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最终形成欧盟的基本文件）的第一句话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各民族间更加紧密的联盟”。但是最近，这一理想却陷入了危险，而危险的制造者正是其自身的政治精英，他们采取了共同货币，却完全忽视了潜在的分歧。
　　如今，这些分歧因为没完没了的希腊危机而暴露并且扩大。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希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关系了。
　　2010年，当欧元危机爆发时，欧洲官员发现他们缺少必要的专业性来应对主权违约风险和货币联盟解体的可能。对欧盟官员来说，避免欧元区崩溃成为了首要的政治任务，因此他们向IMF寻求帮助。IMF应其要求实施干预，这期间的违规行为体现出欧元区危机之严重。
　　首先，IMF协定条款要求它只能在受助实体接受充分问责的情况下才能干预，这些实体包括成员国的“财政部、央行、稳定基金或其他类似财政机构”。但IMF在欧元区所面对的机构并不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负责——该权力掌握在欧洲央行手中。在对希腊的贷款中，IMF像是在借钱给准国家单位（如省级或市级政府），而没有要求国家当局做出偿付担保。
　　另一个问题是IMF干预的程度。希腊债务的规模使得贷款数额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预期。2010年希腊“特别获取”的IMF资源为“累计不超过”该国配额（配额指一国对IMF的财政承诺）的600%。而在2013年4月，希腊的累计融资已经达到其配额的3212%。
　　IMF不得不在希腊身上投入如此之巨是因为欧洲一开始拒绝考虑减记希腊债务，欧洲当局担心由此造成的金融传染病会影响没有防火墙保护的欧元区银行系统。这一决定造成了货币联盟解决危机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希腊的产出下滑。2012年，当债务重组协议最终达成时，又给了私人债权人将剩余债权转嫁给纳税人以降低风险敞口的窗口。
　　一开始，IMF的官方立场是希腊债务可持续，但IMF员工知道并非如此。2013年，IMF承認其分析师知道希腊债务不可持续，但仍决定按原计划行事，“因为害怕希腊的溢出效应威胁欧元区和全球经济”。
　　此外，从2010年11月到2013年4月，IMF将其对希腊2014年名义GDP的预测向下修正了27%。这一系列动作让人质疑IMF债务持续性预测的透明性和可问责性。这令人震惊地暗示着IMF无法提供可信的框架用以计算希腊必须做出的调整。
　　这就是目前仍在进行的谈判的关键背景，它表明援助希腊的目的不是为希腊人民重塑繁荣，而是拯救欧元区。基于此，希腊新政府质疑其所获条件的完全合理性。
　　此前的诸届政府所达成的协议显然将制约新政府可使用的政策范围，特别是在债务减记方面。减记债务需要单方面违约并退出欧元区，但民主选举的政府不必受其前任承诺的约束。考虑到此次选举无异于对这些政策的公投，就更加如此了。
　　来自对非选举产生而合法性存疑的机构的最后通牒点燃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反欧盟情绪。当前谈判的最糟糕结果将是希腊屈从于债权人的要求，而债权人对希腊的要求充耳不闻。这一结果将让更多的人支持其他地区的反欧盟政党和运动，并让希腊和欧洲错失良机。
　　这个良机就是违约并退出欧元区，这样能使希腊开始纠正过去的错误、走上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之路。到那时，欧盟的明智做法是跟进：解散货币联盟，为最困难的经济体提供债务减记。惟其如此，欧盟的基本理想才能实现。
　　（阿尔贝托·巴格奈伊是加布里埃·邓南遮大学经济政策教授、鲁昂大学应用经济学和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布里吉蒂·格兰维尔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国际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教授；彼得·奥本海默是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退休经济学教授；安东尼·索伊是巴塞罗那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