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令人悲伤和绝望的事件。
　　2018至2019的跨年夜，一个13岁的小孩把他父母双双锤杀。地点就在湖南省衡南县三塘镇学塘村湾塘组的家中—一个位于小山丘边上的屋里。
　　对我而言，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艰难在于，不知道该如何发问。因为我不忍心让死者亲属一次次扒开内心，让我探看他们早已累累的伤痕。
　　当我从衡阳东站打的到三塘镇上时得知，被锤杀的罗积春夫妇的葬礼还在进行时，我改变了当初设想的采访计划。
　　在酒店安顿下来后，我在镇上询问了几个村民，主要了解当地葬礼的一些习俗。最后，我决定按当地习俗，以热心人士的名义，参加了这对夫妇的葬礼。
　　随礼，送花圈，准备鞭炮—到现场燃一捆，给亲属留一捆，然后，上香，叩拜……一个环节都没落下。
　　此后两天，我和罗积春的家属一样，忙里忙外。罗积春夫妇下葬前，我还到他们的坟地察看，给负责挖坟的6位村民打伞、派烟。
　　空闲时，我待在亲属群体中，只在晚上时，我才打的赶回酒店住下。
　　两天的接触后，我很快融入他们。但那两天，我几乎什么都没有采访，只在参与和观察着，也始终没掏出笔记本来记录。
　　在特别需要记录时，我就“上一趟洗手间”，然后拿出手机，在手机的记事本上，输入一些细节和个人感想。
　　两天后的出殡，我也参与了。跟在浩浩荡荡、头发花白的送丧队伍中，我看到了一些新面孔，看到了一些忙碌奔跑的年轻人。我知道，他们也是记者，但他们不知道我也是，所以现场就闹出些哭笑不得的尴尬事。
　　下葬现场，有位同行一直围着我转。“费主任，你好。”对方主动和我搭讪。我没应，因为我不是费主任。
　　对方再问：“请问你是费主任吗？”我说“不是。”對方追问：“哪位是费主任？”我说：“不知道。”

　　对方急了，他不依不饶：“你是本地村民，怎会不知道谁是费主任呢？我说的是村委会费益生主任，之前，微信上，我们约好了的。”
　　对方要找的费益生，其实是学塘村党支部书记。
　　在没人留意的地方，我从口袋偷偷掏出记者证给他看，对方恍然大悟：“哦，你也是记者啊！”之后，就不再尾随我了。
　　同行误以为我是费主任也很正常，毕竟，在一群50-60多岁的送丧队伍中—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未归，我看起来比较年轻，且戴着眼镜，可能有点村干部的气质和模样吧，但我真不是“费主任”。
　　我不知道这样隐藏身份是否正确，但隐藏目的不是为挖到什么猛料。
　　而是我希望在和村民深入接触中，真实了解罗积春的过往和生存处境。
　　在两天接触和融入后，我获得罗积春亲属的信任，他们愿和我坦诚交流，而不是应付式的一问一答。
　　完成采访后，我回到镇上“酝酿”稿件。一天中午，我出门吃饭时，突然有人在我背后拍了下我的肩膀，转身一看：原来是个阿姨。
　　她咧着嘴看着我，笑了：“小伙子，还没回啊？”，我说：“阿姨好，快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记得：那两天，我们曾一同出现在罗积春夫妇的葬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