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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源瑞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一刻，直觉告诉我，我找对人了。
林源瑞是位局绅。马来西亚被英国统治130年，至今仍有许多英式遗风，比如热衷于封号。林局绅的年纪不小，但腰不弯，背不驼，说话铿锵有力。
他喜欢让人猜自己的年龄。每当人们算小了岁数，他总会骄傲地说：“我今年86啦！和朱镕基同龄，1928年出生，是龙的传人！”当人们发出难以置信的感叹时，他又会告诉对方，他保养的秘方就是做研究。
1983年从银行退休后，林局绅就开始研究马六甲的华人历史，至今已整整30年。他成了马六甲的“活地图”—马六甲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和人。
我们在荷兰街富礼酒店的大堂见面，林局绅拿出厚厚一摞他写的资料，反复对我说：“马六甲那么繁荣，要感谢我们的华人先贤。”
在他的描述下，我大致明白了马六甲与中国的渊源。
简单地说，公元1403年（即明朝永乐元年），朱棣称帝后，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特地派了专使尹庆到南洋一带宣抚。那时正值马六甲王国建国之初，暹罗王国全盛时期。马来半岛上各土邦都必须向暹罗臣服，马六甲也不例外。马六甲的苏丹拜里米苏剌由于曾在淡马锡（今新加坡）饱受暹罗欺凌，便想趁着尹庆到访，借当时中国明朝的威信来减轻暹罗的压力（当时暹罗向中国称臣）。
1405年，拜里米苏剌率500随从，乘尹庆回朝的宝船觐见永乐帝朱棣，被赐赠厚礼，并封为“满剌加王”，自此马六甲脱离了暹罗的藩属，成为与暹罗平等的中国属国。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五次经停马六甲，并在此设置“官厂”（集贸易、仓储、港口为一体的航海基地），这使马六甲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交易集散中心。
林局绅讲得精彩，身边逐渐聚集起一些听得懂中文的游客。说到郑和时，林提高了嗓门：“我常常讲，美国一直说中国会威胁其他国家。我说这些话都是多余的！最好的证明就是郑和七下西洋，到了亚非36个国家，没有侵占一个国家的土地，也没有掠夺别人的财物，只有送东西，教给当地人怎么造房子、怎么捕鱼、怎么耕种……600年前就证明，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林局绅讲完，大堂里响起了一片掌声，那是一群来自澳洲的华人。自从2008年，马六甲被评为世界遗产城市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游人，其中有很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裔。
华人大规模地移民马六甲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中国局势动荡，战争不断，不少人南下讨生活，还有一些是在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被当作苦力卖来的“猪仔”。在林局绅看来，这些人奠定了马六甲，甚至整个马来西亚，乃至新加坡的经济基础。
我们所在的荷兰街就是早期华裔富商成就的见证。这里是最早富裕的峇峇、娘惹（土生华人）的祖屋街。街道两旁尽是古色古香中国风格的祖屋。这些祖屋内部基本分为大厅、中厅、内厅、天井、后院、侧院等样式，长度达200多尺（约70米）。屋内的布置精致美观，雕梁画栋、联语箴言处处可见。富礼酒店本身就是由当时大商人陈金声的家宅改建而成。
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马来西亚中北部锡矿业、种植业逐渐繁荣，新加坡被开辟成东西方必经商港，不少有为的华裔侨生纷纷移居新加坡，马六甲的商贸地位便开始被取代。
林局绅到底还是年纪大了，听力和记忆都不太好。他每讲完一段故事，就会停下来问我：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反复告诉他：我要写一篇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报道，我觉得马六甲有与众不同的“中国味”。
告别时，他似乎终于听清了我的意图，很确定地对我说：“你来对了！要了解马来西亚的华人，到马六甲就够了！”
1“中华文化一日游”
第二天一大早，林局绅就到富礼酒店接我，作为马六甲永春会馆的主席和林氏宗祠的族长，他热情地邀我参观他所负责的“组织”。
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一天可以被称为“中华文化一日游”。
永春会馆与富礼酒店只有几步之遥，是荷兰街上一座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
在马六甲古城逼仄的街道上，矗立着30多家地域性会馆。大部分的会馆都有百余年的历史，记录着第一批南下华人的坎坷历史。比如，林局绅常常提到的“相当堂皇的”雷州会馆，就是由数以百计的三轮车夫捐建而成。在华人移民早期，这些会馆担负着为新到马六甲谋生的同乡提供帮助、解决争议、提供教育、丧葬等服务的功能。现在，这些会馆减少了当年的许多功能，主要称为乡亲后代聚会的场所，每到中国的传统节日，会馆都会举行活动。
2012年，林局绅刚刚当选为永春会馆的主席，之前他做了30年的会馆总务。他是个乡族观念极强的人，毫不掩饰作为永春人的自豪—“去年州议员选举，9个当选议员里5个都是永春人！”
在马六甲，作为永春人也确实值得骄傲—永春会馆是马六甲建立最早的会馆，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永春人在马六甲的势力很大，会馆在马六甲古城拥有不少房产。
我们坐在会馆一进门的石凳上聊天。两位日本游客进来参观，研究了一阵墙上的永春会馆始建记后，跑过来问永春在中国的哪里。林局绅在纸上一笔画出中国地图，点出了永春所在。他说自己小时候在华校用的都是中国的课本，所以对中国历史和地理都很了解。
林氏宗祠就坐落在与荷兰街平行的鸡场街上。从外观来看，它比永春会馆要低调很多，其实历史也很悠久。宗祠内也悬挂着诸多古老的牌匾，提醒着一代又一代的林氏后人要“敦宗睦族”。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它便和陈氏宗祠一起在马六甲成立，是全马最早的姓氏宗祠。所以早期在南洋一带流传着“陈林满天下”的说法。
“这是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真迹，”林局绅指着房梁正中悬挂着的“源远流长”牌匾说，“民国初期（中国）政府对海外宗乡团还是很重视的。”
宗祠的二楼供奉着妈祖像。妈祖本名林默娘，被林氏奉为“祖姑”。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马六甲的林氏宗祠都会举行盛大庆典。自从1998年林局绅开始担任族长，还会在每年庆日介绍一位林姓伟人，其中既有清朝抗英焚毒的林则徐，抗日英雄林谋盛，也有马来西亚名医林文庆等等。 林局绅对于会馆、祠堂的工作很认真，每星期要开会，每月组织不同的活动。在他的话语体系里，国籍的概念很淡薄，族群的概念很深厚。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马六甲人，移民第二代，但他常把“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挂在嘴边。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您不是马来西亚公民吗？”
他激动地回答：“我们华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是以尽义务、效忠诚为条件，不是以弃母语、毁文化为条件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出自1954年马来西亚华人反对改方言学校为国民学校的宣言（相当于反对取消华文学校的宣言），是马来西亚华人众人皆知的名句。
参观完永春会馆和林氏宗祠，林局绅要带我去育民小学见校长，因为前一天我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六甲的中华文化保存得那么好？
“教育”—这是林局绅的答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华文学校。但战后的几十年中，各国华文教育严重衰落，包括华人占人口比例70%的新加坡。唯有马来西亚是个例外。目前全马有华文小学1282间，华文独立中学60间，华文大专3间，有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这都是抗争的结果。”林局绅说，“政府开出不利华文教育的条规，我们就反对，力争到底。不同意，我们就号召所有人（反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12万人的集会。”
育民小学相当于著名的北京小学，是马六甲教育质量最好的小学。它有91年历史，最初由永春会馆出资建立，在20世纪50年代和全马其他华小一起被政府收编为国民型学校。经过华人的斗争，这些华小保留了华语作为教学用语的权利，但课本内容已不再沿用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的内容。目前学校教师的费用由政府承担，其他硬件设施由永春会馆等社会组织和人士负责。
一进校门，一个印度裔的小孩就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这里还收非华裔的孩子吗？”
“因为教育质量好，现在别的族群的家长也愿意送孩子到华校。”校长解释说。她是位干练的女士，但她太忙了，如果不是校董林局绅的面子，恐怕我们连个照面都打不着—和中国重点小学的校长一样，校长女士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
林局绅为我安排的“中华文化一日游”是在育民小学对面的孔子大厦结束的。这幢新式气派的大楼建于2005年，是马六甲孔教会的所在地。
马六甲浓厚的尊儒崇孔的氛围令人讶异。孔子大厦是古城最高、最气派的大厦，听说每个周末这里的教室都坐得满满当当。在平常的日子里，诗社、书法交流会等活动也是从不停歇。
林局绅是孔教会的书法老师，他的学生分老年组和青年组，每次课前他还会讲儒家的经典。两年的时间，他已经讲完了《论语》、《弟子规》，这几个月正在解析《唐诗三百首》。
在孔教会的办公室里，我对林局绅说：“马六甲很多中华传统保存得比中国国内还好！”要知道，在马六甲除了永春会馆和林氏祠堂外，还有30多家会馆和50多间祠堂。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文化活动在各个会馆上演。但林局绅仍然显示出对中华文化传统在马六甲传承的忧虑：“大家再不多做一些，这些都会随时间的长河流走了。”
孔子大厦的正门口立着一尊孔子像。临走时，林局绅回过头对我说：“来，给孔子鞠三个躬。”这令我有些错愕，还没待我回过神，他已经开始弯腰了。
在林局绅的带领下，我生平第一次向孔子鞠了躬—“中华文化一日游”有了一个完美的结束。
2“睡城”
“其实以前马六甲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黄怀乐将糖放入咖啡，慢慢搅拌，她怀念的是1988年前被称为“睡城”的马六甲。
我是在育民小学认识的黄怀乐。她的家就在小学隔壁。从外祖父开始，她的家庭就在这所房子里生活。现在，黄怀乐已经63岁了，和母亲、姐姐依旧住在那所房子里。
她喜欢的是“睡城”那种平静感和熟悉感，就像她不愿搬离老屋子的理由一样：每天听着同一首校歌起床；想念小时候的味道，可以随时去学校的食堂吃饭；学校食堂做菜的阿姨退休，阿姨的孩子顶上，饭菜的味道从未改变。
和林局绅一样，黄怀乐热情、健谈，愿意和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和林局绅不同，她从不用“我们中国人”之类的词，而常常用“你们”和“我们”将我和她分得很清。她告诉我，对于她，中国是外国。
黄说流利的中文，对中国的电视节目了如指掌，她是马六甲诗社《古城新韵》的编辑，也是华文报纸的撰稿人。在我的眼里，她和我身边的中国人没有两样。
“难道中国和你真的一点关系都没了吗？”
黄怀乐想了想，“还是有关系！”
这是一段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历史。
二战期间，共产主义也在马来西亚生根发芽。日占期间，马来西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建立的人民抗日军成为抗战的主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重占马来，因害怕共产党夺得政权，便于1948年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开始镇压马共前抗日人员及其他进步人士。于是，马共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并于1949年建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向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马共也是受支持的武装组织之一。
当时马来西亚政府在农村建立了很多新村，规定华人必须到新村居住，统一分配粮食，以杜绝马共的食物来源。在城市，所有的活动、演出都必须进行报备，华人社团活动一度停滞。
1955年，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联盟在立法会议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东姑阿都拉曼与马共领导人陈平在吉打州华玲进行和谈，但由于当时政府无法接受马共不用投降字眼等要求，和谈破裂。
1957年，马来亚联邦成立。马巫统政府沿用英统时期的政治态度，对马共进行剿灭。
“紧急条例”在1960年宣告结束，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华人在马六甲进行宗乡活动，仍要进行报批。黄怀乐仍然记得，当初为了组织一台演出，需要把所有细节从中文翻译成马来文进行审批的情景。“他们（马来西亚政府）一直把海外华人当成是共产党的人，把我们叫作第五纵队，怕‘你们’通过‘我们’共产了这个国家！” 一切矛盾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缓解。邓小平废除了以往“输出革命”的外交路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周边国家交流的增多，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国的忌惮也小了很多。
“海外华人各方面都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如果是封闭的时代，我们也封闭，中国开放，我们就开放。”黄怀乐说。
而中国最近经济发展很快，马六甲人也都知道。黄怀乐说，去年从中国来了一个人，把她一个朋友整个家族的人都召集起来，然后给每个人发了2万块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人回答说：“以前困难的时候，都是马六甲这里的亲戚接济，现在我们在中国有钱了，一定要知恩图报。”
1988年，马六甲新任州长上任，古城开始变化，填海、造购物中心、酒店，发展旅游。到了2007年，马六甲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一切都不同了。
我们坐在古城口陈金声桥边的Hard Rock餐厅。这座连锁饭店拆除了以前的建筑，沿用了自己在全球一贯的美式装修，这令黄怀乐感到厌恶。“这都是些什么嘛！”
在她看来，这座新建筑的风格与整个古城格格不入，但她还是决定来试一试这家餐馆的服务。
在Hard Rock，我才有了身在国外的感觉。我们的右边是一个典型马来家庭，孩子在不停地吵闹，一对父母熟视无睹地享受着自己的美食。左边坐着一群印度裔学生，似乎是在庆祝生日，动静也很大。直到此刻，我才记得马来西亚是一个三大民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谐共存”的国家。华人在马来西亚只有2600万，只占总人口的30%。而之前，在古城里生活的几天就像是在一个中国南方的小镇。
马来西亚的和谐是“分裂”下的和谐—三大民族各过各的，互不干涉，也很少有交集。黄怀乐说宗教是天然的屏障。马来人信仰的伊斯兰教有严苛的教义，不能与其他信仰者通婚。印度人信仰印度教，与其他宗教也格格不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华族社区的单一性，也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创造了相对好的条件。在马来西亚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华人开的。很多华人的生意也只针对华人，根本用不上马来文或者英文。
在Hard Rock，看着陈金声桥上来来往往成群的游客，黄怀乐还是怀念“睡城”马六甲。那是多么宁静的时候。现在，房价高了，人多了，车多了，变化太多了。
“难道游客多了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黄又想了想说，“还是有的。我可以和人讲马六甲的文化和历史。就像现在我讲给你听一样。”她经常看中国的电视节目，苏州刺绣、瓷器都让她觉得中国的文化很厉害。
“但有些东西我们这里还有，你们那里已经没有了。”
3传承与放弃
在马六甲古城里闲逛，有时熟悉感和陌生感会同时向我袭来。
到达马六甲的第二天我就有这么一次经历。那一天是农历四月十五，在板底街的湖海殿，我正好赶上了一年一度的保生大帝诞辰庆典。虽然到过很多庙宇，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全套的拜神仪式。
小小的湖海殿被挤得水泄不通。殿门口搭出一个大棚，摆满了各种贡品。
法师在殿前一会儿向保生帝作揖，一会儿向天地敬酒，有时还拿着贡品在原地打圈，口中念念有词；一旁一个老头吹着唢呐，一个小孩敲着边鼓，每当法师念到高潮处，就会有一阵音乐烘托气氛。信众们一字排开，在法师身后双手合十，向保生帝敬礼。法师每念完一段，大家就会跟着用福建话大喊一声“发了！”
法事的间隙，我和法师攀谈起来。法师姓侯名章英，来自柔佛（马六甲旁边另一个州）。他的外祖父从福建来到马来西亚，这一道法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侯法师从13岁开始跟着父亲学道，到现在已有20多年，他用的唱本、器具都是从父亲手里传下来了的，距今至少50年了。
从派系上来分，他家属于龙虎山的正一派。20世纪90年代前，他们常去台湾进行交流。大陆开放后，侯法师也到过龙虎山学习。不过，他说大陆很多做法的道籍在“文革”期间已经被毁坏殆尽，真正会道法的法师也不多了。不少中国道士还到他这里来抄做法事的典籍。
侯章英说，在马来西亚做他这一行的99%都不会转行，“因为法事安排得很紧，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现在他13岁的儿子就像当初他跟着父亲学艺一样，也停止了学业，开始学道。刚刚在一旁敲鼓的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他完全不存在后继无人的问题。
他唯一担心的是会吹唢呐的人越来越少，“在整个大马，不超过6个，而且年纪越来越大。”
因为是工作日，那一天拜神的人里大多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唯有“炉主”（每年湖海殿里带头的供奉人）是个年轻人，叫杨添毅，是板底街源发成兴记海味庄的少东家—那一天是他代替父亲来参加仪式。
虽然从小就在板底街长大，在湖海殿前玩耍，但杨添毅也搞不清湖海殿到底算是佛教还是道教，只知道它保佑着整条街的商户一年到头顺顺利利。
杨添毅今年40岁，他家的海鲜店在板底街开了41年，做的是海鲜进口生意。从华文独立中学（马来西亚中学分政府办中学和独立中学。独立中学相当于私立中学，所有费用由校董事会承担。）毕业后，他就被父亲送到了英国留学，读电子工程。回到马来西亚，在西门子做了工程师。1998年，父亲的店需要帮助，他从西门子辞职，成了父亲的帮手。现在他和从澳洲留学回国的弟弟分别管理着海鲜进口生意和酱料生产两大块业务。
杨添毅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最大的孩子已经上中学二年级，但他没有让孩子像他那样再去念中文独中，而是上了英文学校。“我想让他们多学一点英语，因为念华校的人讲英文比较吃亏。”
虽然他有一半的进口货物来自中国，但除了是生意伙伴，用同样的语言以外，杨添毅并不觉得自己与中国还有其他特别的联系。“（中国心）我公公那一代会有，因为他是那边过来的，我们已经没有了。我们跟印度人也好，跟中国人也好，跟台湾人也好，都是跟外国人做生意。”
我问他：“如果中国和菲律宾打仗的话，你会挺谁？”那两天，关于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领海的争端问题正闹得不可开交。 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会力挺中国的，因为是华人嘛！”
“如果中国和马来西亚打仗的话，你会挺谁？”我又问。
“我们也不挺马来西亚。”
“你也不管？”
“不是不管，因为他们当我们是第二种族！”他忿忿地说。
虽然，在马来西亚没有像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那样出现十分激烈的排华运动，但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华人还是备受歧视。
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排华事件发生在1969年5月13日。那一天，有数百间华人店铺被烧，数百华人被枪杀。关于这次排华事件发生的缘由，我听到过多个版本，有说是政治阴谋的，有说是贫富差距太大造成嫉妒的，也有说是因为选举后华人占多数席位而造成的马来人反抗。
无论原因如何，最终这件惨案导致的是1970年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消除贫困和重整经济结构，以平衡各种族之间的经济差异。其实质在于扶植马来人，打压华人。政策里有明显歧视华人的条款，其中包括：上市公司在股票公开交易后，必须保留30%给马来人认购；大学实行配额制，非马来人（包括华人、印度人、沙巴原住民等）只能获得45%的配额等等。这一政策直到2006年才被废除，但至今华人仍未得到平等待遇。
我在马来西亚的那段时间正值2013大选前夕。杨添毅为我普及了不少马来西亚民主选举的知识。他告诉我，这一次大选，华人都希望反对联盟能够取代巫统联盟成为执政党。巫统联盟在马来已统治56年，政治腐败相当严重。
可惜5月5日，马来西亚的大选结果并不如杨添毅所愿，反对联盟最终没有获得大选胜利，他后来在微信中对我说：“后面的五年，华人的日子不好过了。”
对于未来，杨添毅有自己的打算。从长远来看，他不会像父亲那样要求自己的孩子来接班。他希望十年之后，能把生意转卖他人，自己有时间去世界各地旅行。从近期来看，他和家人正在考虑将老店铺从古城迁到新城，把几间自家的店铺装修成客栈，毕竟马六甲的游客越来越多，旅店或许是一门更为不错的生意。
4 For Better， For Worse
离开马六甲的前一天，黄怀乐带我又走了一遍古城。虽然我已经在这座城里转过很多遍，但由她做导游的这一次还是令人难忘。我体会到了她总爱说的熟悉感与亲切感。
走过鸡场街的裁缝铺，她会告诉我，这里的邝裁缝已经做了50年的裁缝，虽然店铺的房价涨了好多倍，但他一点都没有要休息的意思，每天还在对着缝纫机踩啊踩。
在古里街的金铺，她告诉我，小时候，她会和缠着小脚的外婆一起来这里打首饰。当时在金铺里招呼她们的就是现在坐在金铺里90岁的老奶奶。
在大舞台旁的杂货铺，黄怀乐和她的老友阿花打招呼。这个杂货铺也是有100多年历史，一直传到第三代的生意。阿花和她一样一辈子没结婚，守着家族的生意，活得潇洒自在，上个月还刚刚跑去香港看粤剧。
在板底街，开中药铺的阿发一家仍用着从中国运来的药盒；振兴发酒行的老板一直守着老店铺，不装空调，不用电脑，打着算盘算着每日的营收。
在豆腐街，我看见准拿督丁伟强正聚精会神地刻着一幅烫金牌匾。前不久，他刚刚为李光耀刻了一幅星云法师的字。现在，他正在把一间老房子改成牌匾的博物馆，他告诉我，像他这样的烫金手艺在整个东南亚，甚至在中国大陆都已经少见了。他要把一些好的牌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门艺术。
最后，黄怀乐带我走进了敦陈祯禄街的沂水阁，老板曾昭智曾是Datacard Corp马来西亚分公司部门总监，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信用卡芯片都是由他经手。这位跨国公司的老总在不惑之年决定放弃以前的事业，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在家乡马六甲开办一家卖书法作品和沉香的店。
离开时，我对黄怀乐说：“看来马六甲将会越来越繁华，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平静的日子了。”
我告诉她，我在富礼酒店住的这段日子里，遇到了两个上海来的商人，一个正准备在马六甲开一家上海餐厅，另一个则是准备在这里办一个建材市场。富礼酒店的老板告诉我，马六甲政府正在准备第二轮填海，在不久的将来离古城10公里的地方将会立起一座更大的商业中心。
黄怀乐莞尔一笑：“马六甲喝粥，我就喝粥，马六甲吃饭，我就吃饭。反正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这里了。”
（感谢马六甲富礼酒店、郑和文化馆创始人陈达生博士，永春会馆主席、孔教会主席林源瑞局绅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林源瑞是位局绅。马来西亚被英国统治130年，至今仍有许多英式遗风，比如热衷于封号。林局绅的年纪不小，但腰不弯，背不驼，说话铿锵有力。
他喜欢让人猜自己的年龄。每当人们算小了岁数，他总会骄傲地说：“我今年86啦！和朱镕基同龄，1928年出生，是龙的传人！”当人们发出难以置信的感叹时，他又会告诉对方，他保养的秘方就是做研究。
1983年从银行退休后，林局绅就开始研究马六甲的华人历史，至今已整整30年。他成了马六甲的“活地图”—马六甲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和人。
我们在荷兰街富礼酒店的大堂见面，林局绅拿出厚厚一摞他写的资料，反复对我说：“马六甲那么繁荣，要感谢我们的华人先贤。”
在他的描述下，我大致明白了马六甲与中国的渊源。
简单地说，公元1403年（即明朝永乐元年），朱棣称帝后，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特地派了专使尹庆到南洋一带宣抚。那时正值马六甲王国建国之初，暹罗王国全盛时期。马来半岛上各土邦都必须向暹罗臣服，马六甲也不例外。马六甲的苏丹拜里米苏剌由于曾在淡马锡（今新加坡）饱受暹罗欺凌，便想趁着尹庆到访，借当时中国明朝的威信来减轻暹罗的压力（当时暹罗向中国称臣）。
1405年，拜里米苏剌率500随从，乘尹庆回朝的宝船觐见永乐帝朱棣，被赐赠厚礼，并封为“满剌加王”，自此马六甲脱离了暹罗的藩属，成为与暹罗平等的中国属国。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五次经停马六甲，并在此设置“官厂”（集贸易、仓储、港口为一体的航海基地），这使马六甲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交易集散中心。
林局绅讲得精彩，身边逐渐聚集起一些听得懂中文的游客。说到郑和时，林提高了嗓门：“我常常讲，美国一直说中国会威胁其他国家。我说这些话都是多余的！最好的证明就是郑和七下西洋，到了亚非36个国家，没有侵占一个国家的土地，也没有掠夺别人的财物，只有送东西，教给当地人怎么造房子、怎么捕鱼、怎么耕种……600年前就证明，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林局绅讲完，大堂里响起了一片掌声，那是一群来自澳洲的华人。自从2008年，马六甲被评为世界遗产城市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游人，其中有很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裔。
华人大规模地移民马六甲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中国局势动荡，战争不断，不少人南下讨生活，还有一些是在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被当作苦力卖来的“猪仔”。在林局绅看来，这些人奠定了马六甲，甚至整个马来西亚，乃至新加坡的经济基础。
我们所在的荷兰街就是早期华裔富商成就的见证。这里是最早富裕的峇峇、娘惹（土生华人）的祖屋街。街道两旁尽是古色古香中国风格的祖屋。这些祖屋内部基本分为大厅、中厅、内厅、天井、后院、侧院等样式，长度达200多尺（约70米）。屋内的布置精致美观，雕梁画栋、联语箴言处处可见。富礼酒店本身就是由当时大商人陈金声的家宅改建而成。
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马来西亚中北部锡矿业、种植业逐渐繁荣，新加坡被开辟成东西方必经商港，不少有为的华裔侨生纷纷移居新加坡，马六甲的商贸地位便开始被取代。
林局绅到底还是年纪大了，听力和记忆都不太好。他每讲完一段故事，就会停下来问我：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反复告诉他：我要写一篇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报道，我觉得马六甲有与众不同的“中国味”。
告别时，他似乎终于听清了我的意图，很确定地对我说：“你来对了！要了解马来西亚的华人，到马六甲就够了！”
1“中华文化一日游”
第二天一大早，林局绅就到富礼酒店接我，作为马六甲永春会馆的主席和林氏宗祠的族长，他热情地邀我参观他所负责的“组织”。
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一天可以被称为“中华文化一日游”。
永春会馆与富礼酒店只有几步之遥，是荷兰街上一座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
在马六甲古城逼仄的街道上，矗立着30多家地域性会馆。大部分的会馆都有百余年的历史，记录着第一批南下华人的坎坷历史。比如，林局绅常常提到的“相当堂皇的”雷州会馆，就是由数以百计的三轮车夫捐建而成。在华人移民早期，这些会馆担负着为新到马六甲谋生的同乡提供帮助、解决争议、提供教育、丧葬等服务的功能。现在，这些会馆减少了当年的许多功能，主要称为乡亲后代聚会的场所，每到中国的传统节日，会馆都会举行活动。
2012年，林局绅刚刚当选为永春会馆的主席，之前他做了30年的会馆总务。他是个乡族观念极强的人，毫不掩饰作为永春人的自豪—“去年州议员选举，9个当选议员里5个都是永春人！”
在马六甲，作为永春人也确实值得骄傲—永春会馆是马六甲建立最早的会馆，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永春人在马六甲的势力很大，会馆在马六甲古城拥有不少房产。
我们坐在会馆一进门的石凳上聊天。两位日本游客进来参观，研究了一阵墙上的永春会馆始建记后，跑过来问永春在中国的哪里。林局绅在纸上一笔画出中国地图，点出了永春所在。他说自己小时候在华校用的都是中国的课本，所以对中国历史和地理都很了解。
林氏宗祠就坐落在与荷兰街平行的鸡场街上。从外观来看，它比永春会馆要低调很多，其实历史也很悠久。宗祠内也悬挂着诸多古老的牌匾，提醒着一代又一代的林氏后人要“敦宗睦族”。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它便和陈氏宗祠一起在马六甲成立，是全马最早的姓氏宗祠。所以早期在南洋一带流传着“陈林满天下”的说法。
“这是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真迹，”林局绅指着房梁正中悬挂着的“源远流长”牌匾说，“民国初期（中国）政府对海外宗乡团还是很重视的。”
宗祠的二楼供奉着妈祖像。妈祖本名林默娘，被林氏奉为“祖姑”。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马六甲的林氏宗祠都会举行盛大庆典。自从1998年林局绅开始担任族长，还会在每年庆日介绍一位林姓伟人，其中既有清朝抗英焚毒的林则徐，抗日英雄林谋盛，也有马来西亚名医林文庆等等。 林局绅对于会馆、祠堂的工作很认真，每星期要开会，每月组织不同的活动。在他的话语体系里，国籍的概念很淡薄，族群的概念很深厚。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马六甲人，移民第二代，但他常把“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挂在嘴边。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您不是马来西亚公民吗？”
他激动地回答：“我们华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是以尽义务、效忠诚为条件，不是以弃母语、毁文化为条件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出自1954年马来西亚华人反对改方言学校为国民学校的宣言（相当于反对取消华文学校的宣言），是马来西亚华人众人皆知的名句。
参观完永春会馆和林氏宗祠，林局绅要带我去育民小学见校长，因为前一天我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六甲的中华文化保存得那么好？
“教育”—这是林局绅的答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华文学校。但战后的几十年中，各国华文教育严重衰落，包括华人占人口比例70%的新加坡。唯有马来西亚是个例外。目前全马有华文小学1282间，华文独立中学60间，华文大专3间，有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这都是抗争的结果。”林局绅说，“政府开出不利华文教育的条规，我们就反对，力争到底。不同意，我们就号召所有人（反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12万人的集会。”
育民小学相当于著名的北京小学，是马六甲教育质量最好的小学。它有91年历史，最初由永春会馆出资建立，在20世纪50年代和全马其他华小一起被政府收编为国民型学校。经过华人的斗争，这些华小保留了华语作为教学用语的权利，但课本内容已不再沿用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的内容。目前学校教师的费用由政府承担，其他硬件设施由永春会馆等社会组织和人士负责。
一进校门，一个印度裔的小孩就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这里还收非华裔的孩子吗？”
“因为教育质量好，现在别的族群的家长也愿意送孩子到华校。”校长解释说。她是位干练的女士，但她太忙了，如果不是校董林局绅的面子，恐怕我们连个照面都打不着—和中国重点小学的校长一样，校长女士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
林局绅为我安排的“中华文化一日游”是在育民小学对面的孔子大厦结束的。这幢新式气派的大楼建于2005年，是马六甲孔教会的所在地。
马六甲浓厚的尊儒崇孔的氛围令人讶异。孔子大厦是古城最高、最气派的大厦，听说每个周末这里的教室都坐得满满当当。在平常的日子里，诗社、书法交流会等活动也是从不停歇。
林局绅是孔教会的书法老师，他的学生分老年组和青年组，每次课前他还会讲儒家的经典。两年的时间，他已经讲完了《论语》、《弟子规》，这几个月正在解析《唐诗三百首》。
在孔教会的办公室里，我对林局绅说：“马六甲很多中华传统保存得比中国国内还好！”要知道，在马六甲除了永春会馆和林氏祠堂外，还有30多家会馆和50多间祠堂。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文化活动在各个会馆上演。但林局绅仍然显示出对中华文化传统在马六甲传承的忧虑：“大家再不多做一些，这些都会随时间的长河流走了。”
孔子大厦的正门口立着一尊孔子像。临走时，林局绅回过头对我说：“来，给孔子鞠三个躬。”这令我有些错愕，还没待我回过神，他已经开始弯腰了。
在林局绅的带领下，我生平第一次向孔子鞠了躬—“中华文化一日游”有了一个完美的结束。
2“睡城”
“其实以前马六甲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黄怀乐将糖放入咖啡，慢慢搅拌，她怀念的是1988年前被称为“睡城”的马六甲。
我是在育民小学认识的黄怀乐。她的家就在小学隔壁。从外祖父开始，她的家庭就在这所房子里生活。现在，黄怀乐已经63岁了，和母亲、姐姐依旧住在那所房子里。
她喜欢的是“睡城”那种平静感和熟悉感，就像她不愿搬离老屋子的理由一样：每天听着同一首校歌起床；想念小时候的味道，可以随时去学校的食堂吃饭；学校食堂做菜的阿姨退休，阿姨的孩子顶上，饭菜的味道从未改变。
和林局绅一样，黄怀乐热情、健谈，愿意和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和林局绅不同，她从不用“我们中国人”之类的词，而常常用“你们”和“我们”将我和她分得很清。她告诉我，对于她，中国是外国。
黄说流利的中文，对中国的电视节目了如指掌，她是马六甲诗社《古城新韵》的编辑，也是华文报纸的撰稿人。在我的眼里，她和我身边的中国人没有两样。
“难道中国和你真的一点关系都没了吗？”
黄怀乐想了想，“还是有关系！”
这是一段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历史。
二战期间，共产主义也在马来西亚生根发芽。日占期间，马来西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建立的人民抗日军成为抗战的主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重占马来，因害怕共产党夺得政权，便于1948年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开始镇压马共前抗日人员及其他进步人士。于是，马共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并于1949年建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向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马共也是受支持的武装组织之一。
当时马来西亚政府在农村建立了很多新村，规定华人必须到新村居住，统一分配粮食，以杜绝马共的食物来源。在城市，所有的活动、演出都必须进行报备，华人社团活动一度停滞。
1955年，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联盟在立法会议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东姑阿都拉曼与马共领导人陈平在吉打州华玲进行和谈，但由于当时政府无法接受马共不用投降字眼等要求，和谈破裂。
1957年，马来亚联邦成立。马巫统政府沿用英统时期的政治态度，对马共进行剿灭。
“紧急条例”在1960年宣告结束，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华人在马六甲进行宗乡活动，仍要进行报批。黄怀乐仍然记得，当初为了组织一台演出，需要把所有细节从中文翻译成马来文进行审批的情景。“他们（马来西亚政府）一直把海外华人当成是共产党的人，把我们叫作第五纵队，怕‘你们’通过‘我们’共产了这个国家！” 一切矛盾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缓解。邓小平废除了以往“输出革命”的外交路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周边国家交流的增多，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国的忌惮也小了很多。
“海外华人各方面都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如果是封闭的时代，我们也封闭，中国开放，我们就开放。”黄怀乐说。
而中国最近经济发展很快，马六甲人也都知道。黄怀乐说，去年从中国来了一个人，把她一个朋友整个家族的人都召集起来，然后给每个人发了2万块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人回答说：“以前困难的时候，都是马六甲这里的亲戚接济，现在我们在中国有钱了，一定要知恩图报。”
1988年，马六甲新任州长上任，古城开始变化，填海、造购物中心、酒店，发展旅游。到了2007年，马六甲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一切都不同了。
我们坐在古城口陈金声桥边的Hard Rock餐厅。这座连锁饭店拆除了以前的建筑，沿用了自己在全球一贯的美式装修，这令黄怀乐感到厌恶。“这都是些什么嘛！”
在她看来，这座新建筑的风格与整个古城格格不入，但她还是决定来试一试这家餐馆的服务。
在Hard Rock，我才有了身在国外的感觉。我们的右边是一个典型马来家庭，孩子在不停地吵闹，一对父母熟视无睹地享受着自己的美食。左边坐着一群印度裔学生，似乎是在庆祝生日，动静也很大。直到此刻，我才记得马来西亚是一个三大民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谐共存”的国家。华人在马来西亚只有2600万，只占总人口的30%。而之前，在古城里生活的几天就像是在一个中国南方的小镇。
马来西亚的和谐是“分裂”下的和谐—三大民族各过各的，互不干涉，也很少有交集。黄怀乐说宗教是天然的屏障。马来人信仰的伊斯兰教有严苛的教义，不能与其他信仰者通婚。印度人信仰印度教，与其他宗教也格格不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华族社区的单一性，也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创造了相对好的条件。在马来西亚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华人开的。很多华人的生意也只针对华人，根本用不上马来文或者英文。
在Hard Rock，看着陈金声桥上来来往往成群的游客，黄怀乐还是怀念“睡城”马六甲。那是多么宁静的时候。现在，房价高了，人多了，车多了，变化太多了。
“难道游客多了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黄又想了想说，“还是有的。我可以和人讲马六甲的文化和历史。就像现在我讲给你听一样。”她经常看中国的电视节目，苏州刺绣、瓷器都让她觉得中国的文化很厉害。
“但有些东西我们这里还有，你们那里已经没有了。”
3传承与放弃
在马六甲古城里闲逛，有时熟悉感和陌生感会同时向我袭来。
到达马六甲的第二天我就有这么一次经历。那一天是农历四月十五，在板底街的湖海殿，我正好赶上了一年一度的保生大帝诞辰庆典。虽然到过很多庙宇，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全套的拜神仪式。
小小的湖海殿被挤得水泄不通。殿门口搭出一个大棚，摆满了各种贡品。
法师在殿前一会儿向保生帝作揖，一会儿向天地敬酒，有时还拿着贡品在原地打圈，口中念念有词；一旁一个老头吹着唢呐，一个小孩敲着边鼓，每当法师念到高潮处，就会有一阵音乐烘托气氛。信众们一字排开，在法师身后双手合十，向保生帝敬礼。法师每念完一段，大家就会跟着用福建话大喊一声“发了！”
法事的间隙，我和法师攀谈起来。法师姓侯名章英，来自柔佛（马六甲旁边另一个州）。他的外祖父从福建来到马来西亚，这一道法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侯法师从13岁开始跟着父亲学道，到现在已有20多年，他用的唱本、器具都是从父亲手里传下来了的，距今至少50年了。
从派系上来分，他家属于龙虎山的正一派。20世纪90年代前，他们常去台湾进行交流。大陆开放后，侯法师也到过龙虎山学习。不过，他说大陆很多做法的道籍在“文革”期间已经被毁坏殆尽，真正会道法的法师也不多了。不少中国道士还到他这里来抄做法事的典籍。
侯章英说，在马来西亚做他这一行的99%都不会转行，“因为法事安排得很紧，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现在他13岁的儿子就像当初他跟着父亲学艺一样，也停止了学业，开始学道。刚刚在一旁敲鼓的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他完全不存在后继无人的问题。
他唯一担心的是会吹唢呐的人越来越少，“在整个大马，不超过6个，而且年纪越来越大。”
因为是工作日，那一天拜神的人里大多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唯有“炉主”（每年湖海殿里带头的供奉人）是个年轻人，叫杨添毅，是板底街源发成兴记海味庄的少东家—那一天是他代替父亲来参加仪式。
虽然从小就在板底街长大，在湖海殿前玩耍，但杨添毅也搞不清湖海殿到底算是佛教还是道教，只知道它保佑着整条街的商户一年到头顺顺利利。
杨添毅今年40岁，他家的海鲜店在板底街开了41年，做的是海鲜进口生意。从华文独立中学（马来西亚中学分政府办中学和独立中学。独立中学相当于私立中学，所有费用由校董事会承担。）毕业后，他就被父亲送到了英国留学，读电子工程。回到马来西亚，在西门子做了工程师。1998年，父亲的店需要帮助，他从西门子辞职，成了父亲的帮手。现在他和从澳洲留学回国的弟弟分别管理着海鲜进口生意和酱料生产两大块业务。
杨添毅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最大的孩子已经上中学二年级，但他没有让孩子像他那样再去念中文独中，而是上了英文学校。“我想让他们多学一点英语，因为念华校的人讲英文比较吃亏。”
虽然他有一半的进口货物来自中国，但除了是生意伙伴，用同样的语言以外，杨添毅并不觉得自己与中国还有其他特别的联系。“（中国心）我公公那一代会有，因为他是那边过来的，我们已经没有了。我们跟印度人也好，跟中国人也好，跟台湾人也好，都是跟外国人做生意。”
我问他：“如果中国和菲律宾打仗的话，你会挺谁？”那两天，关于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领海的争端问题正闹得不可开交。 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会力挺中国的，因为是华人嘛！”
“如果中国和马来西亚打仗的话，你会挺谁？”我又问。
“我们也不挺马来西亚。”
“你也不管？”
“不是不管，因为他们当我们是第二种族！”他忿忿地说。
虽然，在马来西亚没有像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那样出现十分激烈的排华运动，但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华人还是备受歧视。
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排华事件发生在1969年5月13日。那一天，有数百间华人店铺被烧，数百华人被枪杀。关于这次排华事件发生的缘由，我听到过多个版本，有说是政治阴谋的，有说是贫富差距太大造成嫉妒的，也有说是因为选举后华人占多数席位而造成的马来人反抗。
无论原因如何，最终这件惨案导致的是1970年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消除贫困和重整经济结构，以平衡各种族之间的经济差异。其实质在于扶植马来人，打压华人。政策里有明显歧视华人的条款，其中包括：上市公司在股票公开交易后，必须保留30%给马来人认购；大学实行配额制，非马来人（包括华人、印度人、沙巴原住民等）只能获得45%的配额等等。这一政策直到2006年才被废除，但至今华人仍未得到平等待遇。
我在马来西亚的那段时间正值2013大选前夕。杨添毅为我普及了不少马来西亚民主选举的知识。他告诉我，这一次大选，华人都希望反对联盟能够取代巫统联盟成为执政党。巫统联盟在马来已统治56年，政治腐败相当严重。
可惜5月5日，马来西亚的大选结果并不如杨添毅所愿，反对联盟最终没有获得大选胜利，他后来在微信中对我说：“后面的五年，华人的日子不好过了。”
对于未来，杨添毅有自己的打算。从长远来看，他不会像父亲那样要求自己的孩子来接班。他希望十年之后，能把生意转卖他人，自己有时间去世界各地旅行。从近期来看，他和家人正在考虑将老店铺从古城迁到新城，把几间自家的店铺装修成客栈，毕竟马六甲的游客越来越多，旅店或许是一门更为不错的生意。
4 For Better， For Worse
离开马六甲的前一天，黄怀乐带我又走了一遍古城。虽然我已经在这座城里转过很多遍，但由她做导游的这一次还是令人难忘。我体会到了她总爱说的熟悉感与亲切感。
走过鸡场街的裁缝铺，她会告诉我，这里的邝裁缝已经做了50年的裁缝，虽然店铺的房价涨了好多倍，但他一点都没有要休息的意思，每天还在对着缝纫机踩啊踩。
在古里街的金铺，她告诉我，小时候，她会和缠着小脚的外婆一起来这里打首饰。当时在金铺里招呼她们的就是现在坐在金铺里90岁的老奶奶。
在大舞台旁的杂货铺，黄怀乐和她的老友阿花打招呼。这个杂货铺也是有100多年历史，一直传到第三代的生意。阿花和她一样一辈子没结婚，守着家族的生意，活得潇洒自在，上个月还刚刚跑去香港看粤剧。
在板底街，开中药铺的阿发一家仍用着从中国运来的药盒；振兴发酒行的老板一直守着老店铺，不装空调，不用电脑，打着算盘算着每日的营收。
在豆腐街，我看见准拿督丁伟强正聚精会神地刻着一幅烫金牌匾。前不久，他刚刚为李光耀刻了一幅星云法师的字。现在，他正在把一间老房子改成牌匾的博物馆，他告诉我，像他这样的烫金手艺在整个东南亚，甚至在中国大陆都已经少见了。他要把一些好的牌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门艺术。
最后，黄怀乐带我走进了敦陈祯禄街的沂水阁，老板曾昭智曾是Datacard Corp马来西亚分公司部门总监，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信用卡芯片都是由他经手。这位跨国公司的老总在不惑之年决定放弃以前的事业，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在家乡马六甲开办一家卖书法作品和沉香的店。
离开时，我对黄怀乐说：“看来马六甲将会越来越繁华，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平静的日子了。”
我告诉她，我在富礼酒店住的这段日子里，遇到了两个上海来的商人，一个正准备在马六甲开一家上海餐厅，另一个则是准备在这里办一个建材市场。富礼酒店的老板告诉我，马六甲政府正在准备第二轮填海，在不久的将来离古城10公里的地方将会立起一座更大的商业中心。
黄怀乐莞尔一笑：“马六甲喝粥，我就喝粥，马六甲吃饭，我就吃饭。反正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这里了。”
（感谢马六甲富礼酒店、郑和文化馆创始人陈达生博士，永春会馆主席、孔教会主席林源瑞局绅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