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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假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61岁的王克明将编撰这本书的理由归结于“赎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陕西余家沟下乡，这个19岁的知青由此迸发了“革命的激情”。在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克明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挨打时，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却常帮王克明磨镰擦锄。王重病时，谷用三角针为其放血治疗。“你一个北京娃娃，落难受苦，不容易。”王克明羞愧不已，此后十几次回到余家沟，不敢再见谷志有。
喧嚣年代仍存于民间的善良触动了王克明，却让他陷入了对自己的反复诘问：“假若一切都说成是时代使然，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王克明决定清算自己。2008年，谷志有去世，他在博客上发了讣告，并在某杂志上刊登文章《我打谷志有》。12月底，他与好友岳建一、宋晓明商量，决定找更多的同时代者，征集文章，编撰一本名为《我们忏悔》的合集。
王克明陆续发出约稿信。得到的回馈让其惊讶——他从未想到隐于民间，有如此多的人与往事纠缠，为曾加诸他人的伤害而陷入苦痛。
66岁的杨里克，1969年四川西昌城的武斗中，他和同伴们拿着冲锋枪，在河边齐腰深的荒草里，枪杀了一名对立面的武斗成员。
“文革”结束后，往事总堵在杨里克胸口。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施于身体的暴力之外，也有人反思带给他人的心理伤害：作家老鬼叙述了如何出卖同学宋尔仁，上交了他写满“反动话语”的日记本；丁珊回忆在最好的朋友蒙冤被批斗时，她因懦弱而选择了沉默；教师章孟杰则因憎恨父亲身份耽误了前途，将他视为仇人，任其在破草屋中孤独死去……
“记忆折磨着他们。”王克明说，“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伤痕。”
“那样一个年代，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卢晓蓉时，67岁的老人愤怒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的话打动了她：“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
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现在的李斌试图用绘画反思过往：名为《梦境》的画作里，李斌以黑色笔调画下了一千余位“文革”受难者，让其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他也计划将一些“文革”忏悔者的故事画成连环画，比如曾在“文革”中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的张红兵。
王克明随后发觉，更多的人将忏悔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思考。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始终记得，1966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作为抄家者，冲进了一对夫妻的屋子。他们从家里抄出了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有外国民歌。这时，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来。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
作家老鬼也决定给母亲写一部《忏悔录》。他的母亲叫杨沫，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访录音。采访中，母亲称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佩服卢梭讲真话的勇气，我想要写真实的一生，而不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开始收集她的日记、手稿，并重新打量那个多面的母亲：“文革”中劝儿子要低头认罪、对领导奉若神明的母亲，以及“文革”后重回纯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被异化了。”
沉默与遗忘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访谈中发现，“文革”亲历者普遍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状况，“如果一个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往往会出现心理性的失忆”。
更为广泛的遗忘与沉默则早已开始。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王克明的约稿请求。长期的斗争经历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
作家老鬼面临的阻力更加巨大。《母亲杨沫》写完后，他将书稿交予哥哥马青柯查看。哥哥表现出了面对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将批评性的语言都删改了，换上了不少溢美之词。哥哥妻子的态度则更加严厉，“这是在鞭尸”。
老鬼说，“我们拥不同的人生，他在怀念赞美过往，我则更愿意去反思。”
分歧带来的问题似乎不仅如此。这群忏悔者发觉，上一辈的遗忘沉默，导致了下一辈对于历史的漠视。
1990年代，杨健曾在大学里开过“知青文学”这门课。没过几年，选课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只能停课。这位61岁的大学教授，已不在课堂上提起“文革”，“年轻人们更关注杨幂，而非历史”。
近30年来，王友琴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她经常会收到一些90后孩子的邮件：“我的父母从不告诉我，“文革”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2010年5月，应王克明之邀，北京牧马人王冀豫写下了《背负杀人的自责》，回忆了1967年，16岁的他参与北京粮食学校与北京师院附中的武斗，用棍子打死了另一名学生。随后，王冀豫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公开忏悔罪行。
未曾想，节目播出后，死者家属找到了他。
王冀豫最先见到的是死者的侄子。对象向他表达了三个意见：第一，希望文章里不要出现死者的名字，以免激起死者亲人的再度伤痛；第二，我们仍然无法原谅你，毕竟创伤如此之深。
最后，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告诉王冀豫：“我个人向你表示敬意。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
王克明则将这次交谈视为一次良好的开始，“忏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假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61岁的王克明将编撰这本书的理由归结于“赎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陕西余家沟下乡，这个19岁的知青由此迸发了“革命的激情”。在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克明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挨打时，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却常帮王克明磨镰擦锄。王重病时，谷用三角针为其放血治疗。“你一个北京娃娃，落难受苦，不容易。”王克明羞愧不已，此后十几次回到余家沟，不敢再见谷志有。
喧嚣年代仍存于民间的善良触动了王克明，却让他陷入了对自己的反复诘问：“假若一切都说成是时代使然，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王克明决定清算自己。2008年，谷志有去世，他在博客上发了讣告，并在某杂志上刊登文章《我打谷志有》。12月底，他与好友岳建一、宋晓明商量，决定找更多的同时代者，征集文章，编撰一本名为《我们忏悔》的合集。
王克明陆续发出约稿信。得到的回馈让其惊讶——他从未想到隐于民间，有如此多的人与往事纠缠，为曾加诸他人的伤害而陷入苦痛。
66岁的杨里克，1969年四川西昌城的武斗中，他和同伴们拿着冲锋枪，在河边齐腰深的荒草里，枪杀了一名对立面的武斗成员。
“文革”结束后，往事总堵在杨里克胸口。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施于身体的暴力之外，也有人反思带给他人的心理伤害：作家老鬼叙述了如何出卖同学宋尔仁，上交了他写满“反动话语”的日记本；丁珊回忆在最好的朋友蒙冤被批斗时，她因懦弱而选择了沉默；教师章孟杰则因憎恨父亲身份耽误了前途，将他视为仇人，任其在破草屋中孤独死去……
“记忆折磨着他们。”王克明说，“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伤痕。”
“那样一个年代，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卢晓蓉时，67岁的老人愤怒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的话打动了她：“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
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现在的李斌试图用绘画反思过往：名为《梦境》的画作里，李斌以黑色笔调画下了一千余位“文革”受难者，让其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他也计划将一些“文革”忏悔者的故事画成连环画，比如曾在“文革”中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的张红兵。
王克明随后发觉，更多的人将忏悔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思考。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始终记得，1966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作为抄家者，冲进了一对夫妻的屋子。他们从家里抄出了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有外国民歌。这时，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来。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
作家老鬼也决定给母亲写一部《忏悔录》。他的母亲叫杨沫，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访录音。采访中，母亲称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佩服卢梭讲真话的勇气，我想要写真实的一生，而不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开始收集她的日记、手稿，并重新打量那个多面的母亲：“文革”中劝儿子要低头认罪、对领导奉若神明的母亲，以及“文革”后重回纯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被异化了。”
沉默与遗忘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访谈中发现，“文革”亲历者普遍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状况，“如果一个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往往会出现心理性的失忆”。
更为广泛的遗忘与沉默则早已开始。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王克明的约稿请求。长期的斗争经历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
作家老鬼面临的阻力更加巨大。《母亲杨沫》写完后，他将书稿交予哥哥马青柯查看。哥哥表现出了面对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将批评性的语言都删改了，换上了不少溢美之词。哥哥妻子的态度则更加严厉，“这是在鞭尸”。
老鬼说，“我们拥不同的人生，他在怀念赞美过往，我则更愿意去反思。”
分歧带来的问题似乎不仅如此。这群忏悔者发觉，上一辈的遗忘沉默，导致了下一辈对于历史的漠视。
1990年代，杨健曾在大学里开过“知青文学”这门课。没过几年，选课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只能停课。这位61岁的大学教授，已不在课堂上提起“文革”，“年轻人们更关注杨幂，而非历史”。
近30年来，王友琴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她经常会收到一些90后孩子的邮件：“我的父母从不告诉我，“文革”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2010年5月，应王克明之邀，北京牧马人王冀豫写下了《背负杀人的自责》，回忆了1967年，16岁的他参与北京粮食学校与北京师院附中的武斗，用棍子打死了另一名学生。随后，王冀豫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公开忏悔罪行。
未曾想，节目播出后，死者家属找到了他。
王冀豫最先见到的是死者的侄子。对象向他表达了三个意见：第一，希望文章里不要出现死者的名字，以免激起死者亲人的再度伤痛；第二，我们仍然无法原谅你，毕竟创伤如此之深。
最后，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告诉王冀豫：“我个人向你表示敬意。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
王克明则将这次交谈视为一次良好的开始，“忏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