认为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视为二难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环保主义者过分强调环境保护是反映富国富人们的利益，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福利的提高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提供更多更好的食物、衣服、住房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成就，而不是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正是由于经济增长使人变富后开始关心环境并对环境加大了投入，发达国家的环境才改善了，因此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并不矛盾[5]（P77-100）。
三、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再认识
一般而言，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可分解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减排）效应。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是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环境质量水平＝F（A，B，C），其中A：经济规模；B：经济结构；C：技术（减排）效应。
1. 规模效应。规模效应指的是随经济规模的扩大，其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也随之增加，如果经济结构和技术（减排）水平不变，经济规模作用的结果将使污染增加，环境质量退化（图2-1）。这是因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对投入品的需求，如果产出的实现或销售过程仍然沿用原有的技术，在缺乏有效的环境政策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污染物的排放将增加，从而使环境质量趋于恶化。
2. 结构效应。结构效应指的是在经济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自然演进呈现出的趋势，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第二产业迅速增长，第二产业中污染较重的矿产资源开发、金属冶炼、重加工业等产业增长速度较快，经济结构向污染加重的方向转变；而在经济增长的后期，第三产业迅速增长，第三产业中污染较轻的金融、通讯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较快，经济结构向污染减轻的方向转变。如果经济规模和技术（减排）水平不变，经济结构效应作用的效果是使污染先上升后下降，环境质量将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图2-2）。
3. 技术（减排）效应。技术（减排）效应指的是通过技术进步、环境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使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排放量下降。技术（减排）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二是清洁技术的采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外延向内涵型转变，经济活动和投入之间的技术转化系数不断提高，单位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投入随时间而递减，那么，产出的扩大并不一定增加对环境资源的消费，这就可能完全消除经济规模扩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使污染持续下降，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图2-3）。
由此可见，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质量如何变化取决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之间力量的对比。当规模效应占主导地位时，环境质量下降，而当结构效应和技术（减排）效应占主导地位时，环境质量最终会得到改善。因此，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既不是环境的天然盟友，也不是环境的天然敌人。快速的增长往往对环境具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它常常伴随着工业扩张、城市化和不断开发可再生或不可再生的资源。不过，经济增长也为改善环境创造了条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显然，EKC假说只是单纯研究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变化间的关系，而没有考察其他相关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共同作用。其实，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变迁、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开放型发展取向、经济体制和环境政策等因素都会对环境质量的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人们环境意识的高低、社会风俗等因素也对环境质量发生间接的影响。因此，人类不应全面反对经济增长，但应改变过去建立在开发资源、污染环境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盲目乐观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自然的边界，而这个边界客观存在，但以目前的增长方式继续增长下去，到达自然边界是不可避免的。而经济增长悲观主义者的不足在于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迫切性，同时低估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作用。我的看法是，增长是必然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增长，而是怎样增长。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否定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不可能的。Thurow就认为：“只有当人们的欲望都得到满足时，和平的非增长社会才可能实现，即使从理论上可以设想一种文化可以无视世界其他部分的高生活水准，这种文化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提高生活标准的需求几乎是世界性的。”[6]（P117-118） 同时，如果人们在制度上进行创新、在技术上取得突破，人类可能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享受良好的环境。Simon曾针对《增长的极限》评论说，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最后的资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人们在制度上进行创新，选择绿色发展道路，在技术上取得突破，人类就可能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享受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DE BRUYN, S M, BERG J.C, OPSCHOOR, J.B. Economic Growth and Emissions: Reconsidering the Empir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25, 1998.
[2] 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 BECHERMA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Whose Growth? Whose Environment?[J].World Development, Vol.20, 1992.
[4] PANAYOTOU.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38,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Geneva, 1993.
[5] BECKERMAN. Is Economic Growth Still Desirable? [A]. Explaining Economic Growth[C].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93.
[6] THUROW. The Zero-Sum Society: Distribu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Economic Chang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责任编辑 国胜铁]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环境质量
作者简介:侯伟丽(1973-)，女,新疆奎屯人,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讲师，从事环境经济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4-0062-06 收稿日期：2007-05-07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生态危机出现的首要原因。于是，学者们开始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反思，并纷纷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但由于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缺乏，当时的理论假说大多缺乏实证资料的验证。
20世纪70年代，伴随计算机分析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的讨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计算机模型预测未来，经济学家也开始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模型中进行分析。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模型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一些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稳定和改善是不相容的；而另一些模型则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可以兼顾。20世纪80至90年代，由于环境监测技术和手段的进步，人们能够获得大量关于环境质量监测的实证数据，学者们开始利用这些数据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EKC假说
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负相关或正相关，而是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环境退化的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当经济增长加速时，伴随着农业和其他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和大机器工业的崛起，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再生速率，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和有毒物质迅速增长，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但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经济结构向知识密集的产业和服务业转变，加上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法规的执行、更好的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资，使环境恶化现象逐渐减缓和逐步消失，并开始出现改善的趋势（见图1）。Panayotou等人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1.反对经济增长
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取舍是一个两难问题。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产出，而要得到更多的产出要求更多的投入，势必要加大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力度，同时产生更多的环境污染。因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两个目标是难以同时达到的。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唯一的办法是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停止增长。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以Meadows为首的罗马俱乐部成员、Boulding,Daly等人。他们认为，地球物质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像一只孤立的宇宙飞船。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生态系统从一个“空的世界”转变为一个“满的世界”，这时候自然资本代替人造资本成为稀缺因素，经济子系统就需要从数量性增长转换为质量性增长。Daly还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不相容的，认为增长是一种物理上的数量性扩展，可持续发展必须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必然意味着一场离开经济增长的激烈变革，并引向一种稳定状态的经济[2](P43-62)。
2.支持经济增长
与悲观的、反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相反，一些学者认为技术进步会扩大自然边界，经济增长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使经济由依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传统工农业向依赖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信息业、虚拟经济转变，出现“非物质化”的倾向，这将减轻增长对环境的压力。而且经济增长还会使清洁生产技术得到发展，而清洁技术在传统产业中应用有助于减轻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压力。支持经济增长的学者们还认为，环境是一种奢侈性产品，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环境产品的有效需求将扩大，人们会消费更多的环境产品，从而会拉动环境产品的供给、促进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例如Becherman认为：“确凿的证据表明，尽管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常常导致环境退化，但到最后，在大多数国家，保护环境最好的办法甚至唯一的办法就是变得富裕起来。”[3]（P481-496）Panayotou在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出：“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就由环境的敌人转变为环境的朋友，……这种转变的存在意味着不需要对环境进行特别的关注，国内环境政策、在环境方面施行国际压力和国际援助都是不必要的，应将资源集中使用在如何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上，使之尽快由不利于环境的阶段过渡到有利于环境的阶段。”[4]
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这种争论，不仅是一个学术争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斗争的反映。发达国家把目前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国家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导致全球环境继续恶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则坚持发展的优先性，认为不能在“环境霸权主义”的威胁下牺牲自己的发展权。Becherman甚至认为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视为二难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环保主义者过分强调环境保护是反映富国富人们的利益，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福利的提高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提供更多更好的食物、衣服、住房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成就，而不是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正是由于经济增长使人变富后开始关心环境并对环境加大了投入，发达国家的环境才改善了，因此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并不矛盾[5]（P77-100）。
三、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再认识
一般而言，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可分解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减排）效应。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是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环境质量水平＝F（A，B，C），其中A：经济规模；B：经济结构；C：技术（减排）效应。
1. 规模效应。规模效应指的是随经济规模的扩大，其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也随之增加，如果经济结构和技术（减排）水平不变，经济规模作用的结果将使污染增加，环境质量退化（图2-1）。这是因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对投入品的需求，如果产出的实现或销售过程仍然沿用原有的技术，在缺乏有效的环境政策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污染物的排放将增加，从而使环境质量趋于恶化。
2. 结构效应。结构效应指的是在经济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自然演进呈现出的趋势，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第二产业迅速增长，第二产业中污染较重的矿产资源开发、金属冶炼、重加工业等产业增长速度较快，经济结构向污染加重的方向转变；而在经济增长的后期，第三产业迅速增长，第三产业中污染较轻的金融、通讯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较快，经济结构向污染减轻的方向转变。如果经济规模和技术（减排）水平不变，经济结构效应作用的效果是使污染先上升后下降，环境质量将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图2-2）。
3. 技术（减排）效应。技术（减排）效应指的是通过技术进步、环境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使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排放量下降。技术（减排）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二是清洁技术的采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外延向内涵型转变，经济活动和投入之间的技术转化系数不断提高，单位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投入随时间而递减，那么，产出的扩大并不一定增加对环境资源的消费，这就可能完全消除经济规模扩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使污染持续下降，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图2-3）。
由此可见，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质量如何变化取决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之间力量的对比。当规模效应占主导地位时，环境质量下降，而当结构效应和技术（减排）效应占主导地位时，环境质量最终会得到改善。因此，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既不是环境的天然盟友，也不是环境的天然敌人。快速的增长往往对环境具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它常常伴随着工业扩张、城市化和不断开发可再生或不可再生的资源。不过，经济增长也为改善环境创造了条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显然，EKC假说只是单纯研究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变化间的关系，而没有考察其他相关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共同作用。其实，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变迁、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开放型发展取向、经济体制和环境政策等因素都会对环境质量的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人们环境意识的高低、社会风俗等因素也对环境质量发生间接的影响。因此，人类不应全面反对经济增长，但应改变过去建立在开发资源、污染环境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盲目乐观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自然的边界，而这个边界客观存在，但以目前的增长方式继续增长下去，到达自然边界是不可避免的。而经济增长悲观主义者的不足在于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迫切性，同时低估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作用。我的看法是，增长是必然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增长，而是怎样增长。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否定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不可能的。Thurow就认为：“只有当人们的欲望都得到满足时，和平的非增长社会才可能实现，即使从理论上可以设想一种文化可以无视世界其他部分的高生活水准，这种文化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提高生活标准的需求几乎是世界性的。”[6]（P117-118） 同时，如果人们在制度上进行创新、在技术上取得突破，人类可能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享受良好的环境。Simon曾针对《增长的极限》评论说，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最后的资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人们在制度上进行创新，选择绿色发展道路，在技术上取得突破，人类就可能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享受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DE BRUYN, S M, BERG J.C, OPSCHOOR, J.B. Economic Growth and Emissions: Reconsidering the Empir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25, 1998.
[2] 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 BECHERMA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Whose Growth? Whose Environment?[J].World Development, Vol.20, 1992.
[4] PANAYOTOU.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38,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Geneva, 1993.
[5] BECKERMAN. Is Economic Growth Still Desirable? [A]. Explaining Economic Growth[C].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93.
[6] THUROW. The Zero-Sum Society: Distribu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Economic Chang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责任编辑 国胜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