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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亲自找来邓力群谈话，指出他在几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同意见的严重性。据邓力群后来回忆，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他走的时候，邓小平还起来把他送到门口，但“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作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在党内形成共识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全面展开。而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使之同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相适应，一直没有很好解决。为了更好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央在回顾和讨论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以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适时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他还指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李先念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希望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认真重视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精神文明建设，同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使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发展和创新。”
9月2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作书面讲话，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就可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对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的意见十分赞同，并且认为：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乃是客观需要。这说明，作出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已经在党内高层中取得共识，条件已经成熟。
9月25日，即十二届五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會议，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两项议程，其中一项就是讨论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之后，中央成立了起草小组。
决议不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
1986年2月29日，起草小组写出第一稿。之后，起草小组综合各方意见数易其稿，于7月25日形成了第四稿，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并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及中顾委、中纪委负责同志审阅。
8月2日，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改出送审的第二稿。8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送审第二稿。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他的修改意见：一、这个文稿与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来其他文件缺乏连贯性;二、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
经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同意后，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征求意见稿》，并在胡耀邦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这一稿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这一稿中未吸纳邓力群的意见，中央准备在征求意见后再集中进行修改。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9月7日，邓力群又把自己关于决议的书面修改意见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9日，邓小平在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句话，说：“在十一页，我删去一处。”删去的这段话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
9月10日，陈云在邓力群送的书面修改意见稿子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的稿子。”同一天，李先念批示说：“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9月13日，就邓力群提出的修改稿，胡耀邦亲自执笔起草一封信，并附上决议起草组的一个说明，于14日联名国务院总理一起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发出。信中还说明：“我们两人同意起草小组的这个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这是因为：讨论中许多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理解极不一致。现在看来，“为核心”的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为了从理论和我们党的历史实践上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查了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性质问题的偏向一节中的三段论述。从这三段论述中也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今天仍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
9月15日，邓小平作出批示，对胡耀邦两人提出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
“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9月17日，针对在征求意见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引起的争论，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他说：有的人可能挑起争论，旁及其他。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我们要注意，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9月18日，为了避免决议被往“左”的方面拉，尽早把决议稿定下来，邓小平亲自找来邓力群谈话，指出他在几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同意见的严重性，明确告诉邓力群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并建议他第二天开会时的讲话要完全赞成这个稿子。据邓力群后来回忆，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他走的时候，邓小平还起来把他送到门口，但“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9月19日，胡耀邦主持稿子修改，对于决议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详细说明了理由：第一点，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这个提法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第二点，决议稿中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说，并没有隐瞒和降低我们的最高纲领。第三点，不再沿用十二大的这个提法，合法不合法？由于形势发展和变化，对中央报告中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援引，这种情况在我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第四点，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对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那句话表示疑义，仅有少数同志主张援引。
最终，在9月28日，经过热烈讨论之后，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们党新时期作出的第一个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门决议，这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党史文苑》）
作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在党内形成共识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全面展开。而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使之同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相适应，一直没有很好解决。为了更好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央在回顾和讨论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以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适时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他还指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李先念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希望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认真重视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精神文明建设，同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使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发展和创新。”
9月2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作书面讲话，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就可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对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的意见十分赞同，并且认为：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乃是客观需要。这说明，作出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已经在党内高层中取得共识，条件已经成熟。
9月25日，即十二届五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會议，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两项议程，其中一项就是讨论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之后，中央成立了起草小组。
决议不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
1986年2月29日，起草小组写出第一稿。之后，起草小组综合各方意见数易其稿，于7月25日形成了第四稿，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并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及中顾委、中纪委负责同志审阅。
8月2日，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改出送审的第二稿。8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送审第二稿。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他的修改意见：一、这个文稿与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来其他文件缺乏连贯性;二、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
经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同意后，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征求意见稿》，并在胡耀邦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这一稿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这一稿中未吸纳邓力群的意见，中央准备在征求意见后再集中进行修改。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9月7日，邓力群又把自己关于决议的书面修改意见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9日，邓小平在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句话，说：“在十一页，我删去一处。”删去的这段话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
9月10日，陈云在邓力群送的书面修改意见稿子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的稿子。”同一天，李先念批示说：“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9月13日，就邓力群提出的修改稿，胡耀邦亲自执笔起草一封信，并附上决议起草组的一个说明，于14日联名国务院总理一起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发出。信中还说明：“我们两人同意起草小组的这个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这是因为：讨论中许多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理解极不一致。现在看来，“为核心”的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为了从理论和我们党的历史实践上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查了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性质问题的偏向一节中的三段论述。从这三段论述中也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今天仍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
9月15日，邓小平作出批示，对胡耀邦两人提出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
“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9月17日，针对在征求意见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引起的争论，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他说：有的人可能挑起争论，旁及其他。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我们要注意，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9月18日，为了避免决议被往“左”的方面拉，尽早把决议稿定下来，邓小平亲自找来邓力群谈话，指出他在几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同意见的严重性，明确告诉邓力群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并建议他第二天开会时的讲话要完全赞成这个稿子。据邓力群后来回忆，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他走的时候，邓小平还起来把他送到门口，但“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9月19日，胡耀邦主持稿子修改，对于决议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详细说明了理由：第一点，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这个提法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第二点，决议稿中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说，并没有隐瞒和降低我们的最高纲领。第三点，不再沿用十二大的这个提法，合法不合法？由于形势发展和变化，对中央报告中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援引，这种情况在我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第四点，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对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那句话表示疑义，仅有少数同志主张援引。
最终，在9月28日，经过热烈讨论之后，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们党新时期作出的第一个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门决议，这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