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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选取201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代理成本这一因素对企业避税和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采取避税决策时，虽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企业价值提升，但是同时增加了代理成本，将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因此，企业应注意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委托代理问题带来的成本，采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避税决策。
【关键词】代理成本;企业避税;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0）08-0118-04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通过使用下调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税率的办法以及采用“营改增”等改革措施后，减少了一定比例的企业税负。但由于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加上近年经济下行，企业仍有较大的税收负担，因此企业期望通过合理的避税措施减少成本和费用支出，尽量将纳税义务最小化，以提升企業价值。
关于企业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传统观点认为企业避税行为会给企业带来价值的提升，随着代理观的出现，一部分学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而学者Desai and Dharmapala（2009）对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开创性研究，促使学者们以更加独特、新颖的角度进行研究。但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仅检验当企业内部控制良好、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高时，企业避税行为能够提升企业价值，没有直接验证避税行为未必提升企业价值的原因在于代理成本的增加。
因此，本文将201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加入代理成本这一影响因素，对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在传统的企业中，由企业资源的所有者担任代理人，此时代理人与企业目标一致，自然不会引起委托代理冲突。但在现代企业中，代理人并没有拥有企业全部的所有权，一方面导致对代理人的激励不足，另一方面造成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委托代理冲突逐渐出现。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
避税是指在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减少企业资金的流出，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优化企业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组合，促进企业的发展，最终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对企业而言，避税行为不仅降低了成本和费用，促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高的盈利，而且缓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减少投资不足的情况。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避税行为与提升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日趋热门。国内许多学者为进一步验证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程小可等学者（2016）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避税行为可以缓解资金紧张的情况，此时投资者通常给予企业价值较高的评价;蔡蕾、苏文兵等学者（2017）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为背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税改中税率下降的企业采取避税措施后显著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李兰云等学者（2019）则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发现初创期的企业因资金需求量大，需通过避税行为尽量降低成本费用支出，此时避税行为相比成长期、衰退期能带来更多的企业价值提升。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传导机制得到的结论，丰富了避税行为会提高企业价值这一观点。并且在现如今的市场中，企业进行避税活动的行为十分普遍，说明避税行为给企业带来了较多的正面效应，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企业的避税行为会提升企业价值。
1.2 代理成本对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
在现如今的股份制公司中，随着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造成管理层的激励不足和信息不对称两大问题，将导致代理成本增加。由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的代理观认为，代理成本主要分为：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剩余损失即机会成本。在避税活动中，企业资源所有者为确保管理者做出的决策有利于股东及企业的利益，需加强对管理者的监控，因此增加了代理成本中的监督成本。同时，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管理者掌握的信息远多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逐渐浮出水面。而避税交易活动往往是复杂不透明的，这将有利于管理者利用这一特点掩盖诸如关联方交易之类的管理层寻租行为，存在管理者寻私利的道德风险，即形成剩余损失，增加代理成本。
代理人只享有企业一部分剩余收益的所有权，这也是导致委托代理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通常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会制定最优的激励契约以达到双方利益最大化，但Chen and Chu（2005）发现，由于避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合法性质，此时激励契约的可信度并不能诉诸法律的保护，降低了激励契约的有效性，造成激励不足的问题，增加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加剧委托代理问题。此外，叶康涛等学者（2014）认为对于财务信息，避税行为会降低财务信息的质量，增加财务信息的噪音，降低薪资绩效的敏感性，导致对代理人的激励不足，同样会增加代理人寻私利的风险。因此，企业在进行避税活动前，对于避税收益与代理成本的衡量十分必要。当代理成本高于避税收益时，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往往呈现出不相关甚至负相关。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代理成本会减弱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以国泰安数据库的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2016—2018的财务数据为初始样本，分别剔除了金融行业、港澳台地区、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为负、被ST、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缺失的公司。
按以上顺序筛选数据后，共剩余5 664个有效的数据。通过使用Stata对多元回归中使用的连续性变量按前后1%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消除了极端值的影响。 2.2 变量定义
2.2.1 企业价值
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主要分为财务指标和市场指标。因为TobinQ值从市场角度考虑通货膨胀对企业的影响，可以反映市场是否对企业看好，相比财务指标更适合本文的研究，所以本文中的TobinQ值作为企业价值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TobinQ=企业的市场价值÷重置成本（重置成本用期末总资产近似代替）。其中，市场价值=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非流通股的市场价值由净资产代替。
2.2.2 避税程度
现有的研究对于企业避税程度的处理主要分为实际利率法和会税差异法。本文采用后者进行衡量，具体而言，会税差异（BTD）=（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应纳税所得额=当期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税率。由于BTD会受盈余管理等非避税活动的影响，为求用于实证分析的变量更加合理、完善，将借鉴Desai and Dharmapala（2006）的研究，使用扣除盈余管理影響后的会税差异（DDBTD）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即对BTD提取残差，将残差作为一个新指标DDBTD，DDBTD越大代表避税程度越高。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TDi，t=β1TAi，t+μi+εi，t
DDBTD=μi+εi，t
其中，TA=利润总额-经营现金流;μi代表企业在选取的样本期间内残差的平均值;εi，t代表t年度残差与企业平均残差μi的偏离度。
2.2.3 代理成本
本文借鉴Angetul（2000）的研究，对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采取管理费用率（EXPE），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总收入。管理费用率越高，代表企业越多的利润被管理层占用和消耗，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会造成越高的代理成本。
除被解释变量TobinQ和解释变量DDBTD、EXPE、EXPE*DDBTD外，本文还设置了一系列影响企业价值的控制变量，分别为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规模（SIZE）、内部独立董事占比（IND），同时设置了年份虚拟变量（YEAR）。详细描述见表1。
2.3 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一，本文借鉴学者郝星雨（2018）的研究构造如下回归模型：
lnTobinQ=α0+α1DDBTD+α2ROA+α3GROWTH+α4SIZE+
α5IND+α6YEAR+ε （1）
为验证假设二，在模型（1）中加入代理成本（EXPE），以及代理成本与避税程度（EXPE*DDBTD）的交互项，构造如下回归模型：
lnTobinQ=α0+α1DDBTD+α2EXPE+α3EXPE*DDBTD+
α4ROA+α5GROWTH+α6SIZE+α7IND+α8YEAR+ε （2）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多元回归前，本文先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对于企业价值（TobinQ）而言，由于本文选取数据样本时未区分行业和企业生命周期，不同企业间TobinQ存在较大差异;企业代理问题在不同的企业的表现不相同，所以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EXPE）间存在差异;避税程度（DDBTD）最小值为-0.044 8，这并不代表企业多纳税，而是由于本文衡量避税程度的变量由会税差异取固定残差获得，剔除了盈余管理影响的部分，均值约0.022 2，说明在现如今的企业中大多采取了避税措施。
对于其他影响企业价值的变量，虽然总资产收益率（ROA）不同企业间差异不算大，但企业成长性（GROWTH）间差异较大，仍体现出不同企业间盈利能力的不同;公司规模（SIZE）差异较大，则代表长期偿债能力的不同;独立董事占比（IND）最小值为0.333，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3.2 回归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1）的多元回归结果。对于解释变量，其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说明研究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调整的R2为0.5144，代表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不错，说明模型（1）和相关变量适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DDBTD在1%的水平上与TobinQ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一，企业的避税行为会提升企业价值。对于其他控制变量，ROA代表盈利能力，在1%的水平上与TobinQ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强，显然企业价值越高，但企业的成长性（GROWTH）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虽然市场较看好成长性好的企业，投资机会也更多，但同时为管理层带来了更多的关联交易等寻私利的机会，所以会导致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SIZE表示企业规模，在1%的水平上与TobinQ显著负相关，这是由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内部结构越复杂，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所以会给企业价值带来一定损失;IND在5%的水平上与TobinQ显著正相关，说明独立董事人数的增多，会增大监控力度，使企业内部管理得以优化，进而给企业带来价值的上升。
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4，方差膨胀因子（VIF）也均小于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调整的R2为0.537 5，说明模型拟合优度不错，模型（2）和相关变量也均适合本文的研究。回归结果显示DDBTD仍与TobinQ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一进一步得到验证，而新加入的交互项EXPE*DDBTD在5%的水平上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假设二得到验证，企业避税行为会造成代理成本的增加，而代理成本会减弱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使得避税行为未必能提升企业价值。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一致，此处便不赘述。
3.3 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考虑用未扣除盈余管理影响的会税差异（BTD）代替DDBTD进行多元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前文没有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表5，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仍然适用用检验本文的假设，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假设仍然成立。 4 结語
本文以201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分析研究了代理成本对于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譹？訛避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大，企业价值增加。在税率25%的规定下，合理减少企业支出，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以提升企业价值，对于企业有重要意义。？譺？訛本文通过引入代理成本这一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由于代理成本的增加，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不一定呈现正向关系。如今企业“两权分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的激励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导致避税行为在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存在恶化委托代理问题的风险。所以，企业在进行避税活动前，应注意权衡避税行为与代理成本带来的收益与损失，谨慎采取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的避税行为。同时，企业应注意加强对内部管理层的监督，完善企业管理层激励机制，在符合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选取最优的激励契约。
参 考 文 献
[1]Desai M A，D Dharmapala.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Firm Value[J].Review of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79（1）.
[2]程小可，李浩举，郑立东.税收规避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货币政策视角的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3）.
[3]蔡蕾，苏文兵，李心合.税率调整、公司避税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基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2017（6）.
[4]李兰云，侯春丽，曹志鹏.避税行为会影响企业价值吗？——基于生命周期视角[J].财会通讯，2019（6）.
[5]Jensen M C，WH Meck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
[6]Chen K P，C Y C Chu.Internal Control versus External Manipulation[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36（1）.
[7]叶康涛，刘行.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J].金融研究，2014（9）.
[8]Desai M A，D Dharmapala.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6，91（3）.
[9]Ang J S，R A Cole，J W Lin.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
omics，2000，55（1）.
[10]郝星雨.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影响的实证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
【关键词】代理成本;企业避税;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0）08-0118-04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通过使用下调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税率的办法以及采用“营改增”等改革措施后，减少了一定比例的企业税负。但由于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加上近年经济下行，企业仍有较大的税收负担，因此企业期望通过合理的避税措施减少成本和费用支出，尽量将纳税义务最小化，以提升企業价值。
关于企业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传统观点认为企业避税行为会给企业带来价值的提升，随着代理观的出现，一部分学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而学者Desai and Dharmapala（2009）对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开创性研究，促使学者们以更加独特、新颖的角度进行研究。但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仅检验当企业内部控制良好、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高时，企业避税行为能够提升企业价值，没有直接验证避税行为未必提升企业价值的原因在于代理成本的增加。
因此，本文将201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加入代理成本这一影响因素，对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在传统的企业中，由企业资源的所有者担任代理人，此时代理人与企业目标一致，自然不会引起委托代理冲突。但在现代企业中，代理人并没有拥有企业全部的所有权，一方面导致对代理人的激励不足，另一方面造成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委托代理冲突逐渐出现。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
避税是指在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减少企业资金的流出，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优化企业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组合，促进企业的发展，最终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对企业而言，避税行为不仅降低了成本和费用，促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高的盈利，而且缓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减少投资不足的情况。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避税行为与提升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日趋热门。国内许多学者为进一步验证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程小可等学者（2016）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避税行为可以缓解资金紧张的情况，此时投资者通常给予企业价值较高的评价;蔡蕾、苏文兵等学者（2017）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为背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税改中税率下降的企业采取避税措施后显著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李兰云等学者（2019）则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发现初创期的企业因资金需求量大，需通过避税行为尽量降低成本费用支出，此时避税行为相比成长期、衰退期能带来更多的企业价值提升。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传导机制得到的结论，丰富了避税行为会提高企业价值这一观点。并且在现如今的市场中，企业进行避税活动的行为十分普遍，说明避税行为给企业带来了较多的正面效应，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企业的避税行为会提升企业价值。
1.2 代理成本对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
在现如今的股份制公司中，随着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造成管理层的激励不足和信息不对称两大问题，将导致代理成本增加。由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的代理观认为，代理成本主要分为：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剩余损失即机会成本。在避税活动中，企业资源所有者为确保管理者做出的决策有利于股东及企业的利益，需加强对管理者的监控，因此增加了代理成本中的监督成本。同时，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管理者掌握的信息远多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逐渐浮出水面。而避税交易活动往往是复杂不透明的，这将有利于管理者利用这一特点掩盖诸如关联方交易之类的管理层寻租行为，存在管理者寻私利的道德风险，即形成剩余损失，增加代理成本。
代理人只享有企业一部分剩余收益的所有权，这也是导致委托代理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通常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会制定最优的激励契约以达到双方利益最大化，但Chen and Chu（2005）发现，由于避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合法性质，此时激励契约的可信度并不能诉诸法律的保护，降低了激励契约的有效性，造成激励不足的问题，增加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加剧委托代理问题。此外，叶康涛等学者（2014）认为对于财务信息，避税行为会降低财务信息的质量，增加财务信息的噪音，降低薪资绩效的敏感性，导致对代理人的激励不足，同样会增加代理人寻私利的风险。因此，企业在进行避税活动前，对于避税收益与代理成本的衡量十分必要。当代理成本高于避税收益时，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往往呈现出不相关甚至负相关。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代理成本会减弱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以国泰安数据库的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2016—2018的财务数据为初始样本，分别剔除了金融行业、港澳台地区、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为负、被ST、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缺失的公司。
按以上顺序筛选数据后，共剩余5 664个有效的数据。通过使用Stata对多元回归中使用的连续性变量按前后1%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消除了极端值的影响。 2.2 变量定义
2.2.1 企业价值
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主要分为财务指标和市场指标。因为TobinQ值从市场角度考虑通货膨胀对企业的影响，可以反映市场是否对企业看好，相比财务指标更适合本文的研究，所以本文中的TobinQ值作为企业价值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TobinQ=企业的市场价值÷重置成本（重置成本用期末总资产近似代替）。其中，市场价值=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非流通股的市场价值由净资产代替。
2.2.2 避税程度
现有的研究对于企业避税程度的处理主要分为实际利率法和会税差异法。本文采用后者进行衡量，具体而言，会税差异（BTD）=（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应纳税所得额=当期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税率。由于BTD会受盈余管理等非避税活动的影响，为求用于实证分析的变量更加合理、完善，将借鉴Desai and Dharmapala（2006）的研究，使用扣除盈余管理影響后的会税差异（DDBTD）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即对BTD提取残差，将残差作为一个新指标DDBTD，DDBTD越大代表避税程度越高。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TDi，t=β1TAi，t+μi+εi，t
DDBTD=μi+εi，t
其中，TA=利润总额-经营现金流;μi代表企业在选取的样本期间内残差的平均值;εi，t代表t年度残差与企业平均残差μi的偏离度。
2.2.3 代理成本
本文借鉴Angetul（2000）的研究，对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采取管理费用率（EXPE），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总收入。管理费用率越高，代表企业越多的利润被管理层占用和消耗，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会造成越高的代理成本。
除被解释变量TobinQ和解释变量DDBTD、EXPE、EXPE*DDBTD外，本文还设置了一系列影响企业价值的控制变量，分别为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规模（SIZE）、内部独立董事占比（IND），同时设置了年份虚拟变量（YEAR）。详细描述见表1。
2.3 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一，本文借鉴学者郝星雨（2018）的研究构造如下回归模型：
lnTobinQ=α0+α1DDBTD+α2ROA+α3GROWTH+α4SIZE+
α5IND+α6YEAR+ε （1）
为验证假设二，在模型（1）中加入代理成本（EXPE），以及代理成本与避税程度（EXPE*DDBTD）的交互项，构造如下回归模型：
lnTobinQ=α0+α1DDBTD+α2EXPE+α3EXPE*DDBTD+
α4ROA+α5GROWTH+α6SIZE+α7IND+α8YEAR+ε （2）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多元回归前，本文先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对于企业价值（TobinQ）而言，由于本文选取数据样本时未区分行业和企业生命周期，不同企业间TobinQ存在较大差异;企业代理问题在不同的企业的表现不相同，所以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EXPE）间存在差异;避税程度（DDBTD）最小值为-0.044 8，这并不代表企业多纳税，而是由于本文衡量避税程度的变量由会税差异取固定残差获得，剔除了盈余管理影响的部分，均值约0.022 2，说明在现如今的企业中大多采取了避税措施。
对于其他影响企业价值的变量，虽然总资产收益率（ROA）不同企业间差异不算大，但企业成长性（GROWTH）间差异较大，仍体现出不同企业间盈利能力的不同;公司规模（SIZE）差异较大，则代表长期偿债能力的不同;独立董事占比（IND）最小值为0.333，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3.2 回归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1）的多元回归结果。对于解释变量，其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说明研究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调整的R2为0.5144，代表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不错，说明模型（1）和相关变量适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DDBTD在1%的水平上与TobinQ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一，企业的避税行为会提升企业价值。对于其他控制变量，ROA代表盈利能力，在1%的水平上与TobinQ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强，显然企业价值越高，但企业的成长性（GROWTH）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虽然市场较看好成长性好的企业，投资机会也更多，但同时为管理层带来了更多的关联交易等寻私利的机会，所以会导致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SIZE表示企业规模，在1%的水平上与TobinQ显著负相关，这是由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内部结构越复杂，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所以会给企业价值带来一定损失;IND在5%的水平上与TobinQ显著正相关，说明独立董事人数的增多，会增大监控力度，使企业内部管理得以优化，进而给企业带来价值的上升。
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4，方差膨胀因子（VIF）也均小于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调整的R2为0.537 5，说明模型拟合优度不错，模型（2）和相关变量也均适合本文的研究。回归结果显示DDBTD仍与TobinQ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一进一步得到验证，而新加入的交互项EXPE*DDBTD在5%的水平上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假设二得到验证，企业避税行为会造成代理成本的增加，而代理成本会减弱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使得避税行为未必能提升企业价值。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一致，此处便不赘述。
3.3 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考虑用未扣除盈余管理影响的会税差异（BTD）代替DDBTD进行多元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前文没有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表5，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仍然适用用检验本文的假设，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假设仍然成立。 4 结語
本文以201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分析研究了代理成本对于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譹？訛避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大，企业价值增加。在税率25%的规定下，合理减少企业支出，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以提升企业价值，对于企业有重要意义。？譺？訛本文通过引入代理成本这一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由于代理成本的增加，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不一定呈现正向关系。如今企业“两权分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的激励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导致避税行为在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存在恶化委托代理问题的风险。所以，企业在进行避税活动前，应注意权衡避税行为与代理成本带来的收益与损失，谨慎采取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的避税行为。同时，企业应注意加强对内部管理层的监督，完善企业管理层激励机制，在符合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选取最优的激励契约。
参 考 文 献
[1]Desai M A，D Dharmapala.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Firm Value[J].Review of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79（1）.
[2]程小可，李浩举，郑立东.税收规避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货币政策视角的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3）.
[3]蔡蕾，苏文兵，李心合.税率调整、公司避税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基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2017（6）.
[4]李兰云，侯春丽，曹志鹏.避税行为会影响企业价值吗？——基于生命周期视角[J].财会通讯，2019（6）.
[5]Jensen M C，WH Meck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
[6]Chen K P，C Y C Chu.Internal Control versus External Manipulation[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36（1）.
[7]叶康涛，刘行.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J].金融研究，2014（9）.
[8]Desai M A，D Dharmapala.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6，91（3）.
[9]Ang J S，R A Cole，J W Lin.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
omics，2000，55（1）.
[10]郝星雨.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影响的实证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