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2日，第十届中国职业经理人交流大会在安徽合肥召开。本次大会由《经济》杂志社、全国信用评价网主办，安徽省经理人联合会承办。
　　本次大会以“直面新挑战、共创新辉煌”为主旨，对中国职业经理人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为全国的职业经理人协会提供交流和分享的平台，同时，也为全国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提供学习和成长的契机。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经理人协会的企业代表和专家一起共话新发展，共创新辉煌。
　　《经济》杂志社副社长王琤作为主办方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由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跨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向，具有丰富的内涵，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不仅是挑战，更是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迫切需要一大批的职业经理人，这是新时代赋予职业经理人的新使命、新挑战、新担当，是当前形势的需要。
　　安徽省经理人联合会高级顾问、安徽省纪委省监察厅原巡视员、副厅长李磊在发言中表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20年中国经济要稳中有进、稳中有发展，希望企业能够借此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随着国企改革进程的加速，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亟须快马加鞭。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季晓南在主旨演讲中表示，用人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推进国有企业用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研究制定在国有企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指导意见。因此，要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全面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
　　那么，在“新发展”成为时代要求的当下，职业经理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忠明在主旨演讲中表示，“高质量发展”一经提出，便在广大民营企业以及全社会引起热议，许多“高”字头语汇也纷纷成了高频词，比如高品质、高品位、高规格、高性能、高技能、高效能、高精尖、高水平、高标准、高效率、高科技、高技术、高产量、高格调、高层次……他表示，未来的企业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竞争，跨国发展、拓展国际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当代职业经理人需要秉承专业、敬业、乐业精神。
　　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环节，全国城市营商环境调研正式启动。王琤表示，希望各地企业家朋友能给予此次调研大力支持。
　　在圆桌对话环节中，李磊及来自全国职业经理人协会联席会的代表和企业代表以“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展开讨论。
　　本次大会还集聚了徽商、甬商、闽商、湘商、粤商、楚商、鲁商、潮商、深商泉商等企业代表，研讨我国商帮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季晓南：在全面深化国企改革中加快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

　　在2019（第十届）中国职业经理人交流大会上，季晓南表示，职业经理人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有企业改革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加快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要求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那么，如今国企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成效如何？
　　据季晓南介绍，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选取了192户企业试点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促进机制转换、吸引留住人才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中央企业控股的81户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所属科技型企业30个股权和分红激励方案进入实施阶段，有效调动了骨干员工积极性。各省（区、市）国资委加快探索经理层市场化选聘，监管的83家一级企业市场化选聘261人。
　　在他看来，职业经理人制度实施以来，整体效果显著，有利于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落实董事会职权;有利于深化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有利于“去行政化”，促进国企干部制度改革;有利于完善企业激励约束。

不过，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实践仍面临一些难点：

　　难点1：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广难。国有企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探索已經进行多年，但截至目前，只有少数国有企业的少数中高管人员实现了职业化和市场化聘用，大多仍然实行的是组织和行政任命，国有企业中高管人员职业化、市场化进展缓慢。

　　难点2：内部人员平衡难。体制内外身份差异导致企业内部平衡难，两套体系挫伤了体制内员工积极性。职业经理人薪酬标准高，激励力度大，薪酬差异容易造成内部员工心理落差，且职业经理人作为“空降兵”，影响了内部员工的成长阶梯。
　　难点3：职业经理人融入难。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进入国有企业后普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一些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被“同化”或“异化”为国企高管。职业经理人期望将市场化的业务理念、管理模式及工作方式融入国企，但现实中格格不入的情况却时有发生。
　　难点4：职业经理人留用难。在实践中，国有企业从外部招聘的职业经理人，或由于薪酬水平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或由于文化理念差异导致“水土不服”，造成部分职业经理人最终选择了“出走”。
　　难点5：对职业经理人问责难。在实际操作中，受制于《劳动法》规定或公司声誉，职业经理人“下”和“出”往往是个问题。另外，对于职业经理人因年龄问题退休缺乏相应考虑。未能形成实质上的法律约束，事后追责困难。经营效果有滞后效应，如何建立职业经理人有效追责追溯机制通常被忽略。

季晓南表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身份定位不清晰。从人事管理来看，目前对国有企业的中高管尚未形成清晰的身份界定，等同于党政机关“干部”的观念尚存。从国企内部来看，尚未将“经理”看作一项职业，中高管追求政治地位和待遇，行政级别观念尚浓。
　　第二：用人制度改革不到位。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的是组织任命和市场化选聘并行的“双轨制”模式，两种模式在管理特别是薪酬激励制度上的较大差异，使班子成员内部矛盾难以消除。
　　第三：“去行政化”不彻底。国有企业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进行多年，但不少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行政化”色彩仍然较浓，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进入国企后容易出现与“行政级别”不相容的情况。
　　第四：分配激励机制不相称。在实践中，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薪酬体系的设计需要与企业现有制度对接，因受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限薪”的影响，职业经理人薪酬难以完全按照市场化机制来安排。
　　第五：考核评价体系不适应。国企职业经理人的权责复杂，涉及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由于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不同，国有企业间考核体系存在较大差异，无法全面、客观反映经理人的业绩与表现。
　　第六：职业经理人市场不成熟。由于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流动性不强，尚未形成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才市场，削弱了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
　　第七：授权经营不充分。应该属于企业特别是董事会的用人权、分配权等，没有完全授予企业，董事会想通过市场化方式聘用和使用职业经理人，由于缺乏相应权限而难以实施。
　　第八：文化理念不相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文化理念方面存在差异，一些长年在国外工作或民营企业工作的中高管通过市场化选聘进入国有企业，由于文化理念存在差异，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现象。
　　在他看来，未来应该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深化国有企业用人制度改革，加大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力度。他表示，“将出资方任命的出资人代表和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区分开，关键在于健全董事会制度，出资人真正将应属企业董事会的权限下放董事会，董事会充分放权至经营层，充分发挥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此外，季晓南建议，坚持和把握职业经理人聘用的原则和条件，合理设计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激励政策，完善职业经理人的考核和问责制度，“制定有别于组织任命和符合职业经理人特点的考核评价制度，相应地，建立和完善符合职业经理人的问责追责制度，更好地调动和发挥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忠明：

当代职业经理人应专业、敬业、乐业

　　在2019（第十届）中国职业经理人交流大会上，王忠明表示，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体系现代化，这是中国之治，中国之治的微观基础就是企业之治，而企业之治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职业经理人之治，没有职业经理人的成熟成长，就不可能有企业之治。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之治是从随机到体系的。十九大报告中有77个体系，比如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权力运行制约和监察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人民军队组织框架和力量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乡村治理体系、地方税体系等。这些体系倘能一个个建立起来、健全起来、完善起来，就表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趋于结构化、有序化，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均会大大增强，从而迎来一个真正的现代盛世。
　　企业之治，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少，民营经济蓬勃发展，3000多万家的私营企业，7000多万家的个体工商户，总量1亿多，由此可见职业经理人的需求有多大。
　　职业经理人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要点之一，现在国家治理体系要真正地现代化，那么经理人的市场就应该完善起来。没有一支稳定的职业化的经理人队伍，就没有真正的企业竞争力。迈向高质量发展时代，召唤高质量职业经理人加快成长。未来的企业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竞争，素质要求将越来越高，这也是价值的体现。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专注是非常重要的，充分地估量自己，是让自己资源最大化的有效途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职业经理人的需求巨大，会激活其蛰伏的发展潜能。
　　当代经理人的职业风范包含3个：专业、敬业、乐业。“中国的企业经历风霜岁月，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有苦乐情怀，江山开眼界，风雨炼精神，我们要有乐观精神，积极向上。”

圆桌对话

新时代的商帮精神如何传承？

——十大商帮代表企业共探商帮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徽商

安徽天达集团董事长周飞

　　徽商起源于南宋时期，如今新的一批徽商走上历史舞台，如比亚迪的王传福、苏宁的张近东等，新时代的徽商有义务把徽商精神延续下去。徽商精神最值得传承的就是“诚信”。

甬商

宁波荣科迈特数控刀具有限发展公司董事长陈杰

　　甬商距离现在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如今以网易丁宁为代表的甬商不断创新，后续的发展会更好。甬商精神最重要的是讲“利义”，商人不能见利忘义，而是见利思义。

湘商

　　株洲經世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邹丽君
　　全世界范围内，湖南商会会员数不尽数，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精神是一般商会所不具备的。湘商最值得传承的是“奋斗”，不甘平庸、敢为人先、经世致用。

粤商

广州四合置业有限公司总裁谢光颂

　　粤商的传承词汇是“抱团”。“抱团”对企业发展作用非常大。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实体经济受到影响，民企在融资方面比较艰难，所以“抱团”很重要，共同成立基金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闽商

福建渤海建工集团董事长苏忠高

　　閩商精神就是爱拼才会赢。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商。这种精神的作用非常大，也很有必要传承。商帮要传承几千年文化的精髓。闽商最值得传承的是“爱拼”。

鲁商

山东正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建

　　鲁商创造的独特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鲁商最值得坚持的是厚道和诚信。

潮商

广东添乐卡通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葵

　　潮商商帮有很多特色，最重要的就是团结。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潮商，潮商有红头船精神，分散在全国各地。三江出海，势不可挡。一纸还乡，不敢忘恩。

深商

深圳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裁高长春

　　深商是新商帮，深商精神是创新、奋斗的精神。深圳成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所有行业都是利好。深商是所有商帮的综合体，希望更多的企业到深圳创业。

泉商

泉州海丝博亚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献清

　　泉商的精神跟闽商精神一脉相承，在世界上敢拼又努力，24小时开超市不关门，一桶金一桶金地积累下来。

楚商

《湖北企业家》杂志副主编彭小武

　　楚人“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不断开疆拓土的进取精神，值得今天的湖北人、湖北企业家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会场声音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国职业信用评价网总经理魏敬军

　　未来要建立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健全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工匠精神培育和职业道德养成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湖南省职业经理人协会执行会长孙朝阳

　　应该迎接时代发展产生的巨大变革，要改变所畏惧的模式，团结更多的职业经理人，希望更多的企业家能给职业经理人提供发展空间，用职业经理人的智慧来撬动企业的发展，尤其在农村事业上打造一批农业经理人，助力乡村振兴。

校蜗牛CEO李留伟

　　中国企业都说把顾客当作上帝，实际上真正把顾客当成上帝的企业，我感觉是很匮乏的，大家都比较浮躁，未来肯定是以质取胜。一定要深耕某个领域有话语权以后再往上下游打通，控制风险比创造利润更重要。

广东四合集团董事副总裁谢光颂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包括科技、生活质量、环境质量方方面面，国家提出深圳要做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广州要当好“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排头兵，作为粤商代表我们会按照中央的指导思想团结起来。

香港德瑞会计事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庄毅颖

　　从中国加入WTO到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服务企业的方向应该是把中国企业做强后走向国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管理非常重要，作为企业管理人首先要有道德操守，把企业的方向和管理做好，其次还要为企业规避风险高瞻远瞩，此外要以国家的理念和方向为考量创造价值。

上海模世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分公司总经理王皓

　　中小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的90%以上，所以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是当下国家比较重视的事情，过去批发零售赚差价的模式难以为继，当下中小企业必须要改变形态认知，通过更好的运营体系、运营流程构建内部价值链，把运营做到极致，通过运营来寻找更多的外部渠道和合作伙伴。当下中小企业最缺的就是商业模式创新，这是每个企业都绕不开的。

风行拓展董事长吴善武

　　企事业单位拓展培训和研学体验式培训市场潜力很大。现在企事业单位的员工非常缺乏团队合作能力和执行力，也有很多孩子缺乏感恩意识、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个市场有很大需求，希望能出台一些相关政策，避免恶性竞争。
　　（刘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