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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土司与慷慨的王朝，因为彼此需要，达成了双赢的“契约关系”。
对于朝廷无法管理的边疆地区，通过委任土司去管理，促进了国家的大一统。
土司积极为朝廷效命，征战四方赢取功名，在自己地盘上也就更有威望。
唐崖土司多次被朝廷征调参与各种军事行动，因其战功卓著，故有“明季唐崖最倔强”之誉。
历代中央朝廷规定，土司有服从朝廷调遣、率兵出征的义务。各土司也乐意接受朝廷征调，以期用战功邀赏。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土司之一，其土兵训练有数、能征善战，所谓“凡战必捷，人莫敢撄”，在整个西南地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史料确切记载的征战就有15次之多。
《明史·职官志》中说，土司的军事职责体现在两个方面：“辑诸蛮”——对内，镇压本地区域或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及农民起义；“供征调”——对外，响应中央王朝的征调，配合官兵抵抗外敌侵略。唐崖土司也正是在这两项军事征调的刀光剑影中，赢取了一枚枚“军功章”，甚至赢取了一座城池。
唐崖土司得以设立的原因就是元时一世祖覃启处送“因边夷南蛮屡叛，奉旨征剿，招安蛮民镇守司地”，得授长官使之职；明洪武四年（1371年），二世祖覃值什用随左将军廖永忠入蜀征讨明玉珍；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九世祖覃万金又奉调征讨麻阳苗变，因功受赏……
唐崖土司还参与中央政府组织的讨伐、镇压地方割据势力或土司反叛等军事活动。明隆庆四年（1570年），咸丰境内的另一土司——金峒土司覃壁叛乱，唐崖土司覃柱奉调征讨，“斩功九十三颗，报奏加功候赏。”为了纪念覃柱的功绩，彰显唐崖土司的实力和权威，覃氏家族于万历辛亥岁（1611年），在土司城的东门外雕刻了两座石人石马，“镇守”至今——考古学家根据张王庙中石刻文字的推论认为，这有可能是唐崖土司征战留下的一枚“军功章”。
明朝中后期朝廷日益腐败，各种社会矛盾都相继激化。万历二十七年（1600年），贵州播州（今遵义）宣慰使杨应龙拥众十万反叛朝廷攻打重庆，奉朝廷之命，西南各土司纷纷调兵前去参与平乱。领导此次征战的统帅李化龙在《平播全书》里的“叙功疏”中就提到了唐崖土司，并因其战功被赐《三宣慰八宣抚司鼎铭》——这是唐崖土司赢取的又一枚“军功章”。
天启年间，水西安邦彦、永宁奢崇明等土司相继叛乱。朝廷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岌岌可危，于是征调西南大批土司部队平定叛乱。唐崖土司也参与了这一系列军事活动：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世土司覃鼎奉调征讨重庆，协助布政使朱燮元平定樊龙、樊虎的叛乱；次年，又奉调征讨水西安邦彦；天启三年（1623年），奉调征讨永宁奢崇明、奢崇辉，皆胜利而归。
“奢安叛乱”平定后，朝廷为表彰覃鼎战功，将其升为宣抚使，授予平西将军。明熹宗朱由校还颁布皇令两道：敕建平西将军帅府，兴建功德牌坊一座，并授书“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个大字以示嘉奖。现在，这座“炫耀”军功的牌坊依旧耸立在王城遗址中央，成为唐崖土司最重要的一枚“军功章”。
著名古建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曾如此评价该牌坊：“湖北境内，除武当山的‘治世玄岳’牌坊外，再无一座能超越唐崖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坊。在整个武陵地区所存石牌坊中，堪称第一。置于全国所存明代石坊中，也毫不逊色。”由此可见，唐崖土司在明代因战功赢取的地位和实力。
土司覃鼎的“军功章”里还有一枚是缴获的战利品：在土司城衙署区附近，曾经出土了一枚“永宁卫前千户所百户印”，这枚官印怎么会在唐崖土司城呢？显然，该印为永宁卫设立时明朝廷所颁，后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这必定是覃鼎当年在攻克永宁府时缴获的战利品，是其卓越战功的重要见证。
“文物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它还在说话。唐崖土司城遗址是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石牌坊则是见证明朝‘奢安叛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石头史书’。”湖北省文物局的遗产专家陈飞说，这是土司城留下的建筑能列为“国保文物”，乃至成为世界遗产的普遍价值所在——“能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张王庙里的石马雕凿精湛，栩栩如生，马身上的鞍、镫、缰、辔清晰可辨，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的一匹战马应该是怎样的装备；旁边的武士头戴兜鍪，身着盔甲，佩剑抱伞，再现了土司出行仪仗中的武士形象。”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主任白斌说，文物建筑被称之为“历史的见证”，其价值就在于它是历史上形成的，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特色的实物例证。
做一名忠诚的土司，是唐崖覃氏的生存智慧。因为朝廷与土司，彼此需要。对于朝廷无法直接管理的边疆地区，通过委任土司去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正如《明史》里所说，通过对土司的管理，朝廷实现了对边疆地区“额以赋役，听我驱调”的目的，促进了国家的大一统。而积极为朝廷效命，贡献良马、大木，从征讨伐各地叛乱，一度深得朝廷的信赖。土司有了朝廷的封赏，在自己地盘上也就更有威望。忠诚的土司与慷慨的王朝，达成了双赢的“契约关系”。
对于朝廷无法管理的边疆地区，通过委任土司去管理，促进了国家的大一统。
土司积极为朝廷效命，征战四方赢取功名，在自己地盘上也就更有威望。
唐崖土司多次被朝廷征调参与各种军事行动，因其战功卓著，故有“明季唐崖最倔强”之誉。
历代中央朝廷规定，土司有服从朝廷调遣、率兵出征的义务。各土司也乐意接受朝廷征调，以期用战功邀赏。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土司之一，其土兵训练有数、能征善战，所谓“凡战必捷，人莫敢撄”，在整个西南地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史料确切记载的征战就有15次之多。
《明史·职官志》中说，土司的军事职责体现在两个方面：“辑诸蛮”——对内，镇压本地区域或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及农民起义；“供征调”——对外，响应中央王朝的征调，配合官兵抵抗外敌侵略。唐崖土司也正是在这两项军事征调的刀光剑影中，赢取了一枚枚“军功章”，甚至赢取了一座城池。
唐崖土司得以设立的原因就是元时一世祖覃启处送“因边夷南蛮屡叛，奉旨征剿，招安蛮民镇守司地”，得授长官使之职；明洪武四年（1371年），二世祖覃值什用随左将军廖永忠入蜀征讨明玉珍；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九世祖覃万金又奉调征讨麻阳苗变，因功受赏……
唐崖土司还参与中央政府组织的讨伐、镇压地方割据势力或土司反叛等军事活动。明隆庆四年（1570年），咸丰境内的另一土司——金峒土司覃壁叛乱，唐崖土司覃柱奉调征讨，“斩功九十三颗，报奏加功候赏。”为了纪念覃柱的功绩，彰显唐崖土司的实力和权威，覃氏家族于万历辛亥岁（1611年），在土司城的东门外雕刻了两座石人石马，“镇守”至今——考古学家根据张王庙中石刻文字的推论认为，这有可能是唐崖土司征战留下的一枚“军功章”。
明朝中后期朝廷日益腐败，各种社会矛盾都相继激化。万历二十七年（1600年），贵州播州（今遵义）宣慰使杨应龙拥众十万反叛朝廷攻打重庆，奉朝廷之命，西南各土司纷纷调兵前去参与平乱。领导此次征战的统帅李化龙在《平播全书》里的“叙功疏”中就提到了唐崖土司，并因其战功被赐《三宣慰八宣抚司鼎铭》——这是唐崖土司赢取的又一枚“军功章”。
天启年间，水西安邦彦、永宁奢崇明等土司相继叛乱。朝廷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岌岌可危，于是征调西南大批土司部队平定叛乱。唐崖土司也参与了这一系列军事活动：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世土司覃鼎奉调征讨重庆，协助布政使朱燮元平定樊龙、樊虎的叛乱；次年，又奉调征讨水西安邦彦；天启三年（1623年），奉调征讨永宁奢崇明、奢崇辉，皆胜利而归。
“奢安叛乱”平定后，朝廷为表彰覃鼎战功，将其升为宣抚使，授予平西将军。明熹宗朱由校还颁布皇令两道：敕建平西将军帅府，兴建功德牌坊一座，并授书“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个大字以示嘉奖。现在，这座“炫耀”军功的牌坊依旧耸立在王城遗址中央，成为唐崖土司最重要的一枚“军功章”。
著名古建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曾如此评价该牌坊：“湖北境内，除武当山的‘治世玄岳’牌坊外，再无一座能超越唐崖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坊。在整个武陵地区所存石牌坊中，堪称第一。置于全国所存明代石坊中，也毫不逊色。”由此可见，唐崖土司在明代因战功赢取的地位和实力。
土司覃鼎的“军功章”里还有一枚是缴获的战利品：在土司城衙署区附近，曾经出土了一枚“永宁卫前千户所百户印”，这枚官印怎么会在唐崖土司城呢？显然，该印为永宁卫设立时明朝廷所颁，后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这必定是覃鼎当年在攻克永宁府时缴获的战利品，是其卓越战功的重要见证。
“文物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它还在说话。唐崖土司城遗址是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石牌坊则是见证明朝‘奢安叛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石头史书’。”湖北省文物局的遗产专家陈飞说，这是土司城留下的建筑能列为“国保文物”，乃至成为世界遗产的普遍价值所在——“能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张王庙里的石马雕凿精湛，栩栩如生，马身上的鞍、镫、缰、辔清晰可辨，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的一匹战马应该是怎样的装备；旁边的武士头戴兜鍪，身着盔甲，佩剑抱伞，再现了土司出行仪仗中的武士形象。”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主任白斌说，文物建筑被称之为“历史的见证”，其价值就在于它是历史上形成的，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特色的实物例证。
做一名忠诚的土司，是唐崖覃氏的生存智慧。因为朝廷与土司，彼此需要。对于朝廷无法直接管理的边疆地区，通过委任土司去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正如《明史》里所说，通过对土司的管理，朝廷实现了对边疆地区“额以赋役，听我驱调”的目的，促进了国家的大一统。而积极为朝廷效命，贡献良马、大木，从征讨伐各地叛乱，一度深得朝廷的信赖。土司有了朝廷的封赏，在自己地盘上也就更有威望。忠诚的土司与慷慨的王朝，达成了双赢的“契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