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李冬梅
　　
　　有一天，我正在医院的走廊里走着，主任医师迎面拦住了我。他当时还没完全醒酒。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他叫住了我。
　　“您有什么事？”
　　“是您给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叫菲利莫诺娃的病人做的手术吗？”
　　“对，是我做的。”
　　（这里我不得不先解释一下，我虽然在这个医院里只是个司炉，但是所有的手术通常都是我做，因为在编的那些外科医生经常喝酒。结果总是出现这种情况，病人已经推进手术室里来了，可是却找不到医生，原来是喝得醉醺醺地在办公室里躺着呢。于是，他们就跑到锅炉房里找我来，央告我说：“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求求您了，您再跑一趟吧，把那个手术做了吧……”）
　　“您手术前给菲利莫诺娃麻醉了吗？”主任医师接着说。
　　“怎么可能没麻醉呢？”我回答。
　　“您是用哪个瓶子里的气体给她麻醉的？是红瓶子里的还是蓝瓶子里的？”
　　“这我可记不清了，”我皱着眉头说，“好像是蓝瓶子里的……不对！是红瓶子里的！您问这个干什么？”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主任医师义愤填膺地说，“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请求您记住了，红瓶子里装的是二氧化碳，蓝瓶子里装的才是气体麻醉剂。难道这就这么难记吗？”
　　我不好意思地闭上了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主任医师又问：
　　“还有一个病人……对了，叫穆拉什金，也是您给做的手术吗？”
　　“是，是我做的。怎么，也把瓶子弄混了？”
　　“咱们就假设您根本就没想起来给他麻醉吧，问题还不在这儿。”主任医师边说边翻着自己白大褂的衣兜，然后像个魔术师似的，掏出了一个东西，竟然是我的手机！
　　“噢！”我高兴地叫了起来，“您在哪儿找到的？我昨天到处都找遍了，我还以为丢了呢……”
　　“我在穆拉什金那儿发现的，”主任医师说，“在他的肚子里。”
　　“穆拉什金人在哪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现在到底在哪儿我也说不清楚，”主任医师说，“但我敢肯定只有两个地方，或者是在太平间，或者是已经躺在墓地里了。”
　　“真的吗？”我羞愧难当，不知如何是好，“那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呢？”主任医师摊摊手，无可奈何地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您以后认真点吧。我们可是在和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人的生命打交道啊。任何失误都不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